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造纸术在南亚、东南亚的传播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查看原文
内容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唯一号: 110120020230001249
颗粒名称: 第二节 中国造纸术在南亚、东南亚的传播
分类号: TS75
页数: 9
页码: 544-552
摘要: 本文介绍了中国造纸术在南亚、东南亚的传播情况,内容主要介绍了南亚和东南亚用纸前的书写纪事材料、造纸术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造纸术在缅甸、泰国和柬埔寨、造纸术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
关键词: 东南亚 造纸术 造纸业

内容

一 南亚和东南亚用纸前的书写纪事材料
  在亚洲,中国纸及造纸术还向南亚、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传播。古代和中世纪时,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受印度的佛教或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有着频繁的交往,因而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国家古代多以树皮、皮革、木板或金属板、棕榈科植物的阔叶及陶土等作为书写纪事材料。印度在公元前3世纪时以白桦树皮(梵文称为bhūrja)写字。11世纪旅居印度的波斯学者比鲁尼(Abu-al-RayhānMuhammadibn-Ahmadal-Biruni,973~1048)在《印度志》(Tarikhal-Hind)中提到印度用名为bhūrja的树皮,磨光后写字②。现伦敦、牛津、柏林、维也纳等地图书馆藏有这类桦树皮写本③。以桦树皮写字盛行于印度西北部,后传向东部及西部。
  以铁板和铜板为纪事材料,不但有文献记载,还有实物出土。中国晋代高僧法显(337~422)《佛国记》(412)谈到摩头罗国(Mathurā)时写道:“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④1780年,印度东部孟加拉邦蒙吉尔(Mungir)地方出土9世纪刻有梵文的铜板,记载提婆波罗王(KingDevapāla)将迈西卡(Mesikā)村作为礼物送给毗诃迦罗多弥湿罗(Vihekarātamisra)①。
  用棕榈科木本植物扇椰(Borassusflabelliforeusis)的树叶书写的宗教著作古称为“贝叶经”(图16-2),盛行于印度、缅甸、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古代。将树叶晒干、压平,制成统一的长方形叶片,再以铁尖笔在上面书写,字迹处施以染料,然后在叶片上穿一至二孔,用绳将叶片穿连起来②。贝叶全称贝多罗叶,梵文为patra,意思是叶子。唐代赴印度求法的玄奘(600~664)法师在《大唐西域记》(649)卷十一写道:“恭建那补罗国(Konkanapura)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③。
  在柬埔寨则以鹿皮、羊皮为书写材料,周达观(1270~1348在世)《真腊风土记》(1312)写道:“寻常文字及官府文书,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随其大小阔狭,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国白垩之类,搓为小条子,其名为梭。拈于手中,就皮画以成字,永不脱落”④。先以烟将鹿皮熏成黑色,再以白粉和胶搓成粉笔书写,或以竹笔蘸白粉与胶写字。上述材料都不及纸便利,当中国纸和造纸术引入这些国家后,便逐步引起原有书写材料的演变。
  二 造纸术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印度学者戈代(PKGode)①和中国学者季羡林②对中国造纸术在印度的传播作过研究,本节利用了他们的成果。据《史记》(前91)卷九十五《大宛列传》所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约前173~前114)通使西域,从而打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张骞在中亚大夏国(Bactria)看到蜀布和邛来竹杖,据说是从身毒(读作捐毒,juan-du)贩得,身毒即印度(Sindhu)。大夏在今阿富汗境内,与身毒相通,张骞由此判断从中国西南必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陆上商路,奏请武帝打通此路。武帝所派官员畏于路险未能通之,但民间商贩却沿此路贩运丝绸等商品而无阻。
  这说明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汉初时,中印之间就有了直接的经济往来。事实表明,有好几条路上通路可从中国到达印度:一是新疆线,从甘肃经新疆到罽宾即克什米尔(Kashmir),再向东南行,至印度西北部;二是云南线,从云南经缅甸到今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三是西藏线,从西藏穿过喜马拉雅山山口到尼泊尔,再南行至印度北部。反之,从印度到中国也是如此。不管哪条通路,都是相当艰险的,但商人、僧人和使者等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都不畏艰险,在中印物质文化交流史中作出可贵的贡献。商人贩运丝绸时,也同时贩运中国的纸,考古发掘证明沿贩运丝绸的通路各地点在出土丝绸时,也有古纸出土。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丝绸之路也是纸张之路。
