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朝鲜半岛印刷的起源——高丽朝大藏经的刻印
  正如造纸术一样，朝鲜半岛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在印刷技术传入之前，总以印刷品的传入为先导。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的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说明中国唐初武则天称帝后期的印本佛经已传到新罗。庆州是新罗的京城，从668年起半岛是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的一统天下，两国以大同江为界，陆上接壤。新罗赴唐使节、留学生、僧人和来此访问的唐人都有可能将唐刊佛经及其他读物带到新罗。但此时新罗还没有自行刊印过书籍。刻书则始自高丽王朝①。朝鲜古志一度认为岭南道陕川郡海印寺藏八万块《大藏经》印版为新罗哀庄王（800～808在位）丁丑雕印，但此说早已引起怀疑，李圭景写道：
  海印寺八万《大藏经》板古志以为新罗哀庄王丁丑雕造者，盖讹传也。哀庄王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庚辰（800）立，唐宪宗元和四年己丑（809）为宪德王（809～825）所弑，则其间无丁丑。且哀庄丙辰（806）禁新创佛寺，则似无开雕佛经之事②。
  李圭景还指出他祖父李德懋（1741～1793）曾到过海印寺，“寺僧所记曰，‘戊申年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显然不是新罗时代产物，详见李德懋《盎叶记》。从文献记载及实物遗存来看，半岛印刷始于统一后的高丽王朝（936～1392）前期刊印佛经。高丽创建者王建奉佛教为国教，历代高丽王都笃信佛法，高丽又与宋、辽有二百多年并存，与中国这两个并立的政权保持密切关系。宋代雕版印刷高度发达，大量宋版书涌入高丽境内，势必刺激东邻国家印刷业的兴起。宋、辽开雕《大藏经》后，刊本及时传入高丽，国王为发展本国佛教，首先刊行佛藏，这是很自然的。
  刊刻《大藏经》是佛教史中的盛举，宋《开宝藏》刊毕之时（983），值高丽成宗（982～997）王治（960～997）即位伊始，闻讯后即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遣韩蔺卿等使宋，并“遣僧如可赉表来觐，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③。这是宋《开
  ”宝藏》最初传入高丽的经过。宋太宗淳化二年（991）高丽王王治再遣兵部尚书韩彦恭（940～1004）来宋，“彦恭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高丽史料④亦载“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韩]彦恭奏请《大藏经》，帝赐藏经480函，凡2500卷，又赐御制《秘藏逍遥咏》、《莲花》、《心轮》还”。
  可见宋太宗时，公元989年及991年两年内宋已赠送两套《开宝藏》，而且高丽王要《大藏经》的目的就是想在本国刻印。李朝史官郑麟趾（1395～1468）《高丽史》（1454）卷三称，高丽成宗十年（991）夏四月庚寅，兵部侍郎韩彦恭“还自宋，献《大藏经》。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读下教敕。..冬十月，..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及御制”⑤。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高丽肃宗再遣礼宾卿崔元信入宋，“又进中布二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①。这是流入高丽的第三套《开宝藏》。10世纪时高丽成宗得北宋新刻藏经后，需有一段时间酝酿才能开雕，但年仅三十八岁便去世，刻经心愿未遂。
