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一节 东汉、三国、两晋及南北朝时期造纸业综述
  公元105年，汉和帝死，又历九帝，到220年，东汉灭亡。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起，至280年吴亡止，共历61年，这就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时期。公元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晋武帝）代魏称帝，国号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统一全国。建兴四年（316年），匈奴贵族建立的汉国灭西晋，北方从此进入十六国时期。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晋元帝）在南方重建晋朝，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南宋刘裕代晋，东晋灭亡。两晋共历15帝，156年。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到589年隋统一，共历170年，在我国历史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称为南北朝。南朝从420年刘裕代晋到589年陈亡，经历宋、齐、梁、陈四代。北朝从439年的北魏统一北方开始，到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周又灭北齐。581年北周被隋所灭。隋灭陈和后梁（南朝梁的残余势力），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一时期，北方和南方经济都有一定的发展，而南方更为突出。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后又有进展。西晋末年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带去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使南方生产力有显著提高。东晋、南朝时，以扬、荆两州为中心，注重兴修水利，提高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炼钢、纺织、制瓷等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出现了张仲景、祖冲之（公元429—500年）等著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总之，将近300年的东晋、南朝，在政治上偏安一隅，在经济文化上却有巨大成就。中国历史上文化极盛时期，首推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中转时期。
  在这一时期，文化、艺术方面得到相应的发展。如东汉后期及魏、晋时代的古文经注，三国、两晋的文学、书法、绘画、雕刻等，都有杰出成就。南北朝的宗教则是达到极盛的地步，例如南朝梁武帝时在建康就有佛寺500余所，北朝北魏末年州郡的寺院竟多达3万多处。
  东汉后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业进入了推广和发展阶段。公元107年，汉安帝继位，邓太后临朝，封蔡伦为龙亭侯，公元151年，又为蔡伦立传，再一次肯定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历史功绩，这对于发展造纸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农业、手工业和科学的进步，为造纸业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如大量抄写宗教经典）等社会用纸量的激增，对造纸业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朝廷和地方官府对造纸十分重视和支持，这是使造纸业形成一定体制和规模的根本保障。同造纸术初创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品种、产量、质量都有增加和提高，造纸原料来源更广，造纸工艺与器具出现了新水平。在几百年的造纸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批杰出的造纸人才，他们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我国造纸史上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第二节 造纸业的逐步成长
  自蔡伦发明造纸后，由于符合社会的迫切需求，很快向各地推广，从“自是莫不从用焉”，到确立了植物纤维纸的历史地位。东汉后期以及魏、晋、南北朝，造纸业得到初步发展。
  首先，这一时期除采用构（楮）树皮、废麻、破布等原料造纸外，又使用了一些新的造纸原料。
  据一些文献记载，抄造藤纸始于晋。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命名为剡藤纸。”剡溪位于浙江嵊县，即曹娥江上游，溪水清清，适于造纸，据某些资料介绍，现在嵊县仍有许多藤类植物，如朱藤（亦称紫藤、藤罗）、青藤、葛藤等。
