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纸传入云南以前，汉字已传入云南。例如，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驽机上，就有“河内工官二百”的字样。当时云南的书写工具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在青铜上写铭文，并作画。如晋宁石寨山古墓发现的刻画文字。在一片铜片上刻有一些动物图像及其数字，这种青铜铭文的书写是极为麻烦的。由于印度古代也喜欢在铜片上刻镂文字，古代云南与印度又有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所以这种方式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
  在印章上写文字。在一些古墓中发现了一批印章，这些印章大多数是当时的官员留下的，如“黄义印”“李德”“胜西印”等等，都是中国内地传统风格的印章。
  在石头上写铭文。云南发现了一批古代石刻，如东汉的孟孝琚碑。但纸传入之前，这些书写方式都很不方便，进行 “长篇大论 ”更是不可能。所以，要提高文化水平，纸张是非常必需的。
  至迟在三国时期，云南腹心地区就开始有纸张传入。《三国志·蜀志·吕凯》记载当时南中大姓雍闿在云南反叛蜀汉政权，“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这是目前所见云南用纸情况的最早、最确实的记载，以后《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进行安恤。”其中 “图谱 ”可能用纸所绘，有的可能还是地图。
  到西晋时，云南已大量使用纸张，例如《太平御览》卷四四引晋《九州要记》说：“云南郡山，山有祠，处石室称黄石公，祀之必用纸一百张、笔一双、墨一丸，室内有启，必知吉凶。”当时还有笔和墨，可见纸已大量用于书写。
  纸的传入大大提高了当时云南的科学文化水平，两晋时西爨白蛮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造诣，如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在中国书法史上都有极高的地位，这与书写工具 ——纸张的传入（甚至可能是造纸术的传入）是密切相关的。
  晋代，造纸术虽然还没有传入云南的明显记载，但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已利用构皮，懂得制造构皮布，郭义恭《广志》说：“墨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劳。其衣服妇人以一幅布为裙，或以贯头。丈夫以榖皮为衣。”①从制作构皮布到制造构皮纸，在技术上是十分容易的。
  南诏时期，云南用纸的情况有了较多的记载，宋《玉海》卷六四“唐王言之制”条记载：“南诏及清平官用黄麻纸”，在这里提到的，可能就是产于四川成都的黄麻纸，唐代很有名气（如五代李肇的《翰林志》提到：“凡慰军旅用黄麻纸”）。另一种可能则是黄麻纸为南诏的本地纸。以后，云南再也没有关于麻纸的记载（唐代以后，除西北外，中国内地的麻纸也淘汰得很快）。最重要的是宋《五代会要·南诏蛮》上的一段记载：“其纸厚硬如皮，笔力遒健..有彩笺一轴，转韵诗一章，章三句共十联，有类击筑词，颇有思本朝姻亲之义。”这种纸的特征为“厚硬如皮”，显然是一种原始纸，与当时内地较先进的纸是完全不同的（今天发现的内地唐代古纸均为抄造的薄
  ①《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纸）。所以，以上是南诏晚期已有造纸业的可靠记载，并且当时南诏的纸已用于诗、章句、词等文学作品的书写。
  至于造纸技术的传入，以下事件是很重要的。《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将军王嵯巅率兵攻破成都，“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被俘的大量工匠中可能有造纸工人，从而把造纸技术传入了南诏。但疑义在于唐宋时期，四川主要产麻纸，如宋苏易简说“蜀中多以麻为纸..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而今天云南手工造纸中竟未见麻纸生产，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经中，笔者也未见麻纸。
