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十六章 中国造纸、印刷技术对亚非其他国家的影响
| 内容出处： |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10120020230001244 |
| 颗粒名称： | 第十六章 中国造纸、印刷技术对亚非其他国家的影响 |
| 分类号： | TS75;TS805 |
| 页数： | 37 |
| 页码： | 540-576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中国造纸、印刷技术对外传播史中，上一章只讨论到朝鲜、日本两国，本章进而讨论亚洲其余地区包括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各国。这些国家虽然种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等与中国不同，但因同属一个大洲，自古以来就通过陆路或海路与中国相互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于是中国造纸、印刷技术在不同时期传入这些国家，并通过中亚、西亚的阿拉伯地区进而传入欧洲和非洲北部一些国家。本章因而还包括非洲早期造纸、印刷史，至于欧洲各国和美洲、大洋洲的造纸、印刷史。 |
| 关键词： | 中国 造纸技术 印刷技术 |
内容
在中国造纸、印刷技术对外传播史中，上一章只讨论到朝鲜、日本两国，本章进而讨论亚洲其余地区包括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各国。这些国家虽然种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等与中国不同，但因同属一个大洲，自古以来就通过陆路或海路与中国相互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于是中国造纸、印刷技术在不同时期传入这些国家，并通过中亚、西亚的阿拉伯地区进而传入欧洲和非洲北部一些国家。本章因而还包括非洲早期造纸、印刷史，至于欧洲各国和美洲、大洋洲的造纸、印刷史，将于下一章专门讨论。
第一节越南造纸、印刷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一越南造纸的起源
越南位于中国南方，像朝鲜一样也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与中国联系紧密。越南民族是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古代百越的一支，后迁移至今越南北部，形成一些部落。越族先民雒越部族最初来自中国江南沿海①。据13世纪越南古籍《越史略》和《岭南摭怪》（1492）所述，雒越部在越南北部建文郎国（前696～前257）。吴士连（1439～1499在世）据黎文休《大越史记》（1272）而编成的《大越史记全书·前编》（1479）称，前316年秦灭蜀时，蜀王子泮（前278～前207）率蜀民三万南下，前257年攻文郎国，建瓯雒国（前257～前208），建都于古螺（今河内附近），蜀泮自称安阳王，控制越南北部及中部。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发兵南下略取岭南，前214年于岭南置桂林（广西）、南海（广东）、象郡（广西至越南东北）等郡县。秦末，原任南海尉的赵佗（前257～前137）趁机起兵，前206年兼并南海、桂林及象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前208～前111），都番禹（今广州）。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发兵灭南越国，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儋耳及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后三郡在越南境内，统归汉统治。从这以后直到北宋初的千余年间，越南作为郡县地区与中国大陆受同一封建朝廷统治，使用同样年号和汉字。1世纪时，汉中人锡光及南阳人任延（？～67）分任交趾及九真太守，他们将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具引入越南，又发展冶铁等手工业，建立学校，讲授儒家经典，许多汉文典籍也跟着输入境内，与中原往来频繁。
2世纪后半，广西人士燮（137～226）任交趾太守，他在任内四十年（187～226）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佛教，境内基本安定，而当大陆战乱之际，他收留大批汉人工匠、农民和学者前来避难，使境内文教兴盛。越南历代统治者对士燮很重视，将他先祭入帝王庙，后改入孔子庙，认为他开办学校使交趾成为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堪称“南交学祖”。《前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载交趾、九真及日南三郡人口达98.1万，其中至少有一半为来自中国的移民。三郡经济、文化的发展几乎可与中原的郡县相埒，而且还是中国对东南亚和欧非二洲海上交通和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越南境内造纸在士燮任交趾太守时（187～226）即已开始，很可能是由这位太守倡导的。因为“士燮礼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释”①
这么多士人从事学术活动，还有学校学生习字读书，势必需用大量的纸，大陆战乱之时无法，供应，只好就地造纸。显然，最初的造纸者是从汉土前来交趾的中国工匠。东汉亡后，越南受三国时吴（222～280）的统治，吴将交趾、九真及日南三郡合并为交州，仍由士燮兄弟治理，交州的造纸业继续发展。三国时吴人陆玑（210～279在世）《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写道：穀，幽州人谓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杨、交、广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桑。..今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长数丈，洁白光辉。
这里所说的穀、穀桑、楮桑或楮，均指桑科落叶乔木构，其韧皮纤维为优良造纸原料。汉末、三国时楮纸生产已推广到中州（河南）、幽州（河北、辽宁）、荆州（长江中游）、扬州（长江下游）、交州（越南北部）及广州（广东、广西）等地，而荆、扬、交、广四州都在长江以南，正是三国时吴的属地。可见越南在生产麻纸之后，3世纪初又生产楮皮纸。这种纸确是“洁白光辉”，比麻纸性能好，但“长数丈”可能不确，“丈”或为“尺”之误。上述吴属四州除以楮皮制纸外，还以其纤维织成布，谓之楮皮布，这种布倒可长数丈。楮皮布早已有之，西汉产物曾于20世纪初出土。
晋人稽含（262～306）《南方草木状》（304）卷二载：
蜜香纸以蜜香树皮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不溃烂。太康五年（284）大秦献三万幅。尝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222～284），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杜卒，诏赐其家令藏之。
蜜香树可能是瑞香科沉香树（Aguilariaagallocha），是生产香料的树，其韧皮纤维可造纸。大秦国通常指罗马帝国，林邑指越南中部的占城或占婆（Champa）。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于《大秦国全录》（ChinaandtheRomanOrient，1885）中就此写道：284年有一批叙利亚或亚历山大城的商人经越南来中国贸易。他们为取得某种贸易权，要向中国朝廷进贡礼物。“他们把所携的大秦货品出售以后，又将货款一部分购买一些越南当地出品，充作本国货品用来作为呈送中国皇帝的礼品。这种应付中国朝廷的办法，并非事无前例，史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MarcusAureliusAntoninus，121～180）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越南的物产。”②这些解释合乎情理，但认为大秦指叙利亚或亚历山大城恐不确切，据大多数中外专家考证，大秦指罗马帝国。
2～3世纪时，上述欧洲两次与中国交往的事例，都以越南为中转地，284年来华的贸易团还在越南境内购买蜜香纸三万张，再北上洛阳入朝献上。由此可见，3世纪时越南境内不但生产麻纸、楮皮纸，还生产瑞香科皮纸。蜜香皮纸呈微褐色，有纹如鱼子，类似罗纹纸，坚韧，水渍之不溃烂。需要说明的是，蜜香树虽树皮内可提制香料，名曰沉香，但以其韧皮纤维造纸，在加工过程中已将香料成分排除，香皮纸本身并不具有香味。除非成纸之后喷上香水，纸才具有香味。以瑞香科木本韧皮纤维造纸，在与交州邻近的广州也在进行。
二 丁朝以后造纸的发展
唐代时，高宗调露元年（679）于越南境内设安南都护府，“安南”之名即由此产生。唐代对安南的政治统治加强，经济联系和科学文化交流也愈紧密，形同内地，造纸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10世纪时唐末藩镇割据，朝廷统治衰微，越南境内各有力氏族建立自主政权，摆脱唐的统治，最后由越族丁部领（898～944）铲平境内的“十二使君”，统一全境，建立丁朝（968～980），国号为大瞿越国，都华闾（宁平）。此后是前黎朝（980～1009）和李朝（1009～1225），与中国的宋朝同时，前黎朝和李朝统治者受宋皇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独立后，对华只保持“册封”与“朝贡”关系，双方经济与文化交流仍一如既往。由李公蕴（974～1028）建立的李朝，都升龙（今河内），1070年建文庙和国子监，兴办学校，以儒家思想教育学生，1075年推行科举取仕制度①。为以后越南封建社会时期的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佛教在李朝从统治者到各阶层中间广泛传播，如《大越史记全书》卷二《李纪》所说，“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所有这一切都促进造纸业的发展，只抄写各种儒家典籍和佛经，每年即需耗用大量的纸。
起初越南北方是纸的主要生产地区，南方用纸由北方输入，或以海产品换取中国的纸，从李朝以后南方造纸逐渐发展。在长期使用汉字的基础上，越南人在李朝末期（13世纪初）利用汉字结构和造字方法创造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称为“字喃”（Chum-nom），喃字是仿照汉字形体的越语化的方块象声文字。如越语中troi（天）写作“〓”，nam（年）写作“〓”，ba（三）写作“〓”co（有）写作“固”，ya（天上）写作“〓”等。现存最早的使用字喃的文物是李朝高宗治平龙，应五年（1209）所刻的报恩碑。14世纪以后，韩诠（1250～1312在世）等人以字喃用于文学创作，写出的诗称“国音诗”。虽然这种字的笔划比汉字还多，毕竟是使汉字越语化的可贵努力。在字喃流行期间（13～18世纪），越南官方文书、重要典籍和个人著作还是使用汉文。
陈朝（1225～1400）是继李朝之后由陈〓（1218～1277）建立的另一封建王朝，据明代人高熊征（1373～1440在世）《安南志原》卷二所载，陈朝艺宗绍庆元年（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遣使将越南产的纸扇送给明太祖朱元璋作为礼物，受到喜爱。明成祖（1403～1424在位）时越南又处于明的统治之下，永乐五年（1407）以后十多年间越南每年要给明朝廷纸扇万把。清代以后，越南所产的纸继续流入中国，据越南史家黎崱《越南志略》卷一所述，后黎朝永庆二年（清雍正八年，1730）清世宗赠越南书籍、缎帛、珠宝玉器，而越南回赠的礼品有金龙黄纸二百张、斑石砚二方、土墨一方、玳瑁笔百支。18～19世纪时越南竹纸生产进一步发展，用以印书。从南古纸传世及出土者较少，有关造纸史料尚未经该国史家系统整理过，从所见晚期越南印本书用纸来看，在形制上与中国纸是一致的，与朝鲜纸和日本纸有别。
三 越南印刷之始和早期发展
越南境内虽然造纸较早，但印刷技术却迟至13世纪才从中国引入。中国雕版印刷品尤其是佛经早在唐代即已输入越南境内，随之而来的还有朝廷颁布的历书及其他书物。宋以后继续如此。《宋史》卷七《真宗纪》载，景德三年（1006）秋七月乙亥，“交州来贡，赐黎龙廷《九经》及佛氏书”。宋真宗赵恒通过前黎朝（980～1009）使者赠给越南统治者黎龙廷的儒家《九经》和佛氏书，都应是宋刊本，而后者可能是《开宝藏》。越南陈朝建立者陈〓（1218～1277）于元丰年间（1251～1258）规定政府文书表格用印刷方法制成，特别是户籍簿。《大越史记全书·陈纪二》写道：“[陈明宗]大庆三年（1316）阅定文武官给户口有差，时阅定官有见木印帖子，以为伪，因驳之。上皇闻之曰：此元丰故事，乃官帖子也。因谕执政曰，凡居政府而不谙故典，则误事多矣。”
这是说，1316年陈明宗时核查户口，阅定官发现文武官员所进陈太宗时于1251～1258年所印的户口簿，以为是伪造的，拟驳回。陈明宗闻之曰，这是元丰年间印的官帖子，并称政府官员应熟悉前朝典故，否则要误事。“木印帖子”就是用木雕版印成的户口簿，这是文献中所见有关越南始用印刷术的较早记载。这时已至中国的南宋末期，陈朝时跨宋、元两代，是造纸和印刷术全面发展的时期。《大越史记全书·陈纪》载陈朝末年：“顺宗九年（1396）夏四月，初行通宝会钞。其法十文幅面藻，三十文幅面水波，一百画云，二百画龟，三百画麟，五百画凤，一緍画龙。伪造者死，田产没官。印成，令人换钱。”
越南从1396年始按中国制度印发纸币，名为“通宝会钞”，纸币面额有七种，各印以不同图案，票面上钤以官印，虽然法令明文规定伪造纸币者处死，但市场上伪币仍不时出现，陈朝末期滥发纸币，也造成经济秩序混乱，至后黎朝（1428～1527）时废除纸币，恢复用铜钱。大约在与印发纸币的同时，陈朝刊行佛教读物及官方公文格式。由阮朝（1802～1945）国史馆总裁潘清简主修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八《陈纪》载，陈朝英宗陈烇于兴隆三年（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遣中大夫陈克用使元，求得《大藏经》一部，归国后四年（1299）于天长府（今南定）刊行一部分佛教读物。原文如下：“英宗七年（1299）颁释教于天下。初（1295）陈克用使元求《大藏经》，及回，留天长府副本刊行。至是（1299）又命印行佛教法事道场、公文格式，颁行天下。”
越南虽然佛教相当盛行，而且已从中国求得刊本《大藏经》，但从未完成刊印全套藏经，“副本刊行”因而只能理解为刊行一部分佛经。1299年所刊“佛教法事道场”，是有关宗教法会仪式方面的读物。
宋以后，佛经和儒家经典等中国刊本成为越南人喜欢的读物，通过使者访华购买和商人贩运，中国书源源运入越南，其境内也自行刊印儒书。据《越史通鉴纲目》卷三十七《黎纪》所述，始于后黎朝太宗绍平二年（1435）官刊《四书大图全》，以明刊本为底本。黎圣宗光顺八年（1467）颁发《五字经》印本于国子监。圣宗又诏求遗书，藏诸秘阁，先代之书往往间出。此后印书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至18世纪时，越南本国所印的书已基本满足需要，因而禁买中国书籍。《越史通鉴纲目》卷三十七写道：
[黎]纯宗三年（1734）春正月，颁《五经大全》于各处学官。先是，遣官校阅《五经》北板刊刻，书成，颁布，令学者传授，禁买北书。又令阮效、范谦益等分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颁行。
虽然后黎朝纯宗（1732～1734）时一度“禁买北书”，实际上越南出版的书仍不齐全，还要从中国进口，尤其是新出版的书。刻书地点集中于河内，因河内是首府，也是经济、文化中心，除官刻本外，尚有私人书坊出版的书。越版书主要是汉文本及汉文字喃注本，也有些是喃字本。绝大部分是雕版印成，活字本出现于最后一个朝代阮朝，阮宪祖绍治年（1841～1847）从中国买回一套木活字，阮翼宗嗣德八年（1855）用这套活字印《钦定大南会典事例》96册，嗣德三十年（1877）再用以印《嗣德御制文集》、《诗集》68册，因为翼宗阮福时对中国文学很有修养①，他使用木活字出版自己的诗文集。阮朝定都于顺化，因而顺化在19世纪时成为另一印刷中心。除佛经、儒经、文史、字汇等书外，还出版了一些实用科学技术著作，如后黎朝医家潘孚先的《本草植物撮要》和黎有卓（1720～1791）的《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等。越版书板式与中国书相同，也有避讳。
第二节 中国造纸术在南亚、东南亚的传播
一 南亚和东南亚用纸前的书写纪事材料
在亚洲，中国纸及造纸术还向南亚、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传播。古代和中世纪时，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受印度的佛教或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有着频繁的交往，因而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国家古代多以树皮、皮革、木板或金属板、棕榈科植物的阔叶及陶土等作为书写纪事材料。印度在公元前3世纪时以白桦树皮（梵文称为bhūrja）写字。11世纪旅居印度的波斯学者比鲁尼（Abu-al-RayhānMuhammadibn-Ahmadal-Biruni，973～1048）在《印度志》（Tarikhal-Hind）中提到印度用名为bhūrja的树皮，磨光后写字②。现伦敦、牛津、柏林、维也纳等地图书馆藏有这类桦树皮写本③。以桦树皮写字盛行于印度西北部，后传向东部及西部。
以铁板和铜板为纪事材料，不但有文献记载，还有实物出土。中国晋代高僧法显（337～422）《佛国记》（412）谈到摩头罗国（Mathurā）时写道：“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④1780年，印度东部孟加拉邦蒙吉尔（Mungir）地方出土9世纪刻有梵文的铜板，记载提婆波罗王（KingDevapāla）将迈西卡（Mesikā）村作为礼物送给毗诃迦罗多弥湿罗（Vihekarātamisra）①。
用棕榈科木本植物扇椰（Borassusflabelliforeusis）的树叶书写的宗教著作古称为“贝叶经”（图16-2），盛行于印度、缅甸、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古代。将树叶晒干、压平，制成统一的长方形叶片，再以铁尖笔在上面书写，字迹处施以染料，然后在叶片上穿一至二孔，用绳将叶片穿连起来②。贝叶全称贝多罗叶，梵文为patra，意思是叶子。唐代赴印度求法的玄奘（600～664）法师在《大唐西域记》（649）卷十一写道：“恭建那补罗国（Konkanapura）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③。
在柬埔寨则以鹿皮、羊皮为书写材料，周达观（1270～1348在世）《真腊风土记》（1312）写道：“寻常文字及官府文书，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随其大小阔狭，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国白垩之类，搓为小条子，其名为梭。拈于手中，就皮画以成字，永不脱落”④。先以烟将鹿皮熏成黑色，再以白粉和胶搓成粉笔书写，或以竹笔蘸白粉与胶写字。上述材料都不及纸便利，当中国纸和造纸术引入这些国家后，便逐步引起原有书写材料的演变。
二 造纸术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印度学者戈代（PKGode）①和中国学者季羡林②对中国造纸术在印度的传播作过研究，本节利用了他们的成果。据《史记》（前91）卷九十五《大宛列传》所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约前173～前114）通使西域，从而打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张骞在中亚大夏国（Bactria）看到蜀布和邛来竹杖，据说是从身毒（读作捐毒，juan-du）贩得，身毒即印度（Sindhu）。大夏在今阿富汗境内，与身毒相通，张骞由此判断从中国西南必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陆上商路，奏请武帝打通此路。武帝所派官员畏于路险未能通之，但民间商贩却沿此路贩运丝绸等商品而无阻。
这说明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汉初时，中印之间就有了直接的经济往来。事实表明，有好几条路上通路可从中国到达印度：一是新疆线，从甘肃经新疆到罽宾即克什米尔（Kashmir），再向东南行，至印度西北部；二是云南线，从云南经缅甸到今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三是西藏线，从西藏穿过喜马拉雅山山口到尼泊尔，再南行至印度北部。反之，从印度到中国也是如此。不管哪条通路，都是相当艰险的，但商人、僧人和使者等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都不畏艰险，在中印物质文化交流史中作出可贵的贡献。商人贩运丝绸时，也同时贩运中国的纸，考古发掘证明沿贩运丝绸的通路各地点在出土丝绸时，也有古纸出土。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丝绸之路也是纸张之路。
上述中印间三条陆上通道中，第一条新疆线即经新疆到克什米尔、再至印度西北，相对说较易行，古时人通常走这条路线。实际上这是亚欧东西向丝绸之路大干线的一条支线，从新疆境外分向东南，直通南亚印度次大陆。佛教就是沿此线于西汉末传入中国的，《三国志》（290）卷三十引鱼豢（220～290在世）《魏略》（约285）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豆者其人也。”③浮屠、复豆为佛（Budha）之别译，浮屠经即佛经。大月氏（读作大肉支，Darouzhi）为葱岭以西的中亚大国，与印度相接，首先受佛教影响。这说明佛教最初通过大月氏人传入中国④。
至东汉明帝（58～75）时，佛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并得到统治者提倡。《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刘英传》载，明帝之弟楚王刘英于永平八年（65）“为浮屠斋戒祭祀。”据梁代僧人慧皎（497～554）《高僧传初集》（519）卷一所载，永平七年（64）汉明帝更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诸人使天竺（印度）寻访佛法，十年（67）携中天竺僧人摄摩腾（KasiapaMatanga）及竺法兰（Dharmaraksha）至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佛典，其居处即城西有名的白马寺，为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因而东汉时中印文化交流比西汉更密切，双方互访的人也更多。来华的印度僧人和商人自当用纸书写，而纸也与丝绢一起输入到印度。
造纸术传入印度的时间和经过，尚有待深入研究，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一些旁证材料可资参考，还没有找到有关的直接证据。个别作者说印度早在公元前327年就已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我们在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已指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400～411年在印度求法的东晋高僧法显于《佛国记》中写道：“从波罗捺国（Baranasi）东行，还到巴连弗邑（Pātaliputra）。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祗众律》..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故法显住此三年（405～407），学梵书、梵语，写律。”①
这就是说，5世纪时印度北部迦尸国（Kǎsǐ）都城波罗奈的寺院仍无本可写，佛经靠师徒口授。法显不得不由此至东北部摩揭提国（Magadha）都城（今比哈尔邦境内）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寺院得到一部用贝多罗树叶写的戒律。看来这里贝叶经数量也不多，仍“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当然更谈不上以纸书写了。从晋代至唐代，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带回国内的梵文佛典多是贝叶经，没有纸本。
唐代以后，中印交通和科学文化交流以及人员往来有了新的发展，印度人接触纸的机会比以前大为增加，因而7世纪时梵文中出现了“纸”字。671～695年赴印度的唐僧义净（635～713）在其所著《梵语千字文》中载有kākali一词，指的是纸，由此演变成现代印地语中的kāgad及乌尔都文中的kāgaz，从而使这种新型书写材料与从前的bhūrja（树皮）及patra（贝叶）区别开来。但kakali这个词不是梵文固有名词，而是个外来词，它表示与波斯语kāgaz及阿拉伯语kāgad有同一语源，后二者均指纸。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认为这些词最终来自汉语中的“穀纸”，古音读作kok-dz'，即楮纸②。美籍德裔汉学家劳弗（BertholdLaufer，1894～1934）注意到古回鹘文中称纸为kagas③，可能是波斯-阿拉伯文及梵文词的源头，因为所有这些地区接触的纸最初都经由新疆贩运过去的。上述两种理论都说明kāgaz，kāgad及kākali的词源来自中国国内不同民族（汉族、维吾尔族）对纸的称呼。
在义净以前，于628～643年赴印度的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646）中，没有关于印度用纸及以纸抄写佛经的任何记载，只提到以贝多罗叶书经，说明7世纪前半叶印度境内还很少有进口的纸。但从7世纪后半叶起，即义净旅居印度时（671～693）起，不但梵文中有了纸字，而且还有用纸的记载。义净于《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二指出：“必用故纸，可弃厕中。既洗净了，方以右手牵其下衣。”卷四又说：“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季羡林认为前一条用纸的事不一定全说的是印度，“但是最后一条说的是印度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下文还有‘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④这是说当时印度法俗以模制泥佛像，再将泥像捺印在绢或纸上，以资供奉。倘若不能供应相当数量的纸，是不能完成此事的。
在印度自行造纸以前，所需的纸由中国新疆经克什米尔运至印度西北部，再转运至内地。也可能由中亚、西亚经克什米尔输入，因为阿拉伯地区已先于印度于751年从中国引进造纸术而设厂造纸。第十二章已指出，新疆地区早在晋-十六国（304-439）时已能就地造纸，此时出入于这里的中亚-西亚人和印度人已用上纸，沿丝绸之路各地出土的纸本文书上写有吐火罗（Tokhara）、粟特（Sogdian）、叙利亚和印度梵文等不同文字，就是证明。用梵文写的纸本文书不晚于9～10世纪，说明新疆地区有印度商人和僧人的足迹。造纸术由新疆经克什米尔传入印度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已注意到印度纸的形制、造纸法和抄纸设备与新疆、西藏的很类似，因而造纸法还有可能由西藏经尼泊尔传入印度。
