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1.白族的印刷
  白族的印刷业在云南各民族的印刷业中起源最早，对白族印刷业起源的探讨也就是相当于对云南印刷业起源的探讨。
  我们在第一节中曾指出，唐代剑南道已普遍有雕版印刷业，这可能对云南有影响。据《南诏野史》记载，大和三年（公元929年）南诏攻入成都，就掠走了大量经书。南诏时，唐王朝还曾多次 “赐孔子之诗书 ”，这些事件都有可能输入大量刻书。
  到大理国时，高泰运又奉表入宋，得到69家经书、62部药书。大理人李观音得等到广西贸易，也购来了大量中原书籍。鉴于当时中原刻书的普遍性，以上事件也极可能把内地的印刷品带来云南，对当地雕版印刷业的产生有积极的作用。
  然而，现在并未找到确切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印刷品，目前发现的大理地区的印刷品似乎都是元代的，例如凤仪北汤天发现的元延佑五年（1319年）的刻经，大理佛图塔的清理也发现有元泰定改元年（1324年）和元至正甲申年（1344年）的刻经。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把北汤天发现的《佛说长寿命经》定为大理国时期的第一种木刻版本，①然而这是误定，该经卷实为写经。佛图塔出土的几种刻本据认为可能是大理国时期的，但腐蚀太甚已没有供断代的记录。笔者见到的北汤天出土经卷的缩微材料中也有刻本的残卷被归进大理国时期，但仍无年代记载。所以，是否云南印刷术已出现于大理国时期，目前的状况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实物却有待于考古发现。
  北汤天发现了元延佑五年经卷叫《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内题《中庆路清凉山报国禅寺沙门自周述》，说明是昆明清凉山报国禅寺主持刊的，当时昆明正是白族的聚居地。该经卷文字端庄大方，刀法娴熟有力，特别卷首版画，构图严谨，形态传神，表明当时云南雕版印刷水平已十分高超。
  另有元至正四年（1344年）大理刊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内有“苍山僧人赵庆刊造”及 “董药师贤男华严保为法界造”的题记，①说明这是大理僧人赵庆和董贤刊刻的。其它有名的经卷，如元至正四年（1344年）大理僧人杨胜刊刻的《般若真言》，明洪武八年（1376年）大理密教徒李文通刊刻的《金光明经》等。这些刻本的水平，较之内地刻本，亦无逊色之处。
  到明代中期以后，刊刻已突破佛经范围。如李元阳修《万历云南通志》，据弘祖《古今书刻》记载其刊刻于云南按察司。谢肇淛著《滇略》十卷，据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十记载就“刻于叶榆”。这些刻本十分精美，说明当时白族印刷业仍然兴旺发达。
  明清时期，白族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佛教版画印刷，今在云南省博物馆和大理州博物馆都收藏有很多明、清佛教版画，著名的有明代隆庆年间的《说法图》。这些画大多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是白族印刷技术达到很高水平的见证。
  明、清时期，白族还有一种近于印刷的用纸。在大理地区出现了“金石学”，这就需要大量的拓片用纸，这种纸要求薄而均匀，强韧而有吸墨性，才便于使用。在这方面，白绵纸是很优良的。今天所见的明、清时期云南的拓片用纸多为鹤庆白绵纸。
  近代白族的印刷则始于清末同治年间，这是大理雕刻工人高耀山在大理城内开了一个“天福号”的店铺，专门刻书出售。以后，云南著名的务本堂刻书店也在大理设立分店，从此白族的印刷技术也开始向近代科技过渡。
  2.回族的印刷
  云南的回族在近代也有了自己的印刷业。1862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了反清政权后，为了普及《古兰经》，下令刻板印刷，以“总统兵马大元帅杜”的名义，在大理刊刻了 “新镌《宝命真经》”30卷，此为中国最早的《古兰经》木刻本。
  与此同时，回族著名学者马德新一度担任“二品伯克，署理云贵总督”，在昆明也刊刻了一些汉文和阿拉伯文书籍。例如他的重要天文学著作《寰宇述要》的汉文本就是刊刻于1862年的昆明，阿拉伯文的《寰宇述要》则刊刻于1868年。①马德新的另一重要天文学著作《天方历原》的汉文本和阿拉伯文本是合在一起刊刻的。19世纪60年代，仅马德新在昆明就刊刻书籍30多部。
  以后由于经堂教育的需要，云南回族大量刊刻书籍。例如清代回族著名学者马联元刊刻了很多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书籍。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云南第二次板刻《宝命真经》，则是我国少数民族刻书史上的重要事件，该刻板“字迹工整，明朗清晰，书法流畅，刚劲有力，运笔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中国书法特色，是我国伊斯兰教的珍贵历史文物，在世界伊斯兰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②今在昆明的南城清真寺仍完整保存有当时的刻板，这是极其珍贵的少数民族印刷业的文物。
