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奝然（951？～1016）俗姓藤原氏，出身名贵，但不喜利禄，遂剃发为僧，天录年（970～992）以来萌发入宋五台山佛教圣地巡礼求法之念。据其弟子成算《成算法师记》等书所述，983年奝然率成算等五六人乘宋商陈仁爽、宋仁满之船于浙江靠岸，至扬州开元寺、洛阳白马寺、山西五台山等名刹巡礼②。又赴汴京（今河南开封）晋见宋太宗，986年再搭宋商郑仁德船归日本，带回宋太宗所赐《开宝藏》及十六罗汉像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一《日本传》称：
  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奝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官也。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奝然复求诣五台[山]，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985），[郑]仁德还，〓然遗其弟子喜因奉表来谢③）。奝然向宋太宗所献《职员令》，应是飞鸟朝（593～710）朝臣藤原不比等（659～760）奉敕于701年撰成的《大宝律令·职员令》。太宗因其献中国少见的汉儒郑玄（127～200）注《孝经》及唐太宗皇子越王李贞著《孝经新义》残卷而喜，遂应其请，赐《大藏经》一部。据1072年入宋僧成寻（1011～1081）《参天五台山记》熙宁六年（1073）三月廿三日条载：“[御]赐《大藏》一藏及新译注二百八十六卷，现在日本法成寺藏内”，可见984～1073年九十年间，奝然带回的宋刊藏经及其他人带回的新译注佛经286卷仍在京都法成寺保存并发挥作用。当时僧人曾云集此寺抄录或校订佛经。北宋精刊本《开宝藏》的东渐，对日本刊印佛经给予很大的激发并提供善本。此后刊经之事史不绝书，虽尚未翻刻全藏，但零散的印本如雨后春笋。
  木宫泰彦引平安朝后期公卿日记及文集开列了1009～1169年出版单本佛经的一览表。在这160年间所刊佛经达8601部、2058卷，多由公卿及皇室出版。如藤原道长（967～1027）日记《御堂关白记》称，宽弘六年（1009）十二月十四日出版《法华经》千部。《小右记》称长和二年（1041）十月十七日刊行《法华经》千部。《台记》载仁和四年（1154）六月八日，藤原赖长为祈求白河上皇脑病痊愈，刻印《药师经》千卷。《兵范记》载喜应元年（1169）白河上皇为皇子修冥福，雕印《法华经》千部、《无量义经》、《观音贤经》、《阿弥陀经》及《般若心经》各350部，一年内即刊印2400份佛经①。以上是在平安京（今京都）刻印的。
  至于南都（今奈良），也继续刊印佛经。1088年藤原氏氏寺南都兴福寺刊印法相宗的《成唯识论》十卷，卷尾有下列题款：
  兴福伽蓝（寺）学众诸德，为兴隆佛法，利乐有情，各加随分财力，课工人镂《唯识论》一部十卷模。宽治二年（1088）三月廿六日毕功。愿以此功德回向诸群类，往生内院（净土），闻法信解，证唯识性，速成佛道。模工僧观增②。此刻本原藏奈良东大寺尊胜寺，今移入奈良国立博物馆。这部佛经的出版揭开了后来“春日版”的序幕。元永二年（1119）南都又雕印唐代法相宗僧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是对《成唯识论》的注疏本，此刊本板木现存兴福寺北圆堂。经卷卷尾题记云：
  山堦之寺，法相之徒，往年（1088）结构镂《论》模。然《疏》阙而有恨，半珠得而无足。爰去天永中庚寅之年（1110）学众佥议令刻，义灯送三载之岁，毕七轴之功。同四年癸巳（1113）更俾雕《疏》模，于时僧祗之财为法竭矣。至于元永中己亥（1119）经七年营方了。模板四百余枚，镂匠八九许辈，如雇天工，神又妙也。..模工僧延观。