  上述中印间三条陆上通道中,第一条新疆线即经新疆到克什米尔、再至印度西北,相对说较易行,古时人通常走这条路线。实际上这是亚欧东西向丝绸之路大干线的一条支线,从新疆境外分向东南,直通南亚印度次大陆。佛教就是沿此线于西汉末传入中国的,《三国志》(290)卷三十引鱼豢(220~290在世)《魏略》(约285)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豆者其人也。”③浮屠、复豆为佛(Budha)之别译,浮屠经即佛经。大月氏(读作大肉支,Darouzhi)为葱岭以西的中亚大国,与印度相接,首先受佛教影响。这说明佛教最初通过大月氏人传入中国④。
  至东汉明帝(58~75)时,佛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并得到统治者提倡。《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刘英传》载,明帝之弟楚王刘英于永平八年(65)“为浮屠斋戒祭祀。”据梁代僧人慧皎(497~554)《高僧传初集》(519)卷一所载,永平七年(64)汉明帝更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诸人使天竺(印度)寻访佛法,十年(67)携中天竺僧人摄摩腾(KasiapaMatanga)及竺法兰(Dharmaraksha)至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佛典,其居处即城西有名的白马寺,为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因而东汉时中印文化交流比西汉更密切,双方互访的人也更多。来华的印度僧人和商人自当用纸书写,而纸也与丝绢一起输入到印度。
  造纸术传入印度的时间和经过,尚有待深入研究,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一些旁证材料可资参考,还没有找到有关的直接证据。个别作者说印度早在公元前327年就已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我们在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已指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400~411年在印度求法的东晋高僧法显于《佛国记》中写道:“从波罗捺国(Baranasi)东行,还到巴连弗邑(Pātaliputra)。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祗众律》..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故法显住此三年(405~407),学梵书、梵语,写律。”①
  这就是说,5世纪时印度北部迦尸国(Kǎsǐ)都城波罗奈的寺院仍无本可写,佛经靠师徒口授。法显不得不由此至东北部摩揭提国(Magadha)都城(今比哈尔邦境内)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寺院得到一部用贝多罗树叶写的戒律。看来这里贝叶经数量也不多,仍“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当然更谈不上以纸书写了。从晋代至唐代,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带回国内的梵文佛典多是贝叶经,没有纸本。
  唐代以后,中印交通和科学文化交流以及人员往来有了新的发展,印度人接触纸的机会比以前大为增加,因而7世纪时梵文中出现了“纸”字。671~695年赴印度的唐僧义净(635~713)在其所著《梵语千字文》中载有kākali一词,指的是纸,由此演变成现代印地语中的kāgad及乌尔都文中的kāgaz,从而使这种新型书写材料与从前的bhūrja(树皮)及patra(贝叶)区别开来。但kakali这个词不是梵文固有名词,而是个外来词,它表示与波斯语kāgaz及阿拉伯语kāgad有同一语源,后二者均指纸。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认为这些词最终来自汉语中的“穀纸”,古音读作kok-dz',即楮纸②。美籍德裔汉学家劳弗(BertholdLaufer,1894~1934)注意到古回鹘文中称纸为kagas③,可能是波斯-阿拉伯文及梵文词的源头,因为所有这些地区接触的纸最初都经由新疆贩运过去的。上述两种理论都说明kāgaz,kāgad及kākali的词源来自中国国内不同民族(汉族、维吾尔族)对纸的称呼。
  在义净以前,于628~643年赴印度的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646)中,没有关于印度用纸及以纸抄写佛经的任何记载,只提到以贝多罗叶书经,说明7世纪前半叶印度境内还很少有进口的纸。但从7世纪后半叶起,即义净旅居印度时(671~693)起,不但梵文中有了纸字,而且还有用纸的记载。义净于《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二指出:“必用故纸,可弃厕中。既洗净了,方以右手牵其下衣。”卷四又说:“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季羡林认为前一条用纸的事不一定全说的是印度,“但是最后一条说的是印度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下文还有‘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④这是说当时印度法俗以模制泥佛像,再将泥像捺印在绢或纸上,以资供奉。倘若不能供应相当数量的纸,是不能完成此事的。
  在印度自行造纸以前,所需的纸由中国新疆经克什米尔运至印度西北部,再转运至内地。也可能由中亚、西亚经克什米尔输入,因为阿拉伯地区已先于印度于751年从中国引进造纸术而设厂造纸。第十二章已指出,新疆地区早在晋-十六国(304-439)时已能就地造纸,此时出入于这里的中亚-西亚人和印度人已用上纸,沿丝绸之路各地出土的纸本文书上写有吐火罗(Tokhara)、粟特(Sogdian)、叙利亚和印度梵文等不同文字,就是证明。用梵文写的纸本文书不晚于9~10世纪,说明新疆地区有印度商人和僧人的足迹。造纸术由新疆经克什米尔传入印度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已注意到印度纸的形制、造纸法和抄纸设备与新疆、西藏的很类似,因而造纸法还有可能由西藏经尼泊尔传入印度。
