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造纸术西传的历史背景
  中亚和西亚各国在中国古书中通称为“西域诸国”，从长安到今甘肃、新疆后，沿天山南北两麓西行，经万里跋涉就可到达这些国家。这条陆上的丝绸之路从汉代（公元前2世纪）以来就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纸就与丝绸等商品一起运往甘肃、新疆一带，再从这里转运到中亚、西亚各国。20世纪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一些地点出土了大量汉魏、晋唐时的中国古纸。由于新疆地区从5世纪起已开始造纸，因而新疆便成为中国纸输入中亚、西亚各国的集散地。中国和西域国家的骆驼商队将丝绸、纸和铁器等中国货源源西运，新疆、甘肃和内地也有许多西域客商居住。因此中亚、西亚各国人很早以前便已用上了纸。
  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掘出九封用中亚粟特文写的信（图16-11），用的是中国麻纸。经英国学者亨宁（W.B.Henning）的研究，认为这些信是客居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中亚商人南奈·万达（NanaiVandak）在晋怀帝永嘉年间（311～313）写给他在撒马尔罕（Samarkand）的友人的①。古时粟特国靠今里海（CaspianSea）以东，又称康国，其居民以经商著名，常来中国做生意。《魏书》（554）卷一百零二《西域传》称：“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因此康国人早在4世纪就成为使用中国纸的中亚人。在新疆和甘肃敦煌还出土中亚吐火罗（Tukhara）文、西亚波斯文（450年前后）和叙利亚文以及欧洲希腊文等纸本文书，都是3～6世纪时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纸写的。
  唐代以后，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除陆路外，中国还通过海路与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有贸易往来。20世纪以来，在新疆、陕西和广东等地出土的波斯、罗马帝国的金币，正是当时贸易的历史见证。史载波斯萨珊（Sassan）王朝（226～651）期间已用中国所产的纸书写宫廷文件①，则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中亚各国亦当如此。“纸”字在波斯语中为kāgaz，中亚粟特语为kāygdi，都是汉语“榖纸”的讹音，演变成后来阿拉伯语中的kāghad。但唐以前中国内地通向波斯的陆上丝绸之路受到了西突厥的阻塞，因为它控制今新疆至里海以东的西域各国，使中西贸易不能畅通。
  西突厥控制包括位于锡尔河（SryDarya）以南到阿姆河（AmuDarya）地区的拔汗那国（Farghana）、昭武九国以及阿姆河以南地区的吐火罗国（Tukhara）。昭武诸国是以康国为首的九姓政权的总称，康国在汉代时称康居（Sogdiana），其祖先为西汉时中国西北古族月氏人，旧居于祁连山北的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公元前2世纪为匈奴所迫，西迁至锡尔河到阿姆河一带。后来其支庶分王各地，世称九姓，但皆以昭武为氏，以表不忘本源，故名“昭武九姓”，隋唐时包括康国（Samarkand，在今撒马尔罕一带）、石国（Tashkend，今塔什干）、安国（Bukhara，今布哈拉）、米国（Maimargh，撒马尔罕南的Maghian）、何国（Kashania，撒马尔罕以西）、史国（Kasanna，撒马尔罕东南之ShahriSebz）、曹国（分东曹Sutrisha、西曹Kebud及中曹）火寻国（Khwarism，又称花刺子模，今咸海南之Khiva一带）及伐地国（Botik，在阿姆河以西）②。昭武九姓国中，康国与石国最大，康国又是诸国的宗主。其地产良马及珠宝，土地肥沃，居民从事农牧业，尤善于经商，使用粟特文（Sogdian），往来于中国与波斯之间。除此，拔汗那国，汉代称大宛国，在中亚的费尔干那（Fergana）。而吐火罗国即汉代称为大夏（Bactria）之地，在今阿富汗北部。这些西域国家长期间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但6世纪时都受西突厥统治。
