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西亚印刷的历史背景
  如上所述，阿拉伯帝国从阿拔斯王朝（750～1258）起已于不同地方生产麻纸，产量相当大，但因宗教、文化背景和民族习俗等方面的差异，阿拉伯人没有及早发展印刷技术。伊斯兰教经典的印本出现很晚，这是与东亚佛教国家不同的。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尝言道：“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学之”②。然而他的穆斯林子孙为什么没有及时从中国引进印刷术，仍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人说印板上刷墨用的刷子是用猪鬃作的，阿拉伯人认为用这种刷子来刷印《古兰经》有渎神明③。这仍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大多数场合是用更柔软的棕刷，而不用猪鬃作的硬毛刷。
  但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信仰佛教的蒙古人后来入主原属于伊斯兰教国的中亚、西亚地区后，印刷术很快就在这里发展起来。这是因为蒙古人来这里以前，早已习惯于在中国境内用印刷技术出版蒙、汉文读物并发行纸币，甚至纸牌，印刷术必然随蒙古人的西进而传入中亚及西亚。
  在讨论印刷术西传前，要先叙述蒙古人经营西域的简单历史。当蒙古西征以前，9～10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因统治集团渐趋腐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随之加剧，统一的阿拔斯王朝分裂为一些小王朝及地方割据势力，巴格达统治者控制的地区日益缩小。由成吉思汗在中国北方建立的蒙古汗国开始西进，1218年灭西辽后，1219～1223年大汗亲自率兵西征，直进军至里海。原阿拔斯王朝从唐夺取的昭武诸国，又归蒙古察合台汗国统治。
  窝阔台（1189～1241）即汗位后，1236～1241年派成吉思汗四个孙儿拔都（1209～1256）等第二次西征，占领俄罗斯大片土地，并攻入波兰、匈牙利，建钦察汗国（1240～1480），定都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Sarai）。蒙哥（1208～1259）汗在位时，再派其弟旭烈兀（1219～1265）进行第三次西征，1258年攻下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结束了中世纪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的统治。1259年旭烈兀进军至叙利亚，直达黑海。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旭烈兀受册封，于其所征服的地区建伊利汗国（Il-Khanate，1260～1353），实行独自统治。伊利汗国东起阿姆河，西临地中海而与欧洲相望，北接钦察汗国的高加索，南至印度洋，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小亚（土耳其亚洲部分）等，定都于帖必力思（Tabriz，今伊朗大不里士）。蒙古大军以武力再次打通东西方之间一度阻塞的丝绸之路，于元大都（今北京）通向各西域汗国的主要干道设驿站，有驻军把守，以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无阻。
  蒙古伊利汗国位于欧洲和中亚之间，不但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还在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新的桥梁作用。该汗国前两任统治者旭烈兀汗和阿八哈汗都致力于恢复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他们西征时从中国调来大批蒙、汉和维吾尔族士兵、工匠、医生、技师和学者，与当地人一道，将首都大不里士建成国际性大都市，不少建筑物有中国建筑风格。当初攻打巴格达的主将郭侃（蒙古人称其为KukaIlka）为唐中书令郭子仪后裔，任巴格达首任总督后，从中国调来农业与水利专家参与改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灌溉工程，发展两河流域的农桑①。
  旭烈兀1259年在首都以南的马拉加兴建天文台和图书馆，请波斯学者纳速刺丁（Nāsral-Dinal-Tūsi，1201～1274）等前往工作，又从中国请来汉人天文历算学家参与此事。其中包括傅孟吉（Fao-Moung-Dji）①。从北京来马拉加工作的爱薛（IsaTarjamān，1226～1308），又名穆赫伊丁（Muhyial-Dinal-Maghribī），将一些中国书带到这里。奖励文学研究，同时还组织编写了《中国和回鹘历法》（Risālatal-Khitaiwa‘l-Uighur）②。归顺于旭烈兀并任阿八哈御医的波斯学者拉施特丁（Rashidal-DinFadlAl
