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十五章 中国造纸、印刷技术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
| 内容出处： |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10120020230001223 |
| 颗粒名称： | 第十五章 中国造纸、印刷技术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 |
| 分类号： | TS75;TS805 |
| 页数： | 45 |
| 页码： | 496-539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中国造纸与印刷技术向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传统相似以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朝鲜和日本在造纸与印刷技术的发展上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并各自有其独特的贡献。文章简要回顾了朝鲜和日本的历史背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并对两国早期造纸与印刷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叙述。这些技术的传播不仅促进了朝鲜和日本的文化发展，也加强了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通过本文的介绍，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朝鲜和日本在造纸与印刷技术方面的历史与发展。 |
| 关键词： | 造纸技术 印刷技术 历史背景 |
内容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造纸、印刷技术首先传到近邻的朝鲜和日本，是十分自然的。这两个邻邦都有古老历史和文化传统，而且又都使用汉字，相互之间自古以来就有频繁的往来和经济、科学文化交流。因此，朝鲜、日本发展造纸、印刷都比世界其他国家要早，而且各自均有其独特贡献。由于保留下来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较多，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早期造纸、印刷史值得加以叙述。在叙述过程中对两国有关历史背景及与中国的关系予以简要介绍。
第一节 朝鲜半岛造纸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一 朝鲜半岛造纸之始及在高丽朝的发展
公元前3世纪值箕氏古朝鲜后期，半岛居住朝鲜韩民族先人部落，建立“三韩”，即马韩、辰韩和弁韩，而以马韩为最大，居民以韩民族为主体。辰韩多居住中国移去的秦人，又称秦韩。弁韩杂居着韩人和秦人。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封卢绾为燕王，辖地与朝鲜交界。公元前195年卢绾叛汉，燕国乱，其部将卫满（前230？～前150）率所部千人来朝鲜，朝鲜王箕准（前206～前195在位）允其率众居半岛东部。次年（前194）卫满代箕准称王，建卫氏朝鲜（前194～前108），领有半岛北部原箕氏朝鲜故地，都于王险城（平壤）。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卫氏朝鲜阻止附近部族与汉联系，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发动水陆大军灭之，于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莵及真番四郡进行直接统治①。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将四郡合并成乐浪及玄菟二郡。汉朝在半岛置郡县期间，大批汉官员、学者、工匠、农民来此定居，将汉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这里。《前汉书·地理志》载，乐浪郡有6.2万户、40.6万人，辖25县，其中多数是汉人，境内通行汉语，各种行政及文化设置如同中国内地。20世纪以来，乐浪遗址曾出土许多丝绢、铜器、铁器、漆器等，均来自中国内地。汉西北近年来还出土西汉麻纸，则乐浪、玄菟二郡当时也可能已用上了纸。
1世纪前后，西汉末至东汉初时，又有大批汉人迁往朝鲜半岛。此时三韩处于衰落时期，出现新兴的封建势力，逐步统一各部，建立新的国家。公元前57年，辰韩境内的朴居世建立新罗国（前57～后935），都金城（今庆尚北道庆州），位于半岛东南。马韩境内的温祚王于公元前18年建百济国，都于汉山（京畿道广州），公元9年征服马韩全境，位于半岛西南。南部的弁韩由新罗及百济平分。与百济王同一种族的朱蒙率部族崛起于图门江一带，公元前37年建高句丽，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后来南下，逐步占原玄菟、真番及临屯三郡。至光武帝建东汉后，原四郡只剩乐浪由汉统治。东汉灵帝（168～188）时，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乐浪，其子公孙康嗣位后，207年于乐浪郡南再置带方郡。因此东汉时，半岛除乐浪、带方外，其余地区皆由朝鲜族建立的高句丽、百济及新罗所据有，其中高句丽势力最强。
如果说两汉时麻纸在半岛上的乐浪一带使用，那么造纸技术在魏晋之际（3～4世纪）已传到这里，从事造纸生产的是从中国北方移居半岛的汉人工匠。高句丽与辽东陆上接壤，中国北方文化和技术从大陆传到这里并不困难，因而高句丽造纸时间约与乐浪同时，20世纪60年代，半岛北方出土高句丽时期所造的几张麻纸，较为厚重，色白，表面平滑①。从形制上看，似为当地所造。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境内自汉以来长期通用汉字。百济与新罗虽不与中国大陆接连，但海上往来频繁，而且境内都居住着数以万计的汉人，包括纸工，这两国造纸时间相差也不会太多。新罗首府金城（庆州）一向以造纸闻名，1920年据日本造纸者深田安吉对朝鲜纸史的调查报告内称，新罗全盛时（420）也是造纸兴盛时期②，因新罗古坟被发掘时已发现在髹漆棺木涂层下使用了纸。
