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先后出土过许多与简帛同在的古代书写文书、书信及无字残纸；其中大部分有字纸是东汉以后的，已被汇编出版专集供研究。但是，也有少数无字残字或类纸薄片由于与西汉制品或纪年简同时出土而误被报道为西汉纸，少数纸史研究者据此而将蔡伦发明造纸改称为革新或改进，从而引起国内造纸、历史、文博等各界学者的讨论。笔者认为各次考古发现中有的断代科学证据不足，有的经分析为未经打浆抄造的麻絮薄片；后者将在本书第九章专门叙述外，本节仅摘要从历史文献、考古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进行叙述。
  （一）㶚桥类纸衬垫物
  1957年5月8日西安东郊㶚桥砖瓦厂在工地施工中，由推土机推出一批文物，其中有类纸物，被工人揭成88片。经该厂收集后通知考古部门到现场接收，事后由接收者分别在1957年5月17日《工商经济报》与1957年7期《文物参考资料》报道为西汉纸。当时主要依据同时出土的类似西汉制造的三弦纽铜镜底面有麻纤维衬垫的痕迹而判断为西汉纸。
  实际上当时工地掘土并未发现古墓，同时出土的文物共17种200多件，接收者只根据铜镜、半两钱、陶钫等类似西汉形制，而忽略了其他类似东汉形制的随葬品，尤其是对数十节铅片当时尚未认识其作用。这些类纸残片后来被宣传称为“桥纸”
  㶚，陈列于北京与西安的历史博物馆，作为蔡伦以前之纸而编入教科书，从而在国内外影响较为深广。
  在㶚桥之后，1983年6月在广州象岗山发掘西汉南越王赵眛墓中同样发现了铜匜之间的麻衬垫物也经鉴定不是纸。我国古代席地而坐，尚未用桌椅；祭祀时在供品器物下面垫以茅草的习俗见于《易经·大过》：“借用白茅，柔在下也”。阐释《易经》的《系辞传》也有同样的解释。西汉随葬品改用麻絮衬垫，可能是古老习俗的延续。
  据《文物》、《考古学报》等刊物报道，东汉流行随葬铅质“买地券”的风俗，即出于迷信，以铅片代表“铁券丹书”，象征死者执掌的地契。而在西汉时期出现的原始买地券是用绛红色绢包裹长方形土块，称为“簿土”，所以，若按考古形制学断代法，㶚桥出土文物的入土时间应该断代为东汉。北京历史博物馆根据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的鉴定已撤去“桥纸”展品。
  （二）居延金关烽燧残纸
  西汉时，玉门关以西称西域，居延以北为匈奴领地，1973年在甘肃省金塔县金关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二片残纸，因该遗址出土有西汉纪年简，结合该遗址地处汉与匈奴战线上而被报道为西汉纸。
  根据历史记载：西汉与匈奴之间长达165年之久战争不断，使金关至居延全线沿额济纳河流域构筑军事烽燧，至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请和，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之，从此边境平靖。呼韩邪曾请汉朝罢撤沿线戍卒，群臣多有附议，郎中侯应曾陈述十点理由主张保留边燧，汉元帝赞赏侯应深谋远虑，即下令“勿议罢边事”。1942年劳干、石璋如在额济纳河沿岸烽燧发掘一片有字残纸，劳干考证为公元109至110年之物，该纸现存台湾。1930至1931年及1972至1976年在居延发掘到一万多枚汉简，其中纪年简近千枚，最晚至东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说明西汉与匈奴战争结束后，居延一线烽燧仍为军民来往住宿之地，在这里同时遗留下西汉简与蔡伦以后的纸是很自然的，不能孤立地以其中一处遗址同时发现西汉简与东汉纸而将残纸断代为西汉之物。
  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中，有些是记载屯戍活动中开支，各种衣、食、生活用品的价格清单，包括河内笔，却唯独没有纸，说明残纸不是屯戍时期之遗物。
  （三）敦煌马圈湾烽燧残纸
  1979年在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残纸5件8片，同时出土简牍1200多枚与生活遗物300多件，以同时出土西汉纪年简与该燧在王莽时停止军事屯戍活动的理由而报道为西汉纸。
  马圈湾在汉与西域交通线即丝绸之路上，据近代历史学家王国维、贺昌群等考证，该线上的汉代烽燧被后代作为邮亭。驿马与商旅交通投宿于亭燧，也会遗弃后代生活废品，残纸出土时均已揉皱，并与畜类堆积一起，被污染成土粪色，所以马圈湾残纸也不能仅以用于军事时期留下的西汉纪年简作为断代依据，因为纸发明之后的商旅过客已不会再留下纪年简，却有可能丢下揉皱的纸与留下马匹的粪便。
  （四）放马滩地图残纸
  1986年夏天在天水市党川乡放马滩一座无年代文字标志的古墓，在棺内发掘一片残纸，约为现在的其名片三分之一大小，轮廓内的不规则碎片上，有黑色曲线，绘法类似地图。该墓主已骨架无存，葬式不明；据报道该残纸位于死者胸部，墓内已积水受潮，棺内尚有残朽之木梳、木篦各一件也已漂流至死者胸、腹部位置，因该墓与秦代墓群相距约10余米，及以棺椁之间有陶瓮、陶壶、漆耳杯等3件随葬品形制，而被断代为西汉墓。
  后来经过分析认为，棺内尸体衣物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纤维等均已因渗漏而受长期缓慢化学变化而消失，仅存木质梳蓖残余，而同一环境条件之棺内由纤维素构成之纸片，何以只有数量变化而留下残片，显然不符合自然科学规律。该残纸未经分析鉴定，墓的断代又是与较远的陕西、湖北等地西汉墓类似而断定为西汉墓，所以此残纸还不能科学断代为蔡伦之前的植物纤维纸。
  （五）悬泉置书信残纸
  1990年秋开始发掘的甘肃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15000余枚汉代简牍与约30张残纸，已经报刊发表的一张书信残纸残存29字，见彩图4。此纸最初于1992年1月6日《文汇报》报道为“西汉纸”，以后在《中国书法》1992年2期报道改称为新莽时期麻纸。此纸出土于有西汉纪年简的地层，而经书学家对照其书法是由隶转楷字体，应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所书写；又对照我国历代书信礼仪用语的时代特征，此信末尾书“恐惶恐白”也属于魏晋时期所流行。
  据报道该遗址为古代驿站，历经两汉魏晋时期，延续近400年。虽然出土残纸尚未经取样分析鉴定，但从已发表之书信残纸时代特征来看，该遗址是魏晋时期遗物，打破定为两汉时期地层的判断，出土残纸不应因与汉简同在而定为蔡伦之前。
  综上所述，从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是汉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沿线建有军事邮驿设施；敦煌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代商旅、僧人、使者、兵士络绎不绝，使沿线遗址废弃的从西汉简帛与制品至蔡伦造纸之后的纸张同时出土不足为奇；虽然已多次被报道为西汉纸，但均存在科学证据不足之处。其次，各次出土的类纸物或残纸均为麻纤维，不能否定蔡伦发明树皮纸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历史记载。在蔡伦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只有使用与制造简牍，而未有造纸的记载；如果当时民间有利用麻絮下脚料经过槌打作为纺织以外的杂用，也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只有蔡伦发明了可以取代简帛的书写纸才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