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雕版印刷在欧洲传播的历史背景
  12～13世纪时，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通过阿拉伯引进了中国造纸术而建立起纸厂，但没有同时引进印刷技术，各种读物仍靠手抄。14～15世纪以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科学文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对读物的需要量迅速增加，手抄本的供应显然满足不了需求，因而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而印刷业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繁荣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当建起造纸业的欧洲需要印刷技术时，中国元、明两代正处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全面发展的阶段，而这时又是中、欧直接接触空前活跃之际，欧洲人有可能从中国得到技术借鉴。技术的传播总是通过印刷品的输出和人员思想交流进行的，只要得到中国印刷品的样本和有关印刷的知识，欧洲技术家经过摸索就能如法仿制，正如他们得到中国有关火药和磁学的知识后，能如法仿制出火炮和指南针一样。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欧洲人从各种渠道可得到中国印刷技术信息。
  在讨论欧洲印刷起源之前，有必要谈谈他们获得中国印刷技术信息的渠道和机会。与欧洲邻近的蒙古伊利汗国（1260～1353），早在1294年就在波斯大不里士用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印发了纸钞。伊利汗国合赞汗时的宰相拉施特丁1311年在《史集》中不但记录了这次发行纸钞的经过，而且还描述了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细节。濒临地中海的埃及境内，1300～1350年间出版了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欧洲大陆与伊利汗国相毗邻，和马穆鲁克王朝时的埃及隔海相望，擅长海上贸易而往来在这一地区的欧洲人得到印刷技术信息并不困难。13世纪以后，由于蒙古大军的西征重新打通了亚欧陆上通道，为双方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创造了条件。从北京到罗马或巴黎之间的通道畅行无阻，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往来。
  17世纪的突厥族史家和花刺子模统治者阿布尔·加兹·巴哈杜尔汗（Abu'lGhaziBa-hadurKhan，1603～1664）于其所著《蒙古史》中追记这条中西陆上通道时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伊朗和突厥之间的所有国家都享有这样一种和平局面，以至人们头上顶着金盘从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旅行，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危害①。”
  这条贯通亚欧二洲的陆上通道之所以安全，因为它在蒙元帝国控制之下，沿途设驿站，有驻军把守。
  中国与欧洲双方使者、商人、传教士、学者、工匠和游客沿此道相互访问。例如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1243～1254）派柏朗嘉宾（Jean Plano de Carpini，1182～1252）出使蒙古。此使者为意大利人，1228年任日耳曼大主教，1230年任西班牙大主教，奉使时已年逾六旬。同行者有波兰教士本笃（Benedict）和奥地利商人，他们先至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蒙古钦察汗国都城萨莱（Sarai）谒见拔都汗，再由此东行持教皇玺书于1246年至蒙古定宗贵由大汗驻地和林。1247年返回法，国里昂后，用拉丁文写了《东方见闻简报》（Libellus Historicus），对中国作了介绍。书中指出中国人精于工艺，其技巧世界无比，而且有自己的文字，其史书详载其祖先的历史②。书中说中国有类似《圣经》的经书，当指儒释典籍的印本。
