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GiovannidaMonteCorvino1247～1328）甚至在北京用中国印刷技术出版宗教读物，在教友中散发。1289年他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与另一会友皮斯托亚（NicholasdaPistoia）及威尼斯商人鲁卡龙戈（PietrodaLucalonga）从罗马启程，经波斯至印度，皮斯托亚逝世后，其余二人于1293年至福建泉州，1294年到北京。向元成宗（1295～1307）呈上教皇玺书，得准在北京居住。基督教在元代称“也里可温”（蒙古语Erkeun），受统治者庇护而得以发展。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5月18日，十年（1306）2月，孟高维诺从北京向罗马教皇当局发去两封信，报告十多年来在华传教经过②。这两封信的拉丁文原件今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从信中得知，孟高维诺初到北京时受基督教另一教派景教徒（Nestorians）的排斥，使他不能印刷天主教读物。后来传教工作有进展，1298及1305年在北京建起两所教堂，发展教徒6000人，又将《新约全书》及《圣咏》译成蒙文，根据《圣经》中故事绘制出一些宗教画，画面下附有拉丁文、图西克文和波斯文简短说明。卡特认为孟高维诺为文化不高的教徒提供的上图下文式的宗教画是印刷品。他说：“在当时中国，把任何重要作品付之印刷，已经成为很自然的事。”他还指出在孟高维诺印宗教画后50年，欧洲也出现了类似出版物，“这恐怕并非偶然的巧合”③。就是说，欧洲人将孟高维诺在中国使用的方法用到欧洲。
  我们认为卡特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孟高维诺发展的教徒以及与他共事的中国人会建议用印刷方法把宗教品公之于众。如果用人工手绘几千份图像，在元代是不可想像的愚蠢之举。他刊印宗教画的地点在北京，可能在教堂之内，由中国人任刻印工作。刊印时间在建立教堂之际，即1298～1307年。宗教画上的图西克文（Tursic）不会是突厥文，而是回鹘文体考蒙文或八思巴体蒙文，因当时也里可温教徒多是蒙古人①。孟高维诺印宗教画显然是仿照佛教徒以前宣传教义的作法，因为唐、五代僧人早已这样作了。但他在北京却完成了西方人从未作过的创举，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欧洲人借印刷技术出版过读物。
  然而当北京出版的印有拉丁文的基督教画携入欧洲后，就会成为仿制的对象，从而实现了中国雕版技术在欧洲的传播。传递这些印刷品和印刷知识的主要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可能在孟高维诺等人在华期间往来于中、欧之间，也可能是原在华停留而在元末社会动荡时撤回欧洲的。据文献所记及考古发掘，1250～1368年间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为数不少，他们是将中国的印刷品和有关印刷技术传入欧洲的重要媒介。13～14世纪欧洲人所知道的中国印刷品，除纸币、印本读物外，还有娱乐用的纸牌。纸牌是在蒙古军西征时传入欧洲的。
  李约瑟认为，13～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发明涌入欧洲，采取“成串传播”（transmision in clusters）的方式，即有一连串重要发明集中于一个时期从中国同时传入欧洲。12～13世纪时传入欧洲的，有中国的磁罗盘、造纸术、独轮车和船尾舵。13～14世纪时传入欧洲的，有中国的火药术、机械钟、弧形拱桥、纺丝机，还有雕版印刷，接踵而至的是活字印刷②。在探讨欧洲印刷术起源时，必须考虑到它与其他中国发明成串传播到欧洲的这一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传播事件。因之1350～1450年间，欧洲开始发展印刷技术便不是突如其来的事，而是由于中国一连串技术发明涌入欧洲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于从中国至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之间的陆上通道在蒙元帝国及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这些蒙古统治者控制之下，中西交通、经济与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空前活跃，才为技术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传播路线不一定完全经由陆路，通常是陆海兼程。不管采取什么路线，都必须经过中亚、西亚这些由蒙古人统治的中间地区，这些地区是受北京的元朝皇帝节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中间地区，已先于欧洲发展了雕版印刷，成为向欧洲扩散这一技术的桥头堡。