  文内“天永”、“元永”为鸟羽天皇时的年号，《论》指《成唯识论》，《疏》为《成唯识论述记》。上段话大意是，山堦之寺（奈良兴福寺）法相宗徒1088年曾刊印《成唯识论》，因无注疏本，是以为憾。1110年僧众聚议再刊注疏本，由义灯用三年断续刻成9卷。1113年起继续刻版，因财力不足，进展缓慢。至1119年才刻完（共20卷），用刻板400余块，有刻工八九人参与。最后由刻工僧延观总其成。此人即前刻《成唯识论》者。有几个日本古代术语要说明，日本将印板称“形木”或模板，刻工称“模工”，印本称“摺本”，而将印刷称为“摺写”或“摺”，雕刻称“雕镂”或“镂”，因之刻工亦称“镂匠”。读日本古书时，宜掌握这些术语含义。
  上述1119年刻印的《成唯识论》为卷子本，共40纸，每纸纵八寸九分、横一尺七寸（26.7×51厘米），版面高八寸一分（24.3厘米），每版40行，行21字，刻以写经体字。因财力不足，每版双面刻字。春日版还包括兴福寺僧晴秀1150年刻印的《大乘法苑义林》7卷、沙门永尊之1173年刊《法华摄释》4卷等。与此对应的是延历寺系统刊印的天台宗佛经三部60卷。大治年（1123～1131）成书的《二中历》卷三称，印本有《摩诃止观》10卷、《文句》10卷等。除此，在高野山有1096年刊《法华经》、1165年刊《般若心经》等，这些经通称“高野版”。高野山因而成为平安朝京都、奈良以外另一印刷地点。刊本多为中国汉文原典重刊本，日本人作品只有《往生要集》（1168年刊）一书。此书属净土宗，题记云：《往生要集》者，一代圣教之肝心，九品往生之目也。流布之虽多，摺写之本惟少。仍雕文字于形木，整句偈于贯花。..时仁安三年（1168）六月十九日雕刻毕①。
  高野山出版的密宗佛经有《六字神咒王经》，刊于1120年。平安朝所刊佛经有两种，一是摺写供养本，供奉于寺院作许愿用；二是实用本，供诵读用。实用本社会效益大，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
  平安朝之后是鎌仓时代（1184～1333），此时国家实权落入征夷大将军源赖朝（1147～1199）及其后继者手中。源氏在鎌仓（今神奈川县鎌仓市）经营的政权改称“幕府”，行使政府职能，天皇已形同虚设。封建武士集团的幕府专政此后持续近700年，但这种局面未能阻止印刷业发展。1202年在南都奈良再次开版法相宗的《成唯识论》，刊记为“为春日四所之神恩，敬雕《唯识》十轴之论模”，因此时南都刊本佛经题记都赞颂春日明神之威德，而且除源氏家寺兴福寺外，春日神社也刊经，后来将这类刻本称为“春日版”。最初刊本作卷轴装，刻写经体字，很快易为“折本”，即经折装。1213年刊《瑜伽师地论》，1222年刊《因明正理门论》，都与法相宗有关。春日版佛经较多，愿主多是僧人和源氏家族，模工也是僧人，僧人刻版因而形成传统，这是与中国不同的。所据底本仍是宋《开宝藏》中的本子。
  鎌仓时代时，宋代佛教禅宗和儒家理学传入日本。宋代理学家兼涉禅学，而宋僧又多治“外典”（儒学），是儒学与佛学在理论上相互渗透的结果。日本入宋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受这种影响，便将这新的学风带回国，很快在宗教界产生反响，因此一些寺院除刊印佛经外，也兼刊儒典，形成印刷史中的新动向。佛僧刊儒典开始时有点羞答答的，不肯具姓名。如“陋巷子”以宋刊本为底本1247年印《论语集注》10卷，据说是日本出版儒典之滥觞。此后1322年僧素庆也据宋本翻刻《古文尚书孔子传》13卷，可作为僧人刊儒典之范例。平安朝纪伊国（今和歌山县）高野山刊佛经的传统，一直持续到鎌仓时代，如1253年刊《三教指归》，今存高野山正智院。高野版多与密宗有关，以厚纸两面印字②，装订多为“粘叶装”，类似中国的蝶装，因双面有字，翻阅时更便。