  南朝时，也有用芨皮造纸的。谢康乐（385—433年）的《山居赋》曾有“剥芨岩椒”句，自注云：“芨皮可以为纸”。《江西省志·物产篇》记载：江西皮纸所用原料为“构皮、为竹丝，……为百结皮……其百结皮为玉山土产”。有的纸史家认为，所谓“芨皮”或“百结皮”就是现在的“级树皮”。郑贞之《自然科学词典》释云：级木，属母麻科，山地自生的落叶树，叶心脏形，互生，六七月开花，白色微黄有香气，“树皮强韧，可为制纸原料。”
  这一时期内，有人用竹、水苔制浆抄造竹纸箈纸）和苔纸（侧理纸）。但有人否认这种事实，认为竹纸始于唐、宋，而用水苔根本无法造纸。但据文献记载，这两种纸始于本时期，而且可以作书写绘画材料使用。在《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提出：除了上述各种原料外，还有稻草、麦杆等。有人认为，东晋范宁所说：“土纸不可以作文书”中的“土纸”就是用稻草、麦杆制浆抄造的草纸。
  其次，出现纸的新，品种。这一时期，纸的品种仍以麻纸、桑皮纸、楮皮纸为主，其次是藤纸、侧理纸、竹纸、蚕茧纸、张永纸。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大型玺纸，陈继儒在《珍珠船》一书中说：“晋宋（刘宋）间有一种纸，长丈余，就船抄之，世谓之玺纸。”“船”可能是指狭长的纸浆糟而言。《诸家藏书簿》载：“王右军书《造玺纸法帖》。”证明东晋时已能造玺纸，而《负暄野录》中关于玺纸即为绢帛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提高，不仅体现在抄造原纸的技能超过造纸术初创时期，也体现施胶、砑光、表面涂布和染色的纸加工成就上。
  日本专家认为，我国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造纸就采用施胶技术。通过化验分析，认定北京图书馆藏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写本《律藏初分》用纸和新疆出土的建初十四年（418年）文书用纸，都含有淀粉。
  汉末出现的“研妙辉光”的左伯纸，大概是我国最早采用砑光技术的纸张。东晋末年，纸面砑光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现存的西凉建初年间（405—416年）的一些契约纸，则属此类纸张。
  以粘着剂（如动物胶、植物胶、淀粉糊等）为中介，将所需要的矿物粉末（如石膏、铅粉、白垩等）均匀地涂刷在纸面上的技术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本世纪初，维斯纳（VonWiesner）对新疆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纸张的化验后，指出中国在5至7世纪时已采用石膏涂布的技术。我国纸史专家也提出，在南朝刘宋时开始在纸面涂刷动物胶和海藻胶。这种涂布纸的特点是：洁白、光滑、细腻，便于书写。现代的这种技术，是卡明斯（GcorgeCummings）1764年在英国首次提出使用的。而我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已采用纸面涂布技术。
  纸张染色技术始于东汉，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记载：“若蘖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也有黄蘖染纸的记载。这就是用黄蘖之汁染纸，到桓玄时，已能染制青笺、碧笺、朱笺、五色笺了。为了显示皇室的豪华和阔气，又使用金泥涂饰彩纸，制成“五色销金纸”。
  第三节 左伯首创纸面加工技术
  蔡伦之后约80年（汉献帝时），纸业界出现一位有名的人物，名左伯，字子邑，汉末东莱（今山东掖县）人，他擅长书法，后人又称他“甚能作纸”，其纸面光滑，适于运笔，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纸，称“左伯纸”。
  关于左伯纸，古代文献多有记载。汉代赵岐《三辅决录》：“韦诞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明斯（李斯）籀（史籀）之法，非得纨素不妄下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千言。”庾肩吾《书品》：“仲将不妄染毫，必张笔而左纸。”《潜确类书》：蔡伦后左伯善造纸。齐萧子良答王僧虔书：“子邑之纸，研妙辉光；仲将（韦诞）之墨，一点如漆；伯英（张芝）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唐代张怀瓘《书断》：左伯“甚能造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左伯……，汉末益能为之（纸），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研妙辉光。”