  另一种可能是南诏、大理国的造纸技术从越南、中国广西一带传入，南诏曾攻入安南，而越南、中国广西一带是古代造纸的重要地区。公元4世纪时，王嘉《拾遗记》卷九说：南越曾以“侧理纸”作贡物。所以，越南一带造纸业也是相当早的。三国时的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中谈到“荆、扬、交、广[诸州]谓之榖..今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榖皮纸。”交州在今越南北部，可见在三国时，越南已能造构皮纸。其原料正与南诏、大理国的古纸相同。所以，南诏攻入安南后，也有可能把造纸术带入云南。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冯宿奏禁版印历日：“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①这是冯宿在四川上任时写的报告，历来认为是我国关于印刷的最早、最可信的文献，其中剑南道包括今四川靠近云南的大片地区。这条文献说明云南可能在唐代就受到印刷技术的影响，而
  ①《全唐文》卷六二四。
  且当时民间用纸是相当普遍的。
  1956年，在云南大理凤仪镇北汤天法藏寺发现了佛教经书3000余册，其中年代最早的两卷写经是《护国司南抄》和《保安八年写经》（年代为公元1052年）。①它们是今大陆现存出土于云南地区的最早纸张，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现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据笔者对这两卷写经的纸质进行详细观察，两卷写经的纸质完全相同，均为白色，泛黄，纤维都很均匀，其纤维形态似为构皮，质地比今天的白绵纸稍厚，但在古纸中仍属紧薄而匀细的纸，说明对纸料的舂捣是比较精细的。这两卷写经上均有明显的帘纹，故应为抄纸法制造，并且抄纸设备已有相当程度
  ①佛教史研究者侯冲先生认为《护国司南抄》和《保安八年写经》是同一经卷的不同部分，抄写年代为保安八年（1052年）。
  图1 大理写经《护国司南抄》
  的进步。纸幅宽为30.6厘米，长度则参差不齐，一般为1米左右，最长的达131.6厘米，远远超过今天的白绵纸尺寸。在我国唐代的古纸中，如此长的纸幅，也是未见报导的。因为据有关研究，唐代文书所用的麻纸，长约45厘米，宽约30厘米。敦煌所藏630～881号之间11种写经的纸，长42～52厘米，宽25～29厘米。其中天宝三年（744年）一卷最长，有76厘米。①所以，大理写经的造纸技术是令人惊叹的，何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仍然是一个谜。
  这两卷写经的纸质和唐代其它纸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敦煌写经一般是用麻质作为原料的，而大理写经并非如此，它们全不见麻头，也几乎不见纤维束，其制造技术明显与今天的鹤庆白绵纸是一脉相承的，故一般清理报告均称这两卷写经用纸为“白绵纸”。这些纸上很可能进行过入璜加工，故千余年来没有虫蛀现象，真正做到了 “纸寿千年 ”。
  南诏时期有《中兴二年画卷》，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大理国时期又有白族画工张胜温的《梵画长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均为滇中艺术珍品。这两卷画卷所用的纸是否就是大理本地生产的纸呢？《中兴二年画卷》，清代张照曾见过，其跋云：“纸色淳古，绝似唐人藏经。”《梵画长卷》，乾隆皇帝御笔题：“楮质复淳古坚致，与金粟笺相埒。”从以上记载来看，可能都是内地的纸张，但也不敢十分肯定，还请能目睹原作的台湾和日本学者多加留意。
  大理地区很早就有柘桑栽培，唐樊绰《云南志》卷七说：“蛮地无桑，悉养柘，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说文 ·木部》云：“柘，桑属 ”。这种 “柘”树应该就是构树，
  ①王明：《隋唐时代的造纸》，《考古学报》，1956年1期。至今一些白族地区仍称构树为柘树。可见，唐代大理地区生产此类写经用白绵纸的资源条件是相当充分的。