半岛三国时代前期，与中国交往并受到中国文化与技术影响，除儒学、道教外，佛教也传入半岛，因而境内各地建起寺院，抄写并诵读佛经。原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旧藏新罗佛经写本，以当地纸写成。与此同时，三国又建立太学或国学，由经学博士（多是当地汉人）向贵族子弟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三史》成为读书人的普遍读物。朝鲜学者也以汉文著述，史载高句丽建国初期就有百卷本本国史书《留记》，600年经太学博士李文真删订成《新集》5卷。百济近肖王在位时（346～375）汉人博士高兴写成百济史《书记》。公元545年居染夫等撰成新罗国史③。文化教育和宗教的发展，也刺激了半岛造纸业的发展。唐代时半岛三国与中国联系更为紧密，多次互派使节、学者、僧人和工匠，海陆贸易同时展开。唐代造皮纸的技术传入半岛后，对当地楮皮纸的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半岛三国争雄至6～7世纪更趋激烈，地处东南的新罗较弱，受百济及高句丽夹击，公元643年乃向唐帝国求救。唐高宗发水陆军救援，660年唐军与新罗军灭百济，668年继而灭高句丽，唐于其境内置安东都护府，镇守平壤，高句丽故地由当地人与华官参治。至此结束了三国时代，由亲唐的新罗（668～935）统一半岛。唐文化和科学技术全面传入新罗，新罗亦派留学生、留学僧赴唐学习。新罗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682年设国学，提倡儒学和汉文学，788年推行科举制，出现许多文人。如金大问著《花郎世记》、《乐本》、《汉山记》，薛聪将儒经按“吏读式”标记译成国字，崔致远（857～920？）的《桂苑笔耕》（20卷）是优秀文集④。新罗又从唐传来佛教的律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等，而且各地寺院林立。此时造麻纸和楮皮纸在南部发展较快，821年新罗纸还作为“贡物”输入唐帝国。现存新罗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用纸为楮皮纸，作卷轴装，共十卷，卷尾题款注明写于天宝十四年（新罗景德王十四年，755）。写经前，以香水灌楮树根，再剥其皮抄成纸，用以写经。制纸人为仇叱珍兮县（今全罗南道长城郡珍原面）的黄珍知奈麻⑤。用此法造楮皮纸，显然据唐代僧人法藏（643～712）《华严经传记》卷五所述。
9世纪后，新罗政权开始衰落，封建领主王建（877～943）登上政治舞台，公元918年建高丽政权，都开京（开城），史称王氏高丽（918～1392）935年灭新罗。王氏高丽成为统一半岛的新的封建王朝，持续474年。高丽王以佛教为国教，，同时又倡导儒学，推行科举制度，特别与宋交往密切。高丽造纸在三国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尤其皮纸产量及质量有很大提高。《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谈到高丽特产时列举白硾纸、鼠狼笔等，而白硾纸就是楮皮纸。但据北宋时出使高丽的徐竞（1091～1153）所述，“纸不全用楮，间以藤造，槌捣皆滑腻，高下不等”①。看来高丽纸原料除麻、楮、桑皮外，还用藤皮。藤纸在唐代盛行，后因对藤林砍伐无度，宋以后逐渐少产，现又在高丽重获生机。高丽纸种类齐全，除白纸外有金黄纸、金粉纸、鹅青纸等。
高丽纸还作为“贡品”流入中国，受到称赞。宋士大夫常以高丽纸为赠送友人的礼物，如宋进士韩驹在《谢钱珣仲惠高丽墨》诗中说“王卿赠我三韩纸，白若截脂光照几”②。三韩纸就是高丽纸。另一宋进士陈槱（1161～1240在世）在其《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论纸的品种时指出，“高丽纸类蜀中冷金[纸]，缜实而莹”③。这可能指金粉纸，即洒以金粉的加工纸，多用于写字或作扇面等。陈槱又说“高丽岁贡蛮纸，书卷多用为衬”。宋人喜欢用高丽纸作书籍衬纸，因其坚实、厚重，像四川蛮笺那样。高丽鹅青纸是用靛蓝染成青蓝色的柔性皮纸，书法家黄庭坚（1045～1105）及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很喜欢以此纸挥毫，而金章宗则用以写瘦金书，即以金粉写宋徽宗体的瘦字。高丽瞫卷纸虽表面粗糙，但坚牢耐久。高丽墨也很闻名，以老松烟和鹿胶制成。苏轼（1036～1101）认为可与南唐李延珪墨相比，他将潘谷墨打碎，与高丽墨相混，作出更好的墨，供自己用。叶梦得（1077～1148）也依此法收到妙效④。
高丽纸扇输入中国后，受到宋人苏轼和邓椿等人的喜爱，这种摺扇便于使用，以琴光竹为骨，扇面纸染成青、绿色，再画上人物、花鸟、水禽之类，是优美民间工艺美术品。因高丽纸、墨、笔、扇等在中国受欢迎，所以其使臣常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中国朝野。宋人张世南（1190～1260在世）《游宦纪闻》（1237）卷六称“世南家尝藏高丽国使人状数幅”乃宣和六年（1124）九月使臣李资德及副使金富辙来宋时所书，写以汉文四六文体。内载礼，物有大纸八十幅、黄毛笔二十管、松烟墨二十挺、摺叠纸扇二支、螺钿砚匣一副等⑤。元代时，也屡使臣赴高丽选求印造佛经用纸。
二 朝鲜纸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
继高丽王朝之后，是大将军李成桂（1335～1408）建立的李朝（1392～1910），改国号为朝鲜。李朝持续518年，此时造纸技术处于总结性发展阶段。过去中国将李朝所造的纸也叫“高丽纸”，因而与高丽朝纸相混淆。所谓高丽纸，严格说应指高丽朝造的纸，1392年以后高丽国号易为朝鲜国，应将1392～1910年间半岛所造之纸称为朝鲜纸。明清时朝鲜纸继续在中国流传。明人沈德符（1578～1642）《飞鳧语略》（约1600）云：
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笺为第一，厚逾五铢钱，白如截脂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镜面笺，毫颖所至，锋不可留，行、草、真[书]可贵尚，独稍不宜于画，而董元宰酷爱之。盖用黄子久泼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①。
沈德符这段话可谓行家之言，且出于个人实际体会。故宫博物院库存李朝贡纸，确有不少厚重色白的楮皮纸，可揭成两张，以“单抄双晒”法抄成，极适写各体字。沈德符所说的董元宰，即明代大书法家和画家董其昌（1555～1636），而黄子久乃元代书画家黄公望（1260～1354）之字，因董其昌官至太常寺正卿及南京礼部尚书，位比卿相，故称其为元宰。董其昌确实爱用朝鲜镜面笺写字，如乾隆十九年（1754）敕撰《石渠宝笈》卷二载董其昌行书杂诗一册，共28幅，俱用朝鲜镜光纸。董氏有时也以这类纸作水墨山水画，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关山雪霁图》画卷，本幅纸即为朝鲜镜面笺，经笔者检验为桑皮纸，白色，粗横帘纹，纸较厚，纸面上纸须较多。故沈德符说“独稍不宜于画”，尤其不宜于工笔设色或白描，但用以写字则非常合适。如用黄公望的泼墨法画山水，因纸须较多，不甚渲染。因而作泼墨山水及工笔设色画，还是用中国宣纸最好。