  通观上述记载，可知左伯纸精良、光滑。左伯纸如此之好，是抄造而成还是再经加工而成？台湾纸史家陈大川认为是抄造而成，在他所著《中国造纸术盛衰史》中说：“其‘研妙’可解释为纸中纤维组织的匀洁细密；‘辉光’自然是纸色鲜明而有光泽了，但这种鲜明与光泽，我们可以确定是原料纤维本身所具备的，不是外加的颜料或磨光的。”此说还可商榷。左伯纸，现在已无实物可查，难于确定它的情况。但从历代文献所介绍的特点来看，将其视为纸面经过加工的砑光纸比较符合实际。《辞源》卷三：“在物体上碾磨使坚实发亮”为“砑”。看来，“研”即“砑”，是磨光的意思，“研妙”是指左伯把纸面砑光后所出现的美妙效果。“辉光”就是对这种效果的补充说明。在我国古代，向有用石碾研磨纸张、皮革、布帛等物使之坚密、光泽的工艺。
  第四节 竹料造纸的萌芽
  竹纸是何时产生的？目前尚无定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看法：
  （1）有人把西晋稽含（263—306年）在《南方草木状》提到的“竹疏布”视为竹纸，作为发明竹纸的证据。
  （2）有人认为，“在唐以前的著作中，迄今还没有看到关于竹纸的可靠记载……竹纸起源于唐、五代时的浙江一带”，“竹纸始于晋代之说难于成立。”
  （3）有人从故宫博物院现存王羲之法帖的检验中，否定了王羲之竹纸法帖的说法。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竹纸始于晋”的观点。
  （4）新版《辞源》云：“唐以前文献尚无竹纸记载。……旧题王羲之《雨后帖》《中秋帖》皆为北宋人摹本，即书于竹纸之上。”是说二帖用纸虽为竹纸，但属北宋摹本，并非王羲之真迹。
  上述诸论多有偏颇。通过分析和考证可知，“竹疏布”毕竟不是竹纸，不能以“竹疏布”作为根据来证明“竹纸始于晋”。说唐以前尚无竹纸记载，也是不妥当的。故宫博物院现存王羲之法帖，例如《雨后贴》《中秋帖》等，只是王羲之法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故不能以偏概全。
  考证结果表明，竹纸创于晋代。
  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古翰墨真迹辨》中说：“若二王（羲之、献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其纸止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盖晋人所用大率如此，验之《兰亭帖》押缝可见。”既然对东晋的竹纸介绍得如此详尽，说明东晋时已有竹纸了。该篇后来又说：“王氏所藏右军《建安帖》真迹，今在长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报，建安灵柩至”，足见当时真迹尚存。
  造纸专家罗济也认为，竹纸在晋代确已存在了。他指出葛洪《抱朴子》一书所说：“逍遥竹素，寄情元毫，守常待终，斯亦足矣”中的“竹素”一说，不是指竹简，也不是竹帛，而是竹纸，所言颇有道理，因为中国社会进入晋代，作为书写材料的植物纤维纸已取代简牍和缣帛了。
  苏轼曾说过“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的话，似乎竹纸是宋代的产物，而宋以前均无，虽然也与史实不符。他所说的“古”，不一定就是确指晋代。《辞海》“剡溪”条下注云：“溪水制纸甚佳，古代以产藤纸、竹纸著名。”同时引唐诗人皮日休“剡纸光于月”诗句作证。
  《中国绘画材料史》则探讨得更为深入，认为中国采用植物纤维造纸，最早为麻，而大量出产，一为竹，一为楮。文献记录竹纸，曾为王羲之使用。“会稽之剡，即今之嵊县，会稽遍地皆竹，至今浙东一带，竹纸出产之丰，甲于全国”。
  日本的一项考古鉴定，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大泽忍博士通过对现存于日本的中国梁代写经纸的研究鉴定，确认这种纸所用的原料中含有竹纤维，是竹浆和各种树皮浆混合制成的。1943年，秃氏佑祥在《支那之纸》一文中，根据这次实物的科学分析，推断中国在南朝的宋、齐、梁时期，已经把竹料作为造纸的主要原料之一了。梁开国时间为公元502年，距东晋末年（420年）仅差82年。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与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为同一时间，即公元420年。日本学者的这次科学鉴定，揭开了晋代竹纸的谜底。
  张茂和张永叉为“竹纸始于晋”之说提供了新的确凿的实证。《增补事类统编》载：南朝梁书法家萧子良（460—494年）的一封书信中，曾说：张茂作箈纸，王右军用张永叉纸，取其流利，便于行笔。”
  张茂，东晋会稽山阴人。《中国人名大辞典》云：张茂“少时贫有志行，元帝时（317—322年），为吴兴内史。沈充反，与三子并遇害。”张茂卒于公元324年，为官时间不过七、八年。造箈纸的时间一定在他任吴兴内史之前，也就是他在会稽山阴家居之时。
  “箈纸”为何种原料的纸？在《周礼·天宫·醢人》中，郑玄注：“箈，箭萌”。郭璞注：“萌，笋属也，”是说“箭萌”就是简竹之笋。由此可知，溶即嫩竹，为箈纸即嫩竹造纸。
  至于张永叉，生卒年月不详，亦无史料可查。但可推知他大概与张茂为同乡，或相距不远。他所造的纸可能也是箈纸，不过比张茂的纸要好，即写字“流利，便于行笔”，所以王羲之喜用。
  王羲之与二张为同时代人（303—361年），但王羲之应属晚辈。前已谈及，张茂卒于公元324年。张永叉没有遭难，在张茂去世后，可能继续从事造纸事业。王羲之在会稽为官，酷爱纸张，同张永叉因“纸墨之缘”而相识。
  综上所述，“竹纸始于晋”之说不是“难以成立”，而是可以成立的。这时的竹纸，因属初创，尚处于萌芽阶段，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第五节 造纸术的创新，新品种的扩大