  鎌仓时代战乱不已，从足利尊（1305～1358）任征夷大将军时又进入另一时代。至其后继者足利义满（1358～1408）建幕府于京都室町，称室町幕府或足利幕府，历史上将足利幕府统治时期称为室町时代（1336～1408）。中经经南北朝（1336～1392）对立，至足利义满时南北统一，经济一度回升，又与明保持经济与文化交流，印刷再度发展。此时禅宗已扩及到京畿，以京都南禅寺、天龙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这五寺为中心形成禅宗各派根据地，称“五山”，效法中国“五山十刹”的名法。1337～1427年间五寺出版很多佛经及杂书，包括儒典诗文、医学方面宋版书的翻刻本，五山僧也刊自己写的书，形成五山印刷文化。战乱时，五山成为一块文化乐土，所刊书通称“五山版”，达数百种。此时所刊诗文集有1325年刊的《寒山诗集》，1359年刊《诗法源流》。值得注意的是正平十九年（1364）僧道祐印《论语集解》（图15-16），称正平版《论语》。此本今存南宗寺。鎌仓时代因幕府将军支持，曾有开雕《大藏经》计划，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据中国传来的福州版藏经出版了五部大乘经，共200卷，皆传世。
  当中国元末社会动乱之际（13世纪后半），不少闽、浙刻工东渡，将宋元高度发达的印刷技术直接传到日本。福建刻工俞良甫、陈孟荣、陈伯寿等人①1367年到日本，在京都参加五山版刻书工作，甚至自行开业。其中俞良甫（1340～1400在世）福建莆田人，寓居京都嵯峨，协助天龙寺刻书，也自行刻书，如1370年刊《月江和尚语录》，1371～1374年刊《李善注文选》60卷，1372年刊《碧山堂集》，1374年刊《白云诗集》。1384年再刻北宋僧契嵩《传法正宗纪》（图15-17）。此书叙述禅宗历史，卷尾题记云：“福建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人俞良甫，于日本嵯峨寓居。凭自己财物置板流行。岁次甲子（1384）孟夏月日谨题。”
  1387年俞良甫又出版《新刊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集》，1395年刊《般若心经流》及《昌黎文集》等书。其他中国刻工也在日本刻了不少书。他们的到来为五山印刷文化带来生机，打上中国的烙印，使五山版与其他日本版书更具独特风格。首先，五山版有相当多的非宗教书，扭转过去一味
  刊佛经的印刷格局，丰富印刷品内容。其次，日本印书多写经体字，字体各异，而五山版仿宋版字体，印刷字体划一。书的版面也沿宋元版版式，装订取“袋缀本”形式，相当中国的线装。五山版刻印方式对后来日本印刷产生很大影响。室町时代以前的日本手抄或出版的汉文古书，像古代中国书一样都是无标点本。
  日本年青人读时需由师傅指导加句点、注音，也就是施加训点。所谓“训点”指在汉字旁加片假名注音和句点，并在汉字间加假名表示语法关系，以便阅读。最早的训点本或和点本出现于应永五年（1398）约斋居士道俭出版的《法华经》中，书内附嘉庆元年（1307）的跋语：
  《法华经》倭点者，盖为本国僧俗男女至于灶妇、贩夫通汉音者而所设也。……又倭字俗谓之假名字，经曰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是约斋居士不坏假名而谈实相，所以流通倭点者欤。若复有人于不执卷，常诵是经，则居士拾财镂板厥功也不虚矣①。
  但室町时代这类训点本只是个别事例，多数刊本仍是无标点本，从17世纪以来日本出版的汉籍中才出现更多的训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