明人屠隆（1542～1605）《考槃余事》（约1600）卷二谈到朝鲜纸时说“以绵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亦奇品也”②。清人谷应泰（1620～1690）《博物要览》有同样说法。此说一度流行，似乎朝鲜纸真以蚕茧所造。但清圣祖玄烨（1654～1722）则指出：“世传朝鲜国纸为蚕茧所作，不知即楮皮也。..朕询之使臣，知彼国人取楮树去外皮之粗者，用其中白皮，擣煮造为纸，乃绵密滑腻，有如蚕茧，而世人遂误耶③”。
唐熙帝的论述是正确的，他还使用了合乎现在要求的“朝鲜纸”这一准确技术术语，不愧是具有科学家素质的帝王。李朝李圭景（1788～1862？）亦指出：
而我东（朝鲜）纸品古有“茧纸”名垂天下矣。自昔不用他料，但取楮榖，而以茧名纸者，[乃因]楮纸之坚厚、润滑如茧，故称以茧纸者也。中原（中国）亦有榖，而楚人以楮制楮纸，非独我也。每见中国纸，则软薄鲜洁，则不如我纸之硬厚滑泽者，不用楮料也。以中国之精工，独不及于我东者何也？外番纸品亦如中华，而若以纸品之近于我者，倭纸稍如我纸，而似用楮榖也①。
这里有必要谈谈朝鲜纸的特点及其形成传统。根据我们对李朝纸大批标本的检验，朝鲜纸之特点是：①纸厚度为0.25～0.5毫米，比中国宋元、明清纸一般厚2倍，确是“厚逾五铢钱”；②多为皮纸，以楮皮纸为最多，亦有桑皮纸，本色纸均白色。③纸的纤维较长，因而粗看显得粗放，但相当坚韧。如受潮则强度锐减，不及中国纸抗潮性强；④纸上帘条纹较粗，约2毫米，而编织纹间距较大，且规则排列。中国纸多以细竹帘抄出，帘条纹细，编织纹间距不等，时而规则排列。朝鲜纸上述四大特点是从三国时代经高丽朝以来逐步形成的，归根到底是魏晋南北朝中国北方麻纸的遗风，再结合半岛具体环境特点而成。半岛产竹少，编竹帘技术没有中国南方的经验和历史悠久，抄纸帘常用粗条帘。这种帘滤水快，只能抄出厚重之纸。中国亦产楮皮纸，但用细竹帘抄纸皆较薄。中国北方缺竹地区以粗条帘抄楮纸，则纸也像高丽纸和朝鲜纸那样厚。纸的厚薄与原料虽有关系，主要是纸帘结构不同所致。
朝鲜造纸技术虽沿用中国模式，但原料加工略有不同，如朝鲜人将皮料逐根剥去青表皮，再以木槌舂捣，并不将纤维切得很短，再以碓捣细。用较长纤维制浆，只能抄出厚纸。高丽纸、朝鲜纸都有白色纤维束，看惯本国纸的中国人一见朝鲜纸便有新鲜感，又因其敦厚坚实，故而喜欢。其实这种纸与魏晋南北朝纸属同一技术类型，掺入唐以后皮纸技术，再结合半岛情况最后定型，可将这一模式称为朝鲜模式。日本和纸与朝鲜纸类似，如李圭景所说“倭纸稍如我纸”。实际上朝鲜纸、日本纸均是中国纸传到这两国后技术变异的产物。
我们研究朝鲜纸史不只有足够史料，还有实物标本，如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有朝鲜造五色彩笺、发笺（苔笺）、朝鲜国王国书等，清初（17世纪）满文老档也写以朝鲜纸，而明初宋濂（1310～1381）编《元史》（1370）时以朝鲜造翠纸作书衣。朝鲜纸幅面大小不一，帘纹中编织纹间距2.5～3.0厘米，旧称阔帘纸。清乾隆（18世纪）时河北迁安曾以桑皮为料仿制高丽纸，供宫内糊窗。但迁安纸与朝鲜纸并不相似，其表面不光滑，厚度亦小。
三 李朝纸的产地、品种及加工
关于朝鲜纸制造情况，《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卷二十四载，李太宗十二年（明永乐十年，1412）七月壬辰，辽东人申得财新进中国造纸之法，王命传习。这是说在明永乐年间朝鲜仍继续吸收中国造纸技术。1412年十二月己酉于京师（今汉城）设官营造纸所。至世宗时（1419～1450）再将造纸所扩建为造纸署，拥有大量工匠，由王廷官员监造公文纸及印刷纸。同时在各道、府、州、县、郡也有官营及私营纸场，像中国一样都设在靠近原料产地及有水源的地方。李朝世宗像同时代的明成祖那样，是有作为的统治者，在位时国势兴盛，文化学术繁荣，造纸和印刷也很兴旺。《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及一百五十三《土宜之项》记载了世宗时各种纸的名目及产地，如庆尚道产表纸、擣练纸、眼纸、白奏纸、常奏纸、状纸、油芚纸等，产地有大丘、庆山、东莱、昌宁等地。全罗道产表笺纸、咨文纸、奏本纸、甲衣纸、皮封纸、状纸、书契纸等，由全州、锦山等地生产①。产纸地遍及全国各地，是除中国以外产纸地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世宗时虽造纸盛极一时，但至成宗（1469～1493）时一度失势，此时学者成伣（1439～1504）慵斋丛话》卷十写道：
世宗设造纸署，监造表笺、咨文纸，又造印书诸色纸。其品不一，有藁精纸、柳叶纸、柳木纸、薏苡纸、麻骨纸、纯倭纸，皆极其精，刷印书籍亦好。今（成宗时，1469～1493）则只有藁精、柳木两色纸而已。咨文、表笺之类，亦不类昔之精也②。此处所说藁精纸，是麦杆纸，其制造技术引自中国，因北宋初（10世纪）即已生产。柳叶纸与下述竹叶纸应为一类，即染成浅绿色的楮皮纸。柳木纸可能由杨柳科蒲柳的枝条韧皮纤维所造。麻骨纸为麻纸，而薏苡纸是以禾本科薏苡（Coixlacryma-jobi）茎枝所造的草纸。关于藁精纸及麻骨纸，李圭景介绍说：
纸工所可知者，[为]北关所制黄纸（北关人制纸，以耳麦杆[为料]，色染黄蘖，故深黄且厚，名曰黄纸，或称藁精纸，以麦稭造之者也。大抵黄纸以富宁府所出为第一。又有麻纸者，长广甚狭小，色淡黄，以麻皮毳（cuì）余造成，甚软薄。盖取俗名耳，麦杆为料，不入楮榖，故质虽稍厚，[却]脆甚，不堪裹物，但宜裱褙，不生毛糙也③。
可见李朝时为广开原料来源，还以麦杆造藁精纸，主要用于裱褙，以此纸可节省楮皮，使之用于造高级文化纸。成伣所述麻骨纸，可能即李圭景所述麻纸，但不用好麻料，而是沤麻后剥皮时遗留下的碎麻头（麻皮毳），将好麻用于织布。北宋苏轼也记录过四川用织麻布时废料造麻纸，中、朝两国都充分利用植物资源。
“柳木纸”一词费解，但李圭景列举李朝造纸原料时又称：
凡草木之皮厚且软者，皆[可]造纸，即如毛羽之有颕且韧者并可缚笔也。松皮、槿皮、杨柳木皮、桑、柘木皮、灰木皮、椴皮、构皮、猕猴桃皮、玉蜀黍苞皮、蘏麻莲房，皆可造纸。蚕茧外粗皮和楮制纸，坚韧如布，宜糊窗，棉贵时可衣。此外山木、野草可合纸料，而姑未广收耳。中原（中国）已有桑纸，以桑皮制之。羽纸者，以青红毛羽杂楮为纸者。头笺者，取机头不及纬者为纸也。
此处列举了十多种造纸原料，其中槿皮为锦葵科落叶灌木木槿（Hibiscus syriacus）皮，杨柳科蒲柳（Salix purburea）韧皮纤维可造纸。柘又名黄桑（Cudronia tricuspidata），为桑科落叶灌木。灰木又名白檀（Symplocos pariculata），为山矾科落叶灌木。椴为椴树科椴树属（Tilia）落叶乔木，有30多种，如紫椴（Tilia amurensis）、蒙椴（Tilia mongolica）及椴（Tilia tuan）等，造纸时用其枝部韧皮。猕猴桃（Actinitia chinensis）又名杨桃，为猕猴桃科落叶木质灌木。