  唐太宗（629～649）即位后，国家统一，国力强盛，他为了打通东西方丝绸之路，多次对西突厥用兵。至高宗（649～683）时，659年灭西突厥，其原来统治的中亚各国纷纷内附，归入唐帝国版图，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玄宗（712～756）时改为安西节度使。因之，唐的势力范围已西至里海东岸，丝绸之路再次畅通，西域各国也因此受益，与唐保持密切往来。因昭武诸国属唐，所以早在650～651及707年唐纸就已输入康国所在的撒马尔罕③。20世纪30年代，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城西120公里处的穆格（Mugh）山出土年代为709～723之间的古纸④。康国用这些纸书写重要的官方文件，因而可以联想到波斯萨珊朝宫廷所用的纸定是经过康国从中国贩运过去的。康国人在中亚和西亚一带在推广纸的应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下所述，中亚一带最早的造纸厂建于康国境内的撒马尔罕，便一点不足为奇，因康国是中国以西最早用纸的国家。
  正当唐帝国经营西域之际，7～8世纪由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在西亚的阿拉伯半岛上兴起。伊斯兰教国统治者奥马尔（Umaribn-al-ttàb，581～644）在位时（634～644），率军从阿拉伯半岛上的首都麦加（Mecca）出发，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642年征服埃及，再灭波斯。至7世纪中叶，已将版图扩大到北至里海、西至北非的大片地区，从而与唐帝国的势力范围在西亚里海一带相接触。唐高宗李治（628～683）即位次年即永徽二年（651），阿拉伯第三任统治者鄂斯曼（Uthman，649～656在位）遣使来唐，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往来①。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叙利亚埃米尔（Emir，即总督）穆阿维亚（Muáwiyaibn-abi-Syfyān，？～680）为首的倭马亚贵族势力建立倭马亚（Umayyads）王朝（661～750），自任哈里发（统治者），迁都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Damascus）。此后，统治伊拉克的阿卜·阿拔斯（Abu‘l-Abbas，721～754）又建立阿拔斯（Abbasids）王朝（750～1258），首都再东迁至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
  这两个王朝继续保持与唐的频繁往来和贸易关系。中国史书将倭马亚王朝称为“白衣大食”，而称阿拔斯王朝为“黑衣大食”，将阿拉伯世界通称为“大食”。“大食”为波斯语Tajik或Tazc之音译，导源于阿拉伯一个部族Tayyi的名称。阿拔斯王朝政权支柱波斯和伊拉克贵族及其武装力量，因而受波斯影响较深，与其说是倭马亚朝的继续，勿宁说是波斯萨珊朝的继续。过去波斯宫廷用纸书写文件的作法，又为阿拉伯新的统治者所沿袭，而这以前他们是以树皮、羊皮和埃及莎草片（papyrus）为书写材料的。阿拔斯王朝时，650～707年间中国纸向阿拉伯世界大量出口，波斯巴士拉（AlBasra）学者贾希兹（Abū‘Uthmān‘Amribn-Bakral-Jāhiz，776～868）《商务观察论》（Kitabal-Tabassurbil-Tijāra）列举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货物时，指出有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和墨、剑、肉桂等②。
  阿拉伯人发现纸比当时所有其他书写材料都优越，但从中国经中亚长途贩运后纸价较高，一直想就地生产。这样他们还可向欧洲出口，以获实利。另一方面，早期哈里发对外用兵，忽视文治，从8世纪起，注重文化建设，在新的征服区推行阿拉伯文化，提倡学术研究，以巩固统治，这也增大了社会上对纸的需要量。他们试图从中国招请纸工传艺，但没成功，至8世纪中叶时，机会意外地到来。不过中国纸工不是被请去的，而是作为一次军事冲突中的战俘被掳去传授技术的。
  二 导致造纸术西传的怛逻斯战役
