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文字与记事材料也需要随之发展；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简帛取代甲、骨、金、石、陶、瓦等笨重的书写材料一样，东汉时期出现植物纤维纸取代简帛同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需求为发明之母，两汉建立统一的封建社会，中原安定；版图扩展，与西域、西羌、匈奴战争不断；政务日繁、书介弥盛；在政务、军事、文化、教育以及民间生产、生活等各方面所需要的书写材料数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文字字体也从小篆等古文向汉隶、章草等今文演变，以提高书写速度。
  （一）政治与军事的需求
  由于儒家理论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春秋时期产生的儒学著作在西汉后期的朝野上广为传播。朝廷置太学，设五经博士、博士员弟子等，人数逐渐增加至数千人。民间招生讲学、广抄经书之风盛行；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自武帝至平帝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至王莽执政，继续“为学者筑舍万区”。东汉光武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后汉书·儒林列传》序综述了东汉前期几朝帝后收集经典、修筑太学，建存书库的情况。至蔡伦入宫前的明帝永平年间，“复为功臣子孙、百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东汉朝野读经、抄经需要的书写材料为之激增。
  其次，由于版图的扩大，官吏的增员，朝廷的文书奏表也随之增多。早在秦始皇时，皇帝每天要翻阅120斤重的公文简牍；汉武帝时东方朔上书用了三千片简，由两名壮汉抬进宫。蔡伦入宫前，京都朝官就有雇佣抄手专事抄写文书，班超就是为官佣抄书而发愤投笔从戎的。蔡伦入宫后，章帝为了提高书写文书效率，而提倡采用章草书写奏章。正是因为当时政务办公需要大量书写材料，皇帝阅读简牍也不胜其烦，所以朝廷才会对蔡伦发明植物纤维纸给以支持与奖励。
  在军事与外交方面，自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及与匈奴作战以来，在西北设立大量军事关塞、烽燧、驿置等；从京都至前方不断有驿马羽书飞递，而前方关塞驻军也大量需要记事材料。近代从居延、敦煌等烽塞遗址出土大量汉简，年代从西汉武帝至东汉安帝，大部分与军事有关。而蔡伦于105年献纸后，在额济纳河沿岸烽燧遗址竟出土了109～110年的有字残纸，说明当时前方使用笨重的简片记事与供应已不胜其烦，驿马驮载数量也受限制，所以蔡侯纸问世后，很快被西北前线所采用。在蔡伦入宫前两年，班超出使西域，初置西域都护。此后与西域诸国使节交往频繁，前线大批屯戍驻军与被徙刑徒也需要与后方亲属通信，简重帛贵限制了书信的传递，蔡候纸的发明为官方与民间的通信解决了急需；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帛与纸写的书信实物说明了这一需求情况。
  在法律方面，最早写在竹简上的刑法称竹刑。秦汉为巩固统治，制定了各种律令向全国颁布，悬泉置等地遗址就有司法律令、诏书的汉简出土。
  （二）文化与教育的需求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者已开始用简牍著书立说；两汉社会已有士、农、兵、工、商之分工。成书于蔡伦入宫后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记录了当时存世的诸子十家图书的目录，由于造纸和印刷术尚未发明，这些古代著作后来大多亡佚。从史书记载与出土文物证明，当时已有兵法、律令、农书、药经、病方、历书、气象、算术、考工、史志等各类著作。这些古代实践知识的总结与记录深受朝野所珍视，不断有人抄录保存与传播。东汉初期几朝皇帝收集民间存书，建设存书库；当时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及东观等处都是存书讲学之所。由于书籍的增加，存书库的不断膨胀，简片因绳断脱落，简重帛贵的矛盾日益严重。
  由于朝廷向民间征召文人为官，设博士、良史、明经、茂才等职，使读书成为晋升之途，激发了社会上办学讲经之风。《后汉书·王充传》就记载当时首都洛阳市肆上已有用简帛抄写的书，作为商品出售。班固先为校书郎，因私撰《汉书》才被朝廷所赏识。《说郛》卷三十五记载：“江淮人宋术应明经举，元和初为盐铁院书手。”著有《说文解字》、《五经异义》等书的许慎，当时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被章帝诏入宫中讲学的贾逵，其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才高于世。”上述这些学者均与蔡伦同代，就学于发明造纸之前，可知当时社会文化教育所需书写材料之多。