  大理国时期，佛教非常盛行，云南生产的纸主要用于抄写大量佛经。上述凤仪北汤天法藏寺发现的大理国时期写经约有十余卷，就笔者所见，纸质均与《护国司南抄》写经相同，其中著名的有《佛说长寿命经》写经。20世纪80年代，在下关佛图塔的清理中，也发现时代为宋、元时期，但用的是与今天白绵纸完全相同的纸书写的经卷。这些纸薄而坚韧、质色白、纤维均匀、表面平滑，造这样的纸在选料、浆灰、洗涤等工艺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使纸浆均匀，而且还要有熟练的抄纸技巧，说明当时云南造纸技术已经相当纯熟，相当一部分经卷还是印刷而成的（但是否为大理国时期的，或是元代的，目前尚难判断）。佛经中大量使用与今白绵纸相似的纸张是大理国纸史上的一大特色，所以推测其原料采用构皮（白绵纸原料）的可能性较大。
  图2 大理市佛图塔出土的宋元时期写经
  据笔者所见，云南出土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纸都属抄造出来的，有明显帘纹，没有发现浇出来的 “厚硬如皮”的古纸。这一方面说明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的造纸技术主要是与中原相同的抄纸法；另一方面说明《五代会要》中记载的 “其纸厚硬如皮”的原始纸没有广泛流传开来。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载：乾道癸巳年（公元1173年）大理国人到广西横山和宋朝议市马，“其人皆有礼仪，擎诵佛书，碧纸，金银字相间”。足见当时白族的佛经，用的是质量很高的“碧纸”，并且“金银字相间”，这实际上是一种加工色纸，这是吸收了漆工的装饰技法，把金、银粉装饰在纸上的加工技艺。以上记载表明白族古代加工色纸技术的起源是非常早的。当时民间生活用纸也很普遍，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其髻以白纸缚之。”说明当时纸的用途在扩大，已渗透进日常生活中，不限于书写工具了。
  内地的大量书籍也进入了云南，如南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入宋，取大藏经置五华楼，凡千四百六十五部”。①从而大量带入了内地的纸张。
  元代，云南出现了生产手工纸的记载，据现藏云南省图书馆的元代刻经的跋尾记载，当时大理领主段氏和高氏所印造的佛经，是用洱海地区白族人民所生产的质地优良的纸刻印的。②元《一统志》记载通安州（今丽江县城）土产有纸。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宜良县的元代古墓中也曾发现过白色泛黄的古
  ①《南诏野史》。
  ②该经原藏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现移云南省图书馆，刻经过程见该经跋尾，此情况引自《白族简史》，第12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纸。①当时，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还在云南实行钞法，说明手工纸也开始用于货币。
  明代以后，关于云南造纸的史籍记载很多，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公元1455年）卷五“大理府”说：“药师井，在城西门外一塔寺之左，其泉冬温夏凉，郡人用此水造纸，其色洁白。”明《正德云南志》（公元1510年）卷三“大理府”也说“药师井，在府城西北，水造纸极洁白”。说明大理城外用药师井的水所抄造的纸以洁白著称，质量是很高的。
  《大理县志稿》引“旧《云南通志》”说大理“有清水粉纸二色，今停制，大小纸房二村尚存，草纸厂设苍山，西面数处”。可见当时大理还生产竹质粉纸，这种纸上有染色斑点，很美丽，为文人喜爱，常用作书笺吟咏的文房佳纸。今大理观音堂旁尚有草纸厂村的地名。
  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在《嘉靖大理府志·物产》中留下了一段明代大理造纸的珍贵记录：
  纸，榖皮为之，出城西大小纸房，其洗壳用药师井水者颇细腻，谓之清抄，久藏不蠹。其用米粉抄者易漶腐蠹，宫中簿籍，尤非所宜，乃奏本纸亦用之，取其鲜白，而知字画脱落反以取罪。②
  以上说明当时大理生产的纸为构皮纸，有清抄和米粉抄两种。用米粉抄的目的一是便于粘合，二是为造粉纸。因为米粉中含有淀粉，既有施胶的作用，还可大大增加纸的强度（淀粉的高分子中有极性羟基，可产生很强的氢键结合），也便于着色，而且还能使加工后的纸张平润，易于受墨；缺点是容易被
  ①云南省博物馆黄德荣先生告知。
