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12～13世纪时，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通过阿拉伯引进了中国造纸术而建立起纸厂，但没有同时引进印刷技术，各种读物仍靠手抄。14～15世纪以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科学文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对读物的需要量迅速增加，手抄本的供应显然满足不了需求，因而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而印刷业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繁荣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当建起造纸业的欧洲需要印刷技术时，中国元、明两代正处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全面发展的阶段，而这时又是中、欧直接接触空前活跃之际，欧洲人有可能从中国得到技术借鉴。技术的传播总是通过印刷品的输出和人员思想交流进行的，只要得到中国印刷品的样本和有关印刷的知识，欧洲技术家经过摸索就能如法仿制，正如他们得到中国有关火药和磁学的知识后，能如法仿制出火炮和指南针一样。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欧洲人从各种渠道可得到中国印刷技术信息。
  在讨论欧洲印刷起源之前，有必要谈谈他们获得中国印刷技术信息的渠道和机会。与欧洲邻近的蒙古伊利汗国（1260～1353），早在1294年就在波斯大不里士用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印发了纸钞。伊利汗国合赞汗时的宰相拉施特丁1311年在《史集》中不但记录了这次发行纸钞的经过，而且还描述了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细节。濒临地中海的埃及境内，1300～1350年间出版了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欧洲大陆与伊利汗国相毗邻，和马穆鲁克王朝时的埃及隔海相望，擅长海上贸易而往来在这一地区的欧洲人得到印刷技术信息并不困难。13世纪以后，由于蒙古大军的西征重新打通了亚欧陆上通道，为双方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创造了条件。从北京到罗马或巴黎之间的通道畅行无阻，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往来。
  17世纪的突厥族史家和花刺子模统治者阿布尔·加兹·巴哈杜尔汗（Abu'lGhaziBa-hadurKhan，1603～1664）于其所著《蒙古史》中追记这条中西陆上通道时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伊朗和突厥之间的所有国家都享有这样一种和平局面，以至人们头上顶着金盘从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旅行，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危害①。”
  这条贯通亚欧二洲的陆上通道之所以安全，因为它在蒙元帝国控制之下，沿途设驿站，有驻军把守。
  中国与欧洲双方使者、商人、传教士、学者、工匠和游客沿此道相互访问。例如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1243～1254）派柏朗嘉宾（Jean Plano de Carpini，1182～1252）出使蒙古。此使者为意大利人，1228年任日耳曼大主教，1230年任西班牙大主教，奉使时已年逾六旬。同行者有波兰教士本笃（Benedict）和奥地利商人，他们先至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蒙古钦察汗国都城萨莱（Sarai）谒见拔都汗，再由此东行持教皇玺书于1246年至蒙古定宗贵由大汗驻地和林。1247年返回法，国里昂后，用拉丁文写了《东方见闻简报》（Libellus Historicus），对中国作了介绍。书中指出中国人精于工艺，其技巧世界无比，而且有自己的文字，其史书详载其祖先的历史②。书中说中国有类似《圣经》的经书，当指儒释典籍的印本。
  与此同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14～1270）遣法国方济各会士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ouck，1215～1270）东行，1253年到和林，受蒙哥汗召见，1255年返回巴黎述职。他写的游记题为《威廉·罗柏鲁兄弟1253年出访东方游记》（Itinerarium fratris Wilhelmi de Rubruk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m，anno gratiae MCCL Ⅲ ad partes Orientales），简称《东游记》（Itinerar-iumad Orientales）。书中介绍元代印行的纸钞时写道：