  由于造纸名匠辈出，原料来源日广，生产技术的进步，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业带来了新的生机，这主要表现在造纸术的创新，新品种的扩大、质量的提高等方面。抄造纸中有竹纸（见前节）、藤角纸、桑根纸、侧理纸、蚕茧纸、张永纸、玺纸等。加工纸中有桃花纸、五彩纸和泥金纸等。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藤角纸
  “藤角纸”这一名称见于隋代虞世南（558—638年）《北堂书钞》一〇四卷和唐代徐坚《初学记》二十一卷，均引用东晋范宁（339—401年）的一句话：“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藤角纸”的“角”字作何理解，目前尚无定论。杨敝谷在《敝谷说纸》（一）中说：藤角纸即“造精纸所余粗角减工而成之纸，比土纸益加坚白”。还有人认为：“其所以加‘角’字，因为古时公文一封为一角，一张纸亦称一角。……无怪乎苏易简引范宁的那段话后，对‘藤角纸’加注曰：‘古谓纸为幅，盖取缣帛之义也，自隋唐以降，乃谓之枚。’盖角、枚、张，都是纸的量词，并无其他含义。”有的又认为，所以用“藤角”二字，是形容藤纸的“强韧坚挺”。上述说法虽难以服人，但在产生定论之前，仍可存其说。经进一步的分析，认为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考虑：（1）古时候俗称公文一封为一角，也可以引申为“公文”之意。据此，“藤角纸”就是“藤料公文纸”的意思。（2）《汉书》说：“角”字含义很多，其中一种释为“无用之虚文”。
  从“虚文”这一含义来说，“藤角纸”就是“藤纸”，就像把“桌子布”、
  “枕头套”分别去掉“子”、“头，”可以说成“桌布”、“枕套”一样，毫不改变原意。这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藤角”一词的“藤”字为词根，是体现基本意义的词素；“角”字为词缀（属于后缀），只起组词结构作用，没有实际意义。总之，就“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这个特定的语境来说，把“藤角纸”理解为“藤料公文纸”或“藤纸”，都是说得通的。范文澜曾说“藤角纸即藤纸”。
  《博物志》载：“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纸。”唐代诗人皮日休《二游诗》云：“宣毫利若风，剡纸光于月。”这便是有名的“剡藤纸”。魏晋南北朝时，藤纸极为珍贵，除了作公文专用纸以外，有些还用于佛事。相传，陈后主陈叔宝曾用一匹马驮着藤纸送往天台山，请智者大师书写佛经。
  二、桑根纸
  桑根纸，意为用桑树根之皮所造的纸。此名唯见于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雷孔璋曾孙穆之猶有张华与其祖书，乃桑根纸也。”张华为《博物志》的作者。说的是张华晚年曾用桑根纸给雷孔璋（雷焕）写了一封书信，雷孔璋的曾孙雷穆之仍保存完好。目前尚未见其他史书记载桑根纸的情况。是否真有过桑根纸，现已无从查考。经分析认为，“根”字大概为“皮”字之误，“桑根纸”即为“桑皮纸”。其理由有三：①大自然中，桑根数量比桑干、桑枝要少得多。如取其皮造纸，一般要着眼于桑干、桑枝，人们不会舍多而就少。②桑根属于“盘根错节”之物，其加工工艺难度要比桑干、桑枝大得多。人们不会舍易而从难。北方一些地区栽植桑条，成垅成行，当地人称之为“桑行”到秋末冬初之际，砍下桑条，剥皮造纸，而刨出的桑根不是晒干作烧，柴，就是用以烧制木炭，从未闻有人剥取桑根皮。③桑根虽有韧皮，但极难剥取，并且质量远不如桑干、桑枝之皮。同样，人们也不会舍优取劣。
  “桑根纸”这一名称见于史书较早，有必要加以分析和说明，以供研究者参考。
  三、侧理纸
  侧理纸，即苔纸。“侧理”也称“陟理”、“陟釐”。《拾遗记》九卷说：“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负暄杂录》也说：“苔纸，以水苔为之，名侧理纸”。明代张自烈《正字通》又说：“海藻本名陟釐，南越以海苔为纸，其理倒侧，故名侧理纸，王子年曰：‘本陟釐纸，汉人语伪耳。’”苔纸又有苔笺之名。《绍兴府志·物产志二》引《嘉泰志》：“剡之藤纸，得名最旧，其次苔牋。”
  侧理纸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后秦王嘉的《拾遗记》和梁朝陶弘景的《名医别录》。《拾遗记》说：“张华造《博物志》，奏于武帝，帝赐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名医别录》说：“陟釐生江南池泽……此即南人用作纸者”。后来又有一些古籍、碑铭记述此纸。陈伯玉的《潘尊师碑铭》曾提到“宝书青苔纸”一事。唐代李肇《国史补》：“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牋。苏轼《志林》：“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