  与此同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14～1270）遣法国方济各会士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ouck，1215～1270）东行，1253年到和林，受蒙哥汗召见，1255年返回巴黎述职。他写的游记题为《威廉·罗柏鲁兄弟1253年出访东方游记》（Itinerarium fratris Wilhelmi de Rubruk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m，anno gratiae MCCL Ⅲ ad partes Orientales），简称《东游记》（Itinerar-iumad Orientales）。书中介绍元代印行的纸钞时写道：
  中国（Cathay）通常的货币是由长宽各有一掌（3×4英寸＝7.5×10厘米）的棉纸作成，纸面上印刷有类似蒙哥汗御玺上那样的文字数行。他们用画工的小毛刷（毛笔）写字，一个[汉]字由若干笔划构成③。
  此处所说的货币用的“棉纸”，当为桑皮纸。罗柏鲁是最早指出中国用印刷技术发行纸币的欧洲人。他在出使中国时也使用过这种特殊印刷品，当然也有可能接触其他雕版印刷品。罗柏鲁在和林还遇到日耳曼人、俄罗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和阿拉伯人，其中包括来自巴黎的金银匠布西耶（GuilaumeBuchier），正在为大汗制造金银器皿①。这里还有通晓数种语言的英国人巴兹尔（Basil）等。罗柏鲁的《东游记》内容相当丰富而翔实，是《马可波罗游记》出现前欧洲人对中国情况的最全面介绍。他返回巴黎后，与正在那里的英国著名人物罗哲·培根（RogerBacon，1214～1294）会面，培根从交谈中得到不少有关中国的科学信息，并读了《东游记》。培根还在其《大论》（OpusMajus，1267）中谈到罗柏鲁②。
  元世祖（1260～1294）忽必烈在位时，北京是北方印刷中心，除出版各种书籍外，还印发纸钞。就在这时，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哥罗·波罗（NicoloPolo）及马飞·波罗（MaffeoPolo）兄弟来华，受忽必烈召见，大汗令二人与朝廷使者至欧洲，转交给罗马教皇的书信。1271年他们完成使命后，再度来华，同时带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同行，1275年到北京。忽必烈再次召见他们，发现马可波罗聪明伶俐，命留宫中，，后委以各种重任，在华凡十七年。后波罗一家三人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到伊利汗国，1292年自福建泉州乘船至波斯。他们完成使命后，于1296年返回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1299年将旅行见闻写成游记，全面介绍中国情况，赞扬这个亚洲大国的富饶和物质文明，使欧洲人一新耳目。《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也谈到北京有印钞厂，以桑皮纸印成纸钞在全国通行，用久毁损还可更换新币③。这必引起欧洲人的兴趣。当欧洲人于13世纪东来的同时，中国人也沿相反方向前往欧洲。北京的蒙古统治者经常遣使者、官员、学者去钦察汗国所属的俄罗斯。例如《元史》卷三《宪宗纪》载1253年宪宗蒙哥“遣必阇别儿哥括斡罗思（俄罗斯）户口”。俄国史也说1257年蒙古军官到俄罗斯境内的梁赞（Pязaнъ）、苏兹塔尔（Cyздaлъ）及穆洛姆（MypoM）等地计民户口，设官收税。1259年，蒙古军官别儿哥（Бepгaй）及哥撒奇克（Кocaчик）率眷属及部下多人至沃尔赫夫（BaлхoB）计民户口④。统计户口通常将居民情况填写在事先印好的户籍表格内，再装订成户籍册。因人口时时变动，调查户口要经常进行。这使俄罗斯人在13世纪常常看到来自北京的印刷品。《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更载，1320年，“斡罗思等内附，赐钞万四千贯，遣还其部”，可见俄罗斯境内当时通行大汗发行的纸钞。13～14世纪时中国人还到达西欧一些国家，有史可查的是巴琐马（RabbanBarSauma，1225～1293）及其弟子马忽思（Marcos，1244～1317）的西欧之行。巴琐马1225年生于北京，其父名昔班（Siban），为维吾尔族景教徒。巴琐马自幼为僧，后认识生于东胜州（今内蒙托克托）的马忽思，马忽思拜巴琐马为师，1275～1276年二人从北京出发结伴西行，目的是去耶路撒冷圣地求法⑤。他们经今新疆向西行，1280年到巴格达。还未及去耶路撒冷，巴琐马便被景教宗长任命为总视察，马忽思成了巴格达教区主教。1285年伊利汗国阿鲁浑汗派马忽思出使罗马。1287年再派巴琐马重访罗马，顺访意大利热那亚及法国巴黎，受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ⅣleBel，1268～1314）接见，参观巴黎大学等处，再赴波尔多城，会见访问法国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Ⅰ1239～1307）。1288年巴琐马回罗马，向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Ⅳ，1288～1292）递交国书，后，返回巴格达。他用波斯文写了一部游记，19世纪译成叙利亚文和法文，20世纪译成英文。