  中国（Cathay）通常的货币是由长宽各有一掌（3×4英寸＝7.5×10厘米）的棉纸作成，纸面上印刷有类似蒙哥汗御玺上那样的文字数行。他们用画工的小毛刷（毛笔）写字，一个[汉]字由若干笔划构成③。
  此处所说的货币用的“棉纸”，当为桑皮纸。罗柏鲁是最早指出中国用印刷技术发行纸币的欧洲人。他在出使中国时也使用过这种特殊印刷品，当然也有可能接触其他雕版印刷品。罗柏鲁在和林还遇到日耳曼人、俄罗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和阿拉伯人，其中包括来自巴黎的金银匠布西耶（GuilaumeBuchier），正在为大汗制造金银器皿①。这里还有通晓数种语言的英国人巴兹尔（Basil）等。罗柏鲁的《东游记》内容相当丰富而翔实，是《马可波罗游记》出现前欧洲人对中国情况的最全面介绍。他返回巴黎后，与正在那里的英国著名人物罗哲·培根（RogerBacon，1214～1294）会面，培根从交谈中得到不少有关中国的科学信息，并读了《东游记》。培根还在其《大论》（OpusMajus，1267）中谈到罗柏鲁②。
  元世祖（1260～1294）忽必烈在位时，北京是北方印刷中心，除出版各种书籍外，还印发纸钞。就在这时，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哥罗·波罗（NicoloPolo）及马飞·波罗（MaffeoPolo）兄弟来华，受忽必烈召见，大汗令二人与朝廷使者至欧洲，转交给罗马教皇的书信。1271年他们完成使命后，再度来华，同时带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同行，1275年到北京。忽必烈再次召见他们，发现马可波罗聪明伶俐，命留宫中，，后委以各种重任，在华凡十七年。后波罗一家三人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到伊利汗国，1292年自福建泉州乘船至波斯。他们完成使命后，于1296年返回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1299年将旅行见闻写成游记，全面介绍中国情况，赞扬这个亚洲大国的富饶和物质文明，使欧洲人一新耳目。《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也谈到北京有印钞厂，以桑皮纸印成纸钞在全国通行，用久毁损还可更换新币③。这必引起欧洲人的兴趣。当欧洲人于13世纪东来的同时，中国人也沿相反方向前往欧洲。北京的蒙古统治者经常遣使者、官员、学者去钦察汗国所属的俄罗斯。例如《元史》卷三《宪宗纪》载1253年宪宗蒙哥“遣必阇别儿哥括斡罗思（俄罗斯）户口”。俄国史也说1257年蒙古军官到俄罗斯境内的梁赞（Pязaнъ）、苏兹塔尔（Cyздaлъ）及穆洛姆（MypoM）等地计民户口，设官收税。1259年，蒙古军官别儿哥（Бepгaй）及哥撒奇克（Кocaчик）率眷属及部下多人至沃尔赫夫（BaлхoB）计民户口④。统计户口通常将居民情况填写在事先印好的户籍表格内，再装订成户籍册。因人口时时变动，调查户口要经常进行。这使俄罗斯人在13世纪常常看到来自北京的印刷品。《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更载，1320年，“斡罗思等内附，赐钞万四千贯，遣还其部”，可见俄罗斯境内当时通行大汗发行的纸钞。13～14世纪时中国人还到达西欧一些国家，有史可查的是巴琐马（RabbanBarSauma，1225～1293）及其弟子马忽思（Marcos，1244～1317）的西欧之行。巴琐马1225年生于北京，其父名昔班（Siban），为维吾尔族景教徒。巴琐马自幼为僧，后认识生于东胜州（今内蒙托克托）的马忽思，马忽思拜巴琐马为师，1275～1276年二人从北京出发结伴西行，目的是去耶路撒冷圣地求法⑤。他们经今新疆向西行，1280年到巴格达。还未及去耶路撒冷，巴琐马便被景教宗长任命为总视察，马忽思成了巴格达教区主教。1285年伊利汗国阿鲁浑汗派马忽思出使罗马。1287年再派巴琐马重访罗马，顺访意大利热那亚及法国巴黎，受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ⅣleBel，1268～1314）接见，参观巴黎大学等处，再赴波尔多城，会见访问法国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Ⅰ1239～1307）。1288年巴琐马回罗马，向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Ⅳ，1288～1292）递交国书，后，返回巴格达。他用波斯文写了一部游记，19世纪译成叙利亚文和法文，20世纪译成英文。美国学者萨顿（GeorgeSarton，1887～1956）认为巴琐马是最早到过西欧的中国人，还说：“有趣的是，在巴琐马首次横跨中国和中亚的旅行中，基本上沿着与马可波罗同样的路线，只不过是方向相反而已，事实上他们可能在路上相遇”（①。13世纪几乎同一时间内，中国人巴琐马从北京到罗马，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又从威尼斯到北京，二人都有游记传世，真是历史巧合。作为在北京出生的维吾尔人巴琐马，自幼便接触印本书，懂得祖国印刷技术，而他赴欧洲也经过其祖籍新疆的印刷中心。如果西方有人问起中国的书籍是怎样印刷出来的，他会乐于介绍的。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到，13～14世纪起欧洲人已对中国雕版印刷和印刷品有所了解，甚至接触过这类实物，他们有可能直接或间接获得这方面的技术信息，从而进一步利用这一技术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