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由于两次刊印正续藏经，也满足了僧众之需，只偶而雕印《莲华经》、《华严经》等单本注疏本。然而高宗十六年（1231）时藏经遭到劫难，该年八月蒙古统治者窝润台汗以高丽杀其来使为由，命元帅撤礼塔领兵压入境内，连拔40余城池，原藏于符仁寺及兴王寺的正续藏经及经板皆毁于兵火。1232年高宗离开京师，在宰相崔瑀（1175？～1249）胁迫下迁都于江华岛。至1235年蒙古继续用兵，高宗设消灾道场于内殿，令百官每日自辰时至午时拜佛禳兵②。他此时想到先王显宗发愿刻藏经退辽兵的往事，遂“与宰执、文武百僚等同发弘愿，已署置勾当官司，俾之经始”③。因置“大藏都监”，参考宋、辽藏经及过去本国的藏经，重新开雕，历十六年始成其功。《高丽史·高宗世家》载，高宗三十六年（1251）九月壬午：“[王]幸城西门外大藏经堂，率百官行香。显宗时板木毁于壬辰（1232）蒙[古]兵，王与群臣更愿立都监，[历]十六年而功毕。”
  可见大藏都监初置于高宗二十三年（1236），至三十八年（1251）藏经雕印完毕，计6797卷，用板8万余块，故又称“八万板大藏经”。为安全起见，经版后来藏于岭南道（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内加耶山附近的海印寺经板阁内，至今仍呈完好状态。据1915年调查，海印寺经板存81240块，内121块重复，尚缺18块④，因此有效的经板应为81137万块。为节省木料，每版双面刻字，版上有把子便于翻动。所用板材有梨木、柿木（Diospyroskaki）、桦木及厚朴（Mongoliaofficinalis）等，取自济州岛、莞岛、巨济岛及欎陵岛等地。每块经版直高24厘米、横长65厘米、厚4厘米，板重2.4～3.75公斤。每版23行，行14字，每字1.5平方厘米⑤，全藏共2600万字。作经折装，每卷以千字文编号，各卷卷尾年款无年号，只用干支，如“丁酉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丁酉为南宋理宗嘉熙元年、高丽高宗二十四年（1237），类似的题疑纪年有己亥（1239）、癸卯（1243）、甲辰（1244）、戊申（1248）等等。
  高丽国第三次刊印藏经是在国家遭受蒙古兵侵略的困难时期在海岛上进行的。爱国的工匠尽心竭力，短期内以高质量完成任务。一些大臣也出资协助开雕，如宰相崔瑀和门下待中兼判吏部、御史台事崔沆。高宗四十二年（1255）诏曰：
  今一揆晋阳公崔怡（崔瑀）当圣考（康宗）登极之日（1213）、寡人即祚（1214）以来，推诚卫社，同德佐理。越辛卯（1231），边将失守，蒙[古]兵闯入，神谋独决，截断群议，奉舆卜地迁都。不数年间，宫阙、官廨悉皆营构。宪章复振，再造三韩。且历代所传镇兵《大藏经》板，尽为狄兵所焚。国家多故，未暇重新，别立都监，倾纳私财雕板几半，福利邦家，功业难忘。嗣子侍中[崔]沆，遹追家业，匡君制难，《大藏经》板施财、督役告成，庆讚中外受福①。
  可见，崔瑀出家资雕刻近四万块藏经经版。丁酉岁（1237）刻《金刚般若经》印有下列题记：“晋阳侯崔瑀特发弘愿，以大字《金刚般若经》雕版流通。所冀邻兵不起，国祚中兴。”
  捐资刻经的还有国子监祭酒郑晏，为工部尚书郑叔瞻之子。《高丽史》说郑晏“退居南海，好佛，游遍名山胜刹。舍私财与国家约中分藏经刊之”②。海印寺所藏经板，后被用来多次重印，重印本作经折装，且传入中国，北京图书馆藏《大乘三聚忏悔经》一册，尾题“壬寅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壬寅为高宗二十九年（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