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越南造纸的起源
  越南位于中国南方，像朝鲜一样也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与中国联系紧密。越南民族是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古代百越的一支，后迁移至今越南北部，形成一些部落。越族先民雒越部族最初来自中国江南沿海①。据13世纪越南古籍《越史略》和《岭南摭怪》（1492）所述，雒越部在越南北部建文郎国（前696～前257）。吴士连（1439～1499在世）据黎文休《大越史记》（1272）而编成的《大越史记全书·前编》（1479）称，前316年秦灭蜀时，蜀王子泮（前278～前207）率蜀民三万南下，前257年攻文郎国，建瓯雒国（前257～前208），建都于古螺（今河内附近），蜀泮自称安阳王，控制越南北部及中部。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发兵南下略取岭南，前214年于岭南置桂林（广西）、南海（广东）、象郡（广西至越南东北）等郡县。秦末，原任南海尉的赵佗（前257～前137）趁机起兵，前206年兼并南海、桂林及象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前208～前111），都番禹（今广州）。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发兵灭南越国，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儋耳及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后三郡在越南境内，统归汉统治。从这以后直到北宋初的千余年间，越南作为郡县地区与中国大陆受同一封建朝廷统治，使用同样年号和汉字。1世纪时，汉中人锡光及南阳人任延（？～67）分任交趾及九真太守，他们将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具引入越南，又发展冶铁等手工业，建立学校，讲授儒家经典，许多汉文典籍也跟着输入境内，与中原往来频繁。
  2世纪后半，广西人士燮（137～226）任交趾太守，他在任内四十年（187～226）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佛教，境内基本安定，而当大陆战乱之际，他收留大批汉人工匠、农民和学者前来避难，使境内文教兴盛。越南历代统治者对士燮很重视，将他先祭入帝王庙，后改入孔子庙，认为他开办学校使交趾成为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堪称“南交学祖”。《前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载交趾、九真及日南三郡人口达98.1万，其中至少有一半为来自中国的移民。三郡经济、文化的发展几乎可与中原的郡县相埒，而且还是中国对东南亚和欧非二洲海上交通和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越南境内造纸在士燮任交趾太守时（187～226）即已开始，很可能是由这位太守倡导的。因为“士燮礼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释”①
  这么多士人从事学术活动，还有学校学生习字读书，势必需用大量的纸，大陆战乱之时无法，供应，只好就地造纸。显然，最初的造纸者是从汉土前来交趾的中国工匠。东汉亡后，越南受三国时吴（222～280）的统治，吴将交趾、九真及日南三郡合并为交州，仍由士燮兄弟治理，交州的造纸业继续发展。三国时吴人陆玑（210～279在世）《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写道：穀，幽州人谓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杨、交、广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桑。……今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长数丈，洁白光辉。
  这里所说的穀、穀桑、楮桑或楮，均指桑科落叶乔木构，其韧皮纤维为优良造纸原料。汉末、三国时楮纸生产已推广到中州（河南）、幽州（河北、辽宁）、荆州（长江中游）、扬州（长江下游）、交州（越南北部）及广州（广东、广西）等地，而荆、扬、交、广四州都在长江以南，正是三国时吴的属地。可见越南在生产麻纸之后，3世纪初又生产楮皮纸。这种纸确是“洁白光辉”，比麻纸性能好，但“长数丈”可能不确，“丈”或为“尺”之误。上述吴属四州除以楮皮制纸外，还以其纤维织成布，谓之楮皮布，这种布倒可长数丈。楮皮布早已有之，西汉产物曾于20世纪初出土。
  晋人稽含（262～306）《南方草木状》（304）卷二载：