  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灭波斯后，下一个目标是向隶属于唐帝国的昭武诸国、拔汗那和吐火罗等里海以东国家推进，进而与唐争夺对中亚、西亚这段重要经济通道的控制权。这些遭受大食侵袭的信仰佛教或摩尼教的小国，与唐在政治、经济上是利益一致的，在唐与大食对峙中是亲唐的。然太宗以后的唐代统治者没有对西域国家给予有力的保护。至武则天执政后期，大食将军屈底波（Kutaibo）见无唐兵出救，遂逐一略取康国、安国、石国、吐火罗及拔汗那等国。唐玄宗即位后，国力一度好转。据宋人王钦若（962～1025）奉勅编修的《册府元龟》（1013）卷九百九十九所载，开元七年（719）康国、安国、俱蜜国（Kumidh），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国，开元二十九年（741）石国等国，都向长安上表述说其苦，“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解救苦难，“伏望天恩处分大食，……臣等即得长久守把大国（大唐）西门”，辞意恳切，但唐玄宗却坐视不顾。结果在与大食对峙中，后者已先占上风。
  玄宗拒不出兵，也自有其苦衷，因靠近内地的吐蕃也与唐争夺西域。事实上，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约700～755）要在天宝六年（747）率军击败吐蕃，收复葱岭附近的小勃律（Polor，克什米尔北）等二十余国之后，才能腾出手过问葱岭以西的边务。高仙芝为高丽人，饶勇善战，屡立战功。但他没有利用昭武诸国对大食统治不满而仍愿归唐的时机，奏请皇帝联合这些国家共同对敌，反而将其推向大食一边，共同反唐，从而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尤其表现在对石国的用兵方面。
  综合《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石国传》、《旧唐书》卷一百零九《李嗣业传》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所述，我们可作如下介绍。当时昭武诸国被夹在唐与大食两大强国之间，其处境较为复杂而微妙。他们被大食侵占后，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并受到民族压迫及经济盘剥，因而又暗中与唐通使，想借唐的力量摆脱大食的压迫。其中石国于天宝初（742）还继续接受唐的册封，高仙芝进军葱岭后，天宝八年（749）前后，石国密使与仙芝接触中，可能对当初玄宗见危不救发了些牢骚，这本是可以体谅的。但仙芝则以其“无藩臣礼”为由，奏请讨伐。天宝九年（750）冬，他伪称和好，将部分军队开进石国，却虏其国王，遣人解送到长安西城开远门。唐玄宗不顾大局、不究是非曲直，将石国国王斩于阙下。同时，高仙芝军队又在石国杀掠，激起民愤。王子逃到昭武其他国家述说原委，诸国皆怨怒，商议引大食兵共同攻打龟兹、疏勒、焉耆和于阗等安西四镇。
  高仙芝闻之，于天宝十载（751）七月发二万（一说三万）大军从今新疆境内出发，西行七百里，至石国重镇恒逻斯与大食兵交锋，双方相持五日不分胜负。但此时巴尔喀什湖一带内附的突厥人葛罗禄（Karluks）部起兵叛唐，从背后抄袭过来，高仙芝部队腹背受敌，遂大败。这就是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发生的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战役。怛逻斯（Talas）即今中亚哈萨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东北的江布尔（Dzhambul），旧称奥里阿塔（AulieAta），当北纬43°10，东经71°。
  据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的研究①，中国史书关于怛逻斯战役的记载与阿拉伯史料所述，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中国史书记载更为详细，但阿拉伯史料谈到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则为中国史书所不载，将各方史料结合起来，便会看到这次战役的前因后果。应石国王子之请，前往怛逻斯与唐代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统率的部队交战的，是大食国阿拔斯王朝的将军沙利（ZiyadibnCalih）指挥的一支军队。沙利是阿拔斯王朝开国元勋阿卜·穆斯林（AbuMuslimorAbd-al-RahmanibnMuslim？～754）的一员宿将，曾任伊拉克库法的地方长官。阿卜·穆斯林生于波斯，746年任波斯东北部，呼罗珊总督，因而将沙利也调到这里。呼罗珊是战略要地，北邻新征服的昭武九姓、吐火罗等国，是与唐帝国对峙的前沿地带的战略后方，可进可退。因而石国请到的援军，必是经阿卜·穆斯林派遣由沙利指挥的一支呼罗珊驻军，士卒多为波斯人。