  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指出,650年西藏开始造纸,原料为破麻布、瑞香科狼毒根及灯台树皮等,7~8世纪以后造纸获得进一步发展。西藏与尼泊尔只有一山之隔,吐蕃王朝强盛时期(629~797)与尼泊尔有密切交往,造纸术有可能在该时期从西藏传入尼泊尔,再经尼泊尔传入印度。尼泊尔以瑞香科白瑞香(Daphnecannabiana)为原料借织纹纸模抄纸①,显然受到西藏的影响。从这里我们看到,造纸术传入印度是经过好几个途径的,也正是纸贩运到印度所经过的途径。印度人长期习惯于以贝叶书写佛经,纸输入后必有一段与贝叶竞争和纸与贝叶并用的过渡阶段。印度境内从11世纪末至12世纪起纸写本逐渐增加②,到13世纪以后德里苏丹国(DelhiSultanate,1206~1526)时期,造纸业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纸写本传世者较多。因此印度境内造纸或可追溯到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前半叶之际。最初的纸厂设在北方和西北,尤其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后来在南方也建立了造纸作坊。
  造纸术传到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时间,大体说应与印度同时或更晚些。至迟在13~14世纪,孟加拉造纸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明初时,随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5)奉敕下西洋的马欢(1410~1470在世),于其所著《瀛涯胜览》(1451)中讲到榜葛刺(Bengal,孟加拉)纸时写道:“一样白纸,亦是树皮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同时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1375~1440在世)《西洋番国志》(1434)亦载榜葛刺产“一等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亦有是树皮所造。”①这里所说的树皮,指的是瑞香科、桑科韧皮纤维,因黄省曾(1505~1580在世)《西洋朝贡典录》(约1520)在《榜葛刺国》条内论其土产时说“有桑皮纸”②。
  三 造纸术在缅甸、泰国和柬埔寨
  关于缅甸、泰国的手工造纸技术,美国学者亨特虽曾作过调查③,但其早期造纸历史还有待今后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史料还收集得不够。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开始造纸的时间较晚,缅甸造纸可能始于蒲甘王朝(1044~1287)末期至掸族统治(1287~1511)初期,即13世纪末期。当时蒙元统治者忽必烈于1277~1300年间多次在缅甸用兵,将其沦为属国,划归云南行省进行统治,且从中国调来官员、僧人、学者和工匠,境内通行中国历法和纸币,中国的纸与造纸术因之随中国文化传入缅甸。掸邦(ShanState)的东枝(Taunggui)是盛产桑皮纸的造纸中心。
  与缅甸接壤的泰国,是中国与印度、阿拉伯海上贸易通道的必经之地,还通过缅甸与云南有陆上往来。宋元史书中的暹(Siam),指泰国北部由泰族人建立的速古台(Sukhotai)王朝(1238~1349),建都于速古台,在今宋加洛(Swarnkalok)一带。1292~1323年之间,暹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和密切往来,通过“朝贡”方式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泰国中部由吉蔑族(Khmer)建立的罗斛国,建都于班塔欣(BanTakhli)附近,1103~1299年间也与宋元有密切往来。1349年暹国与罗斛合并,故明代史书又称泰国为暹罗。在对泰贸易过程中,中国商人在暹罗湾建立了商业中心和码头,南宋灭亡时(1279)有大批来自广东、福建的中国人前往泰国避难,其中包括官员、商人、学者、农民和工匠,带来了中国文化和科学技术,他们对发展泰国经济作出了贡献。造纸术就是在速古台王朝时由中国人传到泰国的。
  法国东方学家戈代斯(G.Coedès)在补注由伯希和法译的《真腊风土记》(1312)时指出,泰国在速古台王朝时每年正月(kārttika月)都由国王在王宫前点放烟火,群众聚集在那里观看,与柬埔寨有同样的习俗④。制造娱乐用烟火(feud'artifice)不但需要火药,还需要大量的纸。另一方面,侨居在那里的大批中国人在经济、文化活动中也离不开纸,因此便就地设厂制造。在大城(Ayuthaya)王朝(1350~1767)造纸业获得进一步发展,产纸地集中于湄南河三角洲一带。
  柬埔寨是与中国有两千年友好关系的古国,唐以前史书称为扶南,高棉语中Bnam意思是山岳之国,唐以后称为真腊(Chanda),柬埔寨一名始见于明人著作。在吴哥(Angkor)王朝(约802~1431)时期,中柬两国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持续不断,纸和造纸术就是在此时传入柬埔寨的。吴哥王朝兴盛时,中国旅行家周达观(1270~1348在世)随元代使节于1296~1297年出访柬埔寨,返国后著《真腊风土记》。书内记载当地物产、风土人情和中柬贸易等情况,是研究中世纪柬埔寨历史的重要原始文献,有伯希和的法文译本①、吉尔曼(Gilmand'ArcyPaul)的英文译本②,冯承钧将伯希和本译成汉文③。因而此书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对象,被各国作者广泛征引。