  及穆宗（998～1009）即位，条件可能已具备。因为日本东京上野博物馆原藏穆宗十年（1007）高丽总持寺主弘哲刻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说明此时已有单独佛经刊行了。此经共一卷，卷轴装，版框5.4×10厘米，四周单边，每行9～10字，卷首有插图和如下题记：高丽国总持寺主真念广济大师释弘哲，敬造《宝箧印经》板印施普安佛塔中供养。时统和二十五年丁未岁记②。
  经的全名是《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文字及插图雕刻不够圆熟，显示为高丽早期印本特征。这是迄今发现的朝鲜半岛境内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从经文及版式观之，显然据中国吴越王（929～988）钱俶在杭州刻印的同名佛经为底本。此高丽刊本题记中年款统和二十五年（1007）为辽圣宗年号（图15-4），因当时高丽国王轮换行宋、辽年号。朝鲜半岛印刷至迟起于高丽穆宗之时，但穆宗未及大规模开雕藏经，便被权臣康兆（中国史中作康肇）弑死，年仅三十岁。
  继穆宗之后，显宗（1010～1031）王询（992～1031）嗣位，时辽属女真95人来高丽被杀，辽圣宗以康兆弑君及辽使被杀为由，统和二十八年（1010）率兵征高丽。康兆战败被斩，契丹兵进至西京（今平壤），显宗南逃。次年（1011）初，辽主攻京城（今开城），焚大庙、宫阙。显宗于南方避难时，与群臣发愿，若辽兵退，则誓刻《大藏经》。
  凑巧的是，显宗发愿刻经后，辽圣宗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正月班师回朝。显宗于二月还京城，从这年起开雕高丽版《大藏经》（图15-5），以宋《开宝藏》为蓝本。高丽朝高宗时翰林学士李奎报（1168～1241）追记显宗刻藏经时写道：“因考厥初草创之端，则昔显宗二年（1011）契丹大举来征。显祖南行避难，[契]丹兵屯松岳（开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然后丹兵自退”①。
  这段话明确说高丽开雕藏经始于显宗二年（1011）。虽然在这以前的穆宗时有可能刻藏，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刻成。
  显宗在位22年间已刻出大半，经德宗、靖宗至文宗（1047～1083）时才告完成。在这过程中辽《契丹藏》约于1160年刊毕，共597函，约6000卷。这使高丽又从辽得《契丹藏》，以便与宋藏对校，刊出余下部分。《辽史·高丽传》载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高丽文宗王徽（1018～1083）遣使入辽，“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王]徽”。《辽史·道宗纪》又载，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十二月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这两部辽版藏传入高丽都在文宗在位期间，在这36年间刊出藏经后半部。文宗前的德宗在位只三年、靖宗在位12年，所刻藏经不多，因此高丽藏主要在显宗及文宗时刊刻的。
  藏经刊毕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成于显宗时（11世纪）②，有的说文宗三十六年（1082）③，都未举出证据。我们认为当完工于宣宗四年（1087）年初，相当宋哲宗元祐二年。因《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载，宣宗四年二月甲午（1087年3月18日）“王幸开国寺，庆成《大藏经》”庚子（5月23日），幸归法寺，庆成《大藏经》④。夏四月“”4。高丽正史明确指出1087年宣宗于二月及四月去开国寺及归法寺出席庆祝藏经刊成法会。因此从1101年至1087年经76年才完成这次大规模印刷工程，全藏约6000卷，板存于庆尚北道大邱的符仁寺。