  蜜香纸以蜜香树皮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不溃烂。太康五年（284）大秦献三万幅。尝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222～284），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杜卒，诏赐其家令藏之。
  蜜香树可能是瑞香科沉香树（Aguilariaagallocha），是生产香料的树，其韧皮纤维可造纸。大秦国通常指罗马帝国，林邑指越南中部的占城或占婆（Champa）。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于《大秦国全录》（ChinaandtheRomanOrient，1885）中就此写道：284年有一批叙利亚或亚历山大城的商人经越南来中国贸易。他们为取得某种贸易权，要向中国朝廷进贡礼物。“他们把所携的大秦货品出售以后，又将货款一部分购买一些越南当地出品，充作本国货品用来作为呈送中国皇帝的礼品。这种应付中国朝廷的办法，并非事无前例，史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MarcusAureliusAntoninus，121～180）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越南的物产。”②这些解释合乎情理，但认为大秦指叙利亚或亚历山大城恐不确切，据大多数中外专家考证，大秦指罗马帝国。
  2～3世纪时，上述欧洲两次与中国交往的事例，都以越南为中转地，284年来华的贸易团还在越南境内购买蜜香纸三万张，再北上洛阳入朝献上。由此可见，3世纪时越南境内不但生产麻纸、楮皮纸，还生产瑞香科皮纸。蜜香皮纸呈微褐色，有纹如鱼子，类似罗纹纸，坚韧，水渍之不溃烂。需要说明的是，蜜香树虽树皮内可提制香料，名曰沉香，但以其韧皮纤维造纸，在加工过程中已将香料成分排除，香皮纸本身并不具有香味。除非成纸之后喷上香水，纸才具有香味。以瑞香科木本韧皮纤维造纸，在与交州邻近的广州也在进行。
  二 丁朝以后造纸的发展
  唐代时，高宗调露元年（679）于越南境内设安南都护府，“安南”之名即由此产生。唐代对安南的政治统治加强，经济联系和科学文化交流也愈紧密，形同内地，造纸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10世纪时唐末藩镇割据，朝廷统治衰微，越南境内各有力氏族建立自主政权，摆脱唐的统治，最后由越族丁部领（898～944）铲平境内的“十二使君”，统一全境，建立丁朝（968～980），国号为大瞿越国，都华闾（宁平）。此后是前黎朝（980～1009）和李朝（1009～1225），与中国的宋朝同时，前黎朝和李朝统治者受宋皇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独立后，对华只保持“册封”与“朝贡”关系，双方经济与文化交流仍一如既往。由李公蕴（974～1028）建立的李朝，都升龙（今河内），1070年建文庙和国子监，兴办学校，以儒家思想教育学生，1075年推行科举取仕制度①。为以后越南封建社会时期的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佛教在李朝从统治者到各阶层中间广泛传播，如《大越史记全书》卷二《李纪》所说，“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所有这一切都促进造纸业的发展，只抄写各种儒家典籍和佛经，每年即需耗用大量的纸。
  起初越南北方是纸的主要生产地区，南方用纸由北方输入，或以海产品换取中国的纸，从李朝以后南方造纸逐渐发展。在长期使用汉字的基础上，越南人在李朝末期（13世纪初）利用汉字结构和造字方法创造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称为“字喃”（Chum-nom），喃字是仿照汉字形体的越语化的方块象声文字。如越语中troi（天）写作“〓”，nam（年）写作“〓”，ba（三）写作“〓”co（有）写作“固”，ya（天上）写作“〓”等。现存最早的使用字喃的文物是李朝高宗治平龙，应五年（1209）所刻的报恩碑。14世纪以后，韩诠（1250～1312在世）等人以字喃用于文学创作，写出的诗称“国音诗”。虽然这种字的笔划比汉字还多，毕竟是使汉字越语化的可贵努力。在字喃流行期间（13～18世纪），越南官方文书、重要典籍和个人著作还是使用汉文。
  陈朝（1225～1400）是继李朝之后由陈〓（1218～1277）建立的另一封建王朝，据明代人高熊征（1373～1440在世）《安南志原》卷二所载，陈朝艺宗绍庆元年（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遣使将越南产的纸扇送给明太祖朱元璋作为礼物，受到喜爱。明成祖（1403～1424在位）时越南又处于明的统治之下，永乐五年（1407）以后十多年间越南每年要给明朝廷纸扇万把。清代以后，越南所产的纸继续流入中国，据越南史家黎崱《越南志略》卷一所述，后黎朝永庆二年（清雍正八年，1730）清世宗赠越南书籍、缎帛、珠宝玉器，而越南回赠的礼品有金龙黄纸二百张、斑石砚二方、土墨一方、玳瑁笔百支。18～19世纪时越南竹纸生产进一步发展，用以印书。从南古纸传世及出土者较少，有关造纸史料尚未经该国史家系统整理过，从所见晚期越南印本书用纸来看，在形制上与中国纸是一致的，与朝鲜纸和日本纸有别。