  3.傣族的印刷
  德宏地区傣族的干崖土司刀安仁先生1906年曾留学日本，与孙中山等人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日本接触到近代科学技术。回国后，大力开展实业，于1909年在云南盈江新城设立印刷厂，开始大量印刷傣文课本和文艺书籍。这是我国的傣文印刷之始。
  据我们于1997年2月到盈江新城刀安仁先生的故里调查，县方志办的同志说，前些年刀安仁印傣文的石印模仍在，今已不存。
  4.纳西族的印刷
  在东巴经中，笔者尚未见到刻本。而在纳西族地区则在清代晚期出现了印刷业。这是明代丽江大研镇的著名造纸工匠李先常的九世孙，从大理买回4本木刻版，即《三字经》、《中庸》、《大学》、《幼学》，就在丽江四方街开铺子，专用“白地纸”印书出售，开始了纳西族的印刷业。
  据介绍，该木刻版系宋体字，版的大小基本一致，长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三字经》每页上节还有与下节内容相同的插图，刻工精细，字线清晰。此外，还有书写用的大小格子版。这些木刻版，建国初还由李先常的11世孙李荫龙先生保存完好，直到 “文革 ”初期时，才在扫 “四旧”中当柴烧毁了。①
  5.藏族的印刷
  云南的藏族也有印刷业，喇嘛教的经书很多就是印刷而来的。现在云南的一些藏传佛教的寺庙内仍在用木刻雕板印刷经书。笔者曾到中甸的松赞林寺，该寺中就保存有大量的木刻雕板，这些印刷都是用云南或西藏产的手工纸。地方志中也记载了当地政府每年都要供应喇嘛寺大量纸张，以作印经之用。如民国《中甸县志稿》记载每年中甸县政府要付给归化寺（即松赞林寺）的财物中就有 “土纸，9000张”。
  笔者所见的松赞林寺的木刻板都有统一的规格，其长约40～50厘米，宽仅10厘米。藏学家认为，这种规格是受到了印度贝叶经形式的影响。用木刻板或印藏文，或印佛教图像，或印佛教的佛本生故事，大多数雕板都相当精美，印刷质量也颇佳。
  松赞林寺的喇嘛经常进行经书和佛教版画的印刷。印刷时，用一个棕刷子在木刻板上刷上墨或黑红色的颜料，把很厚的藏纸覆上，再用另一个棕刷一刷，一张经纸就印好了。讲究的经书则用金粉或朱砂印刷。印好一本经书后，用涂有土漆的两块上好的檀香木板夹起。檀香木板可以防虫蛀，兼作为经书的封面和封底。最后，那些上好的经书还要用明黄色绸锻包裹起来。
  檀香木板防虫蛀的方法是很有效的，笔者所见藏文写经，只有破损的，但没有虫蛀的。在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的善本部，也用檀香木板防虫蛀，是否受藏族的影响则不清楚。
  6.彝族的印刷
  明代时云南也出现了彝文的木刻本文献。据有关同志报导，迄今发现的木刻本有云南武定凤氏土司后裔暮连土舍那氏所藏的译自汉族《太上感应篇》之《劝善经》。经过马学良先生考证，此书为明代刻本，其木刻雕版现藏北京图书馆。近年又在武定县环州乡发现一部彝文木刻本，书名为《宰豪苏》，意为《清净消灾经》。在红河州境内也发现一部木刻印刷的彝文典籍《尼节审》，全书共500余行，记述彝族的伦理道德规范，其刻印年代不详。①
  这种彝文的木刻版及其纸本在《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彩色插图上可以看到，其刻工的技艺是很精细的，刻板式样明显受汉文化影响，反映了明代以后彝族也有较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
  19世纪，法国传教士邓明德在云南路南一带传教，他也进行彝文书籍的印刷。《新纂云南通志》卷一〇八“宗教考”说：“邓明德又以罗罗文编译教会经籍，在法国定铸罗罗文字铜模，交香港教会印刷所，著有《云南罗罗文研究》，《罗罗与苗子》，《法夷字典》。”说明邓明德对彝文进行了活字印刷。
  总的来看，云南少数民族的印刷基本上是雕板印刷（除白族在近代以后已有活字印刷以及邓明德用铜模印彝文），印刷业的兴起大多与宗教有关，如白族、藏族之佛教，回族之伊斯兰教，他们的印刷业对本民族文化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

①李孝友：《云南书林清话》，《云南文献》，1993年合刊。 ① 李晓岑：《回历〈寰宇述要〉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3期。 ②纳国昌：《云南回族板刻伊斯兰典籍述略》，《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①《丽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①朱崇先等：《彝文文献分类研究》，《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