  我们知道，欧洲早期印刷术是严格按中国的技术模式发展的，首先经历雕版印刷阶段，其次再由此过渡到活字印刷阶段，但过渡期比中国短。欧洲早期雕版印刷品主要是纸牌和宗教画，以满足其世俗娱乐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需要，德国和意大利看来是较早生产印刷品的国家，两种印刷品大约都出现于1400年前后半个世纪之内，即1350～1450年之间。根据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和中西部城市纽伦堡保留下来的古代市政记录，在1420、1433、1435及1438年记事中多次提到“纸牌制造者”。然而当时纸牌用各种方法制成，其中包括在纸上描绘、捺印和木版印刷等。显然木板印刷成本较低，是更为通用的制造方法③。现存最早的纸牌有些是印刷的，其年代难以确定。但有一条史料年代明确，即1441年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当局发布的一项命令，其中说：
  鉴于在威尼斯以外各地制造大量的印制纸牌和彩绘图像，结果使原供威尼斯使用的制造纸牌与印刷图像的技术和秘密法趋于衰败。对这种恶劣情况必须设法补救，……特规定从今以后，所有印刷或绘在布或纸上的上述出品，即祭坛背后的绘画、图像、纸牌……都不准携入或输入本城①。
  上述史料说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曾是印刷纸牌和宗教画的中心，因受到别处产品争夺本地市场的威胁，为保护本地业主的利益，威尼斯市政当局下令自1441年起禁止进口这类印刷品。此举也许是针对德国产品的倾销，因为据同期德国乌尔姆（Ulm）城的记载，该处将印刷的大量纸牌装入桶中运到西西里和意大利。17世纪意大利作者札尼（ValereZani，1621？～1696）写道：
  我在巴黎时，一位在巴勒斯坦的法国教士特雷桑神甫（Abbé Tressan，1618～1684）给我看一副中国纸牌，告诉我有一位威尼斯人第一个把纸牌由中国传入威尼斯，并说该城是欧洲最先知有纸牌的地方②。
  从中国与意大利之间在元代的相互频繁人员往来情况观之，札尼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纸牌正如整个印刷技术那样，在蒙元时期可能通过多种渠道传入欧洲，不能排除从中国直接传入意大利的可能性。从工艺角度观之，早期印刷纸牌的欧洲工匠，很可能还同时印刷宗教画，就像意大利人孟高维诺1298～1307年在北京所作的那样，根据《圣经》中的故事画出若干幅图画并加注简短文句，然后刻成木雕版印在纸上。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特别精于此道，印行宗教画的孟高维诺在北京的第一个助手阿诺德就是德国科隆人，这一点就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是罗马教皇的所在地，又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由于对外贸易发达，在元代时与中国交往密切，最先引进印刷术是很自然的。而德国地处中欧，同其他欧洲国家比，距意大利较近，而德国造纸业又相当发达。现存最早的有年代可查的欧洲木雕版宗教画，是1423年印刷的圣克里斯托夫（St.Christoph）及耶稣画像（图17-11）。此图是在德国奥格斯堡一修道院图书馆内发现的，当时贴在一手写本封面内，现藏于英国曼彻斯特市赖兰兹图书馆（The RylandsLi-braryinManchester）①。画面上刻有圣克里斯托夫背着手捧十字架的年幼耶稣渡水，画面下刻有两行韵语，意思是：
  无论何时见圣像，
  均可免遭死亡灾②。
  这颇像中国佛教印刷品的经咒那样。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下角还有从中国引入的水车。
  1400～1450年间，在德国、意大利、荷兰及今比利时境内的弗兰德（Flanders）等地盛行木版印刷。这期间列日（Liege）城的德国神甫欣斯贝格（Jean de Hinsberg，1419～1455）及其姊妹在贝萨尼（Bethany）修道院的财产目录中列有“印刷书画用的工具一个”及“印刷图像用的版本九个及其他印刷用的石板十四个”（Novem printe lignee ad imprimendas ymagines cum quatuordecim alis lapideis printis）③，明确说用版本印刷图像。
  欧洲的早期印刷品大多是宗教画，画像显得较为粗放，有时印好后在画面上填以颜色。图面下附有文字，或将文字安排在画面中间。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等处藏有很多这类印刷品，多未刊出印刷年代、地点和刻印者姓名，但从版面形制、刻工刀法及画工粗劣以及其他因素观之，可以判断是属于早期产物。其中最有名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刊印的《往生之道》（ArsMoriendi），用圣像及《圣经》文句介绍安乐地离开人世的方法，原作者及刻印者不明，但可断为1450年间之物，现藏于不列颠图书馆，共24张图像，装订成一册。比此稍早时印的还有《默示录》（Apocalypse），也是宗教画，年代大约为1425年（图17-12）。而《穷人的圣经》（BibliaPauperum）也属于这类早期印刷品。至15世纪末，图文并茂的木版印刷品继续出现，同时也有全是文字而无图的印本。
  与此同时，大众所需的非宗教读物也以雕版印成，特别是4世纪时罗马人多纳特斯（AeliusDonatus，320～370）所编的《拉丁文语法》（ArsGrammatica）在各学校中广泛用作教材，拥有大量读者。先前人们都靠手抄利用这个小册子，在木版印刷发展后，便以此法提供很多印本，后来便将这类书称为《多纳特斯》（Donatusor Don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