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指出，650年西藏开始造纸，原料为破麻布、瑞香科狼毒根及灯台树皮等，7～8世纪以后造纸获得进一步发展。西藏与尼泊尔只有一山之隔，吐蕃王朝强盛时期（629～797）与尼泊尔有密切交往，造纸术有可能在该时期从西藏传入尼泊尔，再经尼泊尔传入印度。尼泊尔以瑞香科白瑞香（Daphnecannabiana）为原料借织纹纸模抄纸①，显然受到西藏的影响。从这里我们看到，造纸术传入印度是经过好几个途径的，也正是纸贩运到印度所经过的途径。印度人长期习惯于以贝叶书写佛经，纸输入后必有一段与贝叶竞争和纸与贝叶并用的过渡阶段。印度境内从11世纪末至12世纪起纸写本逐渐增加②，到13世纪以后德里苏丹国（DelhiSultanate，1206～1526）时期，造纸业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纸写本传世者较多。因此印度境内造纸或可追溯到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前半叶之际。最初的纸厂设在北方和西北，尤其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后来在南方也建立了造纸作坊。
造纸术传到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时间，大体说应与印度同时或更晚些。至迟在13～14世纪，孟加拉造纸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明初时，随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5）奉敕下西洋的马欢（1410～1470在世），于其所著《瀛涯胜览》（1451）中讲到榜葛刺（Bengal，孟加拉）纸时写道：“一样白纸，亦是树皮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同时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1375～1440在世）《西洋番国志》（1434）亦载榜葛刺产“一等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亦有是树皮所造。”①这里所说的树皮，指的是瑞香科、桑科韧皮纤维，因黄省曾（1505～1580在世）《西洋朝贡典录》（约1520）在《榜葛刺国》条内论其土产时说“有桑皮纸”②。
三 造纸术在缅甸、泰国和柬埔寨
关于缅甸、泰国的手工造纸技术，美国学者亨特虽曾作过调查③，但其早期造纸历史还有待今后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史料还收集得不够。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开始造纸的时间较晚，缅甸造纸可能始于蒲甘王朝（1044～1287）末期至掸族统治（1287～1511）初期，即13世纪末期。当时蒙元统治者忽必烈于1277～1300年间多次在缅甸用兵，将其沦为属国，划归云南行省进行统治，且从中国调来官员、僧人、学者和工匠，境内通行中国历法和纸币，中国的纸与造纸术因之随中国文化传入缅甸。掸邦（ShanState）的东枝（Taunggui）是盛产桑皮纸的造纸中心。
与缅甸接壤的泰国，是中国与印度、阿拉伯海上贸易通道的必经之地，还通过缅甸与云南有陆上往来。宋元史书中的暹（Siam），指泰国北部由泰族人建立的速古台（Sukhotai）王朝（1238～1349），建都于速古台，在今宋加洛（Swarnkalok）一带。1292～1323年之间，暹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和密切往来，通过“朝贡”方式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泰国中部由吉蔑族（Khmer）建立的罗斛国，建都于班塔欣（BanTakhli）附近，1103～1299年间也与宋元有密切往来。1349年暹国与罗斛合并，故明代史书又称泰国为暹罗。在对泰贸易过程中，中国商人在暹罗湾建立了商业中心和码头，南宋灭亡时（1279）有大批来自广东、福建的中国人前往泰国避难，其中包括官员、商人、学者、农民和工匠，带来了中国文化和科学技术，他们对发展泰国经济作出了贡献。造纸术就是在速古台王朝时由中国人传到泰国的。
法国东方学家戈代斯（G.Coedès）在补注由伯希和法译的《真腊风土记》（1312）时指出，泰国在速古台王朝时每年正月（kārttika月）都由国王在王宫前点放烟火，群众聚集在那里观看，与柬埔寨有同样的习俗④。制造娱乐用烟火（feud'artifice）不但需要火药，还需要大量的纸。另一方面，侨居在那里的大批中国人在经济、文化活动中也离不开纸，因此便就地设厂制造。在大城（Ayuthaya）王朝（1350～1767）造纸业获得进一步发展，产纸地集中于湄南河三角洲一带。
柬埔寨是与中国有两千年友好关系的古国，唐以前史书称为扶南，高棉语中Bnam意思是山岳之国，唐以后称为真腊（Chanda），柬埔寨一名始见于明人著作。在吴哥（Angkor）王朝（约802～1431）时期，中柬两国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持续不断，纸和造纸术就是在此时传入柬埔寨的。吴哥王朝兴盛时，中国旅行家周达观（1270～1348在世）随元代使节于1296～1297年出访柬埔寨，返国后著《真腊风土记》。书内记载当地物产、风土人情和中柬贸易等情况，是研究中世纪柬埔寨历史的重要原始文献，有伯希和的法文译本①、吉尔曼（Gilmand'ArcyPaul）的英文译本②，冯承钧将伯希和本译成汉文③。因而此书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对象，被各国作者广泛征引。
《真腊风土记》第21节《欲得唐货》谈到中国向柬埔寨出口货物时写道：“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瓷器，及水银、银〓、纸札、硫黄、焰硝……”④
在柬埔寨需要的这些中国货中，值得注意的是纸张和硝石，这还说明至迟在13世纪那里已会制造火药，因《真腊风土记》第13节《正朔时序》描写了真腊京城吴哥宫前燃放大型烟火⑤。火药是由当地制造，只有原料硝石由中国进口。制造烟火、爆仗的火药筒，无需用好纸，可用当地产者。从中国进口的纸，当是上层阶级用的高级文化纸。
四 造纸术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自古就与中国有海上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唐代僧人义净671～695年赴印度求法时，在室利佛逝（SriVijava）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居住达六年之久，他在这里托华商从广州购求纸墨，以便抄写佛经并撰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从而将中国的纸引进印度尼西亚。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写道：“净于[室利]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佛经”。传信的商船船主，是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中国南方商人，由此可以判断，在义净以前中国的纸早就传入印度尼西亚。宋代时，中国纸继续向这里出口，南宋末期，大批中国沿海各省居民航海来此侨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当地人民一道发展经济。造纸术就是在这时传到印度尼西亚的。南宋作者陈槱（1161～1240在世）《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指出，“外国如高丽、阇婆，亦皆出纸”。这里所说的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Java），则不迟于13世纪那里已建起纸场。明代人黄省曾（1505～1580在世）《西洋朝贡典录》（约1520）《爪哇国》条还说，岛上有的民族用纸绘成文字画长卷当作文献资料：“其国人以图画相解说，纸图人物、鸟兽、虫鱼之形如手卷，以三尺木为轴，坐地展图朗说..”⑥。17世纪以后，来印度尼西亚侨居的华人越来越多，1680年代华侨在雅加达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纸厂①。
菲律宾像印度尼西亚一样，也是西太平洋的群岛之国，因其与中国福建、广东及台湾只一海之隔，距离较近，帆船三日可到，因之自古以来中菲关系较为密切。至迟从三国（3世纪）时代中国与菲律宾已有海上往来，唐宋时贸易活动进一步发展，宋人赵汝适（1195～1260在世）《诸蕃志》（约1242）记载了中国商人在菲律宾吕宋（Luzon）岛上的麻逸（MindoroIs.）、蒲哩噜（Polilo）及三屿贸易情况，三屿为加麻延（Calamian）、巴老酉（Palawan）及巴吉弄（Busuanga）。元代人汪大渊（1311～1370？）《岛夷志略》（1349）更载苏禄（Sulu）作为新的贸易点对华贸易的情况。对菲出口物有丝绢、瓷器、铁器等，上述史书虽未谈到纸张，但纸必然早已传入其地。
明代时，中菲关系、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人员往来进入新的阶段，主要由于明成祖对海外事务特别关注。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至迟在明代全面传入菲律宾。《明史》卷三百二十五《苏禄国传》称，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PadukaPatala，？～1417）、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MaharajaKlaibantangan）和峒王巴都葛·叭刺卜（PadukaProba）各率家眷及随从共340余人访华，受到明成祖款待，赠予中国衣冠、金银钱钞、日用器皿、丝绢等物。此后又多次遣使中国。与此同时，大批中国商人前往经商与侨居。《明史》卷323《吕宋传》称：“先是，闽人以其地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1588年只马尼拉一地就有华侨一万人，1603年增至4万人。
这些华侨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其中包括造纸与印刷。吕宋岛南的猫里务（Marinduque）因华侨的开发也变成沃土，华人有言道，“若要富，须往猫里务”。中国人还参与南部棉兰老岛的沙瑶（Dapiton）及呐哔啴（Dapdap）的开发。张燮（1574～1640）《东西洋考》（1618）卷五称，岛上居民“以衣服多为富，[写]字亦用纸笔，第[字]画不可辨。”②说明当地人16世纪时已用纸为书写材料。1565年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殖民统治者一度迫害华侨，但1595～1596年任代理总督的西班牙人莫尔加（AntoniodeMorga）不得不承认，菲律宾“没有华人就无法存在，因为他们都是精通各行各业的工匠”③。他们在菲律宾传授的生产技术包括造纸、制造火药、榨糖、冶炼金属、铸炮、纺织、建筑、制瓷、制造银器等等④。16世纪以后在马尼拉华侨聚集区规模很大，称为巴连（Parian意为市场）⑤，在这里各种中国货物应有尽有。这些货物还通过菲律宾转运到美洲新大陆的墨西哥等地区。造纸术传入马来西亚的时间大约与菲律宾同时，也是通过当地华侨引入的。
第三节 中国印刷术在菲律宾和泰国的传播
一 印刷术在泰国的兴起
上节讨论了中国造纸术在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传播，但没有提到印刷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及早从中国引进印刷术，只有越南是个例外，因为越南与中国在陆上相邻，又是汉字文化圈国家。除越南外，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和菲律宾是最早用中国传统印刷术出版书籍的国家。泰国继速不台王王朝之后建立的阿瑜陀耶（Ayuthaya）王朝或大城王朝（1350～1767），与明代仍保持频繁的友好往来，在这期间双方遣使达131次，暹罗遣明使有112次，平均两年一次。
明人王圻（1540～1615在世）《续文献通考》（1586）卷四十七《学校考》记载，暹罗国王为培养通晓汉语的人材，洪武四年（1371）派年青子弟前往北京国子监学习，这是泰国注重中国文化而派遣出的较早一批留学生。此后两国继续互派留学生，学习对方的语文。与此同时，福建、广东籍手工业者也随商船前往泰国谋生，从隆庆元年（1567）开始，这些中国手工业者在泰国从事铁农具及铜铁器皿的制造，还有制茶、制糖、印刷和造纸、豆类食品加工等行业的经营①。明人黄衷（1474～1553）《海语》（1536）称暹罗首都阿瑜陀耶“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在这里有纸店和书店，都是华人经营的。
吞武里（ThonBury）王朝（1767～1781）时，每年来自上海、宁波、厦门、潮州的商船有五十多艘，随船的人每年有数千，他们在旅途中常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为话题，后来此书传到泰国。查卡里（Chakri）王朝或曼谷王朝的建立者拉马一世（RamaⅠ，1782～1809）对《三国演义》很感兴趣，命臣下译成泰文。此书在泰国产生广泛影响，被当成历史教科书和军人必读物。拉马二世（RamaⅡ，1809～1825）时，又将中国的《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红楼梦》、《封神演义》等书译成泰文，并予出版。拉马五世（RamaⅤ1868～1910）时，除首都曼谷三个宫廷印刷所外，还有一个专门出版中国古书的乃贴印刷所。，大城王朝时由华人经营的坊家，用雕版印刷技术以出版汉文作品为主。曼谷王朝（1782年建立至今）时从19世纪后用机器印刷方法出版书籍。
二 华人龚容在菲律宾的雕版印刷
菲律宾在发展印刷术之前，中国出版的书已由华人、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携入境内。例如西班牙人拉达（MartindeRadaordeHerrada，1533～1577）奉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莱加斯皮（MiguelLopezdeLegaspi，1510？～1592）派遣，于明万历三年（1575）七月来福建，在泉州、福州等地停留三个多月。拉达通汉语，在福州买了不少中国书，带回马尼拉，此后编写一本汉语辞典、撰写了游记。1576年拉达的旅伴马林（GerohimoMarin）回西班牙，将拉达的中国游记稿转交给国王菲利普二世（FilipeⅡ，1527～1598）。此稿后来成为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GonzelesdeMendoza，1540～1620）编写《中华大帝国志》（HistoriadelGranRignodeChina，Roma，1585）的基础。此书西班牙文首版1585年刊于罗马，1588年由帕克（R.Parke）译成古体英文，有各种欧洲文版本，成为西方介绍有关中国较早的一部专著。门多萨列举拉达从中国带到菲律宾的书时，指出其中包括地理、历史、法律、造船、天文、乐律、数学、本草、奕棋、马术及军事方面的书。门多萨接着说：“我也有这样的一本书，我还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印度看到其他的中国印本书”①。拉达返回菲律宾后，请当地华侨帮助他翻译从中国带回的一些书，但未及出版，他于1577年便逝世了。
1590年，菲律宾首任天主教大主教沙拉萨尔（DomingodeSalazar）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谈到在马尼拉华人聚居区巴连（Parian）繁荣情况时说：“我毫不犹豫地向陛下断言，在西班牙或本地区没有其他城市有像巴连那样值得观赏的地方，在这个市场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各种行业、各种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各种稀奇的货物。这些商品已在巴连开始制造..在巴连可以找到各行各业的工匠。”②这些行业包括书匠、画匠、银匠、医生等，书匠就是印书与订书工，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福建人龚容（KengYong，1538？～1603），西班牙当局推行殖民政策时，强令菲律宾人和当地华人改用西名并改信天主教，因此，中国印刷工龚容取西名为胡安·维拉（JuandeVera），并加入了天主教。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国立图书馆藏有现存最早刊于菲律宾的汉文版印本书，是1593年（明万历廿一年）问世的科沃（JuanCobo？～1593）所著《天主教义》（DoctriaChristiana）③，。此书就是龚容制版、印刷的，题为新刻僧师高
母羡撰《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图16-7），西班牙文原名为《自然法则的理顺及改善》（Rectificacionymejoradeprincipiosnaturales）。全书共九章，前三章与宗教有关，后六章主要介绍地理学及生物学知识，包括地圆说①。作者高母羡原写作“嗃呣〓”，羡为Juan音译，高母为Cobo之译，此人为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1588～1592年在菲律宾传教，从华侨学会汉文②，1593年去日本，同年客逝。作者在第一章开始用汉文写道：
大明（中国）先圣学者有曰：“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道无二致也。……此书之作，非敢专制，乃旨命颁下[自]和尚王（教皇）、国王，始就民希腊（Manila，马尼拉）召良工刊者。此版系西士（Jesu，耶稣）乙千伍百九十三年（1593）仲春立。从行文来看，不是规范汉文，规范的汉文应写为“此书之作，非敢私著，乃奉和尚王、国王之旨所为。书成，始就民希腊召良工刊者。”因而可以看出此《无极天主正传真传实录》，实出于西班牙教士胡安·科沃（僧师高母羡）之手。书中将教皇称为“和尚王”、称传教士为“僧师”，而将耶稣（Jesus）译为“西士”，都表明是早期译法。书首插图绘有西方传教士着中国僧衣，手持经书向中国人讲道，也是他们的早期作法。刊本中汉文字句虽有时读起来不顺，但刊本文字显系中国书手所为，从插图、字体及版式观之，该书当以雕版印成。汉文本出版的同一年（1593），又以菲律宾当地民族的他加禄文（Tagalog，1962年菲律宾定为国语）印成科沃的同一部书，也是龚容以雕版印刷的③。菲律宾远东大学教授赛德（GregorioF.Zaide）写道：
1593年出版了两本有关基督教义的书，一为他加禄文本，另一为汉文本。都是在马尼拉由一位中国教徒龚容（JuandeVera，卒于1603年）刻印的。他是菲律宾第一位闻名的印刷工④。
三 龚容兄弟在菲律宾的金属活字印刷
1602年（万历三十一年）龚容晚年时又成功地研制金属活字，用以刊印西文及汉文书。1640年，西班牙教士阿杜阿尔特（Aduarte）谈到龚容时写道：
他致力于在这块土地（菲律宾）上研制印刷机，而在这里没有任何印刷机可供借鉴，也没有与中华帝国印刷术迥然不同的任何欧洲印刷术可供他学习。……龚容（JuandeVera）不懈地、千方百计且全力以赴地工作，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因此这位华人教徒龚容是菲律宾活字印刷机的第一个制造者和半个发明者⑤。
很可惜，1602年龚容研制金属活字印书技术成功后，次年便于马尼拉与世长辞。但他的弟弟佩德罗·维拉（PetrodeVera，汉名待考）和徒弟接过这些活字和技术印行活字本著作。事实上，他们必亦事先参与龚容发起的工作。1911年西班牙人雷塔纳（W.E.Retana）著《菲律宾印刷术的起源》一书中介绍说，维也纳帝国图书馆藏有题为《新刊僚氏正教便览》的汉文书（图16-9），作者汉名为罗明敖·黎尼妈①。“僚氏”为西班牙文Dios（天主）之音译，则此书实为《新刊天主正教便览》。书的扉页内容印以西班牙文②：MemorialdelaVidaChristianaEnlenguaChina//compuettoporelPadreFr.Do.mingodeNieba，PriordelconuentodeS.Domingo.//conlicenciaenBinondocencasadePedrodeVeraságleyImpresordeLibros.Anode1606。现将这段内容译成如下汉文：“《天主教义便览》。由多明我会会士多明戈·涅瓦神甫以汉文编成。//由佩德罗·维拉刊于宾诺多克的萨格莱书店。1606年。”作者为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多明戈·涅瓦（DomingodeNieba），自译汉名为罗明敖·黎尼妈。
应当指出，雷塔纳1911年提供的扉页照片，左边没有拍全，10行字中缺了Mc，c及V四个字母，后人转引时没有补上，因而产生，误解。我们此次已将缺漏的部分补齐。同时原版排印过程中，对一些词的拼法及词头大小写处理得不够规范，我们已在上述释文中作了规范处理。例如，作者姓名中的denieba，应当是deNieba，compuettoPor应当是compuettopor。扉页下部第二行从照片显示的似乎是crasagley，方豪（1900～1980）因而释为CraSangley华侨书店名③，这就错了。我们认为应当是VeraSagley，cra应当是era，因字母e在此处印得不清，而在e之前还应有个字母V或v，此即排印者PetrodeVera，即龚容的弟弟。扉面上面第四行照片中显示为ompuetto，应当是compuetto（“编写”），脱一字母c。下面第一行onlicencia应当是conlicencia，又脱一字母c。
现将我们校释后的扉页（图16-8），发表在这里。除扉页为西班牙文外，全书正文均为汉文（图16-9）。作者在序页内写出此书书名及作者名：“巴礼罗明敖·黎尼妈新刊僚氏正教便览”，其中“巴礼”为西班牙文elPadre（神父）之译音，相当英文中的Father或法文中的lePère。接着，这位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作者用不太通顺，但可读懂的汉文在序中写道：
夫道之不行，语塞之也；教之不明，字异跡也。僧因行道教，周流至此（菲律宾）。幸与大明（中国）学者交谈，有既粗知字语。有感于心，乃述旧本，变成大明字语（汉文），著作此书，以便入教者览之。..僧今集天主经书，俾人受读。……此虽初学之要略，实则得道之根原，故刻之以便后学，而广其传焉。
看来，多明戈·涅瓦（罗明敖·黎尼妈）是继胡安·科沃（高母羡）之后，在菲律宾华侨界传教的另一教士，为了开展工作他必须学会汉文汉语，特别是福建方言。此刊本《正教便览》半页9行，行15字。张秀民认为“是木刻的”①，即雕版印刷品，笔者在仔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反，主张是金属活字本，而非木刻本。将1593年龚容所刻《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与其弟于1606年所刊《僚氏正教便览》二本对比后，我们发现二者有以下相异之点：前者汉文结体较为流畅而活泼，且多为繁体，接近书稿文字，很少走样者；每行字排列笔直而整齐；书内有多幅插图，图解文字与正文文字具有同样特点。这显示此本为雕版印刷品。而后者汉字结体较为呆滞、粗放，且多简体字，如“义”、“〓”（虽）、“离”、“迁”、“斈”（学）、“会”、“旧”、“罗”、“断”、“实”等，几乎与我们今天所用的简化字同，这说明三百多年前菲律宾华侨早已使用了简体字。“读书”的“书”字，有时作“書”，有时作“〓”，没有统一。每行字排列间有不整齐之处，横向多不对齐，个别字歪邪，字下有不该出现的空白，全书没有插图。这些特点显示该本不是木刻本，而是金属活字本。之所以用大量简体字，是为铸字之方便起见。如果是雕版，则刻字工应按书稿刻字于木板上，而写字人不会时而写“雖”、“書”，时而写“〓”、“〓”，且各行字应排列笔直而整齐，不会像现在这样。字体所以呆滞而不流畅，是因初次试铸活字，有待进一步改进。但扉页上的西班牙文字母则相当之美，因为汉字字形复杂、笔划多，比西文更难铸活字。这说明，龚容兄弟1602年试制成活字后，其弟便用活字于此后印书了，他们当然是将明代金属活字技术移植到菲律宾的，且在那里开设书坊。
1924年法人伯希和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一部汉文刊本①，但扉页仍为西班牙文：（DoctriaChristianaenletraylenguaChina，compuestaporlosPadresMinistrosdelosSangleycs，delaOrden//deSanctoDomingo.//ConlicenciaporKenYongChina，enelParian//deManila（图16-10）。我们将这段西班牙文翻译于下：
《天主教义》。由桑格莱神甫们奉圣多明之命用中国语文编成。大明龚容刊刻于马尼拉之巴连。
此书没有汉文书名和年欸，亦未提编写者姓名，但明确说是由龚容所刊，其名未用西班牙名JuandeVera，而用KengYong这个闽音拼法。刊本半页9行，行16字，从行文可知作者仍是通晓汉文的西班牙教士。1951年阿拉贡（GayoAragon）研究了此书版本，并由多明格斯（AntonioDominguez）译成西班牙文发表，经考定为1593年本②。笔者从该书扉页的西班牙文及正文汉文观之，此为雕版印刷品。从1593年以来的十五年间菲律宾的印刷业一直由华人所垄断。1911年雷塔纳在前引书中列举了1593～1640年间八名中国印刷工的名字，但都是西班牙名。他们所印书的文种有汉文、西班牙文和他加禄文③。无疑龚容是其中为首的一位。在他们的传授下，1608～1610年以后才有菲律宾人参与印刷工作④。
第四节 中国造纸术在中亚、西亚和北非的传播
一 造纸术西传的历史背景
中亚和西亚各国在中国古书中通称为“西域诸国”，从长安到今甘肃、新疆后，沿天山南北两麓西行，经万里跋涉就可到达这些国家。这条陆上的丝绸之路从汉代（公元前2世纪）以来就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纸就与丝绸等商品一起运往甘肃、新疆一带，再从这里转运到中亚、西亚各国。20世纪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一些地点出土了大量汉魏、晋唐时的中国古纸。由于新疆地区从5世纪起已开始造纸，因而新疆便成为中国纸输入中亚、西亚各国的集散地。中国和西域国家的骆驼商队将丝绸、纸和铁器等中国货源源西运，新疆、甘肃和内地也有许多西域客商居住。因此中亚、西亚各国人很早以前便已用上了纸。
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掘出九封用中亚粟特文写的信（图16-11），用的是中国麻纸。经英国学者亨宁（W.B.Henning）的研究，认为这些信是客居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中亚商人南奈·万达（NanaiVandak）在晋怀帝永嘉年间（311～313）写给他在撒马尔罕（Samarkand）的友人的①。古时粟特国靠今里海（CaspianSea）以东，又称康国，其居民以经商著名，常来中国做生意。《魏书》（554）卷一百零二《西域传》称：“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因此康国人早在4世纪就成为使用中国纸的中亚人。在新疆和甘肃敦煌还出土中亚吐火罗（Tukhara）文、西亚波斯文（450年前后）和叙利亚文以及欧洲希腊文等纸本文书，都是3～6世纪时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纸写的。
唐代以后，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除陆路外，中国还通过海路与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有贸易往来。20世纪以来，在新疆、陕西和广东等地出土的波斯、罗马帝国的金币，正是当时贸易的历史见证。史载波斯萨珊（Sassan）王朝（226～651）期间已用中国所产的纸书写宫廷文件①，则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中亚各国亦当如此。“纸”字在波斯语中为kāgaz，中亚粟特语为kāygdi，都是汉语“榖纸”的讹音，演变成后来阿拉伯语中的kāghad。但唐以前中国内地通向波斯的陆上丝绸之路受到了西突厥的阻塞，因为它控制今新疆至里海以东的西域各国，使中西贸易不能畅通。