上述植物在中国、朝鲜和日本均有分布。所谓柳木纸当以杨柳科蒲柳的茎枝韧皮纤维所造。用蚕茧粗壳与楮皮混合制浆造出的纸，可作衣料用。将有色羽毛剪碎后混入楮皮纸浆中，是个独特的技术构思，抄出的羽纸一定很美，羽毛实际上起填料作用。勤劳聪明的朝鲜人开辟这么多造纸原料，是对造纸技术所作的重要贡献。其中如蒲柳、木槿、灰木、猕猴桃、玉蜀黍苞皮及薏苡等，为中国所少用。
李朝另一学者李裕元（1814～1888）《林下笔记》卷三十二《楮产》还对各地楮的品质作了比较：
东国产楮，甲于海内。湖南为最，完山其品朴而滑，淳昌其品精而懦，南平其品硬而闇。南原其品白而雪，滑如凝脂，此为天下第一奇品，因水性而然也。..余见中州（中国）贵纸若金，无片楮之遗地，而东人则用之如粪土，其产之博可知也。
据此，楮皮以庆尚道南原所产为最佳。朝鲜产楮皮质量好、产量大，李朝末期向中国和日本出口，本国却很少好纸。对此，李圭景感慨道：
近者（1840～1850年代）纸贵且恶者，纸贴尽输燕京（北京）、马岛（对马岛）而皮楮又入中原（中国）故也。且今市上行用纸品粗薄，又狭长广，笔透墨漏不受，书画，宜有厉禁而不禁者也。今辽东毛土纸稍厚于粉[纸]、唐太史等纸，来干我东，为日用简帖，而彼诱我商，多购皮楮以入，设禁则以楮索绚以入云①。
因朝鲜纸商图利，哪里能卖出高价便向哪里出售楮皮。辽东商人将毛土纸（麻纸）、太史纸（竹纸）等中国纸向朝鲜出口，换回楮皮。朝鲜当局禁止楮皮出境，本国商人则将楮搓成绳索，照样售出。
李朝宣祖（1567～1607）时学者李晬光（1563～1628）《芝峰类说》（1614）卷十九还谈到，除镜面纸或镜光纸外，竹叶纸也受到中国士大夫喜欢：
我国镜面纸、竹叶纸，中朝（中国）人甚珍之。余于[万历]庚寅（1590）赴京（北京）时，礼部侍郎韩世能送竹叶纸一张曰：“此即俺以天使往贵国时所得。若赉来此纸样，欲得之云。”其纸品洁净，微有青色，似竹清纸精而厚，曾所未见者也②。
文内所谈的韩世能（1528～1598），明长洲（今苏州）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进编修，充经筵日讲官，万历时累官南京礼部左侍郎，以疾归。尝奉使朝鲜，不受馈赠，著《雲东拾草》。他在朝鲜购得竹叶纸，甚爱之。此纸为微染成青绿色的楮皮纸，以其厚重且色如竹叶，故得此名。待朝鲜使团成员李晬光万历十八年（1590）访华时，韩世能以纸样相赠，委托返国后购求。前述明人宋濂奉敕修《元史》时以朝鲜翠纸作书衣，很可能就是这种竹叶纸。前引李圭景所说柳叶纸，也应属这类纸。
还有一种朝鲜造苔纸也为中国文人喜欢，用以写字，旧称为高丽髮笺。李圭景谈到此纸原委时写道：
金思斋进苔纸于朝，此思斋剏制以呈者也。[成庙三十七年辛丑，兵曹判书金安国进苔纸五束，曰：“臣见古书，有水苔为纸之语。臣试造之，其法以苔和楮，苔少则加楮，苔老则减楮。若通行诸道，则必有益也。”从之，命下四束于纸署，依法浮造。按纸之最古者有陟厘纸，一作侧厘，海苔别名，苔纸为陟厘纸云。..思斋苔纸或仿此]③。
此处所述朝鲜造苔纸制于成宗三十七年辛丑，纪年可能有误。按金安国（1478～1543）号慕斋，1501年进士，为中宗（1506～1544）时名臣，中宗三十六年辛丑（1541）时为兵曹判书（相当中国的兵部尚书），而成宗只在位25年（1470～1494）。因此金安国阅中国古书后试制苔纸，应在中宗三十六年辛丑（1541）。中宗依议，令造纸署仿制，遂流行半岛，且向中国出口。苔纸在中国始于晋（3世纪），以海苔、石髮、髮菜掺入纸浆，抄纸后便分散于纸面，增加美感。
李朝中期学者徐命膺（1725～1800在世）《保晚斋丛书·考事十二集》卷十《纸品高下》条，还谈到纸的槌击加工法：
若今造纸署之咨文纸、平康之雪花纸、全州南原之扇子纸、简壮纸、注油纸、油芚纸，实天下之所稀有者，且其苔纸、竹清纸，又合荆南古今之产而并有之。但东（朝鲜）尚质，纸名多不若中国之文饰。我国之纸最坚韧，可施槌捣之功，使益平滑，而他国纸不能然耳。槌纸之法，乾纸一张外漉湿一张沓上，如此重叠沓起，以百张为一垛，放平正案上，又以平滑板压在上，以大石压之。经一伏时，上下乾湿各匀，于石上匀槌二三百下，皆着实。于百张内将五十张晒干，却与湿者五十张，干湿相间，沓了，再匀槌二三百下。依上晒干一半，又于干湿间沓了，如此三四次，直至无一张沾沾为度，再以石碾三四次倒下槌匀，直至光滑如油纸。
此处所述使纸面光滑之法未被其他国家掌握，是不确切的，中国早已用之，宋人称为浆槌。以此法不必对纸逐张砑光，之所以令干湿纸相间叠起槌打，是使每张纸湿度适中，呈轻微润胀状态，易于承受外部机械力，令表面纤维结构紧密。徐命膺还列举了一些纸的品种。由于李朝长期以皮纸生产为主，麻纸遂少，因而又从中国北方重新引进麻纸技术。李圭景就此写道：
按成庙六年乙未（1475），纸匠朴化曾从谢恩使如京师（北京），学造纸法以来。法用生麻[其法用生麻，细截、清水，加石灰烂蒸，盛于袋，翻撋洗净去灰。以石硙细磨后，盛于此密竹筐，更净涝，取置于木桶，和清水造之，不用胶。问奏本纸制法，答曰：南方人待竹简如牛角，刈取连皮，寸寸截之，洒石灰，烂擣，盛细布袋。复洗后，和滑条水造之。滑条草名，用根干碓碎沉水，以其水为胶。问造粉纸法，答曰：新用稻稭少许，约一千丈，用粉一斤和造，则色白而好矣。辽东（今沈阳）东门外太子河边有造纸处，用生麻及生桑皮、真木灰水、石灰交杂熟蒸，晒干，以木槌打去粗皮及石灰，纳盛竹筐，洗净细磨，和滑条水造之，此常用纸也。接滑条水今我所谓楮草也，一名一日花，如蜀葵而异，今多种之。]..抄纸水或用榆皮，或用黄蜀葵根，或用大黄圆黄香树皮，或用羊桃藤。凡纸料抄水，亦不拘也。制纸不可不择水，故纸色洁净，如济原烹楮则晶者是也，可考①。
这段话首先谈明宪宗成化十一年乙末（1475）朝鲜使团带纸匠朴化曾来北京，沿途在辽东学得用生麻及生桑皮造纸之法，还得知中国在纸浆中加入含植物粘液的植物名称和滑水提制法。但关于中国奏本纸、粉纸制法的叙述过简而不得要领，可能因现传本文字有遗误。如“待竹简如牛角”、“约一千丈”等，必有误字。不管怎样，使团让纸匠随行目的是引进中国技术。成宗以后北关麻纸就可能用辽东技术造出，而辽东毛头纸也不断向朝鲜出口。
第二节 朝鲜半岛印刷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一 朝鲜半岛印刷的起源——高丽朝大藏经的刻印
正如造纸术一样，朝鲜半岛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在印刷技术传入之前，总以印刷品的传入为先导。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的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说明中国唐初武则天称帝后期的印本佛经已传到新罗。庆州是新罗的京城，从668年起半岛是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的一统天下，两国以大同江为界，陆上接壤。新罗赴唐使节、留学生、僧人和来此访问的唐人都有可能将唐刊佛经及其他读物带到新罗。但此时新罗还没有自行刊印过书籍。刻书则始自高丽王朝①。朝鲜古志一度认为岭南道陕川郡海印寺藏八万块《大藏经》印版为新罗哀庄王（800～808在位）丁丑雕印，但此说早已引起怀疑，李圭景写道：