  ②引自明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馆翻印本。明刻本存北京图书馆。
  虫蛀，并且时间久后淀粉层容易龟裂，墨迹很容易剥落。这种大理的构皮纸明代谢肇淛在《滇略·产略》中说像华亭粉笺，也可作柬纸用。加米粉的方法在宋代苏易简的《文房四谱》中也提到过，说明这种方法是从中原地区学来的。另外，我们要指出，构皮古写为榖皮，“榖”（从木从〓）与谷物的 “穀”（从禾从〓）极相近，古代文献中很容易混淆。
  明代，云南出现了关于制造竹纸的记载，《滇略·产略》中说：“纸出大理，蒸竹及榖皮为之。”即除构皮纸外，还有竹纸生产。竹的纤维短，竹杆又较坚而硬，不易腐蚀和捣烂，需沤制很长时间，制造工序相当复杂。所以，明代云南特别是大理地区的造纸技术已取得很大进步。由于竹子的再生力极强，竹料价廉而丰富，明代以后，竹纸逐渐成为云南手工纸中最主要的产品。
  明代，除大理纸外，傣族聚居地的景东也生产有名的青纸。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说景东府有“青纸，其色胜于别郡所出者”。明《正德云南志》卷七同样说：“青纸，其色胜于别郡所出。”以后，景东的青纸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记载很多，并一直被人们所称赞，说明其在云南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纸了。但何以把纸制造成青色则仍然是一个谜，推测起来，可能是用淀粉糊或其它植物染料染成的色纸。而景东在近现代则以生产绵纸而著称，如产于帮抗村的“帮抗纸”，产于者干村的“者干纸”等，都是历史悠久的云南名纸。
  其它，明代中期的《正德云南志》卷十二记载北胜州（今永胜）的土产有“破故纸”，这种“破故纸”可能就是历史上所说的 “还魂纸”，即对破纸或旧纸处理后进行纤维再使用，从而抄出同类或其它品种的纸（现在白族的手工造纸也有这种处理技术）。晚明的《天启滇志》卷三记载北胜州的土产时说：“纸曰沧纸，坚白稍次叶榆（即大理），售殖无虚日。”若“沧纸”就是指“破故纸”的话，说明这种纸的质量（坚韧性和白度）还是比较好的，在当时就很畅销。
  当时，造纸原料“楮皮”（即构皮）亦见于明代的文献，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记载维摩州（今砚山维摩）有“楮皮，州内之地多楮树，其皮可造纸。明《天启滇志》卷三说蒙化府产“楮皮”。可见明代云南已有一些造纸原料的生产基地。
  明代，云南的教育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对纸的需求很大，这促进了造纸业在云南的发展。明李元阳的《万历云南通志》卷二记载了大理府、永昌府、蒙化府、临安府、顺宁州等四府一州产纸，其中蒙化府也产青纸。在明刘文征的《天启滇志》卷三中，记载云南产纸的地方有大理府、永昌府、临安府、澄江府、蒙化府、景东府、北胜州等六府一州。所以，明代以后，造纸业已在云南各地区兴盛起来了，并且主要由滇西一带向云南其它地区发展。
  明清时期，大理纸因质量上乘获得很高声誉，《滇小记 ·大理纸》记载：
  云南产纸之处甚多，皆楮为之，惟大理纸光致莹洁，坚实精好，盖水孕苍山，得川原之灵气为多，用为簾帏幄帐，清风素影，令人飘然有尘外之想。明时进本亦用此纸，并以造笺，厚粉重色加以云母，而金一笺，重至五六两，不待久即脱落，而又不受墨，竟无所用，今不以造笺，不以写本，而履道坦坦，得全其幽人之贞矣。这种大理生产的构皮纸被称为 “光致莹洁，坚实精好”质量很好，但官府作进本纸和笺纸时饰以的云母和金屑没有掌，握好，影响了纸的受墨性能，反而不能用。本来，在纸上饰以云母粉是中国古代一种加工纸的方法，这种方法可增加纸的不少雅趣（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五），但云母的数量要掌握好，否则云母粉很容易脱落，影响到纸的质量。另外，在加工纸上洒上金屑，说明这种纸是一种造价很昂贵的奢侈品。
  当时，各地的手工纸的质量是不同的，大理纸的质量很高，但有些地方的纸质量却很低，例如清《续云南通志稿·物产》引《澄江府志》说当地的纸 “甚粗小，仅作冥镪用 ”（“冥镪”就是祭祀用的冥钱纸）。
  清代，云南造纸业的情况在《康熙云南通志》、《滇海虞衡志》、《滇系》、《康熙蒙化府志》、《乾隆腾越州志》、《丽江府志》等地方志中都有记载，例如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五说“纸出大理，而禄劝亦出，然不及黔来之多且佳，故省城用黔纸。”说明在清代，除云南本地生产的手工纸外，邻省贵州的优质手工纸也大量进入云南。近代以后，四川的手工纸也大批进入云南各地。