  高丽藏经于宣宗四年（1087）刊毕后，王弟王煦（1057～1101）又发起刊行另一套藏经，史称“续藏”。王煦为文宗第四子，字义天，十一岁（1067）出家，拜师于灵通寺。“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经》，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⑤。十三岁（1069）被称为“祐世僧统”。王煦欲入宋求法，文宗不许。待文宗次子王远（1049～1094）即宣宗即位（1084），再数请入宋。宰臣、谏官考虑到他的安全和对辽关系，极言不可。王煦无奈，遂于宣宗二年、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月偕弟子寿介私乘宋商林宁的船入宋。及至汴京，被引至垂拱殿觐见刚即位的宋哲宗。《宋史·高丽传》载元丰八年高丽王弟“僧统（即王煦）来朝，求问佛法，并献经、像”。可见王煦曾将高丽刻印的佛经、佛像献给宋哲宗，所献的或为高丽版藏经，或其一部分。
  宋哲宗对王煦给予礼遇，允于各地游方问法，“诏以主客员外杨杰为馆伴至吴中诸寺，皆迎饯如王臣”。他向中国高僧问法，还向杭州慧因寺捐银印佛经。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煦返国，至礼成江受到王兄及王母欢迎，向宣宗献上自宋得到的释典及经书千卷，“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4000卷，悉皆刊行。”①肃宗六年（1101）卒，赠大觉国师。王煦入宋求法后，想于“还乡之日聚集古今诸家教乘，总为一藏，垂于万世”。他所主持的“教藏都监”，补刻新得自宋辽的释典及诸家教乘4000余卷，当刻印于宣宗二年至肃宗五年间（1085～1100）。由于他1101年去世，很可能未刻完②。此续藏内题“高丽国大兴王寺奉宣雕造”、“海东传教沙门义天（即王煦）校勘”。因宣宗、肃宗行辽年号，故此藏经年款署辽道宗大安（1085～1094）、寿昌（1095～1100）年号，正是宋哲宗在位时（1085～1100）。王煦在中朝文化交流史及朝鲜印刷史中作出重要贡献。
  二 高丽朝所刊非宗教著作
  高丽雕印藏经时已拥有一批印刷工匠、积累了技术经验，于是开始刊印非宗教读物，包括儒家经典、文史及科技著作等。为此又从宋引进各种刻本为底本，早在宋太宗淳化二年（992）高丽成宗即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入宋，“又上[表]言愿赐板本《九经》书，用敦儒教。许之”③。这是宋初国子监据五代本《九经》重刊者，包括《易》、《诗》、《书》、《左传》等九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高丽显宗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入宋，次年（1016）辞归时，宋真宗“赐询诏书七函、袭衣、..及经史、历史、《圣惠方》等。”④这次给高丽显宗王询的书包括宋版儒家经典注疏本、《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北宋监本、历日及淳化三年（992）奉太宗敕命刊刻的《太平圣惠方》百卷等。《高丽史·显宗世家》载，显宗十三年（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五月“韩祚还自宋，帝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⑤。
  高丽除通过入宋使节得到书籍外，还鼓励宋商海运中国印本，如宋真宗天圣五年（高丽显宗十八年，1027）五月，“宋江南人李文通等来献书册，凡五百九十七卷”⑥。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崩，哲宗即位，高丽宣宗特遣兵部侍郎李资仁祝贺登极，礼毕，“请市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诏惟赐《文苑英华》一书”⑦）。此书为官刊本，共千卷。
