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二任汗阿八哈在位十七年后，由其七弟阿合马（Ahmed）短期统治（1282～1284），再由阿八哈的长子阿鲁浑汗（ArghunKhan）执政（1284～1291）。此时国内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纸厂的产量比昔日有所增加，且继续向欧洲出口。阿鲁浑汗死后，其弟乞合都（Gaykhatu，1240～1295）即位，他在位四年间（1291～1295）一个重大经济举措是印发纸币，从而动用了印刷技术。此后，至合赞汗（Ghazan，1273～1304）在位时（1295～1304）伊利汗国处于全盛时期，此时担任宰相的波斯人拉施特丁奉命主编史学巨著《史集》（Jamial-Tawārikh），于1311年成书。书中《乞合都汗传》叙述了回历693年（公元1294年）发行纸币的经过。
  现将《史集》卷三《乞合都汗传》有关内容摘抄于下：
  691年十二月六日（1292年11月18日），在阿儿兰（Arran）的冬营地上，撒都剌丁（Sadr-ad-DinJekhan，？～1295）被委任为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之职。6693年六月初（公元1294年5月初），召开了有关纸钞的会议。撒都剌丁和几个异密（Emir，总督）偶而考虑到通行于中国的纸钞（〓aw），他商讨了通过什么方式来推行纸钞于这个国家（伊利汗国）。他们向君王奏告了这件事。乞合都[汗]命令孛罗丞相（Pulad-〓insang）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孛罗说道：‘纸钞是盖有皇印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整个中国，中国所用的硬币巴里失（银锭）便被送入国库。’因为乞合都是个非常慷慨的君王，他的尝赐的费用极大，世上的金钱对他来说不够用，所以他赞成推行此事。撒都剌丁想在国内规定别人还没有规定过的惯例，因此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众异密之中最明白道理的失克秃儿那颜（Siktur-Noion）说：‘纸纱将造成国中经济崩溃，给君王造成不幸，引起剌亦牙惕（农民）和军队中的骚动。’撒都剌丁向君王奏告说：‘因为失克秃儿·那颜很爱黄金，所以他竭力说纸币不好。’有旨从速印造纸钞。
  八月二十七日（1294年7月23日），异密阿黑不花（Akbuka）、脱合寨儿（Tǒgac-ar）、撒都剌丁与探马赤-倚纳（Tamaci-Inak）前往贴必力思（大不里士）印造纸钞。九月十九日（8月13日），他们到了那里，宣布诏令，印造了许多纸钞，同时颁布诏令：凡拒绝纸钞者立即处死。约一个星期左右，人们害怕被处死，接受了纸钞，但人们用纸钞换不到多少东西。贴必力思城的大部分居民不得不离开……最后，推行纸钞的事失败了①。这段原始记载已具体叙述了1294年乞合都汗在宰相兼财政大臣撒都刺丁建议下，于伊利汗国发行纸钞的原委。因经验不足，钞币没有足够的金本位支撑，发行数额又大，加上人们不习惯使用这种新的货币形式，结果导致失败。然此举在西亚地区印刷与货币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说明至迟在乞合都汗时伊利汗国已拥有印刷工，而他们用印刷技术制造印刷品是在德国人谷腾堡（JohannesGutenberg，1397～1468）出生之前一个多世纪。拉施特丁还说，乞合都汗发行纸钞前，曾听取从北京来的孛罗（Pulad）丞相对元世祖忽必烈时发行纸钞的情况介绍。按至元廿一年（1284）元世祖遣丞相孛罗出使伊利汗国，可能与册封阿鲁浑继承其父汗位之事有关。拉施特丁称孛罗为“〓insang”，正是汉语中“丞相”一词的音译②。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载，世祖中统元年（1260）颁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金银或丝为本位，钞面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及一贯、二贯等九种数额，两贯合白银一两。吸取宋、金的历史经验后，这次交钞发行是成功的。灭南宋后，至元十七年（1280）再发行至元宝钞，在全国统一使用。孛罗是元世祖发行纸钞时的目击者甚或当事人，他的介绍应当是权威的。乞合都汗在波斯大不里士发行的纸钞，仿元代宝钞形制，面值从半个迪拉姆（Dirham）至十第纳尔（Dinar）不等，钞面纸上印有阿拉伯文，说明发行年代及凡伪造或拒用者必严惩，同时还印有汉字“钞”及其音译“〓aw”的字样等③。元中统钞由木雕版印成，而至元钞印以铜版。伊利汗国的纸钞制版方式，史无下文，考虑到当时匆忙印制及同时期其他阿拉伯文印刷品制版方式，我们认为是以木雕版印制的，印刷及刻字由当地汉人工匠在与穆斯林工匠合作下完成的。