西突厥控制包括位于锡尔河（SryDarya）以南到阿姆河（AmuDarya）地区的拔汗那国（Farghana）、昭武九国以及阿姆河以南地区的吐火罗国（Tukhara）。昭武诸国是以康国为首的九姓政权的总称，康国在汉代时称康居（Sogdiana），其祖先为西汉时中国西北古族月氏人，旧居于祁连山北的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公元前2世纪为匈奴所迫，西迁至锡尔河到阿姆河一带。后来其支庶分王各地，世称九姓，但皆以昭武为氏，以表不忘本源，故名“昭武九姓”，隋唐时包括康国（Samarkand，在今撒马尔罕一带）、石国（Tashkend，今塔什干）、安国（Bukhara，今布哈拉）、米国（Maimargh，撒马尔罕南的Maghian）、何国（Kashania，撒马尔罕以西）、史国（Kasanna，撒马尔罕东南之ShahriSebz）、曹国（分东曹Sutrisha、西曹Kebud及中曹）火寻国（Khwarism，又称花刺子模，今咸海南之Khiva一带）及伐地国（Botik，在阿姆河以西）②。昭武九姓国中，康国与石国最大，康国又是诸国的宗主。其地产良马及珠宝，土地肥沃，居民从事农牧业，尤善于经商，使用粟特文（Sogdian），往来于中国与波斯之间。除此，拔汗那国，汉代称大宛国，在中亚的费尔干那（Fergana）。而吐火罗国即汉代称为大夏（Bactria）之地，在今阿富汗北部。这些西域国家长期间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但6世纪时都受西突厥统治。
唐太宗（629～649）即位后，国家统一，国力强盛，他为了打通东西方丝绸之路，多次对西突厥用兵。至高宗（649～683）时，659年灭西突厥，其原来统治的中亚各国纷纷内附，归入唐帝国版图，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玄宗（712～756）时改为安西节度使。因之，唐的势力范围已西至里海东岸，丝绸之路再次畅通，西域各国也因此受益，与唐保持密切往来。因昭武诸国属唐，所以早在650～651及707年唐纸就已输入康国所在的撒马尔罕③。20世纪30年代，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城西120公里处的穆格（Mugh）山出土年代为709～723之间的古纸④。康国用这些纸书写重要的官方文件，因而可以联想到波斯萨珊朝宫廷所用的纸定是经过康国从中国贩运过去的。康国人在中亚和西亚一带在推广纸的应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下所述，中亚一带最早的造纸厂建于康国境内的撒马尔罕，便一点不足为奇，因康国是中国以西最早用纸的国家。
正当唐帝国经营西域之际，7～8世纪由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在西亚的阿拉伯半岛上兴起。伊斯兰教国统治者奥马尔（Umaribn-al-ttàb，581～644）在位时（634～644），率军从阿拉伯半岛上的首都麦加（Mecca）出发，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642年征服埃及，再灭波斯。至7世纪中叶，已将版图扩大到北至里海、西至北非的大片地区，从而与唐帝国的势力范围在西亚里海一带相接触。唐高宗李治（628～683）即位次年即永徽二年（651），阿拉伯第三任统治者鄂斯曼（Uthman，649～656在位）遣使来唐，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往来①。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叙利亚埃米尔（Emir，即总督）穆阿维亚（Muáwiyaibn-abi-Syfyān，？～680）为首的倭马亚贵族势力建立倭马亚（Umayyads）王朝（661～750），自任哈里发（统治者），迁都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Damascus）。此后，统治伊拉克的阿卜·阿拔斯（Abu‘l-Abbas，721～754）又建立阿拔斯（Abbasids）王朝（750～1258），首都再东迁至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
这两个王朝继续保持与唐的频繁往来和贸易关系。中国史书将倭马亚王朝称为“白衣大食”，而称阿拔斯王朝为“黑衣大食”，将阿拉伯世界通称为“大食”。“大食”为波斯语Tajik或Tazc之音译，导源于阿拉伯一个部族Tayyi的名称。阿拔斯王朝政权支柱波斯和伊拉克贵族及其武装力量，因而受波斯影响较深，与其说是倭马亚朝的继续，勿宁说是波斯萨珊朝的继续。过去波斯宫廷用纸书写文件的作法，又为阿拉伯新的统治者所沿袭，而这以前他们是以树皮、羊皮和埃及莎草片（papyrus）为书写材料的。阿拔斯王朝时，650～707年间中国纸向阿拉伯世界大量出口，波斯巴士拉（AlBasra）学者贾希兹（Abū‘Uthmān‘Amribn-Bakral-Jāhiz，776～868）《商务观察论》（Kitabal-Tabassurbil-Tijāra）列举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货物时，指出有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和墨、剑、肉桂等②。
阿拉伯人发现纸比当时所有其他书写材料都优越，但从中国经中亚长途贩运后纸价较高，一直想就地生产。这样他们还可向欧洲出口，以获实利。另一方面，早期哈里发对外用兵，忽视文治，从8世纪起，注重文化建设，在新的征服区推行阿拉伯文化，提倡学术研究，以巩固统治，这也增大了社会上对纸的需要量。他们试图从中国招请纸工传艺，但没成功，至8世纪中叶时，机会意外地到来。不过中国纸工不是被请去的，而是作为一次军事冲突中的战俘被掳去传授技术的。
二 导致造纸术西传的怛逻斯战役
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灭波斯后，下一个目标是向隶属于唐帝国的昭武诸国、拔汗那和吐火罗等里海以东国家推进，进而与唐争夺对中亚、西亚这段重要经济通道的控制权。这些遭受大食侵袭的信仰佛教或摩尼教的小国，与唐在政治、经济上是利益一致的，在唐与大食对峙中是亲唐的。然太宗以后的唐代统治者没有对西域国家给予有力的保护。至武则天执政后期，大食将军屈底波（Kutaibo）见无唐兵出救，遂逐一略取康国、安国、石国、吐火罗及拔汗那等国。唐玄宗即位后，国力一度好转。据宋人王钦若（962～1025）奉勅编修的《册府元龟》（1013）卷九百九十九所载，开元七年（719）康国、安国、俱蜜国（Kumidh），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国，开元二十九年（741）石国等国，都向长安上表述说其苦，“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解救苦难，“伏望天恩处分大食，……臣等即得长久守把大国（大唐）西门”，辞意恳切，但唐玄宗却坐视不顾。结果在与大食对峙中，后者已先占上风。
玄宗拒不出兵，也自有其苦衷，因靠近内地的吐蕃也与唐争夺西域。事实上，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约700～755）要在天宝六年（747）率军击败吐蕃，收复葱岭附近的小勃律（Polor，克什米尔北）等二十余国之后，才能腾出手过问葱岭以西的边务。高仙芝为高丽人，饶勇善战，屡立战功。但他没有利用昭武诸国对大食统治不满而仍愿归唐的时机，奏请皇帝联合这些国家共同对敌，反而将其推向大食一边，共同反唐，从而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尤其表现在对石国的用兵方面。
综合《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石国传》、《旧唐书》卷一百零九《李嗣业传》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所述，我们可作如下介绍。当时昭武诸国被夹在唐与大食两大强国之间，其处境较为复杂而微妙。他们被大食侵占后，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并受到民族压迫及经济盘剥，因而又暗中与唐通使，想借唐的力量摆脱大食的压迫。其中石国于天宝初（742）还继续接受唐的册封，高仙芝进军葱岭后，天宝八年（749）前后，石国密使与仙芝接触中，可能对当初玄宗见危不救发了些牢骚，这本是可以体谅的。但仙芝则以其“无藩臣礼”为由，奏请讨伐。天宝九年（750）冬，他伪称和好，将部分军队开进石国，却虏其国王，遣人解送到长安西城开远门。唐玄宗不顾大局、不究是非曲直，将石国国王斩于阙下。同时，高仙芝军队又在石国杀掠，激起民愤。王子逃到昭武其他国家述说原委，诸国皆怨怒，商议引大食兵共同攻打龟兹、疏勒、焉耆和于阗等安西四镇。
高仙芝闻之，于天宝十载（751）七月发二万（一说三万）大军从今新疆境内出发，西行七百里，至石国重镇恒逻斯与大食兵交锋，双方相持五日不分胜负。但此时巴尔喀什湖一带内附的突厥人葛罗禄（Karluks）部起兵叛唐，从背后抄袭过来，高仙芝部队腹背受敌，遂大败。这就是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发生的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战役。怛逻斯（Talas）即今中亚哈萨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东北的江布尔（Dzhambul），旧称奥里阿塔（AulieAta），当北纬43°10，东经71°。
据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的研究①，中国史书关于怛逻斯战役的记载与阿拉伯史料所述，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中国史书记载更为详细，但阿拉伯史料谈到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则为中国史书所不载，将各方史料结合起来，便会看到这次战役的前因后果。应石国王子之请，前往怛逻斯与唐代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统率的部队交战的，是大食国阿拔斯王朝的将军沙利（ZiyadibnCalih）指挥的一支军队。沙利是阿拔斯王朝开国元勋阿卜·穆斯林（AbuMuslimorAbd-al-RahmanibnMuslim？～754）的一员宿将，曾任伊拉克库法的地方长官。阿卜·穆斯林生于波斯，746年任波斯东北部，呼罗珊总督，因而将沙利也调到这里。呼罗珊是战略要地，北邻新征服的昭武九姓、吐火罗等国，是与唐帝国对峙的前沿地带的战略后方，可进可退。因而石国请到的援军，必是经阿卜·穆斯林派遣由沙利指挥的一支呼罗珊驻军，士卒多为波斯人。
沙利的军队在人数及装备上敌不过高仙芝的大军，却反而取胜，这是因为高仙芝军在主战场所在的昭武诸国引起群愤，腹背受敌，而不久前取得胜利的将领又有轻敌思想。如果唐玄宗、高仙芝在收复葱岭之后，听取昭武诸国国王和民众的呼声，并取得他们为内应，且严肃军纪，则这次出师便成为正义之师，完全可以将大食势力从里海以东地区赶走。因为在750～751年之间大食也发生内乱，以伊拉克为根据地的阿卜·阿拔斯势力正在为取得全国统治地位而与倭马亚王朝的势力互相撕杀。751年阿拔斯王朝刚刚建立，政权尚未稳固，所能派到怛逻斯的部队不会太多，这个政权关注的是防止国内倭马亚势力的反扑。
由于唐统治集团从太宗以后开始腐朽，加上边将的失误，错过了收复葱岭以西昭武诸国的有利时机，将唐的西部版图缩回到安西四镇。怛逻斯一役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西亚地区双方势力消长的转折点。大食在取得这一地区后，便致力于内部建设，与唐继续保持经济、文化交流。
三 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的造纸
怛逻斯战役的一个后果是中国造纸技术从此西传到阿拉伯，此后再传到欧洲，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1887年，奥地利的阿拉伯史研究家卡拉巴塞克（JosephKarabacek）最先将这次战役与造纸西传联系起来，用阿拉伯文文献研究了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的经过和阿拉伯造纸技术史。他援引10世纪阿拉伯史家萨阿利比（Abu-Man-sur‘Abd-al-Malikal-Tha‘alibi，960～1038）《世界名珠》（Yalimatal-Dahr，EinzigePerlederWelt）的话说：
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应提到的是纸，由于纸更美观、更适用和更简便，因此它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莎草片和羊皮。纸只产于这里和中国。《道里邦国志》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纸是由战俘们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这些战俘为沙利之子齐亚德·伊本·沙利（ZiyadibnCalih）所有，在其中找到了造纸工。造纸发展后，不仅能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人的一种重要贸易品，因此它满足了世界各国的需要，并造福于人类①萨阿利比961年生于波斯尼沙普尔（Nishapur），是位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上述记载除见于其主要作品《世界明珠》外，还见于其所著《珍奇趣闻录》（Latāfial-Ma‘arif，Thebookofcuriousandentertaininginformation）②中。萨哈利比的记载，清楚说明751年怛逻斯战役时造纸术通过中国战俘西传的历史事实。他所引的《道里邦国志》（Kitabal-MasālikWā‘l-Mamālik）很可能是在萨曼（Samanids）王朝（874～999）任大臣的波斯人贾伊哈尼（al-Jayhani，fl.860～920）所写的地理书，约成书于900年。同时代的另一波斯学者比鲁尼（AbūRayhānMuhammadibn-Ahmadal-Biruni，973～1048）在《印度志》（Ta‘rikhal-Hind，a.1000）中也有类似记载。此书由札豪（EduardSachau，1845～1930）于1888年译成英文，书中写道：
造纸术始于中国，……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传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以满足当时之需①。
撒马尔罕原为唐昭武九姓中的康国故地，早在倭马亚朝时已易手于大食。751年由呼罗珊派来与唐军作战的沙利将军在怛逻斯取得胜利后，便在中国战俘中网罗具有专长技术的人，并在其中找到造纸工。遂将其留在军内。战役结束后，交战双方撤军，沙利率部移镇于撒马尔罕，他要求中国纸工传授造纸技术（图16-12），因此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纸厂便于751年在中亚的撒马尔罕建成投产，主要以破麻布为原料生产麻纸。应当补充说，阿拉伯作者巴赫尔（Tamimibn-Bahr）在其821年成书的回鹘旅行记中还谈到，除751年战俘外，775～785年驻撒马尔罕守备官还掳来另一些唐人，“要他们在撒马尔罕制造上等的纸、各种各样的武器②。因而可以说，先后有两批中国纸工参加了撒马尔罕纸厂的建设。撒马尔罕所产的纸便成为阿拉伯世界东方的一大特产，远近闻名。前述9世纪著作家贾希兹曾经说：西方之有埃及莎草片可用，正如东方之有撒马尔罕纸可用一样③。
8～10世纪期间撒马尔罕纸不但供应阿拉伯帝国所需，进而还转向出口，成为增加财富的源泉。
应当说，除纸工外，中国战俘中其他具有专长技术的人也在大食国发挥其特长。当时在唐军将领高仙芝部下从军的杜环（731～796在世），在怛逻斯战役中也被俘，在大食国居住十二年，精通阿拉伯语，到过库法、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等地，762年随中国商船返国，著《经行记》（约765），记述阿拉伯史、物产及风土人情甚详，可惜宋以后失传。据其族叔杜佑（735～812）《通典》（801）卷一百九十三所引，杜环于大食国遇“绫绢机杼[匠]、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有]京兆（长安）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山西）人乐〓、吕礼。”由此可知中国战俘中的纺织工、金银匠、画匠等都在大食重操旧业，但造纸匠发挥的作用最大。
阿拔斯王朝拥有亚非大片土地后，到哈伦·拉希德（Hārūnal-Rashid，约764～809）统治时（786～809），伊斯兰教国处于鼎盛之时，首都巴格达成为科学文化中心，四方学者云集。据阿拉伯史家卡尔敦（‘Abd-al-Rahmānibn-Khaldun，1332～1406）《历史导论》（al-Muqad-dimah）所载，794年在大臣叶海亚（Yahyaal-Barmak）奏请下于巴格达又建立了纸厂④，技术力量来自撒马尔罕，仍然是在中国纸工参与下建成的。这样，在阿拉伯帝国的西亚心脏地带产纸后，首都用纸便可就地供应了，但产量仍不及撒马尔罕。后来叶海亚之子贾法尔（Ja-‘faral-Barmak）任宰相时得哈里发哈伦准许，下令政府所有文书、档案皆以纸书写，不再用羊皮等古老的书写材料①。
西亚地区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635年被占后成为倭马亚王朝的首都。751年撒马尔罕造纸后，大马士革还不能造纸，但10世纪起大马士革纸产量已相当可观，因其与地中海距离较近，纸由此向欧洲出口。“大马士革纸”（ChartaDamascena）在几百年间闻名于欧洲，其产量甚至超过巴格达造的纸。叙利亚境内的班毕城（Bambycina）此后也产纸，ChartaBambycina本义是“班毕纸”。由于Bambycina音讹为bombycina（棉花），于是欧洲人一度将“班毕纸”误称为“棉纸”，而其实是麻纸。从马可波罗（1254～1323）时代以来直到1885年，欧洲人长期间认为阿拉伯纸和早期欧洲都是棉纸，这是误会②。
四 北非埃及和摩洛哥的造纸
由于阿拉伯帝国势力伸展到非洲北部，造纸术也随之传到北非。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641年派兵征服北非文明古国埃及，使其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省区，并将阿拉伯典章制度和伊斯兰文化带到那里。自古以来埃及尼罗河沿岸以盛产莎草片闻名，用以作主要书写材料。阿拔斯王朝时，从800年起始在埃及用纸，但用量有限。900年前后，在开罗建立了北非的第一个纸厂，所产的纸成为莎草片的有力竞争对象。909年，穆斯林什叶派的阿拉（Moezed-DinAllah），于北非建立法蒂马（Fātimah）王朝（909～1170），从而脱离阿拔斯朝的统治，中国史书将法蒂马王朝称为“绿衣大食”，因其崇尚绿色。从这一时期起，埃及开罗的造纸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所产的纸还通过地中海运往西西里岛和欧洲大陆。法蒂马朝哈里发哈基姆（Abu-AliMànsūral-Hākim）在位时（996～1021），开罗设有科学院和图书馆，科学文化一度相当发达。
986年，法蒂马朝统治者阿齐兹（Al-‘Aziz）执政（975～996）时，出兵征服非洲西北另一文明古国摩洛哥，从而使这个王朝控制非洲西北部、埃及和叙利亚一带。1100年又在摩洛哥境内的非斯城建成新的纸厂，其技术是从开罗引进的，纸工多是阿拉伯人。这里的纸场最盛时（1202），拥有打浆用的水磨472座①。所产的纸除供应本地外，也向欧洲出口。这样一来，751～1100年间近三个半世纪内，在阿拉伯文化圈内的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相当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伊拉克的巴格达、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埃及的开罗和摩洛哥的非斯等地，都有了造纸生产基地。
19世纪后半叶进行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关阿拉伯地区造纸的许多实物资料，特别是1877～1878年在埃及境内的法尤姆（el-Faiyūm）、乌施姆南（el-Ushmūnein）和伊克敏（Ikhmin）三处出土的大量古代手写本②。1884年这些出土物归奥匈帝国赖纳大公（H.I.H.ArchdukeRainer）所有，共十万件，用十种不同文字写成，时跨2700年，文字多数是用莎草片写的，也有用羊皮和纸写的。这是个震动世界的古代文献的重大考古发现。出土的阿拉伯文纸本文书，有的写有回历纪年年欵，换算成公历后，相当于791，874，900及909年，都是阿拔斯王朝的产物。这些藏品经阿拉伯文专家卡拉巴塞克的研究，与植物学家威斯纳（JuliusvonWiesner）的科学鉴定①。威斯纳证明这些出土古纸都是麻纸，原料为破布，纸上有帘纹，纸浆内含淀粉糊。威斯纳对阿拉伯纸和中国出土魏晋古纸的显微分析表明，不但原料相同，外观和制造方法也一致，很显然阿拉伯纸是用中国造纸方法制出，是毫无疑问的②。
10世纪初，当埃及境内法蒂马王朝在开罗设厂造纸后，人们开始习惯用纸书写。从赖纳藏品中法尤姆所出古写本使用的书写材料的演变中，可以看到纸在与莎草片竞争中节节取胜的情况。例如回历二世纪（719～815）的纪年文书中，写在莎草片上的有36件，很少有纸。回历三世纪（816～912）的阿拉伯文纪年文书，写在莎草片上的有96件，写在纸上的有24件。从回历四世纪（913～1009）起，写在纸上的有77件，而莎草片文书只有9件。写在莎草片上的最晚一件纪年文书是公元936年写的，从10世纪以后，纸已在阿拉伯境内基本上取代了莎草片③。
在出土的883至895年之间用莎草片写的阿拉伯文信件末尾，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此信以莎草片写成，请原谅”。写信人因为没有用纸，而向收信人表示歉意，说明当时纸的普遍应用情况。1040年，访问埃及的一位波斯游客谈到在开罗见闻时写道：“街市上卖菜的菜贩和香料贩，都随备纸，以便用来包装任何卖出的物品”。再过一个世纪后，来自巴格达的医生拉蒂夫（Abdul-Latif）指出这些商贩所用包装纸的原料是破麻布，他写道：
贝都因人和埃及农民在寻找古代城市遗址，剥下裹在木乃伊尸体上的布带。如果不能再用来作衣料，就将其卖给工厂，用以造纸。用在食品市场上的，必定是这种纸④。
贝都因人（Bedouins）为西亚和北非的游牧民族，属于阿拉伯人的一支。
关于早期阿拉伯人的造纸法，巴迪斯（al-MucizzibnBādis，1007～1061）曾在作品中这样写道，将亚麻（Linumusiaatissimum）与苇类水浸，再用石灰水浸，切碎，捣烂成泥，洗涤，加水入槽与纸料搅匀，再荡帘抄纸，干燥后再砑光⑤。从技术上看，造纸过程中还应有蒸煮和施加淀粉糊的工序，此处漏记，但其他阿拉伯学者则提到了。巴迪斯指出除破麻布外，也直接用生麻沤制后造纸，唐代中国也用野生的生麻为原料。但用栽培的生麻造纸，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除非有足够的麻源。巴迪斯曾提到“在锅中煮之”，但这道工序在造纸的前后顺序中叙述得不够明确。他还描述了染色纸的方法。
据卡拉巴塞克引其他阿拉伯文献所述，首先对破麻布进行选择，除去污物，用石灰水蒸煮，将煮烂的麻料以石臼、木棍或水磨捣碎，与水在槽内搅成浆液，再用漏水的细孔纸模捞纸，半干时将湿纸以重物压之，即成纸张①。阿拉伯造纸技术与中国唐代大同小异，略有不同的是阿拉伯因无竹，用其他较粗的植物茎杆编的纸帘，或织纹纸模，而中国用细竹条编的纸帘抄纸。从技术体系上说，阿拉伯纸属于中国北方麻纸类型。阿拉伯境内有了纸之后，对促进阿拉伯科学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用纸写的大量手抄本《古兰经》和其他著作，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帝国也因向欧洲出口纸，而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
第五节 中国印刷术在西亚、北非的传播
一 西亚印刷的历史背景
如上所述，阿拉伯帝国从阿拔斯王朝（750～1258）起已于不同地方生产麻纸，产量相当大，但因宗教、文化背景和民族习俗等方面的差异，阿拉伯人没有及早发展印刷技术。伊斯兰教经典的印本出现很晚，这是与东亚佛教国家不同的。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尝言道：“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学之”②。然而他的穆斯林子孙为什么没有及时从中国引进印刷术，仍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人说印板上刷墨用的刷子是用猪鬃作的，阿拉伯人认为用这种刷子来刷印《古兰经》有渎神明③。这仍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大多数场合是用更柔软的棕刷，而不用猪鬃作的硬毛刷。
但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信仰佛教的蒙古人后来入主原属于伊斯兰教国的中亚、西亚地区后，印刷术很快就在这里发展起来。这是因为蒙古人来这里以前，早已习惯于在中国境内用印刷技术出版蒙、汉文读物并发行纸币，甚至纸牌，印刷术必然随蒙古人的西进而传入中亚及西亚。
在讨论印刷术西传前，要先叙述蒙古人经营西域的简单历史。当蒙古西征以前，9～10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因统治集团渐趋腐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随之加剧，统一的阿拔斯王朝分裂为一些小王朝及地方割据势力，巴格达统治者控制的地区日益缩小。由成吉思汗在中国北方建立的蒙古汗国开始西进，1218年灭西辽后，1219～1223年大汗亲自率兵西征，直进军至里海。原阿拔斯王朝从唐夺取的昭武诸国，又归蒙古察合台汗国统治。
窝阔台（1189～1241）即汗位后，1236～1241年派成吉思汗四个孙儿拔都（1209～1256）等第二次西征，占领俄罗斯大片土地，并攻入波兰、匈牙利，建钦察汗国（1240～1480），定都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Sarai）。蒙哥（1208～1259）汗在位时，再派其弟旭烈兀（1219～1265）进行第三次西征，1258年攻下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结束了中世纪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的统治。1259年旭烈兀进军至叙利亚，直达黑海。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旭烈兀受册封，于其所征服的地区建伊利汗国（Il-Khanate，1260～1353），实行独自统治。伊利汗国东起阿姆河，西临地中海而与欧洲相望，北接钦察汗国的高加索，南至印度洋，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小亚（土耳其亚洲部分）等，定都于帖必力思（Tabriz，今伊朗大不里士）。蒙古大军以武力再次打通东西方之间一度阻塞的丝绸之路，于元大都（今北京）通向各西域汗国的主要干道设驿站，有驻军把守，以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无阻。
蒙古伊利汗国位于欧洲和中亚之间，不但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还在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新的桥梁作用。该汗国前两任统治者旭烈兀汗和阿八哈汗都致力于恢复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他们西征时从中国调来大批蒙、汉和维吾尔族士兵、工匠、医生、技师和学者，与当地人一道，将首都大不里士建成国际性大都市，不少建筑物有中国建筑风格。当初攻打巴格达的主将郭侃（蒙古人称其为KukaIlka）为唐中书令郭子仪后裔，任巴格达首任总督后，从中国调来农业与水利专家参与改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灌溉工程，发展两河流域的农桑①。
旭烈兀1259年在首都以南的马拉加兴建天文台和图书馆，请波斯学者纳速刺丁（Nāsral-Dinal-Tūsi，1201～1274）等前往工作，又从中国请来汉人天文历算学家参与此事。其中包括傅孟吉（Fao-Moung-Dji）①。从北京来马拉加工作的爱薛（IsaTarjamān，1226～1308），又名穆赫伊丁（Muhyial-Dinal-Maghribī），将一些中国书带到这里。奖励文学研究，同时还组织编写了《中国和回鹘历法》（Risālatal-Khitaiwa‘l-Uighur）②。归顺于旭烈兀并任阿八哈御医的波斯学者拉施特丁（Rashidal-DinFadlAl