  高丽当局甚至连宋代雕版也在购求之列，如宣宗四年（1087）三月“宋商徐戬等二十人来献新注《华严经》板”①。福建商人徐戬此次运来经板是受高丽王煦委托在杭州雕刻的②。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二月，高丽宣宗遣兵部尚书黄宗悫、工部侍郎柳申入宋，“乞买历代史及《册府元龟》等书”..“礼部尚书苏轼言宜却其请，不许。..有旨：‘书籍曾经买者，听’。”③苏轼因发觉六年前中国商人将书板运往高丽，恐其使者再买到不宜出口的其他书物，遂上疏宜却其请。但哲宗没有采纳奏议，仍许使者将已买之书带回，包括《册府元龟》（1013）千卷。此后高丽使者又在宋得《神医补救方》及《太平御览》等书以还，高丽王特别喜欢此书。后来1192年“宋商来献《太平御览》，赐白金60斤，仍命[判秘书省事]崔诜校雠讹璆”④，于次年刊印。
  自北宋太宗至南宋光宗（976～1194）218年间大量宋刊本传入高丽，为重刊这些书提供精良底本，至迟从高丽靖宗（1035～1040）时起，便开雕非宗教著作。靖宗八年（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二月己亥：
  东京（庆尚道庆州）副留守崔颢、判官罗旨说、司录尹廉、掌书记郑公幹等奉制新刊《两汉书》与《唐书》以进，并赐爵⑤。
  这次刊印《两汉书》与《旧唐书》是奉王命在庆州进行的，主持印书的东京副留守崔颢被授以县伯，食邑600户。三年后（1045）夏四月己酉：
  秘书省进新刊《礼记正义》七十本，《毛诗正义》四十本，命藏一本于御书阁，余赐文臣⑥。
  靖宗、文宗时儒书及子史书刊本印数不大，只供王公大臣用，广大读书人仍靠写本。
  自文宗十年（1056）八月以后因西京（平壤）留守进表后，情况有改变：
  西京留守报，京（开京）内进士、明经等诸业举人所业书籍，率皆传写，字多乖错。请分赐秘阁所藏《九经》、《汉[书]》、《晋[书]》、《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置于诸学院。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⑦。
  文宗以后高丽版《九经》、正史、诸子百家书才面向大众。文宗十二年（1058）九月己巳朔：
  忠州牧进新雕《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小儿药证病源十八论》、《张仲卿五脏论》九十九板，诏置秘阁⑧。
  文宗十三年（1059）二月甲戌：
  安西都护府（西海道海州）使都员外郎异善贞等进新雕《肘后方》七十三板、《疑狱集》十一板、《川玉集》十板。知京山府事、殿中内给事李成美进新雕《隋书》六百八十板，诏置秘阁，各赐衣衬①。
  文宗十三年夏四月：
  知南原府事、试礼部员外郎李靖恭进新雕《三礼图》五十四板，《孙卿子书》九十二板，诏置秘阁，仍赐衣衬②。
  高丽版书具北宋刊本版式，用宋版本为底本，再由儒臣对校，堪称善本，受宋人喜爱。又以楮皮纸印成，书册厚重，字体一般较大，刻工精细，多为官刊本。印刷地点集中于开京（开城）、东京（庆州）、西京（平壤）、忠州牧、海州、南原府等地，这些地方也是产纸区。有些书还传入中国，如宋哲宗元丰八年（1085）王煦献上高丽《大藏经》。元祐七年（1092）秋七月宣宗遣兵部尚书黄宗悫、工部尚书柳申入宋，向宋哲宗献高丽版《黄帝鍼经》③，帝览后甚喜，次年（1093）正月“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鍼经》于天下”④。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召见高丽使臣户部尚书李资义等后，允许其购书听便，且再赐《文苑英华》一部⑤。返国后，李资义向宣宗奏曰：“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百篇：《尚书》、荀爽注《周易》十卷..”⑥
  可见宋哲宗听说高丽版书多善本，乃命陪同使团的中国官员向使节提交宋代所需高丽刊本书目，以便购求，即令残卷也需要。实际上书目达120种共4980卷。其中包括《高丽风俗记》一卷、《高丽志》7卷、王方庆《园亭草木疏》27卷、《古今录验方》50卷、《张仲景方》15卷、《黄帝鍼经》9卷、《陶隐居效验方》6卷、《大衍历》、信都芳《乐书》9卷、《尔雅图赞》2卷、《汜胜之书》等科技书，还有《风俗通义》30卷、《周处风土记》、《三辅决录》7卷、《十三州志》14卷、《水经》20卷、鱼豢《魏略》等史地类等。看来此书目出翰林学士之手，所开书单都是中国需要而少见的书。高丽国王对宋帝的要求是重视的，同时还应辽国要求提供善本，如睿宗八年（1113）正月辽遣永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因、太常少卿王侁来高丽，“耶律因等请将还，请《春秋释例》、《金华瀛洲集》，王各赐一本”⑦。