  āh，1247～1318）在汉人医生帮助下，1311年编成《伊利汗国的中国科学宝库》（Tanksuq-nāmah-i-Ilkhandarjunūi‘ulumi-iKhitāi），内容包括西晋名医王叔和，（201～280）的脉学以及医药、解剖学、妇科学等③。伊利汗国除建筑上受中国影响外，日用品如纺织物和陶瓷也具有中国式的图案，而且是按从中国引进的技术制造的。最初的一些汗还信仰佛教，国内除清真寺外，还建有佛教寺院。因而我们看到，无论在精神或物质上，伊利汗国将蒙古文化、汉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都交织在一起。这正是促使印刷术在这里发展的因素。
  二 蒙古伊利汗国在波斯的雕版印刷
  第二任汗阿八哈在位十七年后，由其七弟阿合马（Ahmed）短期统治（1282～1284），再由阿八哈的长子阿鲁浑汗（ArghunKhan）执政（1284～1291）。此时国内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纸厂的产量比昔日有所增加，且继续向欧洲出口。阿鲁浑汗死后，其弟乞合都（Gaykhatu，1240～1295）即位，他在位四年间（1291～1295）一个重大经济举措是印发纸币，从而动用了印刷技术。此后，至合赞汗（Ghazan，1273～1304）在位时（1295～1304）伊利汗国处于全盛时期，此时担任宰相的波斯人拉施特丁奉命主编史学巨著《史集》（Jamial-Tawārikh），于1311年成书。书中《乞合都汗传》叙述了回历693年（公元1294年）发行纸币的经过。
  现将《史集》卷三《乞合都汗传》有关内容摘抄于下：
  691年十二月六日（1292年11月18日），在阿儿兰（Arran）的冬营地上，撒都剌丁（Sadr-ad-DinJekhan，？～1295）被委任为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之职。6693年六月初（公元1294年5月初），召开了有关纸钞的会议。撒都剌丁和几个异密（Emir，总督）偶而考虑到通行于中国的纸钞（〓aw），他商讨了通过什么方式来推行纸钞于这个国家（伊利汗国）。他们向君王奏告了这件事。乞合都[汗]命令孛罗丞相（Pulad-〓insang）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孛罗说道：‘纸钞是盖有皇印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整个中国，中国所用的硬币巴里失（银锭）便被送入国库。’因为乞合都是个非常慷慨的君王，他的尝赐的费用极大，世上的金钱对他来说不够用，所以他赞成推行此事。撒都剌丁想在国内规定别人还没有规定过的惯例，因此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众异密之中最明白道理的失克秃儿那颜（Siktur-Noion）说：‘纸纱将造成国中经济崩溃，给君王造成不幸，引起剌亦牙惕（农民）和军队中的骚动。’撒都剌丁向君王奏告说：‘因为失克秃儿·那颜很爱黄金，所以他竭力说纸币不好。’有旨从速印造纸钞。
  八月二十七日（1294年7月23日），异密阿黑不花（Akbuka）、脱合寨儿（Tǒgac-ar）、撒都剌丁与探马赤-倚纳（Tamaci-Inak）前往贴必力思（大不里士）印造纸钞。九月十九日（8月13日），他们到了那里，宣布诏令，印造了许多纸钞，同时颁布诏令：凡拒绝纸钞者立即处死。约一个星期左右，人们害怕被处死，接受了纸钞，但人们用纸钞换不到多少东西。贴必力思城的大部分居民不得不离开……最后，推行纸钞的事失败了①。这段原始记载已具体叙述了1294年乞合都汗在宰相兼财政大臣撒都刺丁建议下，于伊利汗国发行纸钞的原委。因经验不足，钞币没有足够的金本位支撑，发行数额又大，加上人们不习惯使用这种新的货币形式，结果导致失败。然此举在西亚地区印刷与货币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说明至迟在乞合都汗时伊利汗国已拥有印刷工，而他们用印刷技术制造印刷品是在德国人谷腾堡（JohannesGutenberg，1397～1468）出生之前一个多世纪。拉施特丁还说，乞合都汗发行纸钞前，曾听取从北京来的孛罗（Pulad）丞相对元世祖忽必烈时发行纸钞的情况介绍。按至元廿一年（1284）元世祖遣丞相孛罗出使伊利汗国，可能与册封阿鲁浑继承其父汗位之事有关。拉施特丁称孛罗为“〓insang”，正是汉语中“丞相”一词的音译②。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载，世祖中统元年（1260）颁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金银或丝为本位，钞面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及一贯、二贯等九种数额，两贯合白银一两。吸取宋、金的历史经验后，这次交钞发行是成功的。灭南宋后，至元十七年（1280）再发行至元宝钞，在全国统一使用。孛罗是元世祖发行纸钞时的目击者甚或当事人，他的介绍应当是权威的。乞合都汗在波斯大不里士发行的纸钞，仿元代宝钞形制，面值从半个迪拉姆（Dirham）至十第纳尔（Dinar）不等，钞面纸上印有阿拉伯文，说明发行年代及凡伪造或拒用者必严惩，同时还印有汉字“钞”及其音译“〓aw”的字样等③。元中统钞由木雕版印成，而至元钞印以铜版。伊利汗国的纸钞制版方式，史无下文，考虑到当时匆忙印制及同时期其他阿拉伯文印刷品制版方式，我们认为是以木雕版印制的，印刷及刻字由当地汉人工匠在与穆斯林工匠合作下完成的。