āh，1247～1318）在汉人医生帮助下，1311年编成《伊利汗国的中国科学宝库》（Tanksuq-nāmah-i-Ilkhandarjunūi‘ulumi-iKhitāi），内容包括西晋名医王叔和，（201～280）的脉学以及医药、解剖学、妇科学等③。伊利汗国除建筑上受中国影响外，日用品如纺织物和陶瓷也具有中国式的图案，而且是按从中国引进的技术制造的。最初的一些汗还信仰佛教，国内除清真寺外，还建有佛教寺院。因而我们看到，无论在精神或物质上，伊利汗国将蒙古文化、汉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都交织在一起。这正是促使印刷术在这里发展的因素。
二 蒙古伊利汗国在波斯的雕版印刷
第二任汗阿八哈在位十七年后，由其七弟阿合马（Ahmed）短期统治（1282～1284），再由阿八哈的长子阿鲁浑汗（ArghunKhan）执政（1284～1291）。此时国内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纸厂的产量比昔日有所增加，且继续向欧洲出口。阿鲁浑汗死后，其弟乞合都（Gaykhatu，1240～1295）即位，他在位四年间（1291～1295）一个重大经济举措是印发纸币，从而动用了印刷技术。此后，至合赞汗（Ghazan，1273～1304）在位时（1295～1304）伊利汗国处于全盛时期，此时担任宰相的波斯人拉施特丁奉命主编史学巨著《史集》（Jamial-Tawārikh），于1311年成书。书中《乞合都汗传》叙述了回历693年（公元1294年）发行纸币的经过。
现将《史集》卷三《乞合都汗传》有关内容摘抄于下：
691年十二月六日（1292年11月18日），在阿儿兰（Arran）的冬营地上，撒都剌丁（Sadr-ad-DinJekhan，？～1295）被委任为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之职。6693年六月初（公元1294年5月初），召开了有关纸钞的会议。撒都剌丁和几个异密（Emir，总督）偶而考虑到通行于中国的纸钞（〓aw），他商讨了通过什么方式来推行纸钞于这个国家（伊利汗国）。他们向君王奏告了这件事。乞合都[汗]命令孛罗丞相（Pulad-〓insang）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孛罗说道：‘纸钞是盖有皇印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整个中国，中国所用的硬币巴里失（银锭）便被送入国库。’因为乞合都是个非常慷慨的君王，他的尝赐的费用极大，世上的金钱对他来说不够用，所以他赞成推行此事。撒都剌丁想在国内规定别人还没有规定过的惯例，因此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众异密之中最明白道理的失克秃儿那颜（Siktur-Noion）说：‘纸纱将造成国中经济崩溃，给君王造成不幸，引起剌亦牙惕（农民）和军队中的骚动。’撒都剌丁向君王奏告说：‘因为失克秃儿·那颜很爱黄金，所以他竭力说纸币不好。’有旨从速印造纸钞。
八月二十七日（1294年7月23日），异密阿黑不花（Akbuka）、脱合寨儿（Tǒgac-ar）、撒都剌丁与探马赤-倚纳（Tamaci-Inak）前往贴必力思（大不里士）印造纸钞。九月十九日（8月13日），他们到了那里，宣布诏令，印造了许多纸钞，同时颁布诏令：凡拒绝纸钞者立即处死。约一个星期左右，人们害怕被处死，接受了纸钞，但人们用纸钞换不到多少东西。贴必力思城的大部分居民不得不离开……最后，推行纸钞的事失败了①。这段原始记载已具体叙述了1294年乞合都汗在宰相兼财政大臣撒都刺丁建议下，于伊利汗国发行纸钞的原委。因经验不足，钞币没有足够的金本位支撑，发行数额又大，加上人们不习惯使用这种新的货币形式，结果导致失败。然此举在西亚地区印刷与货币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说明至迟在乞合都汗时伊利汗国已拥有印刷工，而他们用印刷技术制造印刷品是在德国人谷腾堡（JohannesGutenberg，1397～1468）出生之前一个多世纪。拉施特丁还说，乞合都汗发行纸钞前，曾听取从北京来的孛罗（Pulad）丞相对元世祖忽必烈时发行纸钞的情况介绍。按至元廿一年（1284）元世祖遣丞相孛罗出使伊利汗国，可能与册封阿鲁浑继承其父汗位之事有关。拉施特丁称孛罗为“〓insang”，正是汉语中“丞相”一词的音译②。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载，世祖中统元年（1260）颁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金银或丝为本位，钞面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及一贯、二贯等九种数额，两贯合白银一两。吸取宋、金的历史经验后，这次交钞发行是成功的。灭南宋后，至元十七年（1280）再发行至元宝钞，在全国统一使用。孛罗是元世祖发行纸钞时的目击者甚或当事人，他的介绍应当是权威的。乞合都汗在波斯大不里士发行的纸钞，仿元代宝钞形制，面值从半个迪拉姆（Dirham）至十第纳尔（Dinar）不等，钞面纸上印有阿拉伯文，说明发行年代及凡伪造或拒用者必严惩，同时还印有汉字“钞”及其音译“〓aw”的字样等③。元中统钞由木雕版印成，而至元钞印以铜版。伊利汗国的纸钞制版方式，史无下文，考虑到当时匆忙印制及同时期其他阿拉伯文印刷品制版方式，我们认为是以木雕版印制的，印刷及刻字由当地汉人工匠在与穆斯林工匠合作下完成的。
拉施特丁不但记载了伊利汗国用中国印刷技术发行纸钞的实践，1311年还在其《史集》世界史部分谈到中国时介绍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阿卜·苏莱曼·达乌德（AbuSulaymanDáud）1317年所写《论伟人历史及世系》（Rawdatu‘uli-‘l-albabfitawarkhi‘l-akabirwa‘l-ansab）中叙述犹太人、欧洲各国人、中国汉人与蒙古人和印度人，此书简称《智者之园》（Tarikh-i-Banakati），谈到中国人时引用拉施特丁有关中国印刷术的记载。拉施特丁的原始记载1834年由德国东方学家葛拉堡（HeinrichJuliusKlaproth，1783～1835）译成法文，而《智者之园》的引文1920年由英国阿拉伯学研究家布朗内（EdwardGBrowne）转为英文。卡特将法、英文译文对比后发现二者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从技术上看，文内有个别用词不够准确，我们转译成汉文时作了调整。
今将拉施特丁论中国印刷技术的原话翻译如下：
中国人根据他们的习惯，曾经采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使写出的书稿原样不变地复制出书来，而且至今仍是如此。当他们要想正确无误而不加改变地复制出写得非常好的有价值的书时，就让熟练的写字能手工笔抄稿，再将书稿文字逐页转移①到版木之上。还要请有学问的人加以仔细校订，且署名于版木的后面。再由熟练的专门刻字工将文字在版木上刻出，标出书的页码，再将整个版木逐一编号，就像铸钱局的铸模那样，将版木封入袋子内。再将其交由可以信赖的人保管，在上面加盖特别的封印，置于特为此目的而设的官署内。倘有人欲得印本书，需至保管处所申请，向官府交一定费用，方可将版木取出，像以铸模铸钱那样，将纸放在版本上[刷印]，将印好的纸交给申请人。这样印出的书没有任何帘加和脱漏，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中国的史书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②③。
拉施特丁的上述记载，用语可能有欠周全，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所介绍的内容是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因为他谈到刻雕版这道关键工序是十分清楚的，还将雕版印书比作以铸模铸钱，印出的书页文字与版上文字一模一样，正如金属货币上的文字与铸模上的字相同那样。但他没介绍请楷书手写出书稿后，如何将稿面文字逐页转移到版木上形成反体字形的工序。从其行文看似乎是说楷书手直接在版本上写字，再由刻字工刻之，这就不对了。另外，中国总是将版木放在架子上保管，而不是放入袋中。拉施特丁还谈到版木在官署中保管，读者须向官府付费才能得到印本书，这可能是指官刻本而言。不管怎样，拉施特丁有关印刷术的叙述在中国以西地区可谓最早记载。
显然，13世纪时西亚波斯在伊利汗国时代掌握的印刷技术，是从中国经过陆路随蒙古军队的西征而传入的。至于说到中亚地区，掌握这种技术知识应当比西亚还要早些，因为蒙古察合台汗国所辖领土包括今中国新疆、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吉尔吉斯及阿富汗北部，汗殿设于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地区），汗国东部（今新疆维族自治区）早在13世纪初已在吐鲁番有了非常发达和分布广泛的印刷工业。20世纪以来，汉文、回鹘文、梵文、蒙文、藏文印刷品都有出土，而且1300年的回鹘文木活字也相继被发现，详见第十二章第二、第三节。察合台汗国西部重镇撒马尔罕，又是著名的造纸地区，东部的印刷工很方便来这里发展印刷业。因此13世纪时中亚、西亚都有了印刷业，伊利汗国虽然发行纸钞失败，但人们可以用印刷技术生产其他印刷品，照样可找到市场。
自合赞汗以后，汗国的蒙古贵族加速伊斯兰化，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也加速了用印刷佛经的方法印刷伊斯兰教读物的进程。合赞汗本信佛教，后改信伊斯兰教，奖励学术研究。他本人还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和科学家，通晓蒙语、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藏语、梵文和拉丁文，了解各国事务，对天文学、医药、各种技术和历史都有专门研究。合赞的宰相拉施特丁与主子是同样的人物，也具有语言天赋和学者与科学家的素质。他们都了解印刷技术及其实用价值，因此合赞汗在位期间印刷业应有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技术及其产品还会向附近其他地区扩散。
三 雕版印刷在埃及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1878年埃及的法尤姆地区出土大量纸写本的同时，还有五十多件印刷品残页同时伴出，后来这些发掘物归奥匈帝国赖纳大公拥有，他死后由奥地利国立图书馆赖纳特藏部收藏。印刷品的发现从印刷术西传的角度观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印刷品除维也纳之外，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亦藏有六件，1922年由格鲁曼（AdolfGrohmann）博士鉴定为雕版印刷品，有一件印在羊皮上，其余五件印在纸上。五十多件出土的印刷品，用纸精粗不一，较大的一张约30×10厘米，有的印刷精美，带有行格，有的刻印粗糙。除印以黑字外，还有印以朱字的。这些印刷品从形制上看，使人立刻想到中国内地和吐鲁番出土的同类物。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博士对埃及出土印刷品作实物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现在有种种证据显示，它们不是用压印方式印成的，而是用中国人的方式，将纸铺在版木之上，用刷子轻轻刷印成的”①。
印刷物上的文字通常是不同字体的阿拉伯文，因是一些残页，没有留下带年款的部分。经卡拉巴塞克和格鲁曼这两位阿拉伯文专家研究后，认为这批雕版印刷品内容与伊斯兰教有关，其中有祈祷文、辟邪的咒文，也有《古兰经》经文。他们还从阿拉伯文不同字体将这批印刷品判断为900～1350年之间的产物。这可理解为印刷品年代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将下限定为1350年是正确的，因为与印刷品同时出土的纪年纸写本截止于此时，再无晚于此时者。至于说到印刷品的时间上限，定为900年肯定为时过早。就以一度认为最早的一页印件（RainerColectionno946）而言，内容为《古兰经》第三十四章的第1～6节，印纸10.5×11厘米，原初步断为1.0世纪初（900）之物，据说这件上的字体最早。
但正如卡特所指出的，单纯以字体对印刷物断代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字体较古的印刷品可能用早期写本字体刻版，但在埃及和其他伊斯兰教地区不可能在900年这样早就用纸来印《古兰经》。我们还可补充说，后代人用前代人字体刻书在中国屡见不鲜，例如宋元时的刻工常常用唐代颜体及欧体字刻书，不能单纯因为用唐人字体将宋元刻本定为唐刻本。卡特认为埃及出土的这批印刷品，可以肯定都是14世纪中叶以前的，但也不可能早到10世纪，有些就是14世纪之物。卡特去世之后，1954年格鲁曼访问埃及开罗后说，他对赖纳藏品中那张断为10世纪的《古兰经》刊本年代产生疑窦，因为1925年以来在上埃及乌施姆南等地阿拉伯时代的古墓中发现有更多的这类雕版印刷品，却没有10世纪那样早的东西①。因此长期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份《古兰经》阿拉伯文印本残页原来的断代，现在要重新修正。
从印刷术西传史角度观之，我们认为埃及出土的阿拉伯文宗教印刷品不管字体如何，都是蒙古西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其年代应在1300～1350年之间。在这以前，波斯大不里士的蒙古统治者1294年发行了纸钞，而在这前后，尤其1295年合赞汗即位并于同一年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不久，伊利汗国会用印钞的技术出版伊斯兰教读物。来自印刷术故乡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从前阿拉伯人哈里发不同，早已懂得用印刷技术传播宗教读物的有效性，他们不但不阻挡，而且还鼓励出版伊斯兰教读物。合赞汗下令建立伊斯兰经学院，在各处兴建新的清真寺，他本人也对教义有所研究。这位具有科学技术教养的蒙古杰出统治者定会支持宗教出版事业的。伊利汗国在13～14世之际成了西亚地区的出版中心，应是顺理成章的。
埃及是伊利汗国的近邻，双方有密切交往，又共同信仰伊斯兰教、通用阿拉伯文，埃及印刷术显然是从伊利汗国传入的。也就是说，印刷术先从中国经中亚传到波斯，再经波斯传到北非的埃及，而从波斯传到埃及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据1982年10月8日出版的《犹太周刊》（TheJeuishWekly，8Oct.1982，p.26）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总图书馆吉尼查特藏部（Taylor-SchechterGenizahCollection，UniversityofCambridgeLibrary）发现14世纪后期的希伯来文雕版印刷品②，说明活动于伊利汗国与埃及之间的犹太人也使用了印刷术。
埃及发展印刷术时，正处于突厥族军事将领拜伯尔斯（al-Malikal-ZāhrRukn-al-DinBay-bors，1233～1277）所建立的马穆鲁克（Mameluke）王朝（1250～1517）统治之下。突厥人苏丹虽信伊斯兰教，但像蒙古汗那样，并没有不准刻印伊斯兰教经典的清规戒律，因而埃及能继伊利汗国之后印刷宗教读物。同样，犹太人对印刷也没有成见，能及时采用。看来，中亚、西亚在阿拉伯哈里发统治期间，印刷术的发展确是受到抑制，待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后，由蒙古人、突厥人统治这一地区时，印刷术才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伊利汗国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埃及与欧洲有直接交往，也为印刷术西传至欧洲提供了一个渠道。
第一节越南造纸、印刷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一越南造纸的起源
越南位于中国南方，像朝鲜一样也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与中国联系紧密。越南民族是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古代百越的一支，后迁移至今越南北部，形成一些部落。越族先民雒越部族最初来自中国江南沿海①。据13世纪越南古籍《越史略》和《岭南摭怪》（1492）所述，雒越部在越南北部建文郎国（前696～前257）。吴士连（1439～1499在世）据黎文休《大越史记》（1272）而编成的《大越史记全书·前编》（1479）称，前316年秦灭蜀时，蜀王子泮（前278～前207）率蜀民三万南下，前257年攻文郎国，建瓯雒国（前257～前208），建都于古螺（今河内附近），蜀泮自称安阳王，控制越南北部及中部。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发兵南下略取岭南，前214年于岭南置桂林（广西）、南海（广东）、象郡（广西至越南东北）等郡县。秦末，原任南海尉的赵佗（前257～前137）趁机起兵，前206年兼并南海、桂林及象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前208～前111），都番禹（今广州）。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发兵灭南越国，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儋耳及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后三郡在越南境内，统归汉统治。从这以后直到北宋初的千余年间，越南作为郡县地区与中国大陆受同一封建朝廷统治，使用同样年号和汉字。1世纪时，汉中人锡光及南阳人任延（？～67）分任交趾及九真太守，他们将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具引入越南，又发展冶铁等手工业，建立学校，讲授儒家经典，许多汉文典籍也跟着输入境内，与中原往来频繁。
2世纪后半，广西人士燮（137～226）任交趾太守，他在任内四十年（187～226）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佛教，境内基本安定，而当大陆战乱之际，他收留大批汉人工匠、农民和学者前来避难，使境内文教兴盛。越南历代统治者对士燮很重视，将他先祭入帝王庙，后改入孔子庙，认为他开办学校使交趾成为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堪称“南交学祖”。《前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载交趾、九真及日南三郡人口达98.1万，其中至少有一半为来自中国的移民。三郡经济、文化的发展几乎可与中原的郡县相埒，而且还是中国对东南亚和欧非二洲海上交通和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越南境内造纸在士燮任交趾太守时（187～226）即已开始，很可能是由这位太守倡导的。因为“士燮礼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释”①
这么多士人从事学术活动，还有学校学生习字读书，势必需用大量的纸，大陆战乱之时无法，供应，只好就地造纸。显然，最初的造纸者是从汉土前来交趾的中国工匠。东汉亡后，越南受三国时吴（222～280）的统治，吴将交趾、九真及日南三郡合并为交州，仍由士燮兄弟治理，交州的造纸业继续发展。三国时吴人陆玑（210～279在世）《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写道：穀，幽州人谓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杨、交、广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桑。..今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长数丈，洁白光辉。
这里所说的穀、穀桑、楮桑或楮，均指桑科落叶乔木构，其韧皮纤维为优良造纸原料。汉末、三国时楮纸生产已推广到中州（河南）、幽州（河北、辽宁）、荆州（长江中游）、扬州（长江下游）、交州（越南北部）及广州（广东、广西）等地，而荆、扬、交、广四州都在长江以南，正是三国时吴的属地。可见越南在生产麻纸之后，3世纪初又生产楮皮纸。这种纸确是“洁白光辉”，比麻纸性能好，但“长数丈”可能不确，“丈”或为“尺”之误。上述吴属四州除以楮皮制纸外，还以其纤维织成布，谓之楮皮布，这种布倒可长数丈。楮皮布早已有之，西汉产物曾于20世纪初出土。
晋人稽含（262～306）《南方草木状》（304）卷二载：
蜜香纸以蜜香树皮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不溃烂。太康五年（284）大秦献三万幅。尝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222～284），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杜卒，诏赐其家令藏之。
蜜香树可能是瑞香科沉香树（Aguilariaagallocha），是生产香料的树，其韧皮纤维可造纸。大秦国通常指罗马帝国，林邑指越南中部的占城或占婆（Champa）。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于《大秦国全录》（ChinaandtheRomanOrient，1885）中就此写道：284年有一批叙利亚或亚历山大城的商人经越南来中国贸易。他们为取得某种贸易权，要向中国朝廷进贡礼物。“他们把所携的大秦货品出售以后，又将货款一部分购买一些越南当地出品，充作本国货品用来作为呈送中国皇帝的礼品。这种应付中国朝廷的办法，并非事无前例，史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MarcusAureliusAntoninus，121～180）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越南的物产。”②这些解释合乎情理，但认为大秦指叙利亚或亚历山大城恐不确切，据大多数中外专家考证，大秦指罗马帝国。
2～3世纪时，上述欧洲两次与中国交往的事例，都以越南为中转地，284年来华的贸易团还在越南境内购买蜜香纸三万张，再北上洛阳入朝献上。由此可见，3世纪时越南境内不但生产麻纸、楮皮纸，还生产瑞香科皮纸。蜜香皮纸呈微褐色，有纹如鱼子，类似罗纹纸，坚韧，水渍之不溃烂。需要说明的是，蜜香树虽树皮内可提制香料，名曰沉香，但以其韧皮纤维造纸，在加工过程中已将香料成分排除，香皮纸本身并不具有香味。除非成纸之后喷上香水，纸才具有香味。以瑞香科木本韧皮纤维造纸，在与交州邻近的广州也在进行。
二 丁朝以后造纸的发展
唐代时，高宗调露元年（679）于越南境内设安南都护府，“安南”之名即由此产生。唐代对安南的政治统治加强，经济联系和科学文化交流也愈紧密，形同内地，造纸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10世纪时唐末藩镇割据，朝廷统治衰微，越南境内各有力氏族建立自主政权，摆脱唐的统治，最后由越族丁部领（898～944）铲平境内的“十二使君”，统一全境，建立丁朝（968～980），国号为大瞿越国，都华闾（宁平）。此后是前黎朝（980～1009）和李朝（1009～1225），与中国的宋朝同时，前黎朝和李朝统治者受宋皇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独立后，对华只保持“册封”与“朝贡”关系，双方经济与文化交流仍一如既往。由李公蕴（974～1028）建立的李朝，都升龙（今河内），1070年建文庙和国子监，兴办学校，以儒家思想教育学生，1075年推行科举取仕制度①。为以后越南封建社会时期的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佛教在李朝从统治者到各阶层中间广泛传播，如《大越史记全书》卷二《李纪》所说，“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所有这一切都促进造纸业的发展，只抄写各种儒家典籍和佛经，每年即需耗用大量的纸。
起初越南北方是纸的主要生产地区，南方用纸由北方输入，或以海产品换取中国的纸，从李朝以后南方造纸逐渐发展。在长期使用汉字的基础上，越南人在李朝末期（13世纪初）利用汉字结构和造字方法创造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称为“字喃”（Chum-nom），喃字是仿照汉字形体的越语化的方块象声文字。如越语中troi（天）写作“〓”，nam（年）写作“〓”，ba（三）写作“〓”co（有）写作“固”，ya（天上）写作“〓”等。现存最早的使用字喃的文物是李朝高宗治平龙，应五年（1209）所刻的报恩碑。14世纪以后，韩诠（1250～1312在世）等人以字喃用于文学创作，写出的诗称“国音诗”。虽然这种字的笔划比汉字还多，毕竟是使汉字越语化的可贵努力。在字喃流行期间（13～18世纪），越南官方文书、重要典籍和个人著作还是使用汉文。
陈朝（1225～1400）是继李朝之后由陈〓（1218～1277）建立的另一封建王朝，据明代人高熊征（1373～1440在世）《安南志原》卷二所载，陈朝艺宗绍庆元年（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遣使将越南产的纸扇送给明太祖朱元璋作为礼物，受到喜爱。明成祖（1403～1424在位）时越南又处于明的统治之下，永乐五年（1407）以后十多年间越南每年要给明朝廷纸扇万把。清代以后，越南所产的纸继续流入中国，据越南史家黎崱《越南志略》卷一所述，后黎朝永庆二年（清雍正八年，1730）清世宗赠越南书籍、缎帛、珠宝玉器，而越南回赠的礼品有金龙黄纸二百张、斑石砚二方、土墨一方、玳瑁笔百支。18～19世纪时越南竹纸生产进一步发展，用以印书。从南古纸传世及出土者较少，有关造纸史料尚未经该国史家系统整理过，从所见晚期越南印本书用纸来看，在形制上与中国纸是一致的，与朝鲜纸和日本纸有别。
三 越南印刷之始和早期发展
越南境内虽然造纸较早，但印刷技术却迟至13世纪才从中国引入。中国雕版印刷品尤其是佛经早在唐代即已输入越南境内，随之而来的还有朝廷颁布的历书及其他书物。宋以后继续如此。《宋史》卷七《真宗纪》载，景德三年（1006）秋七月乙亥，“交州来贡，赐黎龙廷《九经》及佛氏书”。宋真宗赵恒通过前黎朝（980～1009）使者赠给越南统治者黎龙廷的儒家《九经》和佛氏书，都应是宋刊本，而后者可能是《开宝藏》。越南陈朝建立者陈〓（1218～1277）于元丰年间（1251～1258）规定政府文书表格用印刷方法制成，特别是户籍簿。《大越史记全书·陈纪二》写道：“[陈明宗]大庆三年（1316）阅定文武官给户口有差，时阅定官有见木印帖子，以为伪，因驳之。上皇闻之曰：此元丰故事，乃官帖子也。因谕执政曰，凡居政府而不谙故典，则误事多矣。”
这是说，1316年陈明宗时核查户口，阅定官发现文武官员所进陈太宗时于1251～1258年所印的户口簿，以为是伪造的，拟驳回。陈明宗闻之曰，这是元丰年间印的官帖子，并称政府官员应熟悉前朝典故，否则要误事。“木印帖子”就是用木雕版印成的户口簿，这是文献中所见有关越南始用印刷术的较早记载。这时已至中国的南宋末期，陈朝时跨宋、元两代，是造纸和印刷术全面发展的时期。《大越史记全书·陈纪》载陈朝末年：“顺宗九年（1396）夏四月，初行通宝会钞。其法十文幅面藻，三十文幅面水波，一百画云，二百画龟，三百画麟，五百画凤，一緍画龙。伪造者死，田产没官。印成，令人换钱。”
越南从1396年始按中国制度印发纸币，名为“通宝会钞”，纸币面额有七种，各印以不同图案，票面上钤以官印，虽然法令明文规定伪造纸币者处死，但市场上伪币仍不时出现，陈朝末期滥发纸币，也造成经济秩序混乱，至后黎朝（1428～1527）时废除纸币，恢复用铜钱。大约在与印发纸币的同时，陈朝刊行佛教读物及官方公文格式。由阮朝（1802～1945）国史馆总裁潘清简主修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八《陈纪》载，陈朝英宗陈烇于兴隆三年（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遣中大夫陈克用使元，求得《大藏经》一部，归国后四年（1299）于天长府（今南定）刊行一部分佛教读物。原文如下：“英宗七年（1299）颁释教于天下。初（1295）陈克用使元求《大藏经》，及回，留天长府副本刊行。至是（1299）又命印行佛教法事道场、公文格式，颁行天下。”
越南虽然佛教相当盛行，而且已从中国求得刊本《大藏经》，但从未完成刊印全套藏经，“副本刊行”因而只能理解为刊行一部分佛经。1299年所刊“佛教法事道场”，是有关宗教法会仪式方面的读物。