  清代，大理纸还作为宫廷贡纸，如吴振棫（1792～1871）《养吉斋丛录》卷二六叙述各省进贡的纸种：“纸之属，如宫廷中用金云龙龁红福字绢笺..大理（云南）各色纸，此皆懋勤殿庋藏中之别为一类者。”说明清代大理纸为当时有名的加工纸，并进贡宫廷中。
  清代以后，云南的手工纸还出口国外，例如乾隆《开化府志》记载，云南的纸张还与铜器和瓷器等货物一道销往越南等地。
  当时，鹤庆已成为云南的造纸中心，生产的品种有草纸、白绵纸、红青梅纸（竹纸）等。其中的白绵纸，纸质薄，韧性好，不仅易于托墨吸水，而且耐搓揉，在西南各省享有盛名，并远销缅甸、印度、泰国等国家。现在保存下来的西南地区明清时代的经书、志书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白绵纸印刷和抄写的。直到今天，鹤庆六合的灵地、木禾等地还保留有白绵纸的传统手工造纸业。除此而外，在其它少数民族地区，景东的青纸、腾越的双抄纸、中甸的白地纸、禄丰的竹纸、勐海和耿马的构皮纸都是清代云南有名的手工纸产品。
  清道光年间，白井人季再思以造“马槽沟纸”（原料为“楮柘”，即构皮）闻名，其子孙数代都经营纸业，为云南有名的造纸大户。①
  手工纸在各少数民族中也得到了大量的使用，除广泛用于书写工具外，还用于其它方面。例如清陈鼎的《滇游记》说：“彝人扑得大蜂，以长线系其腰，识以色纸，迎风放之。”即彝族中已有了经过加工的色纸，并且纸的用途已不限于书写材料。在节日中也广泛使用手工纸作为祭祀用品，如清吴应校
  ①《新纂云南通志》卷二三六《实业传》。
  图3 云南明清时期的志书，绝大多数用构皮纸
  《滇南杂记》说：“岁首镂彩纸，或结签球悬门额..以迎祖考。”当时，还出现了纸甲、纸衣等特殊用途的纸。如清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七八说云南、广西有纸甲，清乾隆《福建通志》卷一一说云南、福建等地有纸被。国外学者的调查也表明清代云南有纸甲等：在云南、贵州及广西的诸蛮，皆用纸甲，此种纸甲可能起源甚古。在唐代有十三种甲，其中有纸甲最为奇特，褶叠而制甲，利矢不能穿洞。①民国时期的《新篡云南通志》卷一四二工业考”记载了云南各民族手工造纸的情况，可作为云南手工纸的总结：本省用纸多仰给四川。如鹤庆、腾越以构皮造出之棉白纸，用以印书，坚韧耐久。鹤庆造者销行尤广。顺宁之申文纸其细致在鹤庆之上。盐丰亦造大小白纸，镇雄及镇康，孟定坝摆夷，亦能用构皮造一种大白纸，较外国牛皮纸尤韧，力撕不破。胡三省通鉴注引五代会要曰，大长和国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书一封，差人转送黎州。其纸厚硬如皮，笔力道健。镇康摆夷所制之牛皮纸，或尚为南诏末遗制。至土纸则各县多有之。
  ①转引自凌纯声：《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的发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台湾，1964年。

①《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 ①《全唐文》卷六二四。 ①佛教史研究者侯冲先生认为《护国司南抄》和《保安八年写经》是同一经卷的不同部分，抄写年代为保安八年（1052年）。 ①王明：《隋唐时代的造纸》，《考古学报》，1956年1期。 ①《南诏野史》。 ②该经原藏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现移云南省图书馆，刻经过程见该经跋尾，此情况引自《白族简史》，第12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①云南省博物馆黄德荣先生告知。 ②引自明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馆翻印本。明刻本存北京图书馆。 ①《新纂云南通志》卷二三六《实业传》。 ①转引自凌纯声：《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的发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台湾，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