  高丽国中央主管刊书的机构是秘书省，置监（从三品）、少监、丞、校书郎、校勘、书手等职，下设书籍处贮存印板。肃宗六年（1101）三月“制以秘书省文籍板木委积损毁，命置书籍铺于国子监移藏之，以广摹印”⑧。同年夏四月“翰林院奏，御名同韵字请秘书省雕板颁示，使人知所避讳。制曰：可”⑨。由秘书省将规范的避讳字印成文件颁发各地实施。重要著作出版前，有时由国王组织专门班子校勘，再交秘书省刻印。如毅宗五年（1151）六月，王“命宝文殿学士、待制及翰林学士日会精义堂，校《册府元龟》”⑩。明宗廿二年（1192）夏四月，王“命吏部尚书郑国俭、判秘书省事崔诜，集书筵诸儒于宝文阁，雠校增续《资治通鉴》，分送州县雕印以进，分赐侍从儒臣。”①八月癸亥，仍命崔诜校雠《太平御览》。由于历代国王重视出版事业，因此经史子集诸书版本皆备，足以满足本国需要，肃宗（1095～
  1104）以后便较少从中国进口书籍了，高丽成了东方另一出版大国。
  三 海印寺八万板大藏经的刻印
  由于两次刊印正续藏经，也满足了僧众之需，只偶而雕印《莲华经》、《华严经》等单本注疏本。然而高宗十六年（1231）时藏经遭到劫难，该年八月蒙古统治者窝润台汗以高丽杀其来使为由，命元帅撤礼塔领兵压入境内，连拔40余城池，原藏于符仁寺及兴王寺的正续藏经及经板皆毁于兵火。1232年高宗离开京师，在宰相崔瑀（1175？～1249）胁迫下迁都于江华岛。至1235年蒙古继续用兵，高宗设消灾道场于内殿，令百官每日自辰时至午时拜佛禳兵②。他此时想到先王显宗发愿刻藏经退辽兵的往事，遂“与宰执、文武百僚等同发弘愿，已署置勾当官司，俾之经始”③。因置“大藏都监”，参考宋、辽藏经及过去本国的藏经，重新开雕，历十六年始成其功。《高丽史·高宗世家》载，高宗三十六年（1251）九月壬午：“[王]幸城西门外大藏经堂，率百官行香。显宗时板木毁于壬辰（1232）蒙[古]兵，王与群臣更愿立都监，[历]十六年而功毕。”
  可见大藏都监初置于高宗二十三年（1236），至三十八年（1251）藏经雕印完毕，计6797卷，用板8万余块，故又称“八万板大藏经”。为安全起见，经版后来藏于岭南道（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内加耶山附近的海印寺经板阁内，至今仍呈完好状态。据1915年调查，海印寺经板存81240块，内121块重复，尚缺18块④，因此有效的经板应为81137万块。为节省木料，每版双面刻字，版上有把子便于翻动。所用板材有梨木、柿木（Diospyroskaki）、桦木及厚朴（Mongoliaofficinalis）等，取自济州岛、莞岛、巨济岛及欎陵岛等地。每块经版直高24厘米、横长65厘米、厚4厘米，板重2.4～3.75公斤。每版23行，行14字，每字1.5平方厘米⑤，全藏共2600万字。作经折装，每卷以千字文编号，各卷卷尾年款无年号，只用干支，如“丁酉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丁酉为南宋理宗嘉熙元年、高丽高宗二十四年（1237），类似的题疑纪年有己亥（1239）、癸卯（1243）、甲辰（1244）、戊申（1248）等等。
  高丽国第三次刊印藏经是在国家遭受蒙古兵侵略的困难时期在海岛上进行的。爱国的工匠尽心竭力，短期内以高质量完成任务。一些大臣也出资协助开雕，如宰相崔瑀和门下待中兼判吏部、御史台事崔沆。高宗四十二年（1255）诏曰：
  今一揆晋阳公崔怡（崔瑀）当圣考（康宗）登极之日（1213）、寡人即祚（1214）以来，推诚卫社，同德佐理。越辛卯（1231），边将失守，蒙[古]兵闯入，神谋独决，截断群议，奉舆卜地迁都。不数年间，宫阙、官廨悉皆营构。宪章复振，再造三韩。且历代所传镇兵《大藏经》板，尽为狄兵所焚。国家多故，未暇重新，别立都监，倾纳私财雕板几半，福利邦家，功业难忘。嗣子侍中[崔]沆，遹追家业，匡君制难，《大藏经》板施财、督役告成，庆讚中外受福①。
  可见，崔瑀出家资雕刻近四万块藏经经版。丁酉岁（1237）刻《金刚般若经》印有下列题记：“晋阳侯崔瑀特发弘愿，以大字《金刚般若经》雕版流通。所冀邻兵不起，国祚中兴。”