宋以后，佛经和儒家经典等中国刊本成为越南人喜欢的读物，通过使者访华购买和商人贩运，中国书源源运入越南，其境内也自行刊印儒书。据《越史通鉴纲目》卷三十七《黎纪》所述，始于后黎朝太宗绍平二年（1435）官刊《四书大图全》，以明刊本为底本。黎圣宗光顺八年（1467）颁发《五字经》印本于国子监。圣宗又诏求遗书，藏诸秘阁，先代之书往往间出。此后印书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至18世纪时，越南本国所印的书已基本满足需要，因而禁买中国书籍。《越史通鉴纲目》卷三十七写道：
[黎]纯宗三年（1734）春正月，颁《五经大全》于各处学官。先是，遣官校阅《五经》北板刊刻，书成，颁布，令学者传授，禁买北书。又令阮效、范谦益等分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颁行。
虽然后黎朝纯宗（1732～1734）时一度“禁买北书”，实际上越南出版的书仍不齐全，还要从中国进口，尤其是新出版的书。刻书地点集中于河内，因河内是首府，也是经济、文化中心，除官刻本外，尚有私人书坊出版的书。越版书主要是汉文本及汉文字喃注本，也有些是喃字本。绝大部分是雕版印成，活字本出现于最后一个朝代阮朝，阮宪祖绍治年（1841～1847）从中国买回一套木活字，阮翼宗嗣德八年（1855）用这套活字印《钦定大南会典事例》96册，嗣德三十年（1877）再用以印《嗣德御制文集》、《诗集》68册，因为翼宗阮福时对中国文学很有修养①，他使用木活字出版自己的诗文集。阮朝定都于顺化，因而顺化在19世纪时成为另一印刷中心。除佛经、儒经、文史、字汇等书外，还出版了一些实用科学技术著作，如后黎朝医家潘孚先的《本草植物撮要》和黎有卓（1720～1791）的《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等。越版书板式与中国书相同，也有避讳。
第二节 中国造纸术在南亚、东南亚的传播
一 南亚和东南亚用纸前的书写纪事材料
在亚洲，中国纸及造纸术还向南亚、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传播。古代和中世纪时，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受印度的佛教或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有着频繁的交往，因而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国家古代多以树皮、皮革、木板或金属板、棕榈科植物的阔叶及陶土等作为书写纪事材料。印度在公元前3世纪时以白桦树皮（梵文称为bhūrja）写字。11世纪旅居印度的波斯学者比鲁尼（Abu-al-RayhānMuhammadibn-Ahmadal-Biruni，973～1048）在《印度志》（Tarikhal-Hind）中提到印度用名为bhūrja的树皮，磨光后写字②。现伦敦、牛津、柏林、维也纳等地图书馆藏有这类桦树皮写本③。以桦树皮写字盛行于印度西北部，后传向东部及西部。
以铁板和铜板为纪事材料，不但有文献记载，还有实物出土。中国晋代高僧法显（337～422）《佛国记》（412）谈到摩头罗国（Mathurā）时写道：“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④1780年，印度东部孟加拉邦蒙吉尔（Mungir）地方出土9世纪刻有梵文的铜板，记载提婆波罗王（KingDevapāla）将迈西卡（Mesikā）村作为礼物送给毗诃迦罗多弥湿罗（Vihekarātamisra）①。
用棕榈科木本植物扇椰（Borassusflabelliforeusis）的树叶书写的宗教著作古称为“贝叶经”（图16-2），盛行于印度、缅甸、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古代。将树叶晒干、压平，制成统一的长方形叶片，再以铁尖笔在上面书写，字迹处施以染料，然后在叶片上穿一至二孔，用绳将叶片穿连起来②。贝叶全称贝多罗叶，梵文为patra，意思是叶子。唐代赴印度求法的玄奘（600～664）法师在《大唐西域记》（649）卷十一写道：“恭建那补罗国（Konkanapura）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③。
在柬埔寨则以鹿皮、羊皮为书写材料，周达观（1270～1348在世）《真腊风土记》（1312）写道：“寻常文字及官府文书，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随其大小阔狭，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国白垩之类，搓为小条子，其名为梭。拈于手中，就皮画以成字，永不脱落”④。先以烟将鹿皮熏成黑色，再以白粉和胶搓成粉笔书写，或以竹笔蘸白粉与胶写字。上述材料都不及纸便利，当中国纸和造纸术引入这些国家后，便逐步引起原有书写材料的演变。
二 造纸术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印度学者戈代（PKGode）①和中国学者季羡林②对中国造纸术在印度的传播作过研究，本节利用了他们的成果。据《史记》（前91）卷九十五《大宛列传》所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约前173～前114）通使西域，从而打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张骞在中亚大夏国（Bactria）看到蜀布和邛来竹杖，据说是从身毒（读作捐毒，juan-du）贩得，身毒即印度（Sindhu）。大夏在今阿富汗境内，与身毒相通，张骞由此判断从中国西南必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陆上商路，奏请武帝打通此路。武帝所派官员畏于路险未能通之，但民间商贩却沿此路贩运丝绸等商品而无阻。
这说明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汉初时，中印之间就有了直接的经济往来。事实表明，有好几条路上通路可从中国到达印度：一是新疆线，从甘肃经新疆到罽宾即克什米尔（Kashmir），再向东南行，至印度西北部；二是云南线，从云南经缅甸到今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三是西藏线，从西藏穿过喜马拉雅山山口到尼泊尔，再南行至印度北部。反之，从印度到中国也是如此。不管哪条通路，都是相当艰险的，但商人、僧人和使者等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都不畏艰险，在中印物质文化交流史中作出可贵的贡献。商人贩运丝绸时，也同时贩运中国的纸，考古发掘证明沿贩运丝绸的通路各地点在出土丝绸时，也有古纸出土。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丝绸之路也是纸张之路。
上述中印间三条陆上通道中，第一条新疆线即经新疆到克什米尔、再至印度西北，相对说较易行，古时人通常走这条路线。实际上这是亚欧东西向丝绸之路大干线的一条支线，从新疆境外分向东南，直通南亚印度次大陆。佛教就是沿此线于西汉末传入中国的，《三国志》（290）卷三十引鱼豢（220～290在世）《魏略》（约285）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豆者其人也。”③浮屠、复豆为佛（Budha）之别译，浮屠经即佛经。大月氏（读作大肉支，Darouzhi）为葱岭以西的中亚大国，与印度相接，首先受佛教影响。这说明佛教最初通过大月氏人传入中国④。
至东汉明帝（58～75）时，佛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并得到统治者提倡。《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刘英传》载，明帝之弟楚王刘英于永平八年（65）“为浮屠斋戒祭祀。”据梁代僧人慧皎（497～554）《高僧传初集》（519）卷一所载，永平七年（64）汉明帝更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诸人使天竺（印度）寻访佛法，十年（67）携中天竺僧人摄摩腾（KasiapaMatanga）及竺法兰（Dharmaraksha）至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佛典，其居处即城西有名的白马寺，为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因而东汉时中印文化交流比西汉更密切，双方互访的人也更多。来华的印度僧人和商人自当用纸书写，而纸也与丝绢一起输入到印度。
造纸术传入印度的时间和经过，尚有待深入研究，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一些旁证材料可资参考，还没有找到有关的直接证据。个别作者说印度早在公元前327年就已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我们在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已指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400～411年在印度求法的东晋高僧法显于《佛国记》中写道：“从波罗捺国（Baranasi）东行，还到巴连弗邑（Pātaliputra）。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祗众律》..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故法显住此三年（405～407），学梵书、梵语，写律。”①
这就是说，5世纪时印度北部迦尸国（Kǎsǐ）都城波罗奈的寺院仍无本可写，佛经靠师徒口授。法显不得不由此至东北部摩揭提国（Magadha）都城（今比哈尔邦境内）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寺院得到一部用贝多罗树叶写的戒律。看来这里贝叶经数量也不多，仍“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当然更谈不上以纸书写了。从晋代至唐代，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带回国内的梵文佛典多是贝叶经，没有纸本。
唐代以后，中印交通和科学文化交流以及人员往来有了新的发展，印度人接触纸的机会比以前大为增加，因而7世纪时梵文中出现了“纸”字。671～695年赴印度的唐僧义净（635～713）在其所著《梵语千字文》中载有kākali一词，指的是纸，由此演变成现代印地语中的kāgad及乌尔都文中的kāgaz，从而使这种新型书写材料与从前的bhūrja（树皮）及patra（贝叶）区别开来。但kakali这个词不是梵文固有名词，而是个外来词，它表示与波斯语kāgaz及阿拉伯语kāgad有同一语源，后二者均指纸。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认为这些词最终来自汉语中的“穀纸”，古音读作kok-dz'，即楮纸②。美籍德裔汉学家劳弗（BertholdLaufer，1894～1934）注意到古回鹘文中称纸为kagas③，可能是波斯-阿拉伯文及梵文词的源头，因为所有这些地区接触的纸最初都经由新疆贩运过去的。上述两种理论都说明kāgaz，kāgad及kākali的词源来自中国国内不同民族（汉族、维吾尔族）对纸的称呼。
在义净以前，于628～643年赴印度的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646）中，没有关于印度用纸及以纸抄写佛经的任何记载，只提到以贝多罗叶书经，说明7世纪前半叶印度境内还很少有进口的纸。但从7世纪后半叶起，即义净旅居印度时（671～693）起，不但梵文中有了纸字，而且还有用纸的记载。义净于《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二指出：“必用故纸，可弃厕中。既洗净了，方以右手牵其下衣。”卷四又说：“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季羡林认为前一条用纸的事不一定全说的是印度，“但是最后一条说的是印度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下文还有‘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④这是说当时印度法俗以模制泥佛像，再将泥像捺印在绢或纸上，以资供奉。倘若不能供应相当数量的纸，是不能完成此事的。
在印度自行造纸以前，所需的纸由中国新疆经克什米尔运至印度西北部，再转运至内地。也可能由中亚、西亚经克什米尔输入，因为阿拉伯地区已先于印度于751年从中国引进造纸术而设厂造纸。第十二章已指出，新疆地区早在晋-十六国（304-439）时已能就地造纸，此时出入于这里的中亚-西亚人和印度人已用上纸，沿丝绸之路各地出土的纸本文书上写有吐火罗（Tokhara）、粟特（Sogdian）、叙利亚和印度梵文等不同文字，就是证明。用梵文写的纸本文书不晚于9～10世纪，说明新疆地区有印度商人和僧人的足迹。造纸术由新疆经克什米尔传入印度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已注意到印度纸的形制、造纸法和抄纸设备与新疆、西藏的很类似，因而造纸法还有可能由西藏经尼泊尔传入印度。
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指出，650年西藏开始造纸，原料为破麻布、瑞香科狼毒根及灯台树皮等，7～8世纪以后造纸获得进一步发展。西藏与尼泊尔只有一山之隔，吐蕃王朝强盛时期（629～797）与尼泊尔有密切交往，造纸术有可能在该时期从西藏传入尼泊尔，再经尼泊尔传入印度。尼泊尔以瑞香科白瑞香（Daphnecannabiana）为原料借织纹纸模抄纸①，显然受到西藏的影响。从这里我们看到，造纸术传入印度是经过好几个途径的，也正是纸贩运到印度所经过的途径。印度人长期习惯于以贝叶书写佛经，纸输入后必有一段与贝叶竞争和纸与贝叶并用的过渡阶段。印度境内从11世纪末至12世纪起纸写本逐渐增加②，到13世纪以后德里苏丹国（DelhiSultanate，1206～1526）时期，造纸业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纸写本传世者较多。因此印度境内造纸或可追溯到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前半叶之际。最初的纸厂设在北方和西北，尤其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后来在南方也建立了造纸作坊。
造纸术传到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时间，大体说应与印度同时或更晚些。至迟在13～14世纪，孟加拉造纸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明初时，随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5）奉敕下西洋的马欢（1410～1470在世），于其所著《瀛涯胜览》（1451）中讲到榜葛刺（Bengal，孟加拉）纸时写道：“一样白纸，亦是树皮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同时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1375～1440在世）《西洋番国志》（1434）亦载榜葛刺产“一等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亦有是树皮所造。”①这里所说的树皮，指的是瑞香科、桑科韧皮纤维，因黄省曾（1505～1580在世）《西洋朝贡典录》（约1520）在《榜葛刺国》条内论其土产时说“有桑皮纸”②。
三 造纸术在缅甸、泰国和柬埔寨
关于缅甸、泰国的手工造纸技术，美国学者亨特虽曾作过调查③，但其早期造纸历史还有待今后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史料还收集得不够。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开始造纸的时间较晚，缅甸造纸可能始于蒲甘王朝（1044～1287）末期至掸族统治（1287～1511）初期，即13世纪末期。当时蒙元统治者忽必烈于1277～1300年间多次在缅甸用兵，将其沦为属国，划归云南行省进行统治，且从中国调来官员、僧人、学者和工匠，境内通行中国历法和纸币，中国的纸与造纸术因之随中国文化传入缅甸。掸邦（ShanState）的东枝（Taunggui）是盛产桑皮纸的造纸中心。
与缅甸接壤的泰国，是中国与印度、阿拉伯海上贸易通道的必经之地，还通过缅甸与云南有陆上往来。宋元史书中的暹（Siam），指泰国北部由泰族人建立的速古台（Sukhotai）王朝（1238～1349），建都于速古台，在今宋加洛（Swarnkalok）一带。1292～1323年之间，暹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和密切往来，通过“朝贡”方式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泰国中部由吉蔑族（Khmer）建立的罗斛国，建都于班塔欣（BanTakhli）附近，1103～1299年间也与宋元有密切往来。1349年暹国与罗斛合并，故明代史书又称泰国为暹罗。在对泰贸易过程中，中国商人在暹罗湾建立了商业中心和码头，南宋灭亡时（1279）有大批来自广东、福建的中国人前往泰国避难，其中包括官员、商人、学者、农民和工匠，带来了中国文化和科学技术，他们对发展泰国经济作出了贡献。造纸术就是在速古台王朝时由中国人传到泰国的。
法国东方学家戈代斯（G.Coedès）在补注由伯希和法译的《真腊风土记》（1312）时指出，泰国在速古台王朝时每年正月（kārttika月）都由国王在王宫前点放烟火，群众聚集在那里观看，与柬埔寨有同样的习俗④。制造娱乐用烟火（feud'artifice）不但需要火药，还需要大量的纸。另一方面，侨居在那里的大批中国人在经济、文化活动中也离不开纸，因此便就地设厂制造。在大城（Ayuthaya）王朝（1350～1767）造纸业获得进一步发展，产纸地集中于湄南河三角洲一带。
柬埔寨是与中国有两千年友好关系的古国，唐以前史书称为扶南，高棉语中Bnam意思是山岳之国，唐以后称为真腊（Chanda），柬埔寨一名始见于明人著作。在吴哥（Angkor）王朝（约802～1431）时期，中柬两国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持续不断，纸和造纸术就是在此时传入柬埔寨的。吴哥王朝兴盛时，中国旅行家周达观（1270～1348在世）随元代使节于1296～1297年出访柬埔寨，返国后著《真腊风土记》。书内记载当地物产、风土人情和中柬贸易等情况，是研究中世纪柬埔寨历史的重要原始文献，有伯希和的法文译本①、吉尔曼（Gilmand'ArcyPaul）的英文译本②，冯承钧将伯希和本译成汉文③。因而此书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对象，被各国作者广泛征引。
《真腊风土记》第21节《欲得唐货》谈到中国向柬埔寨出口货物时写道：“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瓷器，及水银、银〓、纸札、硫黄、焰硝……”④
在柬埔寨需要的这些中国货中，值得注意的是纸张和硝石，这还说明至迟在13世纪那里已会制造火药，因《真腊风土记》第13节《正朔时序》描写了真腊京城吴哥宫前燃放大型烟火⑤。火药是由当地制造，只有原料硝石由中国进口。制造烟火、爆仗的火药筒，无需用好纸，可用当地产者。从中国进口的纸，当是上层阶级用的高级文化纸。
四 造纸术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自古就与中国有海上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唐代僧人义净671～695年赴印度求法时，在室利佛逝（SriVijava）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居住达六年之久，他在这里托华商从广州购求纸墨，以便抄写佛经并撰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从而将中国的纸引进印度尼西亚。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写道：“净于[室利]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佛经”。传信的商船船主，是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中国南方商人，由此可以判断，在义净以前中国的纸早就传入印度尼西亚。宋代时，中国纸继续向这里出口，南宋末期，大批中国沿海各省居民航海来此侨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当地人民一道发展经济。造纸术就是在这时传到印度尼西亚的。南宋作者陈槱（1161～1240在世）《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指出，“外国如高丽、阇婆，亦皆出纸”。这里所说的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Java），则不迟于13世纪那里已建起纸场。明代人黄省曾（1505～1580在世）《西洋朝贡典录》（约1520）《爪哇国》条还说，岛上有的民族用纸绘成文字画长卷当作文献资料：“其国人以图画相解说，纸图人物、鸟兽、虫鱼之形如手卷，以三尺木为轴，坐地展图朗说..”⑥。17世纪以后，来印度尼西亚侨居的华人越来越多，1680年代华侨在雅加达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纸厂①。
菲律宾像印度尼西亚一样，也是西太平洋的群岛之国，因其与中国福建、广东及台湾只一海之隔，距离较近，帆船三日可到，因之自古以来中菲关系较为密切。至迟从三国（3世纪）时代中国与菲律宾已有海上往来，唐宋时贸易活动进一步发展，宋人赵汝适（1195～1260在世）《诸蕃志》（约1242）记载了中国商人在菲律宾吕宋（Luzon）岛上的麻逸（MindoroIs.）、蒲哩噜（Polilo）及三屿贸易情况，三屿为加麻延（Calamian）、巴老酉（Palawan）及巴吉弄（Busuanga）。元代人汪大渊（1311～1370？）《岛夷志略》（1349）更载苏禄（Sulu）作为新的贸易点对华贸易的情况。对菲出口物有丝绢、瓷器、铁器等，上述史书虽未谈到纸张，但纸必然早已传入其地。
明代时，中菲关系、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人员往来进入新的阶段，主要由于明成祖对海外事务特别关注。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至迟在明代全面传入菲律宾。《明史》卷三百二十五《苏禄国传》称，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PadukaPatala，？～1417）、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MaharajaKlaibantangan）和峒王巴都葛·叭刺卜（PadukaProba）各率家眷及随从共340余人访华，受到明成祖款待，赠予中国衣冠、金银钱钞、日用器皿、丝绢等物。此后又多次遣使中国。与此同时，大批中国商人前往经商与侨居。《明史》卷323《吕宋传》称：“先是，闽人以其地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1588年只马尼拉一地就有华侨一万人，1603年增至4万人。
这些华侨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其中包括造纸与印刷。吕宋岛南的猫里务（Marinduque）因华侨的开发也变成沃土，华人有言道，“若要富，须往猫里务”。中国人还参与南部棉兰老岛的沙瑶（Dapiton）及呐哔啴（Dapdap）的开发。张燮（1574～1640）《东西洋考》（1618）卷五称，岛上居民“以衣服多为富，[写]字亦用纸笔，第[字]画不可辨。”②说明当地人16世纪时已用纸为书写材料。1565年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殖民统治者一度迫害华侨，但1595～1596年任代理总督的西班牙人莫尔加（AntoniodeMorga）不得不承认，菲律宾“没有华人就无法存在，因为他们都是精通各行各业的工匠”③。他们在菲律宾传授的生产技术包括造纸、制造火药、榨糖、冶炼金属、铸炮、纺织、建筑、制瓷、制造银器等等④。16世纪以后在马尼拉华侨聚集区规模很大，称为巴连（Parian意为市场）⑤，在这里各种中国货物应有尽有。这些货物还通过菲律宾转运到美洲新大陆的墨西哥等地区。造纸术传入马来西亚的时间大约与菲律宾同时，也是通过当地华侨引入的。
第三节 中国印刷术在菲律宾和泰国的传播
一 印刷术在泰国的兴起
上节讨论了中国造纸术在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传播，但没有提到印刷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及早从中国引进印刷术，只有越南是个例外，因为越南与中国在陆上相邻，又是汉字文化圈国家。除越南外，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和菲律宾是最早用中国传统印刷术出版书籍的国家。泰国继速不台王王朝之后建立的阿瑜陀耶（Ayuthaya）王朝或大城王朝（1350～1767），与明代仍保持频繁的友好往来，在这期间双方遣使达131次，暹罗遣明使有112次，平均两年一次。
明人王圻（1540～1615在世）《续文献通考》（1586）卷四十七《学校考》记载，暹罗国王为培养通晓汉语的人材，洪武四年（1371）派年青子弟前往北京国子监学习，这是泰国注重中国文化而派遣出的较早一批留学生。此后两国继续互派留学生，学习对方的语文。与此同时，福建、广东籍手工业者也随商船前往泰国谋生，从隆庆元年（1567）开始，这些中国手工业者在泰国从事铁农具及铜铁器皿的制造，还有制茶、制糖、印刷和造纸、豆类食品加工等行业的经营①。明人黄衷（1474～1553）《海语》（1536）称暹罗首都阿瑜陀耶“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在这里有纸店和书店，都是华人经营的。
吞武里（ThonBury）王朝（1767～1781）时，每年来自上海、宁波、厦门、潮州的商船有五十多艘，随船的人每年有数千，他们在旅途中常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为话题，后来此书传到泰国。查卡里（Chakri）王朝或曼谷王朝的建立者拉马一世（RamaⅠ，1782～1809）对《三国演义》很感兴趣，命臣下译成泰文。此书在泰国产生广泛影响，被当成历史教科书和军人必读物。拉马二世（RamaⅡ，1809～1825）时，又将中国的《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红楼梦》、《封神演义》等书译成泰文，并予出版。拉马五世（RamaⅤ1868～1910）时，除首都曼谷三个宫廷印刷所外，还有一个专门出版中国古书的乃贴印刷所。，大城王朝时由华人经营的坊家，用雕版印刷技术以出版汉文作品为主。曼谷王朝（1782年建立至今）时从19世纪后用机器印刷方法出版书籍。
二 华人龚容在菲律宾的雕版印刷
菲律宾在发展印刷术之前，中国出版的书已由华人、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携入境内。例如西班牙人拉达（MartindeRadaordeHerrada，1533～1577）奉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莱加斯皮（MiguelLopezdeLegaspi，1510？～1592）派遣，于明万历三年（1575）七月来福建，在泉州、福州等地停留三个多月。拉达通汉语，在福州买了不少中国书，带回马尼拉，此后编写一本汉语辞典、撰写了游记。1576年拉达的旅伴马林（GerohimoMarin）回西班牙，将拉达的中国游记稿转交给国王菲利普二世（FilipeⅡ，1527～1598）。此稿后来成为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GonzelesdeMendoza，1540～1620）编写《中华大帝国志》（HistoriadelGranRignodeChina，Roma，1585）的基础。此书西班牙文首版1585年刊于罗马，1588年由帕克（R.Parke）译成古体英文，有各种欧洲文版本，成为西方介绍有关中国较早的一部专著。门多萨列举拉达从中国带到菲律宾的书时，指出其中包括地理、历史、法律、造船、天文、乐律、数学、本草、奕棋、马术及军事方面的书。门多萨接着说：“我也有这样的一本书，我还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印度看到其他的中国印本书”①。拉达返回菲律宾后，请当地华侨帮助他翻译从中国带回的一些书，但未及出版，他于1577年便逝世了。