  沙利的军队在人数及装备上敌不过高仙芝的大军，却反而取胜，这是因为高仙芝军在主战场所在的昭武诸国引起群愤，腹背受敌，而不久前取得胜利的将领又有轻敌思想。如果唐玄宗、高仙芝在收复葱岭之后，听取昭武诸国国王和民众的呼声，并取得他们为内应，且严肃军纪，则这次出师便成为正义之师，完全可以将大食势力从里海以东地区赶走。因为在750～751年之间大食也发生内乱，以伊拉克为根据地的阿卜·阿拔斯势力正在为取得全国统治地位而与倭马亚王朝的势力互相撕杀。751年阿拔斯王朝刚刚建立，政权尚未稳固，所能派到怛逻斯的部队不会太多，这个政权关注的是防止国内倭马亚势力的反扑。
  由于唐统治集团从太宗以后开始腐朽，加上边将的失误，错过了收复葱岭以西昭武诸国的有利时机，将唐的西部版图缩回到安西四镇。怛逻斯一役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西亚地区双方势力消长的转折点。大食在取得这一地区后，便致力于内部建设，与唐继续保持经济、文化交流。
  三 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的造纸
  怛逻斯战役的一个后果是中国造纸技术从此西传到阿拉伯，此后再传到欧洲，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1887年，奥地利的阿拉伯史研究家卡拉巴塞克（JosephKarabacek）最先将这次战役与造纸西传联系起来，用阿拉伯文文献研究了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的经过和阿拉伯造纸技术史。他援引10世纪阿拉伯史家萨阿利比（Abu-Man-sur‘Abd-al-Malikal-Tha‘alibi，960～1038）《世界名珠》（Yalimatal-Dahr，EinzigePerlederWelt）的话说：
  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应提到的是纸，由于纸更美观、更适用和更简便，因此它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莎草片和羊皮。纸只产于这里和中国。《道里邦国志》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纸是由战俘们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这些战俘为沙利之子齐亚德·伊本·沙利（ZiyadibnCalih）所有，在其中找到了造纸工。造纸发展后，不仅能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人的一种重要贸易品，因此它满足了世界各国的需要，并造福于人类①萨阿利比961年生于波斯尼沙普尔（Nishapur），是位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上述记载除见于其主要作品《世界明珠》外，还见于其所著《珍奇趣闻录》（Latāfial-Ma‘arif，Thebookofcuriousandentertaininginformation）②中。萨哈利比的记载，清楚说明751年怛逻斯战役时造纸术通过中国战俘西传的历史事实。他所引的《道里邦国志》（Kitabal-MasālikWā‘l-Mamālik）很可能是在萨曼（Samanids）王朝（874～999）任大臣的波斯人贾伊哈尼（al-Jayhani，fl.860～920）所写的地理书，约成书于900年。同时代的另一波斯学者比鲁尼（AbūRayhānMuhammadibn-Ahmadal-Biruni，973～1048）在《印度志》（Ta‘rikhal-Hind，a.1000）中也有类似记载。此书由札豪（EduardSachau，1845～1930）于1888年译成英文，书中写道：
  造纸术始于中国，……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传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以满足当时之需①。
