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印度学者戈代（PKGode）①和中国学者季羡林②对中国造纸术在印度的传播作过研究，本节利用了他们的成果。据《史记》（前91）卷九十五《大宛列传》所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约前173～前114）通使西域，从而打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张骞在中亚大夏国（Bactria）看到蜀布和邛来竹杖，据说是从身毒（读作捐毒，juan-du）贩得，身毒即印度（Sindhu）。大夏在今阿富汗境内，与身毒相通，张骞由此判断从中国西南必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陆上商路，奏请武帝打通此路。武帝所派官员畏于路险未能通之，但民间商贩却沿此路贩运丝绸等商品而无阻。
  这说明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汉初时，中印之间就有了直接的经济往来。事实表明，有好几条路上通路可从中国到达印度：一是新疆线，从甘肃经新疆到罽宾即克什米尔（Kashmir），再向东南行，至印度西北部；二是云南线，从云南经缅甸到今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三是西藏线，从西藏穿过喜马拉雅山山口到尼泊尔，再南行至印度北部。反之，从印度到中国也是如此。不管哪条通路，都是相当艰险的，但商人、僧人和使者等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都不畏艰险，在中印物质文化交流史中作出可贵的贡献。商人贩运丝绸时，也同时贩运中国的纸，考古发掘证明沿贩运丝绸的通路各地点在出土丝绸时，也有古纸出土。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丝绸之路也是纸张之路。
  上述中印间三条陆上通道中，第一条新疆线即经新疆到克什米尔、再至印度西北，相对说较易行，古时人通常走这条路线。实际上这是亚欧东西向丝绸之路大干线的一条支线，从新疆境外分向东南，直通南亚印度次大陆。佛教就是沿此线于西汉末传入中国的，《三国志》（290）卷三十引鱼豢（220～290在世）《魏略》（约285）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豆者其人也。”③浮屠、复豆为佛（Budha）之别译，浮屠经即佛经。大月氏（读作大肉支，Darouzhi）为葱岭以西的中亚大国，与印度相接，首先受佛教影响。这说明佛教最初通过大月氏人传入中国④。
  至东汉明帝（58～75）时，佛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并得到统治者提倡。《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刘英传》载，明帝之弟楚王刘英于永平八年（65）“为浮屠斋戒祭祀。”据梁代僧人慧皎（497～554）《高僧传初集》（519）卷一所载，永平七年（64）汉明帝更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诸人使天竺（印度）寻访佛法，十年（67）携中天竺僧人摄摩腾（KasiapaMatanga）及竺法兰（Dharmaraksha）至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佛典，其居处即城西有名的白马寺，为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因而东汉时中印文化交流比西汉更密切，双方互访的人也更多。来华的印度僧人和商人自当用纸书写，而纸也与丝绢一起输入到印度。
  造纸术传入印度的时间和经过，尚有待深入研究，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一些旁证材料可资参考，还没有找到有关的直接证据。个别作者说印度早在公元前327年就已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我们在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已指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400～411年在印度求法的东晋高僧法显于《佛国记》中写道：“从波罗捺国（Baranasi）东行，还到巴连弗邑（Pātaliputra）。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祗众律》..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故法显住此三年（405～407），学梵书、梵语，写律。”①
  这就是说，5世纪时印度北部迦尸国（Kǎsǐ）都城波罗奈的寺院仍无本可写，佛经靠师徒口授。法显不得不由此至东北部摩揭提国（Magadha）都城（今比哈尔邦境内）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寺院得到一部用贝多罗树叶写的戒律。看来这里贝叶经数量也不多，仍“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当然更谈不上以纸书写了。从晋代至唐代，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带回国内的梵文佛典多是贝叶经，没有纸本。