1590年，菲律宾首任天主教大主教沙拉萨尔（DomingodeSalazar）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谈到在马尼拉华人聚居区巴连（Parian）繁荣情况时说：“我毫不犹豫地向陛下断言，在西班牙或本地区没有其他城市有像巴连那样值得观赏的地方，在这个市场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各种行业、各种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各种稀奇的货物。这些商品已在巴连开始制造..在巴连可以找到各行各业的工匠。”②这些行业包括书匠、画匠、银匠、医生等，书匠就是印书与订书工，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福建人龚容（KengYong，1538？～1603），西班牙当局推行殖民政策时，强令菲律宾人和当地华人改用西名并改信天主教，因此，中国印刷工龚容取西名为胡安·维拉（JuandeVera），并加入了天主教。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国立图书馆藏有现存最早刊于菲律宾的汉文版印本书，是1593年（明万历廿一年）问世的科沃（JuanCobo？～1593）所著《天主教义》（DoctriaChristiana）③，。此书就是龚容制版、印刷的，题为新刻僧师高
母羡撰《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图16-7），西班牙文原名为《自然法则的理顺及改善》（Rectificacionymejoradeprincipiosnaturales）。全书共九章，前三章与宗教有关，后六章主要介绍地理学及生物学知识，包括地圆说①。作者高母羡原写作“嗃呣〓”，羡为Juan音译，高母为Cobo之译，此人为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1588～1592年在菲律宾传教，从华侨学会汉文②，1593年去日本，同年客逝。作者在第一章开始用汉文写道：
大明（中国）先圣学者有曰：“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道无二致也。……此书之作，非敢专制，乃旨命颁下[自]和尚王（教皇）、国王，始就民希腊（Manila，马尼拉）召良工刊者。此版系西士（Jesu，耶稣）乙千伍百九十三年（1593）仲春立。从行文来看，不是规范汉文，规范的汉文应写为“此书之作，非敢私著，乃奉和尚王、国王之旨所为。书成，始就民希腊召良工刊者。”因而可以看出此《无极天主正传真传实录》，实出于西班牙教士胡安·科沃（僧师高母羡）之手。书中将教皇称为“和尚王”、称传教士为“僧师”，而将耶稣（Jesus）译为“西士”，都表明是早期译法。书首插图绘有西方传教士着中国僧衣，手持经书向中国人讲道，也是他们的早期作法。刊本中汉文字句虽有时读起来不顺，但刊本文字显系中国书手所为，从插图、字体及版式观之，该书当以雕版印成。汉文本出版的同一年（1593），又以菲律宾当地民族的他加禄文（Tagalog，1962年菲律宾定为国语）印成科沃的同一部书，也是龚容以雕版印刷的③。菲律宾远东大学教授赛德（GregorioF.Zaide）写道：
1593年出版了两本有关基督教义的书，一为他加禄文本，另一为汉文本。都是在马尼拉由一位中国教徒龚容（JuandeVera，卒于1603年）刻印的。他是菲律宾第一位闻名的印刷工④。
三 龚容兄弟在菲律宾的金属活字印刷
1602年（万历三十一年）龚容晚年时又成功地研制金属活字，用以刊印西文及汉文书。1640年，西班牙教士阿杜阿尔特（Aduarte）谈到龚容时写道：
他致力于在这块土地（菲律宾）上研制印刷机，而在这里没有任何印刷机可供借鉴，也没有与中华帝国印刷术迥然不同的任何欧洲印刷术可供他学习。……龚容（JuandeVera）不懈地、千方百计且全力以赴地工作，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因此这位华人教徒龚容是菲律宾活字印刷机的第一个制造者和半个发明者⑤。
很可惜，1602年龚容研制金属活字印书技术成功后，次年便于马尼拉与世长辞。但他的弟弟佩德罗·维拉（PetrodeVera，汉名待考）和徒弟接过这些活字和技术印行活字本著作。事实上，他们必亦事先参与龚容发起的工作。1911年西班牙人雷塔纳（W.E.Retana）著《菲律宾印刷术的起源》一书中介绍说，维也纳帝国图书馆藏有题为《新刊僚氏正教便览》的汉文书（图16-9），作者汉名为罗明敖·黎尼妈①。“僚氏”为西班牙文Dios（天主）之音译，则此书实为《新刊天主正教便览》。书的扉页内容印以西班牙文②：MemorialdelaVidaChristianaEnlenguaChina//compuettoporelPadreFr.Do.mingodeNieba，PriordelconuentodeS.Domingo.//conlicenciaenBinondocencasadePedrodeVeraságleyImpresordeLibros.Anode1606。现将这段内容译成如下汉文：“《天主教义便览》。由多明我会会士多明戈·涅瓦神甫以汉文编成。//由佩德罗·维拉刊于宾诺多克的萨格莱书店。1606年。”作者为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多明戈·涅瓦（DomingodeNieba），自译汉名为罗明敖·黎尼妈。
应当指出，雷塔纳1911年提供的扉页照片，左边没有拍全，10行字中缺了Mc，c及V四个字母，后人转引时没有补上，因而产生，误解。我们此次已将缺漏的部分补齐。同时原版排印过程中，对一些词的拼法及词头大小写处理得不够规范，我们已在上述释文中作了规范处理。例如，作者姓名中的denieba，应当是deNieba，compuettoPor应当是compuettopor。扉页下部第二行从照片显示的似乎是crasagley，方豪（1900～1980）因而释为CraSangley华侨书店名③，这就错了。我们认为应当是VeraSagley，cra应当是era，因字母e在此处印得不清，而在e之前还应有个字母V或v，此即排印者PetrodeVera，即龚容的弟弟。扉面上面第四行照片中显示为ompuetto，应当是compuetto（“编写”），脱一字母c。下面第一行onlicencia应当是conlicencia，又脱一字母c。
现将我们校释后的扉页（图16-8），发表在这里。除扉页为西班牙文外，全书正文均为汉文（图16-9）。作者在序页内写出此书书名及作者名：“巴礼罗明敖·黎尼妈新刊僚氏正教便览”，其中“巴礼”为西班牙文elPadre（神父）之译音，相当英文中的Father或法文中的lePère。接着，这位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作者用不太通顺，但可读懂的汉文在序中写道：
夫道之不行，语塞之也；教之不明，字异跡也。僧因行道教，周流至此（菲律宾）。幸与大明（中国）学者交谈，有既粗知字语。有感于心，乃述旧本，变成大明字语（汉文），著作此书，以便入教者览之。..僧今集天主经书，俾人受读。……此虽初学之要略，实则得道之根原，故刻之以便后学，而广其传焉。
看来，多明戈·涅瓦（罗明敖·黎尼妈）是继胡安·科沃（高母羡）之后，在菲律宾华侨界传教的另一教士，为了开展工作他必须学会汉文汉语，特别是福建方言。此刊本《正教便览》半页9行，行15字。张秀民认为“是木刻的”①，即雕版印刷品，笔者在仔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反，主张是金属活字本，而非木刻本。将1593年龚容所刻《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与其弟于1606年所刊《僚氏正教便览》二本对比后，我们发现二者有以下相异之点：前者汉文结体较为流畅而活泼，且多为繁体，接近书稿文字，很少走样者；每行字排列笔直而整齐；书内有多幅插图，图解文字与正文文字具有同样特点。这显示此本为雕版印刷品。而后者汉字结体较为呆滞、粗放，且多简体字，如“义”、“〓”（虽）、“离”、“迁”、“斈”（学）、“会”、“旧”、“罗”、“断”、“实”等，几乎与我们今天所用的简化字同，这说明三百多年前菲律宾华侨早已使用了简体字。“读书”的“书”字，有时作“書”，有时作“〓”，没有统一。每行字排列间有不整齐之处，横向多不对齐，个别字歪邪，字下有不该出现的空白，全书没有插图。这些特点显示该本不是木刻本，而是金属活字本。之所以用大量简体字，是为铸字之方便起见。如果是雕版，则刻字工应按书稿刻字于木板上，而写字人不会时而写“雖”、“書”，时而写“〓”、“〓”，且各行字应排列笔直而整齐，不会像现在这样。字体所以呆滞而不流畅，是因初次试铸活字，有待进一步改进。但扉页上的西班牙文字母则相当之美，因为汉字字形复杂、笔划多，比西文更难铸活字。这说明，龚容兄弟1602年试制成活字后，其弟便用活字于此后印书了，他们当然是将明代金属活字技术移植到菲律宾的，且在那里开设书坊。
1924年法人伯希和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一部汉文刊本①，但扉页仍为西班牙文：（DoctriaChristianaenletraylenguaChina，compuestaporlosPadresMinistrosdelosSangleycs，delaOrden//deSanctoDomingo.//ConlicenciaporKenYongChina，enelParian//deManila（图16-10）。我们将这段西班牙文翻译于下：
《天主教义》。由桑格莱神甫们奉圣多明之命用中国语文编成。大明龚容刊刻于马尼拉之巴连。
此书没有汉文书名和年欸，亦未提编写者姓名，但明确说是由龚容所刊，其名未用西班牙名JuandeVera，而用KengYong这个闽音拼法。刊本半页9行，行16字，从行文可知作者仍是通晓汉文的西班牙教士。1951年阿拉贡（GayoAragon）研究了此书版本，并由多明格斯（AntonioDominguez）译成西班牙文发表，经考定为1593年本②。笔者从该书扉页的西班牙文及正文汉文观之，此为雕版印刷品。从1593年以来的十五年间菲律宾的印刷业一直由华人所垄断。1911年雷塔纳在前引书中列举了1593～1640年间八名中国印刷工的名字，但都是西班牙名。他们所印书的文种有汉文、西班牙文和他加禄文③。无疑龚容是其中为首的一位。在他们的传授下，1608～1610年以后才有菲律宾人参与印刷工作④。
第四节 中国造纸术在中亚、西亚和北非的传播
一 造纸术西传的历史背景
中亚和西亚各国在中国古书中通称为“西域诸国”，从长安到今甘肃、新疆后，沿天山南北两麓西行，经万里跋涉就可到达这些国家。这条陆上的丝绸之路从汉代（公元前2世纪）以来就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纸就与丝绸等商品一起运往甘肃、新疆一带，再从这里转运到中亚、西亚各国。20世纪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一些地点出土了大量汉魏、晋唐时的中国古纸。由于新疆地区从5世纪起已开始造纸，因而新疆便成为中国纸输入中亚、西亚各国的集散地。中国和西域国家的骆驼商队将丝绸、纸和铁器等中国货源源西运，新疆、甘肃和内地也有许多西域客商居住。因此中亚、西亚各国人很早以前便已用上了纸。
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掘出九封用中亚粟特文写的信（图16-11），用的是中国麻纸。经英国学者亨宁（W.B.Henning）的研究，认为这些信是客居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中亚商人南奈·万达（NanaiVandak）在晋怀帝永嘉年间（311～313）写给他在撒马尔罕（Samarkand）的友人的①。古时粟特国靠今里海（CaspianSea）以东，又称康国，其居民以经商著名，常来中国做生意。《魏书》（554）卷一百零二《西域传》称：“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因此康国人早在4世纪就成为使用中国纸的中亚人。在新疆和甘肃敦煌还出土中亚吐火罗（Tukhara）文、西亚波斯文（450年前后）和叙利亚文以及欧洲希腊文等纸本文书，都是3～6世纪时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纸写的。
唐代以后，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除陆路外，中国还通过海路与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有贸易往来。20世纪以来，在新疆、陕西和广东等地出土的波斯、罗马帝国的金币，正是当时贸易的历史见证。史载波斯萨珊（Sassan）王朝（226～651）期间已用中国所产的纸书写宫廷文件①，则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中亚各国亦当如此。“纸”字在波斯语中为kāgaz，中亚粟特语为kāygdi，都是汉语“榖纸”的讹音，演变成后来阿拉伯语中的kāghad。但唐以前中国内地通向波斯的陆上丝绸之路受到了西突厥的阻塞，因为它控制今新疆至里海以东的西域各国，使中西贸易不能畅通。
西突厥控制包括位于锡尔河（SryDarya）以南到阿姆河（AmuDarya）地区的拔汗那国（Farghana）、昭武九国以及阿姆河以南地区的吐火罗国（Tukhara）。昭武诸国是以康国为首的九姓政权的总称，康国在汉代时称康居（Sogdiana），其祖先为西汉时中国西北古族月氏人，旧居于祁连山北的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公元前2世纪为匈奴所迫，西迁至锡尔河到阿姆河一带。后来其支庶分王各地，世称九姓，但皆以昭武为氏，以表不忘本源，故名“昭武九姓”，隋唐时包括康国（Samarkand，在今撒马尔罕一带）、石国（Tashkend，今塔什干）、安国（Bukhara，今布哈拉）、米国（Maimargh，撒马尔罕南的Maghian）、何国（Kashania，撒马尔罕以西）、史国（Kasanna，撒马尔罕东南之ShahriSebz）、曹国（分东曹Sutrisha、西曹Kebud及中曹）火寻国（Khwarism，又称花刺子模，今咸海南之Khiva一带）及伐地国（Botik，在阿姆河以西）②。昭武九姓国中，康国与石国最大，康国又是诸国的宗主。其地产良马及珠宝，土地肥沃，居民从事农牧业，尤善于经商，使用粟特文（Sogdian），往来于中国与波斯之间。除此，拔汗那国，汉代称大宛国，在中亚的费尔干那（Fergana）。而吐火罗国即汉代称为大夏（Bactria）之地，在今阿富汗北部。这些西域国家长期间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但6世纪时都受西突厥统治。
唐太宗（629～649）即位后，国家统一，国力强盛，他为了打通东西方丝绸之路，多次对西突厥用兵。至高宗（649～683）时，659年灭西突厥，其原来统治的中亚各国纷纷内附，归入唐帝国版图，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玄宗（712～756）时改为安西节度使。因之，唐的势力范围已西至里海东岸，丝绸之路再次畅通，西域各国也因此受益，与唐保持密切往来。因昭武诸国属唐，所以早在650～651及707年唐纸就已输入康国所在的撒马尔罕③。20世纪30年代，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城西120公里处的穆格（Mugh）山出土年代为709～723之间的古纸④。康国用这些纸书写重要的官方文件，因而可以联想到波斯萨珊朝宫廷所用的纸定是经过康国从中国贩运过去的。康国人在中亚和西亚一带在推广纸的应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下所述，中亚一带最早的造纸厂建于康国境内的撒马尔罕，便一点不足为奇，因康国是中国以西最早用纸的国家。
正当唐帝国经营西域之际，7～8世纪由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在西亚的阿拉伯半岛上兴起。伊斯兰教国统治者奥马尔（Umaribn-al-ttàb，581～644）在位时（634～644），率军从阿拉伯半岛上的首都麦加（Mecca）出发，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642年征服埃及，再灭波斯。至7世纪中叶，已将版图扩大到北至里海、西至北非的大片地区，从而与唐帝国的势力范围在西亚里海一带相接触。唐高宗李治（628～683）即位次年即永徽二年（651），阿拉伯第三任统治者鄂斯曼（Uthman，649～656在位）遣使来唐，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往来①。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叙利亚埃米尔（Emir，即总督）穆阿维亚（Muáwiyaibn-abi-Syfyān，？～680）为首的倭马亚贵族势力建立倭马亚（Umayyads）王朝（661～750），自任哈里发（统治者），迁都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Damascus）。此后，统治伊拉克的阿卜·阿拔斯（Abu‘l-Abbas，721～754）又建立阿拔斯（Abbasids）王朝（750～1258），首都再东迁至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
这两个王朝继续保持与唐的频繁往来和贸易关系。中国史书将倭马亚王朝称为“白衣大食”，而称阿拔斯王朝为“黑衣大食”，将阿拉伯世界通称为“大食”。“大食”为波斯语Tajik或Tazc之音译，导源于阿拉伯一个部族Tayyi的名称。阿拔斯王朝政权支柱波斯和伊拉克贵族及其武装力量，因而受波斯影响较深，与其说是倭马亚朝的继续，勿宁说是波斯萨珊朝的继续。过去波斯宫廷用纸书写文件的作法，又为阿拉伯新的统治者所沿袭，而这以前他们是以树皮、羊皮和埃及莎草片（papyrus）为书写材料的。阿拔斯王朝时，650～707年间中国纸向阿拉伯世界大量出口，波斯巴士拉（AlBasra）学者贾希兹（Abū‘Uthmān‘Amribn-Bakral-Jāhiz，776～868）《商务观察论》（Kitabal-Tabassurbil-Tijāra）列举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货物时，指出有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和墨、剑、肉桂等②。
阿拉伯人发现纸比当时所有其他书写材料都优越，但从中国经中亚长途贩运后纸价较高，一直想就地生产。这样他们还可向欧洲出口，以获实利。另一方面，早期哈里发对外用兵，忽视文治，从8世纪起，注重文化建设，在新的征服区推行阿拉伯文化，提倡学术研究，以巩固统治，这也增大了社会上对纸的需要量。他们试图从中国招请纸工传艺，但没成功，至8世纪中叶时，机会意外地到来。不过中国纸工不是被请去的，而是作为一次军事冲突中的战俘被掳去传授技术的。
二 导致造纸术西传的怛逻斯战役
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灭波斯后，下一个目标是向隶属于唐帝国的昭武诸国、拔汗那和吐火罗等里海以东国家推进，进而与唐争夺对中亚、西亚这段重要经济通道的控制权。这些遭受大食侵袭的信仰佛教或摩尼教的小国，与唐在政治、经济上是利益一致的，在唐与大食对峙中是亲唐的。然太宗以后的唐代统治者没有对西域国家给予有力的保护。至武则天执政后期，大食将军屈底波（Kutaibo）见无唐兵出救，遂逐一略取康国、安国、石国、吐火罗及拔汗那等国。唐玄宗即位后，国力一度好转。据宋人王钦若（962～1025）奉勅编修的《册府元龟》（1013）卷九百九十九所载，开元七年（719）康国、安国、俱蜜国（Kumidh），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国，开元二十九年（741）石国等国，都向长安上表述说其苦，“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解救苦难，“伏望天恩处分大食，……臣等即得长久守把大国（大唐）西门”，辞意恳切，但唐玄宗却坐视不顾。结果在与大食对峙中，后者已先占上风。
玄宗拒不出兵，也自有其苦衷，因靠近内地的吐蕃也与唐争夺西域。事实上，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约700～755）要在天宝六年（747）率军击败吐蕃，收复葱岭附近的小勃律（Polor，克什米尔北）等二十余国之后，才能腾出手过问葱岭以西的边务。高仙芝为高丽人，饶勇善战，屡立战功。但他没有利用昭武诸国对大食统治不满而仍愿归唐的时机，奏请皇帝联合这些国家共同对敌，反而将其推向大食一边，共同反唐，从而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尤其表现在对石国的用兵方面。
综合《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石国传》、《旧唐书》卷一百零九《李嗣业传》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所述，我们可作如下介绍。当时昭武诸国被夹在唐与大食两大强国之间，其处境较为复杂而微妙。他们被大食侵占后，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并受到民族压迫及经济盘剥，因而又暗中与唐通使，想借唐的力量摆脱大食的压迫。其中石国于天宝初（742）还继续接受唐的册封，高仙芝进军葱岭后，天宝八年（749）前后，石国密使与仙芝接触中，可能对当初玄宗见危不救发了些牢骚，这本是可以体谅的。但仙芝则以其“无藩臣礼”为由，奏请讨伐。天宝九年（750）冬，他伪称和好，将部分军队开进石国，却虏其国王，遣人解送到长安西城开远门。唐玄宗不顾大局、不究是非曲直，将石国国王斩于阙下。同时，高仙芝军队又在石国杀掠，激起民愤。王子逃到昭武其他国家述说原委，诸国皆怨怒，商议引大食兵共同攻打龟兹、疏勒、焉耆和于阗等安西四镇。
高仙芝闻之，于天宝十载（751）七月发二万（一说三万）大军从今新疆境内出发，西行七百里，至石国重镇恒逻斯与大食兵交锋，双方相持五日不分胜负。但此时巴尔喀什湖一带内附的突厥人葛罗禄（Karluks）部起兵叛唐，从背后抄袭过来，高仙芝部队腹背受敌，遂大败。这就是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发生的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战役。怛逻斯（Talas）即今中亚哈萨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东北的江布尔（Dzhambul），旧称奥里阿塔（AulieAta），当北纬43°10，东经71°。
据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的研究①，中国史书关于怛逻斯战役的记载与阿拉伯史料所述，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中国史书记载更为详细，但阿拉伯史料谈到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则为中国史书所不载，将各方史料结合起来，便会看到这次战役的前因后果。应石国王子之请，前往怛逻斯与唐代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统率的部队交战的，是大食国阿拔斯王朝的将军沙利（ZiyadibnCalih）指挥的一支军队。沙利是阿拔斯王朝开国元勋阿卜·穆斯林（AbuMuslimorAbd-al-RahmanibnMuslim？～754）的一员宿将，曾任伊拉克库法的地方长官。阿卜·穆斯林生于波斯，746年任波斯东北部，呼罗珊总督，因而将沙利也调到这里。呼罗珊是战略要地，北邻新征服的昭武九姓、吐火罗等国，是与唐帝国对峙的前沿地带的战略后方，可进可退。因而石国请到的援军，必是经阿卜·穆斯林派遣由沙利指挥的一支呼罗珊驻军，士卒多为波斯人。
沙利的军队在人数及装备上敌不过高仙芝的大军，却反而取胜，这是因为高仙芝军在主战场所在的昭武诸国引起群愤，腹背受敌，而不久前取得胜利的将领又有轻敌思想。如果唐玄宗、高仙芝在收复葱岭之后，听取昭武诸国国王和民众的呼声，并取得他们为内应，且严肃军纪，则这次出师便成为正义之师，完全可以将大食势力从里海以东地区赶走。因为在750～751年之间大食也发生内乱，以伊拉克为根据地的阿卜·阿拔斯势力正在为取得全国统治地位而与倭马亚王朝的势力互相撕杀。751年阿拔斯王朝刚刚建立，政权尚未稳固，所能派到怛逻斯的部队不会太多，这个政权关注的是防止国内倭马亚势力的反扑。
由于唐统治集团从太宗以后开始腐朽，加上边将的失误，错过了收复葱岭以西昭武诸国的有利时机，将唐的西部版图缩回到安西四镇。怛逻斯一役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西亚地区双方势力消长的转折点。大食在取得这一地区后，便致力于内部建设，与唐继续保持经济、文化交流。
三 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的造纸
怛逻斯战役的一个后果是中国造纸技术从此西传到阿拉伯，此后再传到欧洲，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1887年，奥地利的阿拉伯史研究家卡拉巴塞克（JosephKarabacek）最先将这次战役与造纸西传联系起来，用阿拉伯文文献研究了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的经过和阿拉伯造纸技术史。他援引10世纪阿拉伯史家萨阿利比（Abu-Man-sur‘Abd-al-Malikal-Tha‘alibi，960～1038）《世界名珠》（Yalimatal-Dahr，EinzigePerlederWelt）的话说：
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应提到的是纸，由于纸更美观、更适用和更简便，因此它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莎草片和羊皮。纸只产于这里和中国。《道里邦国志》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纸是由战俘们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这些战俘为沙利之子齐亚德·伊本·沙利（ZiyadibnCalih）所有，在其中找到了造纸工。造纸发展后，不仅能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人的一种重要贸易品，因此它满足了世界各国的需要，并造福于人类①萨阿利比961年生于波斯尼沙普尔（Nishapur），是位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上述记载除见于其主要作品《世界明珠》外，还见于其所著《珍奇趣闻录》（Latāfial-Ma‘arif，Thebookofcuriousandentertaininginformation）②中。萨哈利比的记载，清楚说明751年怛逻斯战役时造纸术通过中国战俘西传的历史事实。他所引的《道里邦国志》（Kitabal-MasālikWā‘l-Mamālik）很可能是在萨曼（Samanids）王朝（874～999）任大臣的波斯人贾伊哈尼（al-Jayhani，fl.860～920）所写的地理书，约成书于900年。同时代的另一波斯学者比鲁尼（AbūRayhānMuhammadibn-Ahmadal-Biruni，973～1048）在《印度志》（Ta‘rikhal-Hind，a.1000）中也有类似记载。此书由札豪（EduardSachau，1845～1930）于1888年译成英文，书中写道：
造纸术始于中国，……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传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以满足当时之需①。
撒马尔罕原为唐昭武九姓中的康国故地，早在倭马亚朝时已易手于大食。751年由呼罗珊派来与唐军作战的沙利将军在怛逻斯取得胜利后，便在中国战俘中网罗具有专长技术的人，并在其中找到造纸工。遂将其留在军内。战役结束后，交战双方撤军，沙利率部移镇于撒马尔罕，他要求中国纸工传授造纸技术（图16-12），因此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纸厂便于751年在中亚的撒马尔罕建成投产，主要以破麻布为原料生产麻纸。应当补充说，阿拉伯作者巴赫尔（Tamimibn-Bahr）在其821年成书的回鹘旅行记中还谈到，除751年战俘外，775～785年驻撒马尔罕守备官还掳来另一些唐人，“要他们在撒马尔罕制造上等的纸、各种各样的武器②。因而可以说，先后有两批中国纸工参加了撒马尔罕纸厂的建设。撒马尔罕所产的纸便成为阿拉伯世界东方的一大特产，远近闻名。前述9世纪著作家贾希兹曾经说：西方之有埃及莎草片可用，正如东方之有撒马尔罕纸可用一样③。