  撒马尔罕原为唐昭武九姓中的康国故地，早在倭马亚朝时已易手于大食。751年由呼罗珊派来与唐军作战的沙利将军在怛逻斯取得胜利后，便在中国战俘中网罗具有专长技术的人，并在其中找到造纸工。遂将其留在军内。战役结束后，交战双方撤军，沙利率部移镇于撒马尔罕，他要求中国纸工传授造纸技术（图16-12），因此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纸厂便于751年在中亚的撒马尔罕建成投产，主要以破麻布为原料生产麻纸。应当补充说，阿拉伯作者巴赫尔（Tamimibn-Bahr）在其821年成书的回鹘旅行记中还谈到，除751年战俘外，775～785年驻撒马尔罕守备官还掳来另一些唐人，“要他们在撒马尔罕制造上等的纸、各种各样的武器②。因而可以说，先后有两批中国纸工参加了撒马尔罕纸厂的建设。撒马尔罕所产的纸便成为阿拉伯世界东方的一大特产，远近闻名。前述9世纪著作家贾希兹曾经说：西方之有埃及莎草片可用，正如东方之有撒马尔罕纸可用一样③。
  8～10世纪期间撒马尔罕纸不但供应阿拉伯帝国所需，进而还转向出口，成为增加财富的源泉。
  应当说，除纸工外，中国战俘中其他具有专长技术的人也在大食国发挥其特长。当时在唐军将领高仙芝部下从军的杜环（731～796在世），在怛逻斯战役中也被俘，在大食国居住十二年，精通阿拉伯语，到过库法、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等地，762年随中国商船返国，著《经行记》（约765），记述阿拉伯史、物产及风土人情甚详，可惜宋以后失传。据其族叔杜佑（735～812）《通典》（801）卷一百九十三所引，杜环于大食国遇“绫绢机杼[匠]、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有]京兆（长安）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山西）人乐〓、吕礼。”由此可知中国战俘中的纺织工、金银匠、画匠等都在大食重操旧业，但造纸匠发挥的作用最大。
  阿拔斯王朝拥有亚非大片土地后，到哈伦·拉希德（Hārūnal-Rashid，约764～809）统治时（786～809），伊斯兰教国处于鼎盛之时，首都巴格达成为科学文化中心，四方学者云集。据阿拉伯史家卡尔敦（‘Abd-al-Rahmānibn-Khaldun，1332～1406）《历史导论》（al-Muqad-dimah）所载，794年在大臣叶海亚（Yahyaal-Barmak）奏请下于巴格达又建立了纸厂④，技术力量来自撒马尔罕，仍然是在中国纸工参与下建成的。这样，在阿拉伯帝国的西亚心脏地带产纸后，首都用纸便可就地供应了，但产量仍不及撒马尔罕。后来叶海亚之子贾法尔（Ja-‘faral-Barmak）任宰相时得哈里发哈伦准许，下令政府所有文书、档案皆以纸书写，不再用羊皮等古老的书写材料①。
  西亚地区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635年被占后成为倭马亚王朝的首都。751年撒马尔罕造纸后，大马士革还不能造纸，但10世纪起大马士革纸产量已相当可观，因其与地中海距离较近，纸由此向欧洲出口。“大马士革纸”（ChartaDamascena）在几百年间闻名于欧洲，其产量甚至超过巴格达造的纸。叙利亚境内的班毕城（Bambycina）此后也产纸，ChartaBambycina本义是“班毕纸”。由于Bambycina音讹为bombycina（棉花），于是欧洲人一度将“班毕纸”误称为“棉纸”，而其实是麻纸。从马可波罗（1254～1323）时代以来直到1885年，欧洲人长期间认为阿拉伯纸和早期欧洲都是棉纸，这是误会②。
  四 北非埃及和摩洛哥的造纸
  由于阿拉伯帝国势力伸展到非洲北部，造纸术也随之传到北非。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641年派兵征服北非文明古国埃及，使其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省区，并将阿拉伯典章制度和伊斯兰文化带到那里。自古以来埃及尼罗河沿岸以盛产莎草片闻名，用以作主要书写材料。阿拔斯王朝时，从800年起始在埃及用纸，但用量有限。900年前后，在开罗建立了北非的第一个纸厂，所产的纸成为莎草片的有力竞争对象。909年，穆斯林什叶派的阿拉（Moezed-DinAllah），于北非建立法蒂马（Fātimah）王朝（909～1170），从而脱离阿拔斯朝的统治，中国史书将法蒂马王朝称为“绿衣大食”，因其崇尚绿色。从这一时期起，埃及开罗的造纸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所产的纸还通过地中海运往西西里岛和欧洲大陆。法蒂马朝哈里发哈基姆（Abu-AliMànsūral-Hākim）在位时（996～1021），开罗设有科学院和图书馆，科学文化一度相当发达。