  苔的性能在古籍中也多有记述。《庶物异名》疏：陟釐是水中的粗苔，青绿色，适于造纸。李时珍《本草纲目》：海苔除叫做陟釐、陟里以外，还有侧梨、水苔、石发、水衣、石衣、水绵等名称。“陟釐生水中石上者，蒙茸如发，有水污在石而生者，缠牵如丝绵之状，俗名水绵”。藻类植物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可分为许多门类。藻类体内除叶绿素外，还含有一种或多种其他色素，使藻体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样又可分为蓝藻、绿藻、黄藻、金藻、褐藻、红藻等。它们在海水、淡水中，地面、树上等领域均可生长。光是褐藻门马尾藻科植物就有羊栖菜、海蒿子、三角藻或马尾藻等。
  有人认为，海苔不能用来造纸。如李书华在《纸的起源》中说：“所谓以苔为纸，大约‘加胶’用苔，而非以苔代替其他纤维。”近年来，有人还搞了模拟试验，也认为不能用纯苔料造纸，只有加足其他纤维方可。蒋玄怡在其《中国绘画材料史》中则直接否定苔纸的存在，说“侧理纸究其实际，实为麻所造，……中国文献上之苔纸，当是枲纸之误。晋人称麻为枲，所谓枲纸，就是麻纸。这些问题一经说明，使疑团尽释。”他们认为，海苔（藻）是不能做为造纸原料造纸，甚至认为文献关于苔纸的记载是历史的误传。海苔能否用来造纸？宋、元、明以来的文献记载苔类可以造纸。孔尚任《享金簿》：“侧理纸方广丈余，纹为磨齿。”这可能是用浇造法所制，即把纸浆直接浇在竹席上而形成的大幅苔纸。金埴《巾箱说》：“阙里孔稼部东塘尚塘殇载馀，予重过其居，索观其家藏唐硬黄、宋海苔侧理二纸，与嗣君榆村衍志坐黄玉斋摩挲半日，洵法物也。”但很难说明它是植物纤维纸。又：“孔翰博宏舆毓挺所著《拾箨余闲》，载列甚晰。云……海苔侧理纸长七尺六寸，阔四尺四寸五分，纹极粗疏，犹微含青色”。《浪迹丛谈续谈三谈》：“高房山《青云晓霭图》立轴，《销夏录》所载，乾隆间，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而为二，以十金嘱翟云屏临成二幅”。传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千叶县建立了帝国海藻纸桨厂，用海藻造纸。1942年，陕西西安塞振华纸厂也曾用青苔造纸。但至今还不能确切说明“海藻”及“青苔”的详尽情况。
  侧理纸或苔纸，常常成为诗人词家歌咏的题材。宋人王洋《东牟集》五《和陈长卿赋芭蕉》诗云：“书生几上侧理纸，巫女庙中巴峡神。”陆游《渭南文集》五十《破阵子》词曰：“苔纸闲题溪上句，菱唱遥闻烟外声。”从他们的诗词中，也无法看出这种纸的实际情况。
  四、蚕茧纸
  提到蚕茧纸，人们自然会想到王羲之的书法名作《兰亭帖》。相传这一名迹就是用蚕茧纸所书，到了唐代，作为唐太宗陪葬品被葬入昭陵，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憾事。所以，苏东坡曾有“兰亭茧纸入昭陵”的叹惋之词。于是，蚕茧纸也随之扬名于天下。唐、宋时，对此多有记载。张彦远《书法要录》：“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书兰亭集序。”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纸谱》，“羲之永和九年制兰亭序，乘兴而书，用蚕茧纸”历代文人雅兴不尽，纷纷用不同文体大加渲染。何延写了《兰亭记》，桑世昌继作《兰亭考》，诗文传颂，世代不迭。
  在古代，蚕茧纸除用作书法外，还可用为诗函之笺。用茧纸写的书信称为“蚕书”或“茧书”。《全唐诗》八一乔知之《从军行》：“宛转结蚕书，寂寥无雁使。”韩偓《红芭蕉赋》：“谢家之丽句难穷，多烘茧纸。”
  古代一些人认为，所谓“蚕茧纸”就是用蚕丝造的纸。新版《辞海》、《辞源》皆作如是解。但是，蔡伦造纸术发明后，不可能用纯蚕丝造纸，一则因为蚕丝比桑麻原料的成本高得多，一般人不会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二则上等植物纤维纸色白坚韧，完全可以用做书画材料。至于魏晋以后提到的“蚕茧纸”，则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一是指质地洁白、坚韧，有光泽似蚕茧的植物纤维纸，如桑皮纸等。后人出于赞赏而美其名曰“蚕茧纸”与今日“牛皮纸”的称谓性质相同。人所共知，牛皮纸是一种包装纸，，用硫酸盐木浆等原料制成，本来与真正的牛皮毫不相干，但是由于它色泽黄褐、纸质坚厚，故形象地称之为“牛皮纸”，却不能说牛皮纸就是牛皮所制。《世说新语》一语道破天机：“王羲之书兰亭序用蚕茧纸，纸似茧而泽也。”其意为：这种蚕茧纸只是“似茧”而已，并非蚕茧。高丽国一度也造茧纸，但所用原料也非蚕丝。高丽《蓉山丛书》说得好：“高丽茧纸，以纸品坚韧，故曰茧。”上述事实充分说明，魏晋以后提到的“蚕茧纸”不是用蚕丝所制。
  二是，指供蚕蛾产卵的育蚕之纸。一些文献资料表明，所有较为厚实的植物纤维纸均可用作育蚕之纸。李商隐曾有“空留细字如蚕纸”的诗句。虞龢《论书表》：“子敬（献之）门生，以子敬书种蚕，后人于蚕纸中寻取，大有所得。”《天工开物》：“又桑皮造日桑穰纸，极其敦厚，东浙所产，三吴收蚕种者必用之。”
  实际上，所谓“蚕茧纸”，是强韧皮纸的美称。茧是其形容词而已。
  五、张永纸
  张永，字景云，南朝宋人，为官封侯。他不仅善写文章，工于隶书，而且精于造纸工艺。《宋书·张永传》载：“永有巧思，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把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之不及也。”张永一边做官，一边研制优质纸墨。他所呈给皇帝的奏章都是用自己所制的纸和墨书写的，武帝每收到他的报告，总是爱不释手，称赞他的纸比皇宫里造的还漂亮。后来，武帝命他掌管宋皇宫的作坊，督造御用纸墨。