  捐资刻经的还有国子监祭酒郑晏，为工部尚书郑叔瞻之子。《高丽史》说郑晏“退居南海，好佛，游遍名山胜刹。舍私财与国家约中分藏经刊之”②。海印寺所藏经板，后被用来多次重印，重印本作经折装，且传入中国，北京图书馆藏《大乘三聚忏悔经》一册，尾题“壬寅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壬寅为高宗二十九年（1242）。
  四 13世纪高丽朝末期金属活字印刷之始
  1011～1251年间高丽雕版印刷技术积240年发展后，已达到很高水平，足可与同时代中国宋代相比，为后来的李朝（1392～1910）打下坚实基础。高丽末期在雕版技术取得成就后，又发展了活字技术，成就更大。高丽人肯定早就从中国知道活字技术，但因其雕版印刷长期居主导地位，直到高丽末期才将活字技术付诸实践。这方面史料首先于高宗时翰林学士李奎报替宰相崔瑀起草的《新序详定礼文跋》（1234）一文内。《跋》内称，本朝礼制初不备，仁宗（1125～1145）时始敕平章政事崔允仪等集古今礼制编成《详定古今礼》50卷，毅宗（1147～1170）时流行于世。但此书长期失修，崔忠献遂补辑成新本。高宗十九年（1232）受蒙古兵侵袭，迁都江华岛之际：“礼官遑遽，未得赍来，则几若已废，而有家藏一本得存焉。予（崔瑀）然后益谙先志，且幸其不失，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份），分付诸司藏之。凡有司者谨传之勿替，勿负予用志之疼勤也”③。
  对此，李圭景解释说：“铸字一名活字，其法之流来久矣。中原（中国）则布衣毕昇剏活版，即活字之谓也。我东则始自丽季。入于国朝（李朝），则太宗朝命铸铜字。”④可见崔瑀命工匠于江华岛新刊《详定古今礼》，是按毕昇思想以活字印成的。既说活字铸成，则当为金属活字。铸字时间有不同说法，或称1234年⑤，或称1227年，恐皆不妥。因李奎报起草《跋文》中称崔瑀为晋阳公，而崔瑀1234年始封晋阳侯⑥，几年后才进为公爵，因此铸字印书应在1242年前后。崔瑀《南明证道歌跋》称：“夫《南明证道歌》者，实禅门之枢要也。故后⑦学参禅之流莫不由斯而入，升堂覩奥矣。然其可闭塞不传乎？！于是募工重雕铸字本，以寿其传焉。时己亥九月上旬，中书令、晋阳公崔怡谨志”。
  说明崔瑀除铸印礼书外，还印过《南明证道歌》。后者刊于高宗二十六年己亥（1239）九月，此时已自称晋阳公了。但《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九《崔瑀传》载高宗二十九年（1242）封其为晋阳公，与崔瑀所述相差二年，当以其自述为准。然而这些刊本没有传世。
  现存高丽最早的金属活字本是1377年清州牧兴德寺僧刊行的该寺寺主白云和尚（法号景贤，1298 ～1374）据历代祖师语录编成的《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图15-6），全书上下二卷，只存下卷，线装，印以楮皮纸，版框24. 厘米，单叶11行，行19字，四周单边，白口。卷末题记为：“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日，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缘化门人释璨、达湛，施主比丘尼妙德”。宣光七年为北元昭宗年号，相当明太祖洪武十年、高丽辛禑王三年（1377）。此本为兴德寺主景闲的弟子为纪念景闲逝世三周年时募资刊行的。最初于1887年由法国驻汉城公使德普兰西（Collin de Plancy）所得，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1996年1月，韩国清州古印刷博物馆曾据以影印再版。
  高丽朝末期以金属活字印书的另一史料是恭让王（1389 ～1392）时中进士的忠义君郑道传（1335～1395在世）的进言：“欲置书籍铺铸字，凡经史子书、诸诗文，以至医方、兵律，无不印出，俾有志于学者皆得读书，以免失时之叹”①。此进言是针对恭让王三年（1391）罢书籍店而发的，但《高丽史》卷七十七《百官志》随即载曰：“[恭让王]四年（1392）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籍，有令丞”②。但此后不久恭让王即死去，实际上此书籍院很难运作。
  五 金属活字技术在李朝的大发展