  《真腊风土记》第21节《欲得唐货》谈到中国向柬埔寨出口货物时写道:“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瓷器,及水银、银〓、纸札、硫黄、焰硝……”④
  在柬埔寨需要的这些中国货中,值得注意的是纸张和硝石,这还说明至迟在13世纪那里已会制造火药,因《真腊风土记》第13节《正朔时序》描写了真腊京城吴哥宫前燃放大型烟火⑤。火药是由当地制造,只有原料硝石由中国进口。制造烟火、爆仗的火药筒,无需用好纸,可用当地产者。从中国进口的纸,当是上层阶级用的高级文化纸。
  四 造纸术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自古就与中国有海上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唐代僧人义净671~695年赴印度求法时,在室利佛逝(SriVijava)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居住达六年之久,他在这里托华商从广州购求纸墨,以便抄写佛经并撰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从而将中国的纸引进印度尼西亚。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写道:“净于[室利]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佛经”。传信的商船船主,是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中国南方商人,由此可以判断,在义净以前中国的纸早就传入印度尼西亚。宋代时,中国纸继续向这里出口,南宋末期,大批中国沿海各省居民航海来此侨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当地人民一道发展经济。造纸术就是在这时传到印度尼西亚的。南宋作者陈槱(1161~1240在世)《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指出,“外国如高丽、阇婆,亦皆出纸”。这里所说的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Java),则不迟于13世纪那里已建起纸场。明代人黄省曾(1505~1580在世)《西洋朝贡典录》(约1520)《爪哇国》条还说,岛上有的民族用纸绘成文字画长卷当作文献资料:“其国人以图画相解说,纸图人物、鸟兽、虫鱼之形如手卷,以三尺木为轴,坐地展图朗说..”⑥。17世纪以后,来印度尼西亚侨居的华人越来越多,1680年代华侨在雅加达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纸厂①。
  菲律宾像印度尼西亚一样,也是西太平洋的群岛之国,因其与中国福建、广东及台湾只一海之隔,距离较近,帆船三日可到,因之自古以来中菲关系较为密切。至迟从三国(3世纪)时代中国与菲律宾已有海上往来,唐宋时贸易活动进一步发展,宋人赵汝适(1195~1260在世)《诸蕃志》(约1242)记载了中国商人在菲律宾吕宋(Luzon)岛上的麻逸(MindoroIs.)、蒲哩噜(Polilo)及三屿贸易情况,三屿为加麻延(Calamian)、巴老酉(Palawan)及巴吉弄(Busuanga)。元代人汪大渊(1311~1370?)《岛夷志略》(1349)更载苏禄(Sulu)作为新的贸易点对华贸易的情况。对菲出口物有丝绢、瓷器、铁器等,上述史书虽未谈到纸张,但纸必然早已传入其地。
  明代时,中菲关系、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人员往来进入新的阶段,主要由于明成祖对海外事务特别关注。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至迟在明代全面传入菲律宾。《明史》卷三百二十五《苏禄国传》称,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PadukaPatala,?~1417)、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MaharajaKlaibantangan)和峒王巴都葛·叭刺卜(PadukaProba)各率家眷及随从共340余人访华,受到明成祖款待,赠予中国衣冠、金银钱钞、日用器皿、丝绢等物。此后又多次遣使中国。与此同时,大批中国商人前往经商与侨居。《明史》卷323《吕宋传》称:“先是,闽人以其地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1588年只马尼拉一地就有华侨一万人,1603年增至4万人。
  这些华侨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其中包括造纸与印刷。吕宋岛南的猫里务(Marinduque)因华侨的开发也变成沃土,华人有言道,“若要富,须往猫里务”。中国人还参与南部棉兰老岛的沙瑶(Dapiton)及呐哔啴(Dapdap)的开发。张燮(1574~1640)《东西洋考》(1618)卷五称,岛上居民“以衣服多为富,[写]字亦用纸笔,第[字]画不可辨。”②说明当地人16世纪时已用纸为书写材料。1565年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殖民统治者一度迫害华侨,但1595~1596年任代理总督的西班牙人莫尔加(AntoniodeMorga)不得不承认,菲律宾“没有华人就无法存在,因为他们都是精通各行各业的工匠”③。他们在菲律宾传授的生产技术包括造纸、制造火药、榨糖、冶炼金属、铸炮、纺织、建筑、制瓷、制造银器等等④。16世纪以后在马尼拉华侨聚集区规模很大,称为巴连(Parian意为市场)⑤,在这里各种中国货物应有尽有。这些货物还通过菲律宾转运到美洲新大陆的墨西哥等地区。造纸术传入马来西亚的时间大约与菲律宾同时,也是通过当地华侨引入的。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