  张永自管理皇室作坊以后，成绩卓著。虞龢在《论书表》中说：“张永更制御纸，紧洁光丽，辉光夺目。又制秘墨，美殊前后，色如点漆”。
  明代陈耀文的《天中记》也加以评述，可惜却出现了粗疏之笔。该书说：“王右军作书，惟用张永制纸，谓光紧泽丽，便于行笔。”但张永是刘宋（公元420—478年）时人，而王右军（羲之）是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去世于太元四年（公元379年，一作361年），起码比刘宋开国时间（公元420年）早40余年，他作书何以能用张永纸？
  六、五彩纸和泥金纸
  中国的染色技术起源很早，在春秋战国时已有染丝技术。《墨子·所染》：“见染丝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至于纸的染色，从东汉时代就已开始了，很自然是从染丝、染布发展而来。东汉刘熙载《释名》在释“潢”字时，便说是染纸的意思。到晋时，染纸技术和染纸的使用又有新的发展。
  晋时，写诏书和五经、子、史，用青纸而不用其他色的纸。《北史·牛弘传》：“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方四千卷，皆赤轴青纸。”到东晋安帝时，桓玄专权后明令公文一律用黄纸书写。两晋、南北朝时，书法家喜欢用黄纸写字，著述者更酷爱之。米芾《书史》说：“王羲之《来戏贴》黄麻纸……李孝广收右军黄麻纸十余帖，一样连成卷，字老而逸，暮年书也。”又说，王献之的《十二月帖》也是黄麻纸所为用黄纸写字。著述的风气一直到隋唐时期仍很盛行。
  除青、黄纸外，还生产和使用其他各种色纸。《词林海错》记载：晋桓玄下诏，令制之桃花纸有缥、绿、青、赤诸色，以后又称为浮碧、鹄白诸名，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更有甚者，后赵的石虎篡位之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尊严，令人染五色纸，书写诏书，置于挺立于宫门之上的“凤凰”之口，然后再徐徐飘落下来，布告臣民，以示其命令是“从天而降”是“苍天之意”。这种举动虽属荒唐，但却表明，当时的染纸技术已相，当高超，从单色发展为五色彩纸，也用彩色纸作为诗笺。《南史》载：“陈后主常使张贵妃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妇人襞彩笺，制五诗，十客一时继和。”关于纸的染料，文献记载很少，所见唯有染黄史料。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曾有“若蘖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的词句。“”就是黄蘖。晋元帝时，炼丹家葛洪（281—364年），因防蛀需要，曾用黄蘖染纸。黄蘖（Phellddendronamurense）又称“黄柏”、“檗木”、“黄柀椤”属芸香科落叶乔木，为我国长白山及小兴安岭林区主要阔叶树种之，一。树皮厚，木质软，中医入药，性寒、味苦，既可做染料，又可制防蛀防虫剂。正如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所说：“染以黄蘖，取其辟蠹。”
  西晋时，染纸方式有二：
  （1）写字在前，染纸在后。西晋文学家陆云（字士龙，262—303年）《陆士龙集》卷八《与兄平原（陆机）书》云：“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当潢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谨。”就是说：陆云在信中说要将兄陆机（字子衡，261—303）的文集染色。这就是“先写字后染色”的染纸方法。
  （2）染纸在先，写字在后。《西晋·刘卞传》记载：刘卞至洛阳入太学试经，有人“令写鹿车—黄纸。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荀勗在《穆天子书叙》中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这都是“先染纸后写字”的方法。据考古发掘出土的西晋字纸来看，先染后写者居多。
  关于染纸技术，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求》中有详细说明：“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阁也。……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也。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汗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逢缝烫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
  流行于皇宫中书写用的诗笺小帋，除了朱笺、碧笺、彩笺外，为了显示皇家的尊贵，又使用金泥涂饰彩纸，制成“金凤纸”、“五色销金纸”等金碧辉煌的诗笺。这种泥金纸成了贵族的奢侈必需品，此风一开，造成只重视纸色的华丽、美观，制浆造纸工艺一度停滞不前的局面。
  第六节 社会用纸激增促进纸业发展