8～10世纪期间撒马尔罕纸不但供应阿拉伯帝国所需，进而还转向出口，成为增加财富的源泉。
应当说，除纸工外，中国战俘中其他具有专长技术的人也在大食国发挥其特长。当时在唐军将领高仙芝部下从军的杜环（731～796在世），在怛逻斯战役中也被俘，在大食国居住十二年，精通阿拉伯语，到过库法、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等地，762年随中国商船返国，著《经行记》（约765），记述阿拉伯史、物产及风土人情甚详，可惜宋以后失传。据其族叔杜佑（735～812）《通典》（801）卷一百九十三所引，杜环于大食国遇“绫绢机杼[匠]、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有]京兆（长安）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山西）人乐〓、吕礼。”由此可知中国战俘中的纺织工、金银匠、画匠等都在大食重操旧业，但造纸匠发挥的作用最大。
阿拔斯王朝拥有亚非大片土地后，到哈伦·拉希德（Hārūnal-Rashid，约764～809）统治时（786～809），伊斯兰教国处于鼎盛之时，首都巴格达成为科学文化中心，四方学者云集。据阿拉伯史家卡尔敦（‘Abd-al-Rahmānibn-Khaldun，1332～1406）《历史导论》（al-Muqad-dimah）所载，794年在大臣叶海亚（Yahyaal-Barmak）奏请下于巴格达又建立了纸厂④，技术力量来自撒马尔罕，仍然是在中国纸工参与下建成的。这样，在阿拉伯帝国的西亚心脏地带产纸后，首都用纸便可就地供应了，但产量仍不及撒马尔罕。后来叶海亚之子贾法尔（Ja-‘faral-Barmak）任宰相时得哈里发哈伦准许，下令政府所有文书、档案皆以纸书写，不再用羊皮等古老的书写材料①。
西亚地区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635年被占后成为倭马亚王朝的首都。751年撒马尔罕造纸后，大马士革还不能造纸，但10世纪起大马士革纸产量已相当可观，因其与地中海距离较近，纸由此向欧洲出口。“大马士革纸”（ChartaDamascena）在几百年间闻名于欧洲，其产量甚至超过巴格达造的纸。叙利亚境内的班毕城（Bambycina）此后也产纸，ChartaBambycina本义是“班毕纸”。由于Bambycina音讹为bombycina（棉花），于是欧洲人一度将“班毕纸”误称为“棉纸”，而其实是麻纸。从马可波罗（1254～1323）时代以来直到1885年，欧洲人长期间认为阿拉伯纸和早期欧洲都是棉纸，这是误会②。
四 北非埃及和摩洛哥的造纸
由于阿拉伯帝国势力伸展到非洲北部，造纸术也随之传到北非。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641年派兵征服北非文明古国埃及，使其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省区，并将阿拉伯典章制度和伊斯兰文化带到那里。自古以来埃及尼罗河沿岸以盛产莎草片闻名，用以作主要书写材料。阿拔斯王朝时，从800年起始在埃及用纸，但用量有限。900年前后，在开罗建立了北非的第一个纸厂，所产的纸成为莎草片的有力竞争对象。909年，穆斯林什叶派的阿拉（Moezed-DinAllah），于北非建立法蒂马（Fātimah）王朝（909～1170），从而脱离阿拔斯朝的统治，中国史书将法蒂马王朝称为“绿衣大食”，因其崇尚绿色。从这一时期起，埃及开罗的造纸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所产的纸还通过地中海运往西西里岛和欧洲大陆。法蒂马朝哈里发哈基姆（Abu-AliMànsūral-Hākim）在位时（996～1021），开罗设有科学院和图书馆，科学文化一度相当发达。
986年，法蒂马朝统治者阿齐兹（Al-‘Aziz）执政（975～996）时，出兵征服非洲西北另一文明古国摩洛哥，从而使这个王朝控制非洲西北部、埃及和叙利亚一带。1100年又在摩洛哥境内的非斯城建成新的纸厂，其技术是从开罗引进的，纸工多是阿拉伯人。这里的纸场最盛时（1202），拥有打浆用的水磨472座①。所产的纸除供应本地外，也向欧洲出口。这样一来，751～1100年间近三个半世纪内，在阿拉伯文化圈内的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相当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伊拉克的巴格达、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埃及的开罗和摩洛哥的非斯等地，都有了造纸生产基地。
19世纪后半叶进行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关阿拉伯地区造纸的许多实物资料，特别是1877～1878年在埃及境内的法尤姆（el-Faiyūm）、乌施姆南（el-Ushmūnein）和伊克敏（Ikhmin）三处出土的大量古代手写本②。1884年这些出土物归奥匈帝国赖纳大公（H.I.H.ArchdukeRainer）所有，共十万件，用十种不同文字写成，时跨2700年，文字多数是用莎草片写的，也有用羊皮和纸写的。这是个震动世界的古代文献的重大考古发现。出土的阿拉伯文纸本文书，有的写有回历纪年年欵，换算成公历后，相当于791，874，900及909年，都是阿拔斯王朝的产物。这些藏品经阿拉伯文专家卡拉巴塞克的研究，与植物学家威斯纳（JuliusvonWiesner）的科学鉴定①。威斯纳证明这些出土古纸都是麻纸，原料为破布，纸上有帘纹，纸浆内含淀粉糊。威斯纳对阿拉伯纸和中国出土魏晋古纸的显微分析表明，不但原料相同，外观和制造方法也一致，很显然阿拉伯纸是用中国造纸方法制出，是毫无疑问的②。
10世纪初，当埃及境内法蒂马王朝在开罗设厂造纸后，人们开始习惯用纸书写。从赖纳藏品中法尤姆所出古写本使用的书写材料的演变中，可以看到纸在与莎草片竞争中节节取胜的情况。例如回历二世纪（719～815）的纪年文书中，写在莎草片上的有36件，很少有纸。回历三世纪（816～912）的阿拉伯文纪年文书，写在莎草片上的有96件，写在纸上的有24件。从回历四世纪（913～1009）起，写在纸上的有77件，而莎草片文书只有9件。写在莎草片上的最晚一件纪年文书是公元936年写的，从10世纪以后，纸已在阿拉伯境内基本上取代了莎草片③。
在出土的883至895年之间用莎草片写的阿拉伯文信件末尾，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此信以莎草片写成，请原谅”。写信人因为没有用纸，而向收信人表示歉意，说明当时纸的普遍应用情况。1040年，访问埃及的一位波斯游客谈到在开罗见闻时写道：“街市上卖菜的菜贩和香料贩，都随备纸，以便用来包装任何卖出的物品”。再过一个世纪后，来自巴格达的医生拉蒂夫（Abdul-Latif）指出这些商贩所用包装纸的原料是破麻布，他写道：
贝都因人和埃及农民在寻找古代城市遗址，剥下裹在木乃伊尸体上的布带。如果不能再用来作衣料，就将其卖给工厂，用以造纸。用在食品市场上的，必定是这种纸④。
贝都因人（Bedouins）为西亚和北非的游牧民族，属于阿拉伯人的一支。
关于早期阿拉伯人的造纸法，巴迪斯（al-MucizzibnBādis，1007～1061）曾在作品中这样写道，将亚麻（Linumusiaatissimum）与苇类水浸，再用石灰水浸，切碎，捣烂成泥，洗涤，加水入槽与纸料搅匀，再荡帘抄纸，干燥后再砑光⑤。从技术上看，造纸过程中还应有蒸煮和施加淀粉糊的工序，此处漏记，但其他阿拉伯学者则提到了。巴迪斯指出除破麻布外，也直接用生麻沤制后造纸，唐代中国也用野生的生麻为原料。但用栽培的生麻造纸，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除非有足够的麻源。巴迪斯曾提到“在锅中煮之”，但这道工序在造纸的前后顺序中叙述得不够明确。他还描述了染色纸的方法。
据卡拉巴塞克引其他阿拉伯文献所述，首先对破麻布进行选择，除去污物，用石灰水蒸煮，将煮烂的麻料以石臼、木棍或水磨捣碎，与水在槽内搅成浆液，再用漏水的细孔纸模捞纸，半干时将湿纸以重物压之，即成纸张①。阿拉伯造纸技术与中国唐代大同小异，略有不同的是阿拉伯因无竹，用其他较粗的植物茎杆编的纸帘，或织纹纸模，而中国用细竹条编的纸帘抄纸。从技术体系上说，阿拉伯纸属于中国北方麻纸类型。阿拉伯境内有了纸之后，对促进阿拉伯科学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用纸写的大量手抄本《古兰经》和其他著作，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帝国也因向欧洲出口纸，而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
第五节 中国印刷术在西亚、北非的传播
一 西亚印刷的历史背景
如上所述，阿拉伯帝国从阿拔斯王朝（750～1258）起已于不同地方生产麻纸，产量相当大，但因宗教、文化背景和民族习俗等方面的差异，阿拉伯人没有及早发展印刷技术。伊斯兰教经典的印本出现很晚，这是与东亚佛教国家不同的。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尝言道：“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学之”②。然而他的穆斯林子孙为什么没有及时从中国引进印刷术，仍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人说印板上刷墨用的刷子是用猪鬃作的，阿拉伯人认为用这种刷子来刷印《古兰经》有渎神明③。这仍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大多数场合是用更柔软的棕刷，而不用猪鬃作的硬毛刷。
但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信仰佛教的蒙古人后来入主原属于伊斯兰教国的中亚、西亚地区后，印刷术很快就在这里发展起来。这是因为蒙古人来这里以前，早已习惯于在中国境内用印刷技术出版蒙、汉文读物并发行纸币，甚至纸牌，印刷术必然随蒙古人的西进而传入中亚及西亚。
在讨论印刷术西传前，要先叙述蒙古人经营西域的简单历史。当蒙古西征以前，9～10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因统治集团渐趋腐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随之加剧，统一的阿拔斯王朝分裂为一些小王朝及地方割据势力，巴格达统治者控制的地区日益缩小。由成吉思汗在中国北方建立的蒙古汗国开始西进，1218年灭西辽后，1219～1223年大汗亲自率兵西征，直进军至里海。原阿拔斯王朝从唐夺取的昭武诸国，又归蒙古察合台汗国统治。
窝阔台（1189～1241）即汗位后，1236～1241年派成吉思汗四个孙儿拔都（1209～1256）等第二次西征，占领俄罗斯大片土地，并攻入波兰、匈牙利，建钦察汗国（1240～1480），定都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Sarai）。蒙哥（1208～1259）汗在位时，再派其弟旭烈兀（1219～1265）进行第三次西征，1258年攻下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结束了中世纪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的统治。1259年旭烈兀进军至叙利亚，直达黑海。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旭烈兀受册封，于其所征服的地区建伊利汗国（Il-Khanate，1260～1353），实行独自统治。伊利汗国东起阿姆河，西临地中海而与欧洲相望，北接钦察汗国的高加索，南至印度洋，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小亚（土耳其亚洲部分）等，定都于帖必力思（Tabriz，今伊朗大不里士）。蒙古大军以武力再次打通东西方之间一度阻塞的丝绸之路，于元大都（今北京）通向各西域汗国的主要干道设驿站，有驻军把守，以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无阻。
蒙古伊利汗国位于欧洲和中亚之间，不但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还在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新的桥梁作用。该汗国前两任统治者旭烈兀汗和阿八哈汗都致力于恢复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他们西征时从中国调来大批蒙、汉和维吾尔族士兵、工匠、医生、技师和学者，与当地人一道，将首都大不里士建成国际性大都市，不少建筑物有中国建筑风格。当初攻打巴格达的主将郭侃（蒙古人称其为KukaIlka）为唐中书令郭子仪后裔，任巴格达首任总督后，从中国调来农业与水利专家参与改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灌溉工程，发展两河流域的农桑①。
旭烈兀1259年在首都以南的马拉加兴建天文台和图书馆，请波斯学者纳速刺丁（Nāsral-Dinal-Tūsi，1201～1274）等前往工作，又从中国请来汉人天文历算学家参与此事。其中包括傅孟吉（Fao-Moung-Dji）①。从北京来马拉加工作的爱薛（IsaTarjamān，1226～1308），又名穆赫伊丁（Muhyial-Dinal-Maghribī），将一些中国书带到这里。奖励文学研究，同时还组织编写了《中国和回鹘历法》（Risālatal-Khitaiwa‘l-Uighur）②。归顺于旭烈兀并任阿八哈御医的波斯学者拉施特丁（Rashidal-DinFadlAl
āh，1247～1318）在汉人医生帮助下，1311年编成《伊利汗国的中国科学宝库》（Tanksuq-nāmah-i-Ilkhandarjunūi‘ulumi-iKhitāi），内容包括西晋名医王叔和，（201～280）的脉学以及医药、解剖学、妇科学等③。伊利汗国除建筑上受中国影响外，日用品如纺织物和陶瓷也具有中国式的图案，而且是按从中国引进的技术制造的。最初的一些汗还信仰佛教，国内除清真寺外，还建有佛教寺院。因而我们看到，无论在精神或物质上，伊利汗国将蒙古文化、汉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都交织在一起。这正是促使印刷术在这里发展的因素。
二 蒙古伊利汗国在波斯的雕版印刷
第二任汗阿八哈在位十七年后，由其七弟阿合马（Ahmed）短期统治（1282～1284），再由阿八哈的长子阿鲁浑汗（ArghunKhan）执政（1284～1291）。此时国内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纸厂的产量比昔日有所增加，且继续向欧洲出口。阿鲁浑汗死后，其弟乞合都（Gaykhatu，1240～1295）即位，他在位四年间（1291～1295）一个重大经济举措是印发纸币，从而动用了印刷技术。此后，至合赞汗（Ghazan，1273～1304）在位时（1295～1304）伊利汗国处于全盛时期，此时担任宰相的波斯人拉施特丁奉命主编史学巨著《史集》（Jamial-Tawārikh），于1311年成书。书中《乞合都汗传》叙述了回历693年（公元1294年）发行纸币的经过。
现将《史集》卷三《乞合都汗传》有关内容摘抄于下：
691年十二月六日（1292年11月18日），在阿儿兰（Arran）的冬营地上，撒都剌丁（Sadr-ad-DinJekhan，？～1295）被委任为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之职。6693年六月初（公元1294年5月初），召开了有关纸钞的会议。撒都剌丁和几个异密（Emir，总督）偶而考虑到通行于中国的纸钞（〓aw），他商讨了通过什么方式来推行纸钞于这个国家（伊利汗国）。他们向君王奏告了这件事。乞合都[汗]命令孛罗丞相（Pulad-〓insang）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孛罗说道：‘纸钞是盖有皇印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整个中国，中国所用的硬币巴里失（银锭）便被送入国库。’因为乞合都是个非常慷慨的君王，他的尝赐的费用极大，世上的金钱对他来说不够用，所以他赞成推行此事。撒都剌丁想在国内规定别人还没有规定过的惯例，因此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众异密之中最明白道理的失克秃儿那颜（Siktur-Noion）说：‘纸纱将造成国中经济崩溃，给君王造成不幸，引起剌亦牙惕（农民）和军队中的骚动。’撒都剌丁向君王奏告说：‘因为失克秃儿·那颜很爱黄金，所以他竭力说纸币不好。’有旨从速印造纸钞。
八月二十七日（1294年7月23日），异密阿黑不花（Akbuka）、脱合寨儿（Tǒgac-ar）、撒都剌丁与探马赤-倚纳（Tamaci-Inak）前往贴必力思（大不里士）印造纸钞。九月十九日（8月13日），他们到了那里，宣布诏令，印造了许多纸钞，同时颁布诏令：凡拒绝纸钞者立即处死。约一个星期左右，人们害怕被处死，接受了纸钞，但人们用纸钞换不到多少东西。贴必力思城的大部分居民不得不离开……最后，推行纸钞的事失败了①。这段原始记载已具体叙述了1294年乞合都汗在宰相兼财政大臣撒都刺丁建议下，于伊利汗国发行纸钞的原委。因经验不足，钞币没有足够的金本位支撑，发行数额又大，加上人们不习惯使用这种新的货币形式，结果导致失败。然此举在西亚地区印刷与货币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说明至迟在乞合都汗时伊利汗国已拥有印刷工，而他们用印刷技术制造印刷品是在德国人谷腾堡（JohannesGutenberg，1397～1468）出生之前一个多世纪。拉施特丁还说，乞合都汗发行纸钞前，曾听取从北京来的孛罗（Pulad）丞相对元世祖忽必烈时发行纸钞的情况介绍。按至元廿一年（1284）元世祖遣丞相孛罗出使伊利汗国，可能与册封阿鲁浑继承其父汗位之事有关。拉施特丁称孛罗为“〓insang”，正是汉语中“丞相”一词的音译②。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载，世祖中统元年（1260）颁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金银或丝为本位，钞面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及一贯、二贯等九种数额，两贯合白银一两。吸取宋、金的历史经验后，这次交钞发行是成功的。灭南宋后，至元十七年（1280）再发行至元宝钞，在全国统一使用。孛罗是元世祖发行纸钞时的目击者甚或当事人，他的介绍应当是权威的。乞合都汗在波斯大不里士发行的纸钞，仿元代宝钞形制，面值从半个迪拉姆（Dirham）至十第纳尔（Dinar）不等，钞面纸上印有阿拉伯文，说明发行年代及凡伪造或拒用者必严惩，同时还印有汉字“钞”及其音译“〓aw”的字样等③。元中统钞由木雕版印成，而至元钞印以铜版。伊利汗国的纸钞制版方式，史无下文，考虑到当时匆忙印制及同时期其他阿拉伯文印刷品制版方式，我们认为是以木雕版印制的，印刷及刻字由当地汉人工匠在与穆斯林工匠合作下完成的。
拉施特丁不但记载了伊利汗国用中国印刷技术发行纸钞的实践，1311年还在其《史集》世界史部分谈到中国时介绍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阿卜·苏莱曼·达乌德（AbuSulaymanDáud）1317年所写《论伟人历史及世系》（Rawdatu‘uli-‘l-albabfitawarkhi‘l-akabirwa‘l-ansab）中叙述犹太人、欧洲各国人、中国汉人与蒙古人和印度人，此书简称《智者之园》（Tarikh-i-Banakati），谈到中国人时引用拉施特丁有关中国印刷术的记载。拉施特丁的原始记载1834年由德国东方学家葛拉堡（HeinrichJuliusKlaproth，1783～1835）译成法文，而《智者之园》的引文1920年由英国阿拉伯学研究家布朗内（EdwardGBrowne）转为英文。卡特将法、英文译文对比后发现二者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从技术上看，文内有个别用词不够准确，我们转译成汉文时作了调整。
今将拉施特丁论中国印刷技术的原话翻译如下：
中国人根据他们的习惯，曾经采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使写出的书稿原样不变地复制出书来，而且至今仍是如此。当他们要想正确无误而不加改变地复制出写得非常好的有价值的书时，就让熟练的写字能手工笔抄稿，再将书稿文字逐页转移①到版木之上。还要请有学问的人加以仔细校订，且署名于版木的后面。再由熟练的专门刻字工将文字在版木上刻出，标出书的页码，再将整个版木逐一编号，就像铸钱局的铸模那样，将版木封入袋子内。再将其交由可以信赖的人保管，在上面加盖特别的封印，置于特为此目的而设的官署内。倘有人欲得印本书，需至保管处所申请，向官府交一定费用，方可将版木取出，像以铸模铸钱那样，将纸放在版本上[刷印]，将印好的纸交给申请人。这样印出的书没有任何帘加和脱漏，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中国的史书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②③。
拉施特丁的上述记载，用语可能有欠周全，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所介绍的内容是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因为他谈到刻雕版这道关键工序是十分清楚的，还将雕版印书比作以铸模铸钱，印出的书页文字与版上文字一模一样，正如金属货币上的文字与铸模上的字相同那样。但他没介绍请楷书手写出书稿后，如何将稿面文字逐页转移到版木上形成反体字形的工序。从其行文看似乎是说楷书手直接在版本上写字，再由刻字工刻之，这就不对了。另外，中国总是将版木放在架子上保管，而不是放入袋中。拉施特丁还谈到版木在官署中保管，读者须向官府付费才能得到印本书，这可能是指官刻本而言。不管怎样，拉施特丁有关印刷术的叙述在中国以西地区可谓最早记载。
显然，13世纪时西亚波斯在伊利汗国时代掌握的印刷技术，是从中国经过陆路随蒙古军队的西征而传入的。至于说到中亚地区，掌握这种技术知识应当比西亚还要早些，因为蒙古察合台汗国所辖领土包括今中国新疆、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吉尔吉斯及阿富汗北部，汗殿设于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地区），汗国东部（今新疆维族自治区）早在13世纪初已在吐鲁番有了非常发达和分布广泛的印刷工业。20世纪以来，汉文、回鹘文、梵文、蒙文、藏文印刷品都有出土，而且1300年的回鹘文木活字也相继被发现，详见第十二章第二、第三节。察合台汗国西部重镇撒马尔罕，又是著名的造纸地区，东部的印刷工很方便来这里发展印刷业。因此13世纪时中亚、西亚都有了印刷业，伊利汗国虽然发行纸钞失败，但人们可以用印刷技术生产其他印刷品，照样可找到市场。
自合赞汗以后，汗国的蒙古贵族加速伊斯兰化，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也加速了用印刷佛经的方法印刷伊斯兰教读物的进程。合赞汗本信佛教，后改信伊斯兰教，奖励学术研究。他本人还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和科学家，通晓蒙语、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藏语、梵文和拉丁文，了解各国事务，对天文学、医药、各种技术和历史都有专门研究。合赞的宰相拉施特丁与主子是同样的人物，也具有语言天赋和学者与科学家的素质。他们都了解印刷技术及其实用价值，因此合赞汗在位期间印刷业应有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技术及其产品还会向附近其他地区扩散。
三 雕版印刷在埃及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1878年埃及的法尤姆地区出土大量纸写本的同时，还有五十多件印刷品残页同时伴出，后来这些发掘物归奥匈帝国赖纳大公拥有，他死后由奥地利国立图书馆赖纳特藏部收藏。印刷品的发现从印刷术西传的角度观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印刷品除维也纳之外，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亦藏有六件，1922年由格鲁曼（AdolfGrohmann）博士鉴定为雕版印刷品，有一件印在羊皮上，其余五件印在纸上。五十多件出土的印刷品，用纸精粗不一，较大的一张约30×10厘米，有的印刷精美，带有行格，有的刻印粗糙。除印以黑字外，还有印以朱字的。这些印刷品从形制上看，使人立刻想到中国内地和吐鲁番出土的同类物。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博士对埃及出土印刷品作实物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现在有种种证据显示，它们不是用压印方式印成的，而是用中国人的方式，将纸铺在版木之上，用刷子轻轻刷印成的”①。
印刷物上的文字通常是不同字体的阿拉伯文，因是一些残页，没有留下带年款的部分。经卡拉巴塞克和格鲁曼这两位阿拉伯文专家研究后，认为这批雕版印刷品内容与伊斯兰教有关，其中有祈祷文、辟邪的咒文，也有《古兰经》经文。他们还从阿拉伯文不同字体将这批印刷品判断为900～1350年之间的产物。这可理解为印刷品年代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将下限定为1350年是正确的，因为与印刷品同时出土的纪年纸写本截止于此时，再无晚于此时者。至于说到印刷品的时间上限，定为900年肯定为时过早。就以一度认为最早的一页印件（RainerColectionno946）而言，内容为《古兰经》第三十四章的第1～6节，印纸10.5×11厘米，原初步断为1.0世纪初（900）之物，据说这件上的字体最早。
但正如卡特所指出的，单纯以字体对印刷物断代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字体较古的印刷品可能用早期写本字体刻版，但在埃及和其他伊斯兰教地区不可能在900年这样早就用纸来印《古兰经》。我们还可补充说，后代人用前代人字体刻书在中国屡见不鲜，例如宋元时的刻工常常用唐代颜体及欧体字刻书，不能单纯因为用唐人字体将宋元刻本定为唐刻本。卡特认为埃及出土的这批印刷品，可以肯定都是14世纪中叶以前的，但也不可能早到10世纪，有些就是14世纪之物。卡特去世之后，1954年格鲁曼访问埃及开罗后说，他对赖纳藏品中那张断为10世纪的《古兰经》刊本年代产生疑窦，因为1925年以来在上埃及乌施姆南等地阿拉伯时代的古墓中发现有更多的这类雕版印刷品，却没有10世纪那样早的东西①。因此长期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份《古兰经》阿拉伯文印本残页原来的断代，现在要重新修正。
从印刷术西传史角度观之，我们认为埃及出土的阿拉伯文宗教印刷品不管字体如何，都是蒙古西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其年代应在1300～1350年之间。在这以前，波斯大不里士的蒙古统治者1294年发行了纸钞，而在这前后，尤其1295年合赞汗即位并于同一年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不久，伊利汗国会用印钞的技术出版伊斯兰教读物。来自印刷术故乡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从前阿拉伯人哈里发不同，早已懂得用印刷技术传播宗教读物的有效性，他们不但不阻挡，而且还鼓励出版伊斯兰教读物。合赞汗下令建立伊斯兰经学院，在各处兴建新的清真寺，他本人也对教义有所研究。这位具有科学技术教养的蒙古杰出统治者定会支持宗教出版事业的。伊利汗国在13～14世之际成了西亚地区的出版中心，应是顺理成章的。
埃及是伊利汗国的近邻，双方有密切交往，又共同信仰伊斯兰教、通用阿拉伯文，埃及印刷术显然是从伊利汗国传入的。也就是说，印刷术先从中国经中亚传到波斯，再经波斯传到北非的埃及，而从波斯传到埃及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据1982年10月8日出版的《犹太周刊》（TheJeuishWekly，8Oct.1982，p.26）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总图书馆吉尼查特藏部（Taylor-SchechterGenizahCollection，UniversityofCambridgeLibrary）发现14世纪后期的希伯来文雕版印刷品②，说明活动于伊利汗国与埃及之间的犹太人也使用了印刷术。