美国学者萨顿（GeorgeSarton，1887～1956）认为巴琐马是最早到过西欧的中国人，还说：“有趣的是，在巴琐马首次横跨中国和中亚的旅行中，基本上沿着与马可波罗同样的路线，只不过是方向相反而已，事实上他们可能在路上相遇”（①。13世纪几乎同一时间内，中国人巴琐马从北京到罗马，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又从威尼斯到北京，二人都有游记传世，真是历史巧合。作为在北京出生的维吾尔人巴琐马，自幼便接触印本书，懂得祖国印刷技术，而他赴欧洲也经过其祖籍新疆的印刷中心。如果西方有人问起中国的书籍是怎样印刷出来的，他会乐于介绍的。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到，13～14世纪起欧洲人已对中国雕版印刷和印刷品有所了解，甚至接触过这类实物，他们有可能直接或间接获得这方面的技术信息，从而进一步利用这一技术发明。
  二 欧洲早期雕版印刷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GiovannidaMonteCorvino1247～1328）甚至在北京用中国印刷技术出版宗教读物，在教友中散发。1289年他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与另一会友皮斯托亚（NicholasdaPistoia）及威尼斯商人鲁卡龙戈（PietrodaLucalonga）从罗马启程，经波斯至印度，皮斯托亚逝世后，其余二人于1293年至福建泉州，
  1294年到北京。向元成宗（1295～1307）呈上教皇玺书，得准在北京居住。基督教在元代称“也里可温”（蒙古语Erkeun），受统治者庇护而得以发展。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5月18日，十年（1306）2月，孟高维诺从北京向罗马教皇当局发去两封信，报告十多年来在华传教经过②。这两封信的拉丁文原件今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从信中得知，孟高维诺初到北京时受基督教另一教派景教徒（Nestorians）的排斥，使他不能印刷天主教读物。后来传教工作有进展，1298及1305年在北京建起两所教堂，发展教徒6000人，又将《新约全书》及《圣咏》译成蒙文，根据《圣经》中故事绘制出一些宗教画，画面下附有拉丁文、图西克文和波斯文简短说明。卡特认为孟高维诺为文化不高的教徒提供的上图下文式的宗教画是印刷品。他说：“在当时中国，把任何重要作品付之印刷，已经成为很自然的事。”他还指出在孟高维诺印宗教画后50年，欧洲也出现了类似出版物，“这恐怕并非偶然的巧合”③。就是说，欧洲人将孟高维诺在中国使用的方法用到欧洲。
  我们认为卡特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孟高维诺发展的教徒以及与他共事的中国人会建议用印刷方法把宗教品公之于众。如果用人工手绘几千份图像，在元代是不可想像的愚蠢之举。他刊印宗教画的地点在北京，可能在教堂之内，由中国人任刻印工作。刊印时间在建立教堂之际，即1298～1307年。宗教画上的图西克文（Tursic）不会是突厥文，而是回鹘文体考蒙文或八思巴体蒙文，因当时也里可温教徒多是蒙古人①。孟高维诺印宗教画显然是仿照佛教徒以前宣传教义的作法，因为唐、五代僧人早已这样作了。但他在北京却完成了西方人从未作过的创举，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欧洲人借印刷技术出版过读物。
  然而当北京出版的印有拉丁文的基督教画携入欧洲后，就会成为仿制的对象，从而实现了中国雕版技术在欧洲的传播。传递这些印刷品和印刷知识的主要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可能在孟高维诺等人在华期间往来于中、欧之间，也可能是原在华停留而在元末社会动荡时撤回欧洲的。据文献所记及考古发掘，1250～1368年间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为数不少，他们是将中国的印刷品和有关印刷技术传入欧洲的重要媒介。13～14世纪欧洲人所知道的中国印刷品，除纸币、印本读物外，还有娱乐用的纸牌。纸牌是在蒙古军西征时传入欧洲的。
  李约瑟认为，13～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发明涌入欧洲，采取“成串传播”（transmision in clusters）的方式，即有一连串重要发明集中于一个时期从中国同时传入欧洲。12～13世纪时传入欧洲的，有中国的磁罗盘、造纸术、独轮车和船尾舵。13～14世纪时传入欧洲的，有中国的火药术、机械钟、弧形拱桥、纺丝机，还有雕版印刷，接踵而至的是活字印刷②。在探讨欧洲印刷术起源时，必须考虑到它与其他中国发明成串传播到欧洲的这一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传播事件。