  自东汉中期至南北朝，社会用纸情况以公元404年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虽然产生了造纸术，但由于纸的产量较少，社会使用简、帛的习惯势力很强，以及宫庭有关规定的限制等原因，致使纸的应用范围较小。使用记事材料仍以缣帛、简牍为主，植物纤维纸为辅，这是前期的特点。东晋桓玄（369—404年）掌握朝政大权后，废晋安帝而自立，改国号为楚，即下令以纸取代简牍：“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而，社会用纸进入后期，纸张的用量大增，促进了纸业的发展。纸张代替了简牍，普及到各个领域，成为后期的显著特点。
  （1）宫庭及地方官府用纸。三国蜀时，诸葛孔明曾为先主刘备书写借据。何宇度《益都谈》：“先帝（刘备）寓荆州，从南阳大姓邑氏贷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券（借据），至宋犹存。”据说这张借契纸到明代末年还保存得完好无损。西晋时，青纸最为珍贵，宫庭常用来书写诏书，史称：“青纸书诏”。东晋元兴二年（403）以前，书写文书常常是简牍与纸张兼用，而后则全用纸张书写文书。当时对文书用纸要求很高，“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后赵（319—351年）的石虎（295—349）在用纸上更是高出一筹，用艳丽的五色纸书诏。
  （2）纸张也用于战争。《资治通鉴》一六二卷：梁太清三年，“台城与援军信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鸱（纸鸢），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陔馀丛考》四十卷与《独异志》也有类似记载。北齐海西守将郎基，被围困数月，弓矢缺乏，于是“削木为箭，剪纸为羽，”首创纸羽箭。
  （3）大量纸张用于著述和抄录各种书籍。《全后汉书》四十五辑《崔瑗与葛元甫书》，“今遗奉书千钱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崔瑗（77—142年），字子玉，蔡伦同时人，贫而好学，曾任济北相，初从贾逵学，后又奉葛元甫为师，信中所谈“千钱”就是从师之礼。信中所谈之事，展示了植物纤维纸代替缣帛、竹简的发展趋势。《初学记》二十一卷引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史，书写起居注。”《太平御览》六〇五卷：王羲之在会稽居官时，谢安向他要纸，一下子就给了九万张。新疆出土的一部《三国志》，是晋时用麻纸抄写的手抄本代表作。由于抄录诗文成风，历史上曾出现“洛阳纸贵”的典故。于是，自西晋以后，官府藏书量与日俱增。《隋书·经籍志》记载：魏秘书监荀勗所编的一部图书目录所收图书达29945卷。至刘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记载藏书为64582卷，梁元帝在江陵藏书7万余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量也极为可观，如晋人郭泰有书5千卷，张华徙居时载书30车，如此等等。所以，《隋书·经籍志·序》概括说，梁武帝（502—549年）执政时期“四海之内，家有文史”。此外魏晋南北朝时，佛教、道教日兴，抄写宗教经典之风也随之而起。使用了大量纸张。
  （4）纸张为书画艺术家提供了广阔天地。《三辅决录》云，“韦诞奏：……用张芝笔，左伯纸……可尽径丈之事，方寸千言”。三国魏书法家钟繇（151—230年），精于隶、楷，结体朴茂，出手自然，给后世留下不少名帖，如《宣示表》、《贺捷表》等。王羲之父子赖于纸张得以挥毫疾书，名闻天下。东晋画家顾恺之（约345—406年）凭借纸张之助，画人物肖像及神佛、禽兽、山水等，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贡献，赢得“才绝、画绝、痴绝”之称。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了一幅长106厘米、宽47厘米的地主逸乐图，由6张小纸连成，反映了晋代的社会生活。南宋以前的名画都用绢，此后才用纸作画。
  （5）书信用纸。据考古发掘研究，认为在蔡伦发明造纸后的几十年间，就有人用植物纤维纸写信。如1907年斯坦因（A·Stein）在敦煌古长城废墟中发现大约为公元150年（东汉）时的信纸，其中有“书浮叩头言”“薛用思起居平安”等礼节性、问候性的语句。
  在同一地点，还发现9，封用古窣利文写的书信，分别装在信封里，其信纸约为19×24厘米大小。1900年，瑞典考古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在楼兰废墟中掘出一张字纸，是汉朝将军张奂写给朋友而没有发出的信件。张奂曾于公元155年平定南匈奴。同时，斯文赫定还于此发现一张写有魏主曹芳嘉平四年年号的信纸。《北堂书钞》一〇四卷也有汉人通信的记载：延笃答张奂书，“惟别三年，梦想忆念，何月有违，伯英（张芝）来惠书四纸，读之反复，喜不可言。”在西晋的一些诗赋中，常常反映植物纤维纸出现后人们相互通信的情景。傅玄之子傅咸（294年卒）在所作的《纸赋》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盖世有质文，则理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织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猶纯俭之从宜，亦唯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亦有则，体洁情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淑，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乃六亲乖方，离群所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西晋时的信件也有出土，如斯坦因在新疆罗布卓尔北面，曾发现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六年（270年）到永嘉六年（312）的文件和一些信纸。