  唐代以后，中印交通和科学文化交流以及人员往来有了新的发展，印度人接触纸的机会比以前大为增加，因而7世纪时梵文中出现了“纸”字。671～695年赴印度的唐僧义净（635～713）在其所著《梵语千字文》中载有kākali一词，指的是纸，由此演变成现代印地语中的kāgad及乌尔都文中的kāgaz，从而使这种新型书写材料与从前的bhūrja（树皮）及patra（贝叶）区别开来。但kakali这个词不是梵文固有名词，而是个外来词，它表示与波斯语kāgaz及阿拉伯语kāgad有同一语源，后二者均指纸。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认为这些词最终来自汉语中的“穀纸”，古音读作kok-dz'，即楮纸②。美籍德裔汉学家劳弗（BertholdLaufer，1894～1934）注意到古回鹘文中称纸为kagas③，可能是波斯-阿拉伯文及梵文词的源头，因为所有这些地区接触的纸最初都经由新疆贩运过去的。上述两种理论都说明kāgaz，kāgad及kākali的词源来自中国国内不同民族（汉族、维吾尔族）对纸的称呼。
  在义净以前，于628～643年赴印度的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646）中，没有关于印度用纸及以纸抄写佛经的任何记载，只提到以贝多罗叶书经，说明7世纪前半叶印度境内还很少有进口的纸。但从7世纪后半叶起，即义净旅居印度时（671～693）起，不但梵文中有了纸字，而且还有用纸的记载。义净于《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二指出：“必用故纸，可弃厕中。既洗净了，方以右手牵其下衣。”卷四又说：“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季羡林认为前一条用纸的事不一定全说的是印度，“但是最后一条说的是印度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下文还有‘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④这是说当时印度法俗以模制泥佛像，再将泥像捺印在绢或纸上，以资供奉。倘若不能供应相当数量的纸，是不能完成此事的。
  在印度自行造纸以前，所需的纸由中国新疆经克什米尔运至印度西北部，再转运至内地。也可能由中亚、西亚经克什米尔输入，因为阿拉伯地区已先于印度于751年从中国引进造纸术而设厂造纸。第十二章已指出，新疆地区早在晋-十六国（304-439）时已能就地造纸，此时出入于这里的中亚-西亚人和印度人已用上纸，沿丝绸之路各地出土的纸本文书上写有吐火罗（Tokhara）、粟特（Sogdian）、叙利亚和印度梵文等不同文字，就是证明。用梵文写的纸本文书不晚于9～10世纪，说明新疆地区有印度商人和僧人的足迹。造纸术由新疆经克什米尔传入印度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已注意到印度纸的形制、造纸法和抄纸设备与新疆、西藏的很类似，因而造纸法还有可能由西藏经尼泊尔传入印度。
  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指出，650年西藏开始造纸，原料为破麻布、瑞香科狼毒根及灯台树皮等，7～8世纪以后造纸获得进一步发展。西藏与尼泊尔只有一山之隔，吐蕃王朝强盛时期（629～797）与尼泊尔有密切交往，造纸术有可能在该时期从西藏传入尼泊尔，再经尼泊尔传入印度。尼泊尔以瑞香科白瑞香（Daphnecannabiana）为原料借织纹纸模抄纸①，显然受到西藏的影响。从这里我们看到，造纸术传入印度是经过好几个途径的，也正是纸贩运到印度所经过的途径。印度人长期习惯于以贝叶书写佛经，纸输入后必有一段与贝叶竞争和纸与贝叶并用的过渡阶段。印度境内从11世纪末至12世纪起纸写本逐渐增加②，到13世纪以后德里苏丹国（DelhiSultanate，1206～1526）时期，造纸业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纸写本传世者较多。因此印度境内造纸或可追溯到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前半叶之际。最初的纸厂设在北方和西北，尤其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后来在南方也建立了造纸作坊。
  造纸术传到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时间，大体说应与印度同时或更晚些。至迟在13～14世纪，孟加拉造纸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明初时，随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5）奉敕下西洋的马欢（1410～1470在世），于其所著《瀛涯胜览》（1451）中讲到榜葛刺（Bengal，孟加拉）纸时写道：“一样白纸，亦是树皮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同时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1375～1440在世）《西洋番国志》（1434）亦载榜葛刺产“一等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亦有是树皮所造。”①这里所说的树皮，指的是瑞香科、桑科韧皮纤维，因黄省曾（1505～1580在世）《西洋朝贡典录》（约1520）在《榜葛刺国》条内论其土产时说“有桑皮纸”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