  恭让王死时，大将军李成桂（1335 ～1408）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受明太祖册封，改国号为朝鲜，行明年号，此即李朝。太祖李成桂在位时（1392～1398）忙于巩固政权，无暇他顾。至太宗李芳远在位（1401～1417）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他像同时代的明成祖一样雄才大略，致力于文化建设。1403年新置“铸字所”于京城（今汉城），铸10万铜活字印书。《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卷五载太宗三年癸未二月庚申（1403年3月4日）载：“新置铸字所。上虑本国图书籍鲜少，儒生不能博观，命置所。以艺文馆大提学李稷、总制闵无疾、知申事朴锡命、右代言李膺为提调。多出内府铜铁，又命大小臣僚自愿出铜铁，以支其用”①。
  此处所述李稷官衔是后来提升的，当时任判司平府事。太宗时礼曹判书（礼部尚书）兼宝文阁大提学权近（1352～1409）1403年为铸字事写《跋》，此跋刊印于1409年活字本《十一家注孙子》之书尾及权近《阳村集》：
  永乐元年（1403）春二月，殿下（太宗）谓左右曰：“凡欲为治，必须博观典籍，然后可以穷理正心，而致修齐治平之效也。吾东方在海外，中国之书罕至，板刻之本易以剜缺，且难尽刊天下之书也。予欲范铜为字，随所得书，随即而印之，以广其传，诚为无穷之刊。然其供费，不宜敛民，予与亲勋、臣僚有志者共之，庶有成乎？！”于是悉出内帑，命判司平府事李稷、骊城君臣闵无疾、知申事臣朴锡命、右代言臣李膺等监之。..又出经筵古注《诗[经]》、《左氏传》以为字本。自其月十有九日而始铸，数月之间多至数十万字。恭维我殿下濬哲之资、文明之德，万机之暇，留神经史，孜孜不倦..拳拳焉为铸是字，以印群书，可至于万卷，可传于万世②。太宗铸铜活字资金来自内帑及王亲、臣僚捐献，不敛于
  民。1403年二月一日至十月九日，不到八个月便铸成数十万活字，因该年为癸未，故称“癸未字”。以王廷所藏宋代《诗经》及《左氏传》刊本字体为铸字字体，刊印《十一家注孙子》、《十七史篡古今通要》、《宋朝表笺总类》及《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对策》等。李太宗下令铸铜活字印书，揭示了朝鲜大规模铸字活动的序幕，具有深远意义。1403～1883年的480年间大规模铸字40次，除少数为铅字及铁字外，大多数为铜活字③。从1403年起50年内朝鲜国王发出有关铸字、印书的敕令达11次④。癸未字较大，因是初次试铸，以蜡将活字固定于印板上。但蜡质粘性小，印刷时字易移动，故世宗李祹（1419～1450在位）令臣下李蒇（chán）（1375～1451）改进。李蒇于世宗二年（1420）先铸出小而精的铜活字，但未解决字块移动问题，一日只印20纸。
  当时集贤院大提学、知经筵卞季良（1380～1440在世）就此写道：
  永乐庚子（1420）冬十有一月，我殿下（世宗）发于宸衷，命工曹参判（工部侍郎）臣李蒇新铸字，样极为精致。命知中事臣金益精、左代言臣郑招等监掌其事。七阅月而功讫，印者便之，而一日所印多至二十余纸矣。恭维我恭定大王（太宗李芳远）作之于前，今我主上殿下述之于后，而条理之密又有加焉。由是而无书不印，无人不学，文教之兴当日进，而世道之隆当益盛矣①。
  这次铸的铜活字称“庚子字”。世宗十六年、明宣宗宣德九年甲寅秋七月二日丁丑（1434年8月6日）再召李蒇于内殿，强令其改进排版、印刷技术：
  [王]召知中枢院事李蒇议曰：“太宗肇造铸字所铸大字，时廷臣皆曰难成。太宗强令铸之，以印群书广布中外，不亦韪欤！但因草创，制造未精，每当印书，必先以蜡布于板底，而后植字于其上。然蜡性本柔，植字木固，才印数纸，字有迁动，多致偏倚，随即均正，印者病之。予念此弊，曾命卿改造，卿亦为难。予强令之，卿乃运智，造板铸字，并皆平正牢固，不待用蜡。印出虽多，字不偏倚，予甚嘉之。..”乃命蒇监其事。集贤院直提学金镔、护军蒋英实、佥知司译院事李世衡、舍人郑陟、註簿李纯之等掌之。出经筵所藏《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论语》等书为字本。其所不足，命晋阳大君[李]瑈书之。铸至二十有余万字，一日所印可至四十余纸。字体之明正，功课之易就，比旧为倍②。