  三 越南印刷之始和早期发展
  越南境内虽然造纸较早，但印刷技术却迟至13世纪才从中国引入。中国雕版印刷品尤其是佛经早在唐代即已输入越南境内，随之而来的还有朝廷颁布的历书及其他书物。宋以后继续如此。《宋史》卷七《真宗纪》载，景德三年（1006）秋七月乙亥，“交州来贡，赐黎龙廷《九经》及佛氏书”。宋真宗赵恒通过前黎朝（980～1009）使者赠给越南统治者黎龙廷的儒家《九经》和佛氏书，都应是宋刊本，而后者可能是《开宝藏》。越南陈朝建立者陈〓（1218～1277）于元丰年间（1251～1258）规定政府文书表格用印刷方法制成，特别是户籍簿。《大越史记全书·陈纪二》写道：“[陈明宗]大庆三年（1316）阅定文武官给户口有差，时阅定官有见木印帖子，以为伪，因驳之。上皇闻之曰：此元丰故事，乃官帖子也。因谕执政曰，凡居政府而不谙故典，则误事多矣。”
  这是说，1316年陈明宗时核查户口，阅定官发现文武官员所进陈太宗时于1251～1258年所印的户口簿，以为是伪造的，拟驳回。陈明宗闻之曰，这是元丰年间印的官帖子，并称政府官员应熟悉前朝典故，否则要误事。“木印帖子”就是用木雕版印成的户口簿，这是文献中所见有关越南始用印刷术的较早记载。这时已至中国的南宋末期，陈朝时跨宋、元两代，是造纸和印刷术全面发展的时期。《大越史记全书·陈纪》载陈朝末年：“顺宗九年（1396）夏四月，初行通宝会钞。其法十文幅面藻，三十文幅面水波，一百画云，二百画龟，三百画麟，五百画凤，一緍画龙。伪造者死，田产没官。印成，令人换钱。”
  越南从1396年始按中国制度印发纸币，名为“通宝会钞”，纸币面额有七种，各印以不同图案，票面上钤以官印，虽然法令明文规定伪造纸币者处死，但市场上伪币仍不时出现，陈朝末期滥发纸币，也造成经济秩序混乱，至后黎朝（1428～1527）时废除纸币，恢复用铜钱。大约在与印发纸币的同时，陈朝刊行佛教读物及官方公文格式。由阮朝（1802～1945）国史馆总裁潘清简主修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八《陈纪》载，陈朝英宗陈烇于兴隆三年（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遣中大夫陈克用使元，求得《大藏经》一部，归国后四年（1299）于天长府（今南定）刊行一部分佛教读物。原文如下：“英宗七年（1299）颁释教于天下。初（1295）陈克用使元求《大藏经》，及回，留天长府副本刊行。至是（1299）又命印行佛教法事道场、公文格式，颁行天下。”
  越南虽然佛教相当盛行，而且已从中国求得刊本《大藏经》，但从未完成刊印全套藏经，“副本刊行”因而只能理解为刊行一部分佛经。1299年所刊“佛教法事道场”，是有关宗教法会仪式方面的读物。
  宋以后，佛经和儒家经典等中国刊本成为越南人喜欢的读物，通过使者访华购买和商人贩运，中国书源源运入越南，其境内也自行刊印儒书。据《越史通鉴纲目》卷三十七《黎纪》所述，始于后黎朝太宗绍平二年（1435）官刊《四书大图全》，以明刊本为底本。黎圣宗光顺八年（1467）颁发《五字经》印本于国子监。圣宗又诏求遗书，藏诸秘阁，先代之书往往间出。此后印书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至18世纪时，越南本国所印的书已基本满足需要，因而禁买中国书籍。《越史通鉴纲目》卷三十七写道：
  [黎]纯宗三年（1734）春正月，颁《五经大全》于各处学官。先是，遣官校阅《五经》北板刊刻，书成，颁布，令学者传授，禁买北书。又令阮效、范谦益等分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颁行。
  虽然后黎朝纯宗（1732～1734）时一度“禁买北书”，实际上越南出版的书仍不齐全，还要从中国进口，尤其是新出版的书。刻书地点集中于河内，因河内是首府，也是经济、文化中心，除官刻本外，尚有私人书坊出版的书。越版书主要是汉文本及汉文字喃注本，也有些是喃字本。绝大部分是雕版印成，活字本出现于最后一个朝代阮朝，阮宪祖绍治年（1841～1847）从中国买回一套木活字，阮翼宗嗣德八年（1855）用这套活字印《钦定大南会典事例》96册，嗣德三十年（1877）再用以印《嗣德御制文集》、《诗集》68册，因为翼宗阮福时对中国文学很有修养①，他使用木活字出版自己的诗文集。阮朝定都于顺化，因而顺化在19世纪时成为另一印刷中心。除佛经、儒经、文史、字汇等书外，还出版了一些实用科学技术著作，如后黎朝医家潘孚先的《本草植物撮要》和黎有卓（1720～1791）的《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等。越版书板式与中国书相同，也有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