  拉施特丁不但记载了伊利汗国用中国印刷技术发行纸钞的实践，1311年还在其《史集》世界史部分谈到中国时介绍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阿卜·苏莱曼·达乌德（AbuSulaymanDáud）1317年所写《论伟人历史及世系》（Rawdatu‘uli-‘l-albabfitawarkhi‘l-akabirwa‘l-ansab）中叙述犹太人、欧洲各国人、中国汉人与蒙古人和印度人，此书简称《智者之园》（Tarikh-i-Banakati），谈到中国人时引用拉施特丁有关中国印刷术的记载。拉施特丁的原始记载1834年由德国东方学家葛拉堡（HeinrichJuliusKlaproth，1783～1835）译成法文，而《智者之园》的引文1920年由英国阿拉伯学研究家布朗内（EdwardGBrowne）转为英文。卡特将法、英文译文对比后发现二者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从技术上看，文内有个别用词不够准确，我们转译成汉文时作了调整。
  今将拉施特丁论中国印刷技术的原话翻译如下：
  中国人根据他们的习惯，曾经采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使写出的书稿原样不变地复制出书来，而且至今仍是如此。当他们要想正确无误而不加改变地复制出写得非常好的有价值的书时，就让熟练的写字能手工笔抄稿，再将书稿文字逐页转移①到版木之上。还要请有学问的人加以仔细校订，且署名于版木的后面。再由熟练的专门刻字工将文字在版木上刻出，标出书的页码，再将整个版木逐一编号，就像铸钱局的铸模那样，将版木封入袋子内。再将其交由可以信赖的人保管，在上面加盖特别的封印，置于特为此目的而设的官署内。倘有人欲得印本书，需至保管处所申请，向官府交一定费用，方可将版木取出，像以铸模铸钱那样，将纸放在版本上[刷印]，将印好的纸交给申请人。这样印出的书没有任何帘加和脱漏，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中国的史书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②③。
  拉施特丁的上述记载，用语可能有欠周全，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所介绍的内容是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因为他谈到刻雕版这道关键工序是十分清楚的，还将雕版印书比作以铸模铸钱，印出的书页文字与版上文字一模一样，正如金属货币上的文字与铸模上的字相同那样。但他没介绍请楷书手写出书稿后，如何将稿面文字逐页转移到版木上形成反体字形的工序。从其行文看似乎是说楷书手直接在版本上写字，再由刻字工刻之，这就不对了。另外，中国总是将版木放在架子上保管，而不是放入袋中。拉施特丁还谈到版木在官署中保管，读者须向官府付费才能得到印本书，这可能是指官刻本而言。不管怎样，拉施特丁有关印刷术的叙述在中国以西地区可谓最早记载。
  显然，13世纪时西亚波斯在伊利汗国时代掌握的印刷技术，是从中国经过陆路随蒙古军队的西征而传入的。至于说到中亚地区，掌握这种技术知识应当比西亚还要早些，因为蒙古察合台汗国所辖领土包括今中国新疆、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吉尔吉斯及阿富汗北部，汗殿设于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地区），汗国东部（今新疆维族自治区）早在13世纪初已在吐鲁番有了非常发达和分布广泛的印刷工业。20世纪以来，汉文、回鹘文、梵文、蒙文、藏文印刷品都有出土，而且1300年的回鹘文木活字也相继被发现，详见第十二章第二、第三节。察合台汗国西部重镇撒马尔罕，又是著名的造纸地区，东部的印刷工很方便来这里发展印刷业。因此13世纪时中亚、西亚都有了印刷业，伊利汗国虽然发行纸钞失败，但人们可以用印刷技术生产其他印刷品，照样可找到市场。
  自合赞汗以后，汗国的蒙古贵族加速伊斯兰化，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也加速了用印刷佛经的方法印刷伊斯兰教读物的进程。合赞汗本信佛教，后改信伊斯兰教，奖励学术研究。他本人还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和科学家，通晓蒙语、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藏语、梵文和拉丁文，了解各国事务，对天文学、医药、各种技术和历史都有专门研究。合赞的宰相拉施特丁与主子是同样的人物，也具有语言天赋和学者与科学家的素质。他们都了解印刷技术及其实用价值，因此合赞汗在位期间印刷业应有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技术及其产品还会向附近其他地区扩散。