海印寺八万《大藏经》板古志以为新罗哀庄王丁丑雕造者，盖讹传也。哀庄王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庚辰（800）立，唐宪宗元和四年己丑（809）为宪德王（809～825）所弑，则其间无丁丑。且哀庄丙辰（806）禁新创佛寺，则似无开雕佛经之事②。
李圭景还指出他祖父李德懋（1741～1793）曾到过海印寺，“寺僧所记曰，‘戊申年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显然不是新罗时代产物，详见李德懋《盎叶记》。从文献记载及实物遗存来看，半岛印刷始于统一后的高丽王朝（936～1392）前期刊印佛经。高丽创建者王建奉佛教为国教，历代高丽王都笃信佛法，高丽又与宋、辽有二百多年并存，与中国这两个并立的政权保持密切关系。宋代雕版印刷高度发达，大量宋版书涌入高丽境内，势必刺激东邻国家印刷业的兴起。宋、辽开雕《大藏经》后，刊本及时传入高丽，国王为发展本国佛教，首先刊行佛藏，这是很自然的。
刊刻《大藏经》是佛教史中的盛举，宋《开宝藏》刊毕之时（983），值高丽成宗（982～997）王治（960～997）即位伊始，闻讯后即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遣韩蔺卿等使宋，并“遣僧如可赉表来觐，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③。这是宋《开
”宝藏》最初传入高丽的经过。宋太宗淳化二年（991）高丽王王治再遣兵部尚书韩彦恭（940～1004）来宋，“彦恭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高丽史料④亦载“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韩]彦恭奏请《大藏经》，帝赐藏经480函，凡2500卷，又赐御制《秘藏逍遥咏》、《莲花》、《心轮》还”。
可见宋太宗时，公元989年及991年两年内宋已赠送两套《开宝藏》，而且高丽王要《大藏经》的目的就是想在本国刻印。李朝史官郑麟趾（1395～1468）《高丽史》（1454）卷三称，高丽成宗十年（991）夏四月庚寅，兵部侍郎韩彦恭“还自宋，献《大藏经》。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读下教敕。..冬十月，..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及御制”⑤。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高丽肃宗再遣礼宾卿崔元信入宋，“又进中布二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①。这是流入高丽的第三套《开宝藏》。10世纪时高丽成宗得北宋新刻藏经后，需有一段时间酝酿才能开雕，但年仅三十八岁便去世，刻经心愿未遂。
及穆宗（998～1009）即位，条件可能已具备。因为日本东京上野博物馆原藏穆宗十年（1007）高丽总持寺主弘哲刻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说明此时已有单独佛经刊行了。此经共一卷，卷轴装，版框5.4×10厘米，四周单边，每行9～10字，卷首有插图和如下题记：高丽国总持寺主真念广济大师释弘哲，敬造《宝箧印经》板印施普安佛塔中供养。时统和二十五年丁未岁记②。
经的全名是《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文字及插图雕刻不够圆熟，显示为高丽早期印本特征。这是迄今发现的朝鲜半岛境内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从经文及版式观之，显然据中国吴越王（929～988）钱俶在杭州刻印的同名佛经为底本。此高丽刊本题记中年款统和二十五年（1007）为辽圣宗年号（图15-4），因当时高丽国王轮换行宋、辽年号。朝鲜半岛印刷至迟起于高丽穆宗之时，但穆宗未及大规模开雕藏经，便被权臣康兆（中国史中作康肇）弑死，年仅三十岁。
继穆宗之后，显宗（1010～1031）王询（992～1031）嗣位，时辽属女真95人来高丽被杀，辽圣宗以康兆弑君及辽使被杀为由，统和二十八年（1010）率兵征高丽。康兆战败被斩，契丹兵进至西京（今平壤），显宗南逃。次年（1011）初，辽主攻京城（今开城），焚大庙、宫阙。显宗于南方避难时，与群臣发愿，若辽兵退，则誓刻《大藏经》。
凑巧的是，显宗发愿刻经后，辽圣宗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正月班师回朝。显宗于二月还京城，从这年起开雕高丽版《大藏经》（图15-5），以宋《开宝藏》为蓝本。高丽朝高宗时翰林学士李奎报（1168～1241）追记显宗刻藏经时写道：“因考厥初草创之端，则昔显宗二年（1011）契丹大举来征。显祖南行避难，[契]丹兵屯松岳（开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然后丹兵自退”①。
这段话明确说高丽开雕藏经始于显宗二年（1011）。虽然在这以前的穆宗时有可能刻藏，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刻成。
显宗在位22年间已刻出大半，经德宗、靖宗至文宗（1047～1083）时才告完成。在这过程中辽《契丹藏》约于1160年刊毕，共597函，约6000卷。这使高丽又从辽得《契丹藏》，以便与宋藏对校，刊出余下部分。《辽史·高丽传》载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高丽文宗王徽（1018～1083）遣使入辽，“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王]徽”。《辽史·道宗纪》又载，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十二月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这两部辽版藏传入高丽都在文宗在位期间，在这36年间刊出藏经后半部。文宗前的德宗在位只三年、靖宗在位12年，所刻藏经不多，因此高丽藏主要在显宗及文宗时刊刻的。
藏经刊毕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成于显宗时（11世纪）②，有的说文宗三十六年（1082）③，都未举出证据。我们认为当完工于宣宗四年（1087）年初，相当宋哲宗元祐二年。因《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载，宣宗四年二月甲午（1087年3月18日）“王幸开国寺，庆成《大藏经》”庚子（5月23日），幸归法寺，庆成《大藏经》④。夏四月“”4。高丽正史明确指出1087年宣宗于二月及四月去开国寺及归法寺出席庆祝藏经刊成法会。因此从1101年至1087年经76年才完成这次大规模印刷工程，全藏约6000卷，板存于庆尚北道大邱的符仁寺。