  就在蔡伦发明造纸前夕，社会上又有许多大型著作问世：如班固《汉书》120卷，80多万字；王充《论衡》85篇20多万字；以及《白虎通义》、《说文解字》等。《汉书》、《论衡》分别详细记载了西汉与东汉前期的历史事件与自然科学成果，包括制造与使用笔、墨、简、帛，而唯独没有提到纸。《后汉书·王充传》记载他写《论衡》时，家中“窗户、墙洞遍置笔札”。还有些文献记载古代编写简策兼备刀、笔、铅、椠，说明用简著书极为辛苦。
  对东汉前期社会上办学发达的情况，《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一段叙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黉塾者，盖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急剧增长的文化教育需要大量的书写材料。
  由于社会文化水平的普及提高，东汉朝野撰史之风很盛。除了官修《东观汉记》之外，民间也在编写；唐刘知几《史通》记载：“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世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全国各地编写史志，所需书写材料也为之增多。
  （三）生产与生活的需求
  推动社会进步靠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文化教育的基础是经济水平；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也对书写材料产生需求。东汉前期的社会基础，虽然还是男耕女织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但手工业已经有冶铸、煮盐、酿酒、调药、筑仓、造船、蚕织、农具、兵器等行业，其中盐铁属官营，同时至少已有30多个商业行业。各行各业已出现记录生产方法与经验的著作，并在民间广泛转抄。
  战国时代的《周礼·考工记》就记载有手工生产工艺，如铜镜的金属配比与铸造方法等。秦代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其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篇，就有各种农作物的耕作科学。西汉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有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其中《氾论训》记载纺织；《时则训》、《齐俗训》等则记载农时、气候、风力测量等。西汉末期的《氾胜之书》总结了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业与蚕桑技术。东汉的《九章算术》则以妇女织布速度作为算题。
  古代记事材料的出现最早就是从记录农、牧、渔业和纺织业生产开始的；《诗经》已经记载蚕桑、织染与沤麻、煮葛；《史记》与《汉书》也为《货殖列传》、《平准书》、《食货志》等经济内容立传作志。发明造纸之前，记载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要在民间扩散流传，也同样遇到简重、帛贵的矛盾。
  在人民生活方面同样需要价廉轻便的书写材料；特别是东汉人口增加（和帝时已超过5325万人），丝织品价格昂贵（汉代每匹宽2.2尺长4丈，每尺相当于今日23.1厘米，缣每匹值600余钱，白素值800余钱，相当于当时6石即720斤米价）；而用缣帛书写又与民间穿衣争原料。
  人口的增加与流动，首先对医药与通信的书写材料提出需求；从许多汉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有医书、药方和书信的竹简。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简牍中有医药简200枚，还有帛书《五十二病方》。1972年在甘肃武威也出土了医药简牍。悬泉置遗址除出土医方简外，还发现了由皇帝颁诏的医药方壁书，说明抄录医方是社会上的普遍需求。
  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普遍需要的还有历书，这也是古代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较多的书写品。古代历书的发行量最广，并经历代不断修正颁行，就在蔡伦献纸前20年，由编䜣李梵创制的《四分历》，开始在全国颁行。因此，民间也需要较多抄写历书的书写材料。
  综上所述，东汉前期社会存在着对质优、价廉、轻便、量多的书写材料的迫切需求，所以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或迟或早总会应运而生。至于为什么会是东汉中期皇朝尚方令蔡伦所发明，则是由蔡伦主观条件与当时客观环境与物质条件等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