因之1350～1450年间，欧洲开始发展印刷技术便不是突如其来的事，而是由于中国一连串技术发明涌入欧洲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于从中国至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之间的陆上通道在蒙元帝国及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这些蒙古统治者控制之下，中西交通、经济与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空前活跃，才为技术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传播路线不一定完全经由陆路，通常是陆海兼程。不管采取什么路线，都必须经过中亚、西亚这些由蒙古人统治的中间地区，这些地区是受北京的元朝皇帝节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中间地区，已先于欧洲发展了雕版印刷，成为向欧洲扩散这一技术的桥头堡。
  我们知道，欧洲早期印刷术是严格按中国的技术模式发展的，首先经历雕版印刷阶段，其次再由此过渡到活字印刷阶段，但过渡期比中国短。欧洲早期雕版印刷品主要是纸牌和宗教画，以满足其世俗娱乐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需要，德国和意大利看来是较早生产印刷品的国家，两种印刷品大约都出现于1400年前后半个世纪之内，即1350～1450年之间。根据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和中西部城市纽伦堡保留下来的古代市政记录，在1420、1433、1435及1438年记事中多次提到“纸牌制造者”。然而当时纸牌用各种方法制成，其中包括在纸上描绘、捺印和木版印刷等。显然木板印刷成本较低，是更为通用的制造方法③。现存最早的纸牌有些是印刷的，其年代难以确定。但有一条史料年代明确，即1441年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当局发布的一项命令，其中说：
  鉴于在威尼斯以外各地制造大量的印制纸牌和彩绘图像，结果使原供威尼斯使用的制造纸牌与印刷图像的技术和秘密法趋于衰败。对这种恶劣情况必须设法补救，……特规定从今以后，所有印刷或绘在布或纸上的上述出品，即祭坛背后的绘画、图像、纸牌……都不准携入或输入本城①。
  上述史料说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曾是印刷纸牌和宗教画的中心，因受到别处产品争夺本地市场的威胁，为保护本地业主的利益，威尼斯市政当局下令自1441年起禁止进口这类印刷品。此举也许是针对德国产品的倾销，因为据同期德国乌尔姆（Ulm）城的记载，该处将印刷的大量纸牌装入桶中运到西西里和意大利。17世纪意大利作者札尼（ValereZani，1621？～1696）写道：
  我在巴黎时，一位在巴勒斯坦的法国教士特雷桑神甫（Abbé Tressan，1618～1684）给我看一副中国纸牌，告诉我有一位威尼斯人第一个把纸牌由中国传入威尼斯，并说该城是欧洲最先知有纸牌的地方②。
  从中国与意大利之间在元代的相互频繁人员往来情况观之，札尼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纸牌正如整个印刷技术那样，在蒙元时期可能通过多种渠道传入欧洲，不能排除从中国直接传入意大利的可能性。从工艺角度观之，早期印刷纸牌的欧洲工匠，很可能还同时印刷宗教画，就像意大利人孟高维诺1298～1307年在北京所作的那样，根据《圣经》中的故事画出若干幅图画并加注简短文句，然后刻成木雕版印在纸上。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特别精于此道，印行宗教画的孟高维诺在北京的第一个助手阿诺德就是德国科隆人，这一点就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是罗马教皇的所在地，又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由于对外贸易发达，在元代时与中国交往密切，最先引进印刷术是很自然的。而德国地处中欧，同其他欧洲国家比，距意大利较近，而德国造纸业又相当发达。现存最早的有年代可查的欧洲木雕版宗教画，是1423年印刷的圣克里斯托夫（St.Christoph）及耶稣画像（图17-11）。此图是在德国奥格斯堡一修道院图书馆内发现的，当时贴在一手写本封面内，现藏于英国曼彻斯特市赖兰兹图书馆（The RylandsLi-braryinManchester）①。画面上刻有圣克里斯托夫背着手捧十字架的年幼耶稣渡水，画面下刻有两行韵语，意思是：
  无论何时见圣像，
  均可免遭死亡灾②。
  这颇像中国佛教印刷品的经咒那样。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下角还有从中国引入的水车。