高丽藏经于宣宗四年（1087）刊毕后，王弟王煦（1057～1101）又发起刊行另一套藏经，史称“续藏”。王煦为文宗第四子，字义天，十一岁（1067）出家，拜师于灵通寺。“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经》，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⑤。十三岁（1069）被称为“祐世僧统”。王煦欲入宋求法，文宗不许。待文宗次子王远（1049～1094）即宣宗即位（1084），再数请入宋。宰臣、谏官考虑到他的安全和对辽关系，极言不可。王煦无奈，遂于宣宗二年、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月偕弟子寿介私乘宋商林宁的船入宋。及至汴京，被引至垂拱殿觐见刚即位的宋哲宗。《宋史·高丽传》载元丰八年高丽王弟“僧统（即王煦）来朝，求问佛法，并献经、像”。可见王煦曾将高丽刻印的佛经、佛像献给宋哲宗，所献的或为高丽版藏经，或其一部分。
宋哲宗对王煦给予礼遇，允于各地游方问法，“诏以主客员外杨杰为馆伴至吴中诸寺，皆迎饯如王臣”。他向中国高僧问法，还向杭州慧因寺捐银印佛经。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煦返国，至礼成江受到王兄及王母欢迎，向宣宗献上自宋得到的释典及经书千卷，“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4000卷，悉皆刊行。”①肃宗六年（1101）卒，赠大觉国师。王煦入宋求法后，想于“还乡之日聚集古今诸家教乘，总为一藏，垂于万世”。他所主持的“教藏都监”，补刻新得自宋辽的释典及诸家教乘4000余卷，当刻印于宣宗二年至肃宗五年间（1085～1100）。由于他1101年去世，很可能未刻完②。此续藏内题“高丽国大兴王寺奉宣雕造”、“海东传教沙门义天（即王煦）校勘”。因宣宗、肃宗行辽年号，故此藏经年款署辽道宗大安（1085～1094）、寿昌（1095～1100）年号，正是宋哲宗在位时（1085～1100）。王煦在中朝文化交流史及朝鲜印刷史中作出重要贡献。
二 高丽朝所刊非宗教著作
高丽雕印藏经时已拥有一批印刷工匠、积累了技术经验，于是开始刊印非宗教读物，包括儒家经典、文史及科技著作等。为此又从宋引进各种刻本为底本，早在宋太宗淳化二年（992）高丽成宗即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入宋，“又上[表]言愿赐板本《九经》书，用敦儒教。许之”③。这是宋初国子监据五代本《九经》重刊者，包括《易》、《诗》、《书》、《左传》等九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高丽显宗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入宋，次年（1016）辞归时，宋真宗“赐询诏书七函、袭衣、..及经史、历史、《圣惠方》等。”④这次给高丽显宗王询的书包括宋版儒家经典注疏本、《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北宋监本、历日及淳化三年（992）奉太宗敕命刊刻的《太平圣惠方》百卷等。《高丽史·显宗世家》载，显宗十三年（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五月“韩祚还自宋，帝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⑤。
高丽除通过入宋使节得到书籍外，还鼓励宋商海运中国印本，如宋真宗天圣五年（高丽显宗十八年，1027）五月，“宋江南人李文通等来献书册，凡五百九十七卷”⑥。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崩，哲宗即位，高丽宣宗特遣兵部侍郎李资仁祝贺登极，礼毕，“请市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诏惟赐《文苑英华》一书”⑦）。此书为官刊本，共千卷。
高丽当局甚至连宋代雕版也在购求之列，如宣宗四年（1087）三月“宋商徐戬等二十人来献新注《华严经》板”①。福建商人徐戬此次运来经板是受高丽王煦委托在杭州雕刻的②。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二月，高丽宣宗遣兵部尚书黄宗悫、工部侍郎柳申入宋，“乞买历代史及《册府元龟》等书”..“礼部尚书苏轼言宜却其请，不许。..有旨：‘书籍曾经买者，听’。”③苏轼因发觉六年前中国商人将书板运往高丽，恐其使者再买到不宜出口的其他书物，遂上疏宜却其请。但哲宗没有采纳奏议，仍许使者将已买之书带回，包括《册府元龟》（1013）千卷。此后高丽使者又在宋得《神医补救方》及《太平御览》等书以还，高丽王特别喜欢此书。后来1192年“宋商来献《太平御览》，赐白金60斤，仍命[判秘书省事]崔诜校雠讹璆”④，于次年刊印。
自北宋太宗至南宋光宗（976～1194）218年间大量宋刊本传入高丽，为重刊这些书提供精良底本，至迟从高丽靖宗（1035～1040）时起，便开雕非宗教著作。靖宗八年（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二月己亥：
东京（庆尚道庆州）副留守崔颢、判官罗旨说、司录尹廉、掌书记郑公幹等奉制新刊《两汉书》与《唐书》以进，并赐爵⑤。
这次刊印《两汉书》与《旧唐书》是奉王命在庆州进行的，主持印书的东京副留守崔颢被授以县伯，食邑600户。三年后（1045）夏四月己酉：
秘书省进新刊《礼记正义》七十本，《毛诗正义》四十本，命藏一本于御书阁，余赐文臣⑥。
靖宗、文宗时儒书及子史书刊本印数不大，只供王公大臣用，广大读书人仍靠写本。
自文宗十年（1056）八月以后因西京（平壤）留守进表后，情况有改变：
西京留守报，京（开京）内进士、明经等诸业举人所业书籍，率皆传写，字多乖错。请分赐秘阁所藏《九经》、《汉[书]》、《晋[书]》、《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置于诸学院。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⑦。
文宗以后高丽版《九经》、正史、诸子百家书才面向大众。文宗十二年（1058）九月己巳朔：
忠州牧进新雕《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小儿药证病源十八论》、《张仲卿五脏论》九十九板，诏置秘阁⑧。
文宗十三年（1059）二月甲戌：