  986年，法蒂马朝统治者阿齐兹（Al-‘Aziz）执政（975～996）时，出兵征服非洲西北另一文明古国摩洛哥，从而使这个王朝控制非洲西北部、埃及和叙利亚一带。1100年又在摩洛哥境内的非斯城建成新的纸厂，其技术是从开罗引进的，纸工多是阿拉伯人。这里的纸场最盛时（1202），拥有打浆用的水磨472座①。所产的纸除供应本地外，也向欧洲出口。这样一来，751～1100年间近三个半世纪内，在阿拉伯文化圈内的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相当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伊拉克的巴格达、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埃及的开罗和摩洛哥的非斯等地，都有了造纸生产基地。
  19世纪后半叶进行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关阿拉伯地区造纸的许多实物资料，特别是1877～1878年在埃及境内的法尤姆（el-Faiyūm）、乌施姆南（el-Ushmūnein）和伊克敏（Ikhmin）三处出土的大量古代手写本②。1884年这些出土物归奥匈帝国赖纳大公（H.I.H.ArchdukeRainer）所有，共十万件，用十种不同文字写成，时跨2700年，文字多数是用莎草片写的，也有用羊皮和纸写的。这是个震动世界的古代文献的重大考古发现。出土的阿拉伯文纸本文书，有的写有回历纪年年欵，换算成公历后，相当于791，874，900及909年，都是阿拔斯王朝的产物。这些藏品经阿拉伯文专家卡拉巴塞克的研究，与植物学家威斯纳（JuliusvonWiesner）的科学鉴定①。威斯纳证明这些出土古纸都是麻纸，原料为破布，纸上有帘纹，纸浆内含淀粉糊。威斯纳对阿拉伯纸和中国出土魏晋古纸的显微分析表明，不但原料相同，外观和制造方法也一致，很显然阿拉伯纸是用中国造纸方法制出，是毫无疑问的②。
  10世纪初，当埃及境内法蒂马王朝在开罗设厂造纸后，人们开始习惯用纸书写。从赖纳藏品中法尤姆所出古写本使用的书写材料的演变中，可以看到纸在与莎草片竞争中节节取胜的情况。例如回历二世纪（719～815）的纪年文书中，写在莎草片上的有36件，很少有纸。回历三世纪（816～912）的阿拉伯文纪年文书，写在莎草片上的有96件，写在纸上的有24件。从回历四世纪（913～1009）起，写在纸上的有77件，而莎草片文书只有9件。写在莎草片上的最晚一件纪年文书是公元936年写的，从10世纪以后，纸已在阿拉伯境内基本上取代了莎草片③。
  在出土的883至895年之间用莎草片写的阿拉伯文信件末尾，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此信以莎草片写成，请原谅”。写信人因为没有用纸，而向收信人表示歉意，说明当时纸的普遍应用情况。1040年，访问埃及的一位波斯游客谈到在开罗见闻时写道：“街市上卖菜的菜贩和香料贩，都随备纸，以便用来包装任何卖出的物品”。再过一个世纪后，来自巴格达的医生拉蒂夫（Abdul-Latif）指出这些商贩所用包装纸的原料是破麻布，他写道：
  贝都因人和埃及农民在寻找古代城市遗址，剥下裹在木乃伊尸体上的布带。如果不能再用来作衣料，就将其卖给工厂，用以造纸。用在食品市场上的，必定是这种纸④。
  贝都因人（Bedouins）为西亚和北非的游牧民族，属于阿拉伯人的一支。
  关于早期阿拉伯人的造纸法，巴迪斯（al-MucizzibnBādis，1007～1061）曾在作品中这样写道，将亚麻（Linumusiaatissimum）与苇类水浸，再用石灰水浸，切碎，捣烂成泥，洗涤，加水入槽与纸料搅匀，再荡帘抄纸，干燥后再砑光⑤。从技术上看，造纸过程中还应有蒸煮和施加淀粉糊的工序，此处漏记，但其他阿拉伯学者则提到了。巴迪斯指出除破麻布外，也直接用生麻沤制后造纸，唐代中国也用野生的生麻为原料。但用栽培的生麻造纸，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除非有足够的麻源。巴迪斯曾提到“在锅中煮之”，但这道工序在造纸的前后顺序中叙述得不够明确。他还描述了染色纸的方法。
  据卡拉巴塞克引其他阿拉伯文献所述，首先对破麻布进行选择，除去污物，用石灰水蒸煮，将煮烂的麻料以石臼、木棍或水磨捣碎，与水在槽内搅成浆液，再用漏水的细孔纸模捞纸，半干时将湿纸以重物压之，即成纸张①。阿拉伯造纸技术与中国唐代大同小异，略有不同的是阿拉伯因无竹，用其他较粗的植物茎杆编的纸帘，或织纹纸模，而中国用细竹条编的纸帘抄纸。从技术体系上说，阿拉伯纸属于中国北方麻纸类型。阿拉伯境内有了纸之后，对促进阿拉伯科学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用纸写的大量手抄本《古兰经》和其他著作，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帝国也因向欧洲出口纸，而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