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1878年埃及的法尤姆地区出土大量纸写本的同时，还有五十多件印刷品残页同时伴出，后来这些发掘物归奥匈帝国赖纳大公拥有，他死后由奥地利国立图书馆赖纳特藏部收藏。印刷品的发现从印刷术西传的角度观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印刷品除维也纳之外，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亦藏有六件，1922年由格鲁曼（AdolfGrohmann）博士鉴定为雕版印刷品，有一件印在羊皮上，其余五件印在纸上。五十多件出土的印刷品，用纸精粗不一，较大的一张约30×10厘米，有的印刷精美，带有行格，有的刻印粗糙。除印以黑字外，还有印以朱字的。这些印刷品从形制上看，使人立刻想到中国内地和吐鲁番出土的同类物。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博士对埃及出土印刷品作实物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现在有种种证据显示，它们不是用压印方式印成的，而是用中国人的方式，将纸铺在版木之上，用刷子轻轻刷印成的”①。
  印刷物上的文字通常是不同字体的阿拉伯文，因是一些残页，没有留下带年款的部分。经卡拉巴塞克和格鲁曼这两位阿拉伯文专家研究后，认为这批雕版印刷品内容与伊斯兰教有关，其中有祈祷文、辟邪的咒文，也有《古兰经》经文。他们还从阿拉伯文不同字体将这批印刷品判断为900～1350年之间的产物。这可理解为印刷品年代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将下限定为1350年是正确的，因为与印刷品同时出土的纪年纸写本截止于此时，再无晚于此时者。至于说到印刷品的时间上限，定为900年肯定为时过早。就以一度认为最早的一页印件（RainerColectionno946）而言，内容为《古兰经》第三十四章的第1～6节，印纸10.5×11厘米，原初步断为1.0世纪初（900）之物，据说这件上的字体最早。
  但正如卡特所指出的，单纯以字体对印刷物断代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字体较古的印刷品可能用早期写本字体刻版，但在埃及和其他伊斯兰教地区不可能在900年这样早就用纸来印《古兰经》。我们还可补充说，后代人用前代人字体刻书在中国屡见不鲜，例如宋元时的刻工常常用唐代颜体及欧体字刻书，不能单纯因为用唐人字体将宋元刻本定为唐刻本。卡特认为埃及出土的这批印刷品，可以肯定都是14世纪中叶以前的，但也不可能早到10世纪，有些就是14世纪之物。卡特去世之后，1954年格鲁曼访问埃及开罗后说，他对赖纳藏品中那张断为10世纪的《古兰经》刊本年代产生疑窦，因为1925年以来在上埃及乌施姆南等地阿拉伯时代的古墓中发现有更多的这类雕版印刷品，却没有10世纪那样早的东西①。因此长期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份《古兰经》阿拉伯文印本残页原来的断代，现在要重新修正。
  从印刷术西传史角度观之，我们认为埃及出土的阿拉伯文宗教印刷品不管字体如何，都是蒙古西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其年代应在1300～1350年之间。在这以前，波斯大不里士的蒙古统治者1294年发行了纸钞，而在这前后，尤其1295年合赞汗即位并于同一年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不久，伊利汗国会用印钞的技术出版伊斯兰教读物。来自印刷术故乡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从前阿拉伯人哈里发不同，早已懂得用印刷技术传播宗教读物的有效性，他们不但不阻挡，而且还鼓励出版伊斯兰教读物。合赞汗下令建立伊斯兰经学院，在各处兴建新的清真寺，他本人也对教义有所研究。这位具有科学技术教养的蒙古杰出统治者定会支持宗教出版事业的。伊利汗国在13～14世之际成了西亚地区的出版中心，应是顺理成章的。
  埃及是伊利汗国的近邻，双方有密切交往，又共同信仰伊斯兰教、通用阿拉伯文，埃及印刷术显然是从伊利汗国传入的。也就是说，印刷术先从中国经中亚传到波斯，再经波斯传到北非的埃及，而从波斯传到埃及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据1982年10月8日出版的《犹太周刊》（TheJeuishWekly，8Oct.1982，p.26）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总图书馆吉尼查特藏部（Taylor-SchechterGenizahCollection，UniversityofCambridgeLibrary）发现14世纪后期的希伯来文雕版印刷品②，说明活动于伊利汗国与埃及之间的犹太人也使用了印刷术。
  埃及发展印刷术时，正处于突厥族军事将领拜伯尔斯（al-Malikal-ZāhrRukn-al-DinBay-bors，1233～1277）所建立的马穆鲁克（Mameluke）王朝（1250～1517）统治之下。突厥人苏丹虽信伊斯兰教，但像蒙古汗那样，并没有不准刻印伊斯兰教经典的清规戒律，因而埃及能继伊利汗国之后印刷宗教读物。同样，犹太人对印刷也没有成见，能及时采用。看来，中亚、西亚在阿拉伯哈里发统治期间，印刷术的发展确是受到抑制，待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后，由蒙古人、突厥人统治这一地区时，印刷术才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伊利汗国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埃及与欧洲有直接交往，也为印刷术西传至欧洲提供了一个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