  1400～1450年间，在德国、意大利、荷兰及今比利时境内的弗兰德（Flanders）等地盛行木版印刷。这期间列日（Liege）城的德国神甫欣斯贝格（Jean de Hinsberg，1419～1455）及其姊妹在贝萨尼（Bethany）修道院的财产目录中列有“印刷书画用的工具一个”及“印刷图像用的版本九个及其他印刷用的石板十四个”（Novem printe lignee ad imprimendas ymagines cum quatuordecim alis lapideis printis）③，明确说用版本印刷图像。
  欧洲的早期印刷品大多是宗教画，画像显得较为粗放，有时印好后在画面上填以颜色。图面下附有文字，或将文字安排在画面中间。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等处藏有很多这类印刷品，多未刊出印刷年代、地点和刻印者姓名，但从版面形制、刻工刀法及画工粗劣以及其他因素观之，可以判断是属于早期产物。其中最有名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刊印的《往生之道》（ArsMoriendi），用圣像及《圣经》文句介绍安乐地离开人世的方法，原作者及刻印者不明，但可断为1450年间之物，现藏于不列颠图书馆，共24张图像，装订成一册。比此稍早时印的还有《默示录》（Apocalypse），也是宗教画，年代大约为1425年（图17-12）。而《穷人的圣经》（BibliaPauperum）也属于这类早期印刷品。至15世纪末，图文并茂的木版印刷品继续出现，同时也有全是文字而无图的印本。
  与此同时，大众所需的非宗教读物也以雕版印成，特别是4世纪时罗马人多纳特斯（AeliusDonatus，320～370）所编的《拉丁文语法》（ArsGrammatica）在各学校中广泛用作教材，拥有大量读者。先前人们都靠手抄利用这个小册子，在木版印刷发展后，便以此法提供很多印本，后来便将这类书称为《多纳特斯》（Donatusor Donate）。
  三 欧美学者论中国雕版印刷对欧洲的影响
  欧洲早期雕版印刷物在形制和制造工艺方面，与中国宋、元雕版印本很相似，这是值得注意的。据美国印刷技术专家和印刷史家德文尼（Theodore Law de Vinne，1828～1914）的研究，欧洲早期印刷工也是先将画稿和文字用笔写绘于纸上，将纸上墨迹用米浆固定于木板上，再顺着板材的纹理面向自己的方向下刀刻之。同时每块木版刻出两页，将纸铺在蘸有墨汁的版面上，以刷子擦拭。印刷完毕后，再沿每一印张的中线向内折成单张，将纸上无字迹的那面折在里头①。最后，将折好的各印张装订成册，因而具有中国印本书的外表。欧洲语中的folio最初就指这种对折本。因而，欧洲早期木版书完全是模仿中国印本书的刻版、刷印和装订等各套工艺程序而生产出来的。
  其实，德文尼以前的欧洲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而且认为欧洲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入的。早在1546年，意大利史家焦维奥（Paolo Givio，1483～1552，拉丁文名为Paulus Jovius）在威尼斯出版的《当代史》（Historia sui temporis）一书中写道：
  广州的印刷工（typographos artifices）用与我们相同的方法，将包括历史和仪礼书在内的书籍印刷在长幅对开纸上，再朝里折成长方书叶。教皇列奥（Leo X Gio-vanni de Madici，1475～1521）好意让我看过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和一头象是葡萄牙，国王（JohnⅢ，Don Manuel，1495～1521）作为礼物送给教皇的。由此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相信，早在葡萄牙人到印度之前，对文化（Littera）有无比帮助的类似技术（artisexempla）就通过西徐亚和莫斯科公国传到我们欧洲①。
  焦维奥上述说法可理解为，元代时，离华取道中亚和俄罗斯而返回欧洲的旅行者将中国印刷术传到欧洲，这是印刷术西传的一种可能渠道。英国东方学家柯曾（Robert Curzon，1810～1873）1860年发表的《中国与欧洲印刷史》一文内指出，欧洲与中国雕版印刷物在各方面完全相同后写道：
  我们必须认为欧洲木版书的印刷过程肯定是根据某些早期旅行者从中国带回去的中国古书样本模仿的，不过这些旅行者的姓名没有流传到现在②。
  中国宋、元时除以木板刻书以外，还以铜板刻书，而纸钞也时而以铜板刷印，如本书第九章第一节所述。欧洲也是如此，1430年间德国始行铜板刻书，较早的凹版画为过去柏林保留下来的刻于1446年的《鞭挞图》。后来意大利弗罗伦萨的金工菲尼圭拉（Tommaso di Anto-nio Finiguerra，1426～1464）在晚年更发展铜板腐蚀刻版法。通过以上所述，中国雕版技术对欧洲的明显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卡特因而作出结论说：在欧洲雕版印刷的肇端中，中国的影响其实为最后的决定性因素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