埃及发展印刷术时，正处于突厥族军事将领拜伯尔斯（al-Malikal-ZāhrRukn-al-DinBay-bors，1233～1277）所建立的马穆鲁克（Mameluke）王朝（1250～1517）统治之下。突厥人苏丹虽信伊斯兰教，但像蒙古汗那样，并没有不准刻印伊斯兰教经典的清规戒律，因而埃及能继伊利汗国之后印刷宗教读物。同样，犹太人对印刷也没有成见，能及时采用。看来，中亚、西亚在阿拉伯哈里发统治期间，印刷术的发展确是受到抑制，待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后，由蒙古人、突厥人统治这一地区时，印刷术才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伊利汗国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埃及与欧洲有直接交往，也为印刷术西传至欧洲提供了一个渠道。
附注
①[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越文版，河内，1957），第28～33，14～1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①《三国志》（290）卷四十九，《吴书·士燮传》，廿五史本第二册，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F.Hirth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第119～1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引用时，部分文字有改动。
①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第一集（河内越文版，1971），中文版第178～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157～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②Al-Biruni's India，ed.Dr.Edward C.Sachau，vol.1，p.171（London，1914）。
③H.J.Goodacre and A.P.Pritchard:Guide to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in the BritishLibrary（London:BritishLibrary，1977）。
④晋·法显，《佛国记》（412），章巽校注本，第54～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①钱存训，《纸和印刷》卷，收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五，第一册，第316～318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②S.A.GhorietA.Rahman:Paper technology in medieval India.Indi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1966，vol.1，no.2，p.133etseq。
③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章巽校点本，第2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④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1312），《文字》，夏鼐校注本，第118～1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①P.K.Gode:Migration of paper from China to India.ApendixEtoK.B.Joshi'sPapermaking，4thed.（Wardha:Kumarapa，1947）
②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历史研究》，1954，4期，第25页（北京）；中印关系史论丛，第99～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③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十五史本第二册，第1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本，第六册，第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①晋·法显，《佛国记》（412），章巽校注本第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②F.Hirth，Die Erfindung des Papier in China.T'oungPao，1890，vol.1，p.12；Chinesische Studien，Bd.1，p.269（Berlin，1890）。
③B.Laufer，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in ancient Iran，pp.557～559（Chicago，1919）。
④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历史研究》，1954，4期，第25页；《中印关系史论丛》，第126～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①D.Hunter，Papermaking.The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p.113（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Inc.，1978）；E.Koresky:Hand papermaking in Nepal（Kasama Press.Japan，1981）。
②P.K.Gode，Migration of paper from China to India.AD 105 to 1500，Appendix Eto K.B.Joshi'sPapermaking，4thed.，226pp.（Wardh:Kamarappa，1947）。
①明·巩珍，《西洋番国志》（1434），向达校注本，第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约1520），谢方校注本，第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③D.Hunter，Papermaking in Southern Siam，p.27（Ohio:Mountain House Pres，1936）。
④G.Coedès，Notes complémentaires de la Mémoire sur les Coustumes de Cambodge de Tcheou Ta-Houan，traduit par-PaulPel
iot.T'oungPao，19，33，vol.30，p.227；《真腊风土记》，夏鼐校注本，第1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①P.Pelliot（tr.），Mémoire sur les coustumes de Cambodge de Tcheou Ta-Kouan.Buletindel'Ecole Francaised'Extrême-Orient，1902，vol.2，p.123etseq.（Hanoi）。
②Gilman d'Arcy Paul（tr.），Chou Ta-Kuan's Notes on the customs of Cambodia，transtated from the French o fPaul Pel-liot（Bangkok: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Press，1967。
③P.Pelliot著，冯承钧译，《真腊风土记笺注》（1902），载《史地丛考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④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1312），夏鼐校注本，第1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⑤同上，第120～121页。
⑥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约1520），谢方校注本，第25～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① F. de Haan， Oud Batavia， Gedenkboek Uitgegeven ter gelgegenheid van het 300 jarig bestaan der Stad in 1919， p. 275
（Batavia: Kolff，1922）；转引自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收入《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2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②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五，第65页（上海，1937）。
③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p. 349 （Mexico， 1609）， cited by John 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 110 （New York， 1906）。
④ Rosario Mendezo Cortes: Pangasinan 1572～1800， p. 133 （Quezon， 1974）。
⑤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第439～4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①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487～521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① Juan Gonzeles de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 of. Translatedfrom the Spainish by R. Parke in 1588. ed. Sir George T. Staunton， vol. 1， pp. 131～133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53）。
② Emma Helen Blair et James Alexander: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7， pp. 34～35， 212～233（Cleveland，1903）；参见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收入周一良主编， 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430～46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③ Henri Bernard-Maitre， Les origines chinoises de L'imprimerie aux Philippines， Monumenta Serica， 1942， vol. 7， p.312 （Shanghai）.
①方豪，流落于西葡的中国文献，学术季刊，1952，1卷，2期，第149页（台北）；明万历间马尼拉刊印之汉文书籍，现代学苑，1967，4卷，6期，第1页（台南）。以上又俱见《方豪六十白定稿》，下册，第1518～1524，1743～1747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② Paul Pelliot: Notes sur quelques livres ou documents conserés en Espagne. T'oung Pao， 1929， vol. 26， p. 43。
③ P. van der Loon， The Manila Incanabula and Early Hokkeins Studies， Asia Major， 1966， n. s， 12， no. 1， pp. 2～8.
④ Gregorio F. Zaide， Philippine History and Civilisation， p. 388 （Manila， 1939）。
⑤ Pablo Fernandez，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the Philippines， pp. 358～359 （Manila， 1979）。
①WE.Retana，OriginesdelaimprentaFilipina，p.71（Madrid，1911）。
②，pp.181～184.Ibid..
③方豪，明万历间马尼拉刊印之汉文书籍，《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第1518页（台北，1969）。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58）。
①PaulPelliot:UnrecueildepièesconcernantlaQuestiondesRites.T'1924，vol.23，p.356.cesimprimé‘'oungPao，
②方豪，明万历间马尼拉刊印的汉文书籍，现代学苑（台北），1967，卷4，6期；《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1519～1520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③W.E.Retana:Origenes de la imprenta Filapina，p.71（Madrid，1911）。
④C.R.Boxer:Chinese abroa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Manchu periods，compiled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 1500～1750.T'ienHsia Monthly，1939，vol.9，no.5，p.459（Shanghai）。
①W.B.Henning，The date of tyheSogdian ancient letter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48，vol.12，p.601～615。
①BortholdLaufer，Sino-Iranica；ChinesecontributiontothehistoryandcivilisationinancientIran，p.559（Chicago，1919）。
②《新唐书》（1061）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康国》，廿五史本第六册，第673～6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第23～31节，第88～136页（北京：京城印书局，1930）；冯承钧编、陆峻岭订，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BertholdLaufer，Sino-Iranica，op.cit.，p.559（Chicago，1919）；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393～394页（北
京：商务印书馆，1964）。
④RichardN.Frye，Tarxùn-TürxünandCentralAsiahistory.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1951，vol.14，p.123（Cambridge，Boston）
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大食传》，廿五史本第五册，第639页。
②张广达，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751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①FriedrichHirth，DieErfindungdesPapierinChina.T'oungPao，1890，vol.1，p.1～14；ChinesischeStudien，Bd.1，p.259～271（Berlin，1890）。
①JosephKarabacek，DasArabischePapier；Einehistorische-antiquarischeUntersuhung，MitteilungenausderSammlunderPapyrusErzherzogRainer，Ⅲ，p. 112（Wien，1887），alsocitedbyThomasF。 Carter，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ga anditsspreadwestward.2nded.revisedbyL.C.Goodrich，p.134（NewYork，1955）。
②al-Tha‘alibi，Thebookofcuriousandentertaininginformation，translatedbyC.E.Bosworth，p.141（Edinburgh，1968）。
① EduardSachau （tr. ），Al-Biruni'sIndia （1888），vol. 1，p. 171 （London，1910）。
② V. Minorsky，Tamim ibnBahr's journey to theUyghu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1948，vol. 12，no. 2，p. 285。
③ JosephKarabacek，DasArabischePapier，op. cit. ，p. 99。
④ Ibn Khaldun，TheMagaddimah；anIntroductiontohistory，translatedbyF. Rosenthal，p. 352 （NewYork:Bollingen，1958）。
①PhilipK.Hitti，HistoryoftheArabs，10thed.，p.212（London，1970）；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册，第2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②ThomasF.Carter，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1925）.RevisededitionbyL.Goodrich，p. 98（NewYork，1955）. Carrington
① 关于埃及和摩洛哥造纸，参见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1928， 1期，第46～49 页； Dard Hunter，Papermaking； The history and technigne of an ancient craft， pp. 470， 472 （New York， Dover， 1978）。
② Cf. A. F. R. Hoernle: Who was the inventor of rag pape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latic Society （London）， 1903，Arts 22， pp. 663 et seq。
① Julius Wiesner， Mikroskopische Untersuchung der Papiere von el-Faijūm. Mitteilungen aus der Sammlung der Papyrus
Erzherog Rainer （MSPER）， I， p. 45ff. （Wien， 1886）； Die Faijumer und Uschmūneiner Papiere； eine naturwissenschaftliche，mit rücksichtliche duf die Erkennung alte， und modernen Papiere und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Papierbereitung durchgeführte Untersuchung.MSPER，Ⅱ-Ⅲ ， p. 179ff. （Wien， 1887）。
② J. Wiesner， Mikroskopische Untersuchung alter Ostturkestanischer und anderer Asiatischer Papiere nebst histologischen
Beitr?gen zur mikroskopischen Papieruntersuchung. Denkschrifte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uthematisch-
Naturwissenschaftliche Klasse， 1902， Bd. 72； Ein neuer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apieres， 26pp. （Wien: Carl Gerolds Sohn，1904）。
③ Thomas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2nd. revised ed. by L. CarringtonGoodrich， pp. 135～136 （New York， 1955）。
④ Joseph Karabacek， Das Arabische Papier； eine historisch-antiquarische Untersuchung. Mitteilungen aus der Sammlungder Papyrus Erzherog Rainer，Ⅱ/ Ⅲ，pp. 123～124 （Wien， 1887） 。
⑤ M. Levey， Chemical technology in medieval arabic bookmaking. Transaction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62，vol. 52， pt. 4， pp. 1～55。
①J.Karabacek，DasArabischePapier，op.cit.，p.128f（Wien，1887）
②K.A.Totah著、马坚译，回教教育史第二版，第12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③T.F.Carter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1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① Emil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Fragments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y， vol. 1， p. 4 （London: Trübner， 1888。
① Baron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vol. 3， p. 265 （La Haye et Amsterdam: Les Frères van Cleep， 1835。
② George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2， part 2， p. 1010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Co. ，1931。
③a Abdiulhak Adnan， Sur le Tanksukname-i Ilkhan dez ulum-u-funum-i Khatai， Isis， 1940， vol. 32， pp. 44～47. Adnan将此书名译为Livre des relatés des Ilhani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u Khatay （ 《伊利汗国有关中国科学技术的宝书》） 。
①Rashid-al-Din主编，余大钧译，史集卷三，第225～2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引用时对个别译文作了
改动，而人名由引者从俄文转写成拉丁文字母——引者。
②查《元史》（1370）各卷，无孛罗本传，但卷一百三十三《脱欢传》载，至元十五年（1278）脱欢从丞相孛罗西征
有功，加定远大将军。卷十二《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安州人张拗驴因伪造丞相孛罗署印，而被处斩，则此人必为拉施特丁·《史集》中所指者，见《元史》廿五史本第九册，第376，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SirHenryYule，ThebookofSerMarcoPolotheVenetian，concerningthekingdomandmarvelsoftheEast.3rded.revisedbyHenriCordier，vol.1，pp.426430（London:Murry，1903）；EdwardG.Browne:PersianliteratureunderthTartardominion，pp.37～39（Cambridge，1920）；BertholdLaufer:Sino-Iranica；Chinesecontributionstothehistoryofcivilisatione inancientIran，pp.559～560（Chicago，1919）。
①原文作“写”，因中国人从不直接在版本上写稿后刻字，而是将稿写在纸上，再将字以反体转移到版木上刻字，故此处将“写”改为“转移”——潘注。
②H.JuliusKlaproth，LettreàM.leBaronAlexandredeHumboldtsurl'inventiondelaboussole，pp.131～132（Paris，1834）。 ③EdwardG.Browne，PersianliteratureundertheTartardominion，pp.100～102（Cambridge，1920）。
① ThomasF. Carter，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 （1925），2nded. revisedbylutherC.Goodrich，pp. 176～178 （NewYork: Ronald，1955）。
① ThomasF.Carter，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2nded. revisedbyLuthurC.Goodrich，p. 181，note2 （NewYork，1955）.
② 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 5，ptl: PaperandPrintingbyTsienTsuen-Hsüin，p. 307（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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