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竹纸是何时产生的？目前尚无定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看法：
  （1）有人把西晋稽含（263—306年）在《南方草木状》提到的“竹疏布”视为竹纸，作为发明竹纸的证据。
  （2）有人认为，“在唐以前的著作中，迄今还没有看到关于竹纸的可靠记载..竹纸起源于唐、五代时的浙江一带”，“竹纸始于晋代之说难于成立。”
  （3）有人从故宫博物院现存王羲之法帖的检验中，否定了王羲之竹纸法帖的说法。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竹纸始于晋”的观点。
  （4）新版《辞源》云：“唐以前文献尚无竹纸记载。..旧题王羲之《雨后帖》《中秋帖》皆为北宋人摹本，即书于竹纸之上。”是说二帖用纸虽为竹纸，但属北宋摹本，并非王羲之真迹。
  上述诸论多有偏颇。通过分析和考证可知，“竹疏布”毕竟不是竹纸，不能以“竹疏布”作为根据来证明“竹纸始于晋”。说唐以前尚无竹纸记载，也是不妥当的。故宫博物院现存王羲之法帖，例如《雨后贴》《中秋帖》等，只是王羲之法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故不能以偏概全。
  考证结果表明，竹纸创于晋代。
  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古翰墨真迹辨》中说：“若二王（羲之、献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其纸止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盖晋人所用大率如此，验之《兰亭帖》押缝可见。”既然对东晋的竹纸介绍得如此详尽，说明东晋时已有竹纸了。该篇后来又说：“王氏所藏右军《建安帖》真迹，今在长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报，建安灵柩至”，足见当时真迹尚存。
  造纸专家罗济也认为，竹纸在晋代确已存在了。他指出葛洪《抱朴子》一书所说：“逍遥竹素，寄情元毫，守常待终，斯亦足矣”中的“竹素”一说，不是指竹简，也不是竹帛，而是竹纸，所言颇有道理，因为中国社会进入晋代，作为书写材料的植物纤维纸已取代简牍和缣帛了。
  苏轼曾说过“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的话，似乎竹纸是宋代的产物，而宋以前均无，虽然也与史实不符。他所说的“古”，不一定就是确指晋代。《辞海》“剡溪”条下注云：“溪水制纸甚佳，古代以产藤纸、竹纸著名。”同时引唐诗人皮日休“剡纸光于月”诗句作证。
  《中国绘画材料史》则探讨得更为深入，认为中国采用植物纤维造纸，最早为麻，而大量出产，一为竹，一为楮。文献记录竹纸，曾为王羲之使用。“会稽之剡，即今之嵊县，会稽遍地皆竹，至今浙东一带，竹纸出产之丰，甲于全国”。
  日本的一项考古鉴定，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大泽忍博士通过对现存于日本的中国梁代写经纸的研究鉴定，确认这种纸所用的原料中含有竹纤维，是竹浆和各种树皮浆混合制成的。1943年，秃氏佑祥在《支那之纸》一文中，根据这次实物的科学分析，推断中国在南朝的宋、齐、梁时期，已经把竹料作为造纸的主要原料之一了。梁开国时间为公元502年，距东晋末年（420年）仅差82年。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与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为同一时间，即公元420年。日本学者的这次科学鉴定，揭开了晋代竹纸的谜底。
  张茂和张永叉为“竹纸始于晋”之说提供了新的确凿的实证。《增补事类统编》载：南朝梁书法家萧子良（460—494年）的一封书信中，曾说：张茂作箈纸，王右军用张永叉纸，取其流利，便于行笔。”
  张茂，东晋会稽山阴人。《中国人名大辞典》云：张茂“少时贫有志行，元帝时（317—322年），为吴兴内史。沈充反，与三子并遇害。”张茂卒于公元324年，为官时间不过七、八年。造箈纸的时间一定在他任吴兴内史之前，也就是他在会稽山阴家居之时。
  “箈纸”为何种原料的纸？在《周礼·天宫·醢人》中，郑玄注：“箈，箭萌”。郭璞注：“萌，笋属也，”是说“箭萌”就是简竹之笋。由此可知，溶即嫩竹，为箈纸即嫩竹造纸。
  至于张永叉，生卒年月不详，亦无史料可查。但可推知他大概与张茂为同乡，或相距不远。他所造的纸可能也是箈纸，不过比张茂的纸要好，即写字“流利，便于行笔”，所以王羲之喜用。
  王羲之与二张为同时代人（303—361年），但王羲之应属晚辈。前已谈及，张茂卒于公元324年。张永叉没有遭难，在张茂去世后，可能继续从事造纸事业。王羲之在会稽为官，酷爱纸张，同张永叉因“纸墨之缘”而相识。
  综上所述，“竹纸始于晋”之说不是“难以成立”，而是可以成立的。这时的竹纸，因属初创，尚处于萌芽阶段，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