杭州富阳图书馆

自东汉中期至南北朝，社会用纸情况以公元404年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虽然产生了造纸术，但由于纸的产量较少，社会使用简、帛的习惯势力很强，以及宫庭有关规定的限制等原因，致使纸的应用范围较小。使用记事材料仍以缣帛、简牍为主，植物纤维纸为辅，这是前期的特点。东晋桓玄（369—404年）掌握朝政大权后，废晋安帝而自立，改国号为楚，即下令以纸取代简牍：“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而，社会用纸进入后期，纸张的用量大增，促进了纸业的发展。纸张代替了简牍，普及到各个领域，成为后期的显著特点。
  （1）宫庭及地方官府用纸。三国蜀时，诸葛孔明曾为先主刘备书写借据。何宇度《益都谈》：“先帝（刘备）寓荆州，从南阳大姓邑氏贷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券（借据），至宋犹存。”据说这张借契纸到明代末年还保存得完好无损。西晋时，青纸最为珍贵，宫庭常用来书写诏书，史称：“青纸书诏”。东晋元兴二年（403）以前，书写文书常常是简牍与纸张兼用，而后则全用纸张书写文书。当时对文书用纸要求很高，“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后赵（319—351年）的石虎（295—349）在用纸上更是高出一筹，用艳丽的五色纸书诏。
  （2）纸张也用于战争。《资治通鉴》一六二卷：梁太清三年，“台城与援军信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鸱（纸鸢），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陔馀丛考》四十卷与《独异志》也有类似记载。北齐海西守将郎基，被围困数月，弓矢缺乏，于是“削木为箭，剪纸为羽，”首创纸羽箭。
  （3）大量纸张用于著述和抄录各种书籍。《全后汉书》四十五辑《崔瑗与葛元甫书》，“今遗奉书千钱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崔瑗（77—142年），字子玉，蔡伦同时人，贫而好学，曾任济北相，初从贾逵学，后又奉葛元甫为师，信中所谈“千钱”就是从师之礼。信中所谈之事，展示了植物纤维纸代替缣帛、竹简的发展趋势。《初学记》二十一卷引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史，书写起居注。”《太平御览》六〇五卷：王羲之在会稽居官时，谢安向他要纸，一下子就给了九万张。新疆出土的一部《三国志》，是晋时用麻纸抄写的手抄本代表作。由于抄录诗文成风，历史上曾出现“洛阳纸贵”的典故。于是，自西晋以后，官府藏书量与日俱增。《隋书·经籍志》记载：魏秘书监荀勗所编的一部图书目录所收图书达29945卷。至刘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记载藏书为64582卷，梁元帝在江陵藏书7万余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量也极为可观，如晋人郭泰有书5千卷，张华徙居时载书30车，如此等等。所以，《隋书·经籍志·序》概括说，梁武帝（502—549年）执政时期“四海之内，家有文史”。此外魏晋南北朝时，佛教、道教日兴，抄写宗教经典之风也随之而起。使用了大量纸张。
  （4）纸张为书画艺术家提供了广阔天地。《三辅决录》云，“韦诞奏：……用张芝笔，左伯纸……可尽径丈之事，方寸千言”。三国魏书法家钟繇（151—230年），精于隶、楷，结体朴茂，出手自然，给后世留下不少名帖，如《宣示表》、《贺捷表》等。王羲之父子赖于纸张得以挥毫疾书，名闻天下。东晋画家顾恺之（约345—406年）凭借纸张之助，画人物肖像及神佛、禽兽、山水等，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贡献，赢得“才绝、画绝、痴绝”之称。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了一幅长106厘米、宽47厘米的地主逸乐图，由6张小纸连成，反映了晋代的社会生活。南宋以前的名画都用绢，此后才用纸作画。
  （5）书信用纸。据考古发掘研究，认为在蔡伦发明造纸后的几十年间，就有人用植物纤维纸写信。如1907年斯坦因（A·Stein）在敦煌古长城废墟中发现大约为公元150年（东汉）时的信纸，其中有“书浮叩头言”“薛用思起居平安”等礼节性、问候性的语句。
  在同一地点，还发现9，封用古窣利文写的书信，分别装在信封里，其信纸约为19×24厘米大小。1900年，瑞典考古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在楼兰废墟中掘出一张字纸，是汉朝将军张奂写给朋友而没有发出的信件。张奂曾于公元155年平定南匈奴。同时，斯文赫定还于此发现一张写有魏主曹芳嘉平四年年号的信纸。《北堂书钞》一〇四卷也有汉人通信的记载：延笃答张奂书，“惟别三年，梦想忆念，何月有违，伯英（张芝）来惠书四纸，读之反复，喜不可言。”在西晋的一些诗赋中，常常反映植物纤维纸出现后人们相互通信的情景。