  三 雕版印刷在埃及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1878年埃及的法尤姆地区出土大量纸写本的同时，还有五十多件印刷品残页同时伴出，后来这些发掘物归奥匈帝国赖纳大公拥有，他死后由奥地利国立图书馆赖纳特藏部收藏。印刷品的发现从印刷术西传的角度观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印刷品除维也纳之外，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亦藏有六件，1922年由格鲁曼（AdolfGrohmann）博士鉴定为雕版印刷品，有一件印在羊皮上，其余五件印在纸上。五十多件出土的印刷品，用纸精粗不一，较大的一张约30×10厘米，有的印刷精美，带有行格，有的刻印粗糙。除印以黑字外，还有印以朱字的。这些印刷品从形制上看，使人立刻想到中国内地和吐鲁番出土的同类物。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博士对埃及出土印刷品作实物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现在有种种证据显示，它们不是用压印方式印成的，而是用中国人的方式，将纸铺在版木之上，用刷子轻轻刷印成的”①。
  印刷物上的文字通常是不同字体的阿拉伯文，因是一些残页，没有留下带年款的部分。经卡拉巴塞克和格鲁曼这两位阿拉伯文专家研究后，认为这批雕版印刷品内容与伊斯兰教有关，其中有祈祷文、辟邪的咒文，也有《古兰经》经文。他们还从阿拉伯文不同字体将这批印刷品判断为900～1350年之间的产物。这可理解为印刷品年代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将下限定为1350年是正确的，因为与印刷品同时出土的纪年纸写本截止于此时，再无晚于此时者。至于说到印刷品的时间上限，定为900年肯定为时过早。就以一度认为最早的一页印件（RainerColectionno946）而言，内容为《古兰经》第三十四章的第1～6节，印纸10.5×11厘米，原初步断为1.0世纪初（900）之物，据说这件上的字体最早。
  但正如卡特所指出的，单纯以字体对印刷物断代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字体较古的印刷品可能用早期写本字体刻版，但在埃及和其他伊斯兰教地区不可能在900年这样早就用纸来印《古兰经》。我们还可补充说，后代人用前代人字体刻书在中国屡见不鲜，例如宋元时的刻工常常用唐代颜体及欧体字刻书，不能单纯因为用唐人字体将宋元刻本定为唐刻本。卡特认为埃及出土的这批印刷品，可以肯定都是14世纪中叶以前的，但也不可能早到10世纪，有些就是14世纪之物。卡特去世之后，1954年格鲁曼访问埃及开罗后说，他对赖纳藏品中那张断为10世纪的《古兰经》刊本年代产生疑窦，因为1925年以来在上埃及乌施姆南等地阿拉伯时代的古墓中发现有更多的这类雕版印刷品，却没有10世纪那样早的东西①。因此长期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份《古兰经》阿拉伯文印本残页原来的断代，现在要重新修正。
  从印刷术西传史角度观之，我们认为埃及出土的阿拉伯文宗教印刷品不管字体如何，都是蒙古西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其年代应在1300～1350年之间。在这以前，波斯大不里士的蒙古统治者1294年发行了纸钞，而在这前后，尤其1295年合赞汗即位并于同一年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不久，伊利汗国会用印钞的技术出版伊斯兰教读物。来自印刷术故乡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从前阿拉伯人哈里发不同，早已懂得用印刷技术传播宗教读物的有效性，他们不但不阻挡，而且还鼓励出版伊斯兰教读物。合赞汗下令建立伊斯兰经学院，在各处兴建新的清真寺，他本人也对教义有所研究。这位具有科学技术教养的蒙古杰出统治者定会支持宗教出版事业的。伊利汗国在13～14世之际成了西亚地区的出版中心，应是顺理成章的。
  埃及是伊利汗国的近邻，双方有密切交往，又共同信仰伊斯兰教、通用阿拉伯文，埃及印刷术显然是从伊利汗国传入的。也就是说，印刷术先从中国经中亚传到波斯，再经波斯传到北非的埃及，而从波斯传到埃及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据1982年10月8日出版的《犹太周刊》（TheJeuishWekly，8Oct.1982，p.26）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总图书馆吉尼查特藏部（Taylor-SchechterGenizahCollection，UniversityofCambridgeLibrary）发现14世纪后期的希伯来文雕版印刷品②，说明活动于伊利汗国与埃及之间的犹太人也使用了印刷术。
  埃及发展印刷术时，正处于突厥族军事将领拜伯尔斯（al-Malikal-ZāhrRukn-al-DinBay-bors，1233～1277）所建立的马穆鲁克（Mameluke）王朝（1250～1517）统治之下。突厥人苏丹虽信伊斯兰教，但像蒙古汗那样，并没有不准刻印伊斯兰教经典的清规戒律，因而埃及能继伊利汗国之后印刷宗教读物。同样，犹太人对印刷也没有成见，能及时采用。看来，中亚、西亚在阿拉伯哈里发统治期间，印刷术的发展确是受到抑制，待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后，由蒙古人、突厥人统治这一地区时，印刷术才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伊利汗国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埃及与欧洲有直接交往，也为印刷术西传至欧洲提供了一个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