  1434年李朝第三次铸字称“甲寅字”，共20万枚，以王廷藏明永乐内府刊《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精刻本字体铸字，所缺字由书法家、晋阳大君李瑈补书。字体精美，分大小两种。因中国原版书以东晋女书法家卫铄（272～347）法书雕成，故又称甲寅铜活字为“卫夫人字”（图15-9）。卫铄，汝阳太守李矩之妻，工书法，王羲之少时曾师之。卫夫人字大字长1.52厘米、宽1.58厘米、高0.66厘米，小字长1.32厘米、宽2.5厘米、高0.5厘米。曾以此字印唐代文豪柳宗元的《柳文集》等书。李蒇此次的改进是植字时不在印板上以蜡粘字，而是用竹、木、破纸填空而坚致之，使不摇动。即在有四边与活字等高边框的铁框板上，以竹片为界行，将字植于界行内，空字部分以小木块将活字卡在印板上，植完一版后以平板将字压平。这样即可上墨、刷纸，工效比用蜡提高二倍。实际上这正是元代王桢《农书》中用过的方法，见第十章第四节。
  早在高丽末，辛禑王（1375～1388）二年、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高丽即用王祯的方法以木活字印《资治通鉴纲目》，而李朝初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5）再次用白州知事徐赞造木活字印《大明律直解》百余部颁行③。因此世宗时李蒇将中国木活字排版技术移植于铜活字排版上，终获成功。韩鲜半岛产铜，高丽纸厚重，适于金属活字印刷。早在高丽朝肃宗七年（1102）就从北宋引进铸钱技术，发行“海东通宝”①。半岛人民掌握铸钱技术后，便将此技术用于铸活字，至李朝已成金属活字印刷大国，且多所发明，如以铁铸字和以木活字与铜活字混合制版，其铜活字背后凹空亦独具匠心，可节省铜料。其所用印墨亦极优良。朝鲜金属活字较中国宋元已大有改进，甚至比同时期的明代铜活字还胜一筹。朝鲜人民对金属活字印刷作出了重要贡献，应给以高度评价。他们大力优先发展金属活字印刷，也符合印刷术未来发展方向的。朝鲜活字本字体优美，印刷精良，令人爱不释手，堪称模范。他们将朝鲜字母铸成活字亦属创举。
  李朝成宗（1470～1494）时学者成伣（1439～1504）对活字技术有如下叙述：
  大抵铸字之法，先用黄杨木刻活字，以海浦软泥平铺印板，印着木刻字于泥中，则所印处凹而成字。于是合两印板，镕铜从一穴泻下，流液分入凹处，一一成字。遂刻剔，重复而整之。刻工者曰刻字匠，铸成者曰铸匠。遂分诸字，贮于藏櫃。其守者曰守藏，年少公奴为之。其书草唱准者曰唱准，皆解文者为之。守藏列字于书草上，移之于板，曰上版，用竹、木、破纸填空而坚致之，使不摇动者，曰均字匠。受而印之，曰印出匠。其监印官则校书馆员为之，监校官则别名文官为之。始者不知列字之法，融蜡于板，以字着之，是以庚子字（1420）尾皆如锥。其后始用竹、木填空之术，而无融蜡之费，是知人之用巧无穷也②。由上所述可知，铸铜活字前，先以书稿写样字体刻
  成木活字，以黄杨木（Buxussinica）为料。用海边的软泥平铺在有边框的模板上，再将木活字放在两块模板的软泥之中。所形成的凹空处即是反体泥制字模。两个板框合在一起，接合处留一孔。将熔化的铜水从孔中泻入的《柳文集》残页，不列颠博物馆藏字模之凹处，便铸成活字。取出后将活字修整好。每个活字按字韵存于格的櫃内，格上贴标签。植字时一人按书稿文字唱出韵号，另人取出活字排版。一行排满后加一竹片，再排另一行。空字处以木块填满，使不摇动。以平板将版面压平，接着上墨，印出印样。校字官校对，校毕即正式刷印。将印页对折后装订成册，李朝书多为线装。书的版面设计、装订与中国相同。
  铸字所内有明确分工：冶匠熔铜，刻字匠刻字模，铸匠铸字，守藏匠管活字櫃，唱准匠唱字韵，均字匠植字，印出匠上墨刷印，校书员校字，木匠锯木字模，纸匠切纸，装书匠订书。王廷委派监校官就地督察，由监印官上报，论功行赏。“铸字匠人若有功劳，则虽贱口，授以队副、队长、司正、副司之职”①或“赏以钱帛”。每卷有一至三字错误或刷墨不匀者，监印官、均字匠、印出匠皆受笞杖处罚。李朝诸王皆重视儒术，不像高丽朝诸王那样笃信佛教，因此经史及诸子书刊的比前朝多。过去误将传入中国的李朝刊本称为“高丽版”，其实应为朝鲜版或李朝版。李朝在出版活字本同时，也有雕版书行世，除官刊本外还有私刊本，特别是寺院刊本，除金属活字外，还有木活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