  拉施特丁不但记载了伊利汗国用中国印刷技术发行纸钞的实践，1311年还在其《史集》世界史部分谈到中国时介绍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阿卜·苏莱曼·达乌德（AbuSulaymanDáud）1317年所写《论伟人历史及世系》（Rawdatu‘uli-‘l-albabfitawarkhi‘l-akabirwa‘l-ansab）中叙述犹太人、欧洲各国人、中国汉人与蒙古人和印度人，此书简称《智者之园》（Tarikh-i-Banakati），谈到中国人时引用拉施特丁有关中国印刷术的记载。拉施特丁的原始记载1834年由德国东方学家葛拉堡（HeinrichJuliusKlaproth，1783～1835）译成法文，而《智者之园》的引文1920年由英国阿拉伯学研究家布朗内（EdwardGBrowne）转为英文。卡特将法、英文译文对比后发现二者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从技术上看，文内有个别用词不够准确，我们转译成汉文时作了调整。
  今将拉施特丁论中国印刷技术的原话翻译如下：
  中国人根据他们的习惯，曾经采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使写出的书稿原样不变地复制出书来，而且至今仍是如此。当他们要想正确无误而不加改变地复制出写得非常好的有价值的书时，就让熟练的写字能手工笔抄稿，再将书稿文字逐页转移①到版木之上。还要请有学问的人加以仔细校订，且署名于版木的后面。再由熟练的专门刻字工将文字在版木上刻出，标出书的页码，再将整个版木逐一编号，就像铸钱局的铸模那样，将版木封入袋子内。再将其交由可以信赖的人保管，在上面加盖特别的封印，置于特为此目的而设的官署内。倘有人欲得印本书，需至保管处所申请，向官府交一定费用，方可将版木取出，像以铸模铸钱那样，将纸放在版本上[刷印]，将印好的纸交给申请人。这样印出的书没有任何帘加和脱漏，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中国的史书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②③。
  拉施特丁的上述记载，用语可能有欠周全，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所介绍的内容是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因为他谈到刻雕版这道关键工序是十分清楚的，还将雕版印书比作以铸模铸钱，印出的书页文字与版上文字一模一样，正如金属货币上的文字与铸模上的字相同那样。但他没介绍请楷书手写出书稿后，如何将稿面文字逐页转移到版木上形成反体字形的工序。从其行文看似乎是说楷书手直接在版本上写字，再由刻字工刻之，这就不对了。另外，中国总是将版木放在架子上保管，而不是放入袋中。拉施特丁还谈到版木在官署中保管，读者须向官府付费才能得到印本书，这可能是指官刻本而言。不管怎样，拉施特丁有关印刷术的叙述在中国以西地区可谓最早记载。
  显然，13世纪时西亚波斯在伊利汗国时代掌握的印刷技术，是从中国经过陆路随蒙古军队的西征而传入的。至于说到中亚地区，掌握这种技术知识应当比西亚还要早些，因为蒙古察合台汗国所辖领土包括今中国新疆、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吉尔吉斯及阿富汗北部，汗殿设于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地区），汗国东部（今新疆维族自治区）早在13世纪初已在吐鲁番有了非常发达和分布广泛的印刷工业。20世纪以来，汉文、回鹘文、梵文、蒙文、藏文印刷品都有出土，而且1300年的回鹘文木活字也相继被发现，详见第十二章第二、第三节。察合台汗国西部重镇撒马尔罕，又是著名的造纸地区，东部的印刷工很方便来这里发展印刷业。因此13世纪时中亚、西亚都有了印刷业，伊利汗国虽然发行纸钞失败，但人们可以用印刷技术生产其他印刷品，照样可找到市场。
  自合赞汗以后，汗国的蒙古贵族加速伊斯兰化，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也加速了用印刷佛经的方法印刷伊斯兰教读物的进程。合赞汗本信佛教，后改信伊斯兰教，奖励学术研究。他本人还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和科学家，通晓蒙语、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藏语、梵文和拉丁文，了解各国事务，对天文学、医药、各种技术和历史都有专门研究。合赞的宰相拉施特丁与主子是同样的人物，也具有语言天赋和学者与科学家的素质。他们都了解印刷技术及其实用价值，因此合赞汗在位期间印刷业应有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技术及其产品还会向附近其他地区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