安西都护府（西海道海州）使都员外郎异善贞等进新雕《肘后方》七十三板、《疑狱集》十一板、《川玉集》十板。知京山府事、殿中内给事李成美进新雕《隋书》六百八十板，诏置秘阁，各赐衣衬①。
文宗十三年夏四月：
知南原府事、试礼部员外郎李靖恭进新雕《三礼图》五十四板，《孙卿子书》九十二板，诏置秘阁，仍赐衣衬②。
高丽版书具北宋刊本版式，用宋版本为底本，再由儒臣对校，堪称善本，受宋人喜爱。又以楮皮纸印成，书册厚重，字体一般较大，刻工精细，多为官刊本。印刷地点集中于开京（开城）、东京（庆州）、西京（平壤）、忠州牧、海州、南原府等地，这些地方也是产纸区。有些书还传入中国，如宋哲宗元丰八年（1085）王煦献上高丽《大藏经》。元祐七年（1092）秋七月宣宗遣兵部尚书黄宗悫、工部尚书柳申入宋，向宋哲宗献高丽版《黄帝鍼经》③，帝览后甚喜，次年（1093）正月“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鍼经》于天下”④。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召见高丽使臣户部尚书李资义等后，允许其购书听便，且再赐《文苑英华》一部⑤。返国后，李资义向宣宗奏曰：“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百篇：《尚书》、荀爽注《周易》十卷..”⑥
可见宋哲宗听说高丽版书多善本，乃命陪同使团的中国官员向使节提交宋代所需高丽刊本书目，以便购求，即令残卷也需要。实际上书目达120种共4980卷。其中包括《高丽风俗记》一卷、《高丽志》7卷、王方庆《园亭草木疏》27卷、《古今录验方》50卷、《张仲景方》15卷、《黄帝鍼经》9卷、《陶隐居效验方》6卷、《大衍历》、信都芳《乐书》9卷、《尔雅图赞》2卷、《汜胜之书》等科技书，还有《风俗通义》30卷、《周处风土记》、《三辅决录》7卷、《十三州志》14卷、《水经》20卷、鱼豢《魏略》等史地类等。看来此书目出翰林学士之手，所开书单都是中国需要而少见的书。高丽国王对宋帝的要求是重视的，同时还应辽国要求提供善本，如睿宗八年（1113）正月辽遣永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因、太常少卿王侁来高丽，“耶律因等请将还，请《春秋释例》、《金华瀛洲集》，王各赐一本”⑦。
高丽国中央主管刊书的机构是秘书省，置监（从三品）、少监、丞、校书郎、校勘、书手等职，下设书籍处贮存印板。肃宗六年（1101）三月“制以秘书省文籍板木委积损毁，命置书籍铺于国子监移藏之，以广摹印”⑧。同年夏四月“翰林院奏，御名同韵字请秘书省雕板颁示，使人知所避讳。制曰：可”⑨。由秘书省将规范的避讳字印成文件颁发各地实施。重要著作出版前，有时由国王组织专门班子校勘，再交秘书省刻印。如毅宗五年（1151）六月，王“命宝文殿学士、待制及翰林学士日会精义堂，校《册府元龟》”⑩。明宗廿二年（1192）夏四月，王“命吏部尚书郑国俭、判秘书省事崔诜，集书筵诸儒于宝文阁，雠校增续《资治通鉴》，分送州县雕印以进，分赐侍从儒臣。”①八月癸亥，仍命崔诜校雠《太平御览》。由于历代国王重视出版事业，因此经史子集诸书版本皆备，足以满足本国需要，肃宗（1095～
1104）以后便较少从中国进口书籍了，高丽成了东方另一出版大国。
三 海印寺八万板大藏经的刻印
由于两次刊印正续藏经，也满足了僧众之需，只偶而雕印《莲华经》、《华严经》等单本注疏本。然而高宗十六年（1231）时藏经遭到劫难，该年八月蒙古统治者窝润台汗以高丽杀其来使为由，命元帅撤礼塔领兵压入境内，连拔40余城池，原藏于符仁寺及兴王寺的正续藏经及经板皆毁于兵火。1232年高宗离开京师，在宰相崔瑀（1175？～1249）胁迫下迁都于江华岛。至1235年蒙古继续用兵，高宗设消灾道场于内殿，令百官每日自辰时至午时拜佛禳兵②。他此时想到先王显宗发愿刻藏经退辽兵的往事，遂“与宰执、文武百僚等同发弘愿，已署置勾当官司，俾之经始”③。因置“大藏都监”，参考宋、辽藏经及过去本国的藏经，重新开雕，历十六年始成其功。《高丽史·高宗世家》载，高宗三十六年（1251）九月壬午：“[王]幸城西门外大藏经堂，率百官行香。显宗时板木毁于壬辰（1232）蒙[古]兵，王与群臣更愿立都监，[历]十六年而功毕。”
可见大藏都监初置于高宗二十三年（1236），至三十八年（1251）藏经雕印完毕，计6797卷，用板8万余块，故又称“八万板大藏经”。为安全起见，经版后来藏于岭南道（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内加耶山附近的海印寺经板阁内，至今仍呈完好状态。据1915年调查，海印寺经板存81240块，内121块重复，尚缺18块④，因此有效的经板应为81137万块。为节省木料，每版双面刻字，版上有把子便于翻动。所用板材有梨木、柿木（Diospyroskaki）、桦木及厚朴（Mongoliaofficinalis）等，取自济州岛、莞岛、巨济岛及欎陵岛等地。每块经版直高24厘米、横长65厘米、厚4厘米，板重2.4～3.75公斤。每版23行，行14字，每字1.5平方厘米⑤，全藏共2600万字。作经折装，每卷以千字文编号，各卷卷尾年款无年号，只用干支，如“丁酉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丁酉为南宋理宗嘉熙元年、高丽高宗二十四年（1237），类似的题疑纪年有己亥（1239）、癸卯（1243）、甲辰（1244）、戊申（1248）等等。
高丽国第三次刊印藏经是在国家遭受蒙古兵侵略的困难时期在海岛上进行的。爱国的工匠尽心竭力，短期内以高质量完成任务。一些大臣也出资协助开雕，如宰相崔瑀和门下待中兼判吏部、御史台事崔沆。高宗四十二年（1255）诏曰：
今一揆晋阳公崔怡（崔瑀）当圣考（康宗）登极之日（1213）、寡人即祚（1214）以来，推诚卫社，同德佐理。越辛卯（1231），边将失守，蒙[古]兵闯入，神谋独决，截断群议，奉舆卜地迁都。不数年间，宫阙、官廨悉皆营构。宪章复振，再造三韩。且历代所传镇兵《大藏经》板，尽为狄兵所焚。国家多故，未暇重新，别立都监，倾纳私财雕板几半，福利邦家，功业难忘。嗣子侍中[崔]沆，遹追家业，匡君制难，《大藏经》板施财、督役告成，庆讚中外受福①。
可见，崔瑀出家资雕刻近四万块藏经经版。丁酉岁（1237）刻《金刚般若经》印有下列题记：“晋阳侯崔瑀特发弘愿，以大字《金刚般若经》雕版流通。所冀邻兵不起，国祚中兴。”
捐资刻经的还有国子监祭酒郑晏，为工部尚书郑叔瞻之子。《高丽史》说郑晏“退居南海，好佛，游遍名山胜刹。舍私财与国家约中分藏经刊之”②。海印寺所藏经板，后被用来多次重印，重印本作经折装，且传入中国，北京图书馆藏《大乘三聚忏悔经》一册，尾题“壬寅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壬寅为高宗二十九年（1242）。
四 13世纪高丽朝末期金属活字印刷之始