傅玄之子傅咸（294年卒）在所作的《纸赋》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盖世有质文，则理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织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猶纯俭之从宜，亦唯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亦有则，体洁情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淑，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乃六亲乖方，离群所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西晋时的信件也有出土，如斯坦因在新疆罗布卓尔北面，曾发现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六年（270年）到永嘉六年（312）的文件和一些信纸。
  （6）家庭及日常用纸亦为大宗。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纸张非常珍爱，对有字之纸更是奉若神明。《颜氏家训》：颜之推（531—591年）曾说：“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文昌宝训》亦云：“一切闲文字，皆与藏经同。故自古惜字者，每得科名报，亦得长寿报，亦得广嗣报，因果颇多，慎不可忽”。
  （7）服饰用纸。自造纸术发明以后的东汉起，人们就把纸张用于服饰、起居。谢承《后汉书》：“羊续，字叔祖，为南阳太守，以清（廉洁）率下。卧一幅布绹（被子），败（被破），糊纸补之”。公元225年（黄初六年，章武五年），诸葛亮征服孟获后，曾规定他们的酋长用白纸束发髻，以便识别。《浣水续谈》云：“蛮酋首领自谓‘太保’，其人推髻以白纸系之，云尚为诸葛公制服也。”两晋南北朝时，纸衣、纸冠则屡见不鲜。
  （8）祭祀用纸。纸在中国的许多祭典和礼仪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剪裁、折叠、砸制，以代替缣帛、麻布、钱币、神仙、马匹等物，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汉民族用纸品进行祭祀活动，已成为长期流行的风俗。汉时，随葬品用真钱、真帛。南齐（479—502年）东昏侯（萧宝卷）针对这一情况，提倡“剪纸为钱，以纸代替束帛”。这种纸钱起初只用于葬礼，逐渐焚化祭祀鬼神。
  （9）制作家庭日常工具用纸。据说自西晋时起始制纸扇。《法书要录》（丛书集成本）载：东晋孝武帝和安帝都曾禁止用帛制扇，提倡以纸代之。王羲之父子所书扇面均成收藏珍品。二是纸伞。据史料介绍，纸伞源于古时战车之盖。据说纸伞始用于拓拔族所建立的北魏时期，皇家用红、黄伞，百姓用蓝伞。用油纸及细竹条制伞，既能防雨遮日，又有一定的透明度，至今为人所爱。
  （10）娱乐用纸。两晋南北朝时，娱乐方面的用纸主要包括纸鸢和剪纸等。纸鸢就是纸风筝。宋代高承《事物纪原》：“纸鸢俗谓之风筝。”本节前面谈到用于军事上的风筝，其本质仍是娱乐用品，只是临时用于战事而已。纸鸢在南北朝时就已经有了，并且扎制技术已很高超，据说甚至可以载人滑行。唐人李延寿所撰写的《北史》记载：“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鸢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阳乃坠。”有些文献认为，纸鸢为韩信首创。《诚斋杂记》：“韩信约陈豨从中起事，乃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入宫中。”《事物原始》：“纸鸢古传韩信所作”。韩信所处时代尚未发明造纸，谓韩信作纸鸢，只能是缣帛古纸所制。
  这一时期的剪纸主要包括彩胜、窗花等。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装饰艺术的一种。全国各地民间都有不同风格的剪纸作品。早在汉、晋时，民间妇女即有使用金银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在鬓角为饰的风尚。后来，又发展为用罗绦、彩纸剪成饰物或小幡，戴在妇女头上或系在簪下，因此。这种装饰物便称为“花胜”、“彩胜”、“华胜”、“幡胜”等。妇女们头戴花胜习惯多在立春之日庆祝春日的到来。1973年新疆出土了一式七张人胜剪纸。有些剪纸内容为花卉、鸟兽虫鱼、人物等，贴在窗上的，称为“窗花”。如20世纪60年代新疆出土一件圆形窗花，具有民族风格，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图案美。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不断发展，用纸数量激增，有力地促进了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官私纸坊随之大批出现，生产出各种纸张。例如东晋穆帝永和年间，在江苏丹阳开设了一个包括造纸的综合性工厂平准署，到齐高帝建元年间，平准署改为专业纸厂，称为“纸官署”，并设“纸官”督营，足见造纸业被当时朝廷所重视。私办纸坊最有名望的当属东晋的张茂、张永叉，造出了许多优良纸张，为皇室和书画艺术家们所推崇。在这个时期，洛阳、长安、山西、河北等地，发展成为北方的造纸中心；会稽、建业（南京）、扬州等地，发展成为南方的造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