  （6）家庭及日常用纸亦为大宗。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纸张非常珍爱，对有字之纸更是奉若神明。《颜氏家训》：颜之推（531—591年）曾说：“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文昌宝训》亦云：“一切闲文字，皆与藏经同。故自古惜字者，每得科名报，亦得长寿报，亦得广嗣报，因果颇多，慎不可忽”。
  （7）服饰用纸。自造纸术发明以后的东汉起，人们就把纸张用于服饰、起居。谢承《后汉书》：“羊续，字叔祖，为南阳太守，以清（廉洁）率下。卧一幅布绹（被子），败（被破），糊纸补之”。公元225年（黄初六年，章武五年），诸葛亮征服孟获后，曾规定他们的酋长用白纸束发髻，以便识别。《浣水续谈》云：“蛮酋首领自谓‘太保’，其人推髻以白纸系之，云尚为诸葛公制服也。”两晋南北朝时，纸衣、纸冠则屡见不鲜。
  （8）祭祀用纸。纸在中国的许多祭典和礼仪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剪裁、折叠、砸制，以代替缣帛、麻布、钱币、神仙、马匹等物，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汉民族用纸品进行祭祀活动，已成为长期流行的风俗。汉时，随葬品用真钱、真帛。南齐（479—502年）东昏侯（萧宝卷）针对这一情况，提倡“剪纸为钱，以纸代替束帛”。这种纸钱起初只用于葬礼，逐渐焚化祭祀鬼神。
  （9）制作家庭日常工具用纸。据说自西晋时起始制纸扇。《法书要录》（丛书集成本）载：东晋孝武帝和安帝都曾禁止用帛制扇，提倡以纸代之。王羲之父子所书扇面均成收藏珍品。二是纸伞。据史料介绍，纸伞源于古时战车之盖。据说纸伞始用于拓拔族所建立的北魏时期，皇家用红、黄伞，百姓用蓝伞。用油纸及细竹条制伞，既能防雨遮日，又有一定的透明度，至今为人所爱。
  （10）娱乐用纸。两晋南北朝时，娱乐方面的用纸主要包括纸鸢和剪纸等。纸鸢就是纸风筝。宋代高承《事物纪原》：“纸鸢俗谓之风筝。”本节前面谈到用于军事上的风筝，其本质仍是娱乐用品，只是临时用于战事而已。纸鸢在南北朝时就已经有了，并且扎制技术已很高超，据说甚至可以载人滑行。唐人李延寿所撰写的《北史》记载：“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鸢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阳乃坠。”有些文献认为，纸鸢为韩信首创。《诚斋杂记》：“韩信约陈豨从中起事，乃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入宫中。”《事物原始》：“纸鸢古传韩信所作”。韩信所处时代尚未发明造纸，谓韩信作纸鸢，只能是缣帛古纸所制。
  这一时期的剪纸主要包括彩胜、窗花等。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装饰艺术的一种。全国各地民间都有不同风格的剪纸作品。早在汉、晋时，民间妇女即有使用金银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在鬓角为饰的风尚。后来，又发展为用罗绦、彩纸剪成饰物或小幡，戴在妇女头上或系在簪下，因此。这种装饰物便称为“花胜”、“彩胜”、“华胜”、“幡胜”等。妇女们头戴花胜习惯多在立春之日庆祝春日的到来。1973年新疆出土了一式七张人胜剪纸。有些剪纸内容为花卉、鸟兽虫鱼、人物等，贴在窗上的，称为“窗花”。如20世纪60年代新疆出土一件圆形窗花，具有民族风格，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图案美。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不断发展，用纸数量激增，有力地促进了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官私纸坊随之大批出现，生产出各种纸张。例如东晋穆帝永和年间，在江苏丹阳开设了一个包括造纸的综合性工厂平准署，到齐高帝建元年间，平准署改为专业纸厂，称为“纸官署”，并设“纸官”督营，足见造纸业被当时朝廷所重视。私办纸坊最有名望的当属东晋的张茂、张永叉，造出了许多优良纸张，为皇室和书画艺术家们所推崇。在这个时期，洛阳、长安、山西、河北等地，发展成为北方的造纸中心；会稽、建业（南京）、扬州等地，发展成为南方的造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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