1011～1251年间高丽雕版印刷技术积240年发展后，已达到很高水平，足可与同时代中国宋代相比，为后来的李朝（1392～1910）打下坚实基础。高丽末期在雕版技术取得成就后，又发展了活字技术，成就更大。高丽人肯定早就从中国知道活字技术，但因其雕版印刷长期居主导地位，直到高丽末期才将活字技术付诸实践。这方面史料首先于高宗时翰林学士李奎报替宰相崔瑀起草的《新序详定礼文跋》（1234）一文内。《跋》内称，本朝礼制初不备，仁宗（1125～1145）时始敕平章政事崔允仪等集古今礼制编成《详定古今礼》50卷，毅宗（1147～1170）时流行于世。但此书长期失修，崔忠献遂补辑成新本。高宗十九年（1232）受蒙古兵侵袭，迁都江华岛之际：“礼官遑遽，未得赍来，则几若已废，而有家藏一本得存焉。予（崔瑀）然后益谙先志，且幸其不失，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份），分付诸司藏之。凡有司者谨传之勿替，勿负予用志之疼勤也”③。
对此，李圭景解释说：“铸字一名活字，其法之流来久矣。中原（中国）则布衣毕昇剏活版，即活字之谓也。我东则始自丽季。入于国朝（李朝），则太宗朝命铸铜字。”④可见崔瑀命工匠于江华岛新刊《详定古今礼》，是按毕昇思想以活字印成的。既说活字铸成，则当为金属活字。铸字时间有不同说法，或称1234年⑤，或称1227年，恐皆不妥。因李奎报起草《跋文》中称崔瑀为晋阳公，而崔瑀1234年始封晋阳侯⑥，几年后才进为公爵，因此铸字印书应在1242年前后。崔瑀《南明证道歌跋》称：“夫《南明证道歌》者，实禅门之枢要也。故后⑦学参禅之流莫不由斯而入，升堂覩奥矣。然其可闭塞不传乎？！于是募工重雕铸字本，以寿其传焉。时己亥九月上旬，中书令、晋阳公崔怡谨志”。
说明崔瑀除铸印礼书外，还印过《南明证道歌》。后者刊于高宗二十六年己亥（1239）九月，此时已自称晋阳公了。但《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九《崔瑀传》载高宗二十九年（1242）封其为晋阳公，与崔瑀所述相差二年，当以其自述为准。然而这些刊本没有传世。
现存高丽最早的金属活字本是1377年清州牧兴德寺僧刊行的该寺寺主白云和尚（法号景贤，1298 ～1374）据历代祖师语录编成的《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图15-6），全书上下二卷，只存下卷，线装，印以楮皮纸，版框24. 厘米，单叶11行，行19字，四周单边，白口。卷末题记为：“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日，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缘化门人释璨、达湛，施主比丘尼妙德”。宣光七年为北元昭宗年号，相当明太祖洪武十年、高丽辛禑王三年（1377）。此本为兴德寺主景闲的弟子为纪念景闲逝世三周年时募资刊行的。最初于1887年由法国驻汉城公使德普兰西（Collin de Plancy）所得，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1996年1月，韩国清州古印刷博物馆曾据以影印再版。
高丽朝末期以金属活字印书的另一史料是恭让王（1389 ～1392）时中进士的忠义君郑道传（1335～1395在世）的进言：“欲置书籍铺铸字，凡经史子书、诸诗文，以至医方、兵律，无不印出，俾有志于学者皆得读书，以免失时之叹”①。此进言是针对恭让王三年（1391）罢书籍店而发的，但《高丽史》卷七十七《百官志》随即载曰：“[恭让王]四年（1392）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籍，有令丞”②。但此后不久恭让王即死去，实际上此书籍院很难运作。
五 金属活字技术在李朝的大发展
恭让王死时，大将军李成桂（1335 ～1408）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受明太祖册封，改国号为朝鲜，行明年号，此即李朝。太祖李成桂在位时（1392～1398）忙于巩固政权，无暇他顾。至太宗李芳远在位（1401～1417）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他像同时代的明成祖一样雄才大略，致力于文化建设。1403年新置“铸字所”于京城（今汉城），铸10万铜活字印书。《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卷五载太宗三年癸未二月庚申（1403年3月4日）载：“新置铸字所。上虑本国图书籍鲜少，儒生不能博观，命置所。以艺文馆大提学李稷、总制闵无疾、知申事朴锡命、右代言李膺为提调。多出内府铜铁，又命大小臣僚自愿出铜铁，以支其用”①。
此处所述李稷官衔是后来提升的，当时任判司平府事。太宗时礼曹判书（礼部尚书）兼宝文阁大提学权近（1352～1409）1403年为铸字事写《跋》，此跋刊印于1409年活字本《十一家注孙子》之书尾及权近《阳村集》：
永乐元年（1403）春二月，殿下（太宗）谓左右曰：“凡欲为治，必须博观典籍，然后可以穷理正心，而致修齐治平之效也。吾东方在海外，中国之书罕至，板刻之本易以剜缺，且难尽刊天下之书也。予欲范铜为字，随所得书，随即而印之，以广其传，诚为无穷之刊。然其供费，不宜敛民，予与亲勋、臣僚有志者共之，庶有成乎？！”于是悉出内帑，命判司平府事李稷、骊城君臣闵无疾、知申事臣朴锡命、右代言臣李膺等监之。..又出经筵古注《诗[经]》、《左氏传》以为字本。自其月十有九日而始铸，数月之间多至数十万字。恭维我殿下濬哲之资、文明之德，万机之暇，留神经史，孜孜不倦..拳拳焉为铸是字，以印群书，可至于万卷，可传于万世②。太宗铸铜活字资金来自内帑及王亲、臣僚捐献，不敛于
民。1403年二月一日至十月九日，不到八个月便铸成数十万活字，因该年为癸未，故称“癸未字”。以王廷所藏宋代《诗经》及《左氏传》刊本字体为铸字字体，刊印《十一家注孙子》、《十七史篡古今通要》、《宋朝表笺总类》及《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对策》等。李太宗下令铸铜活字印书，揭示了朝鲜大规模铸字活动的序幕，具有深远意义。1403～1883年的480年间大规模铸字40次，除少数为铅字及铁字外，大多数为铜活字③。从1403年起50年内朝鲜国王发出有关铸字、印书的敕令达11次④。癸未字较大，因是初次试铸，以蜡将活字固定于印板上。但蜡质粘性小，印刷时字易移动，故世宗李祹（1419～1450在位）令臣下李蒇（chán）（1375～1451）改进。李蒇于世宗二年（1420）先铸出小而精的铜活字，但未解决字块移动问题，一日只印20纸。
当时集贤院大提学、知经筵卞季良（1380～1440在世）就此写道：
永乐庚子（1420）冬十有一月，我殿下（世宗）发于宸衷，命工曹参判（工部侍郎）臣李蒇新铸字，样极为精致。命知中事臣金益精、左代言臣郑招等监掌其事。七阅月而功讫，印者便之，而一日所印多至二十余纸矣。恭维我恭定大王（太宗李芳远）作之于前，今我主上殿下述之于后，而条理之密又有加焉。由是而无书不印，无人不学，文教之兴当日进，而世道之隆当益盛矣①。
这次铸的铜活字称“庚子字”。世宗十六年、明宣宗宣德九年甲寅秋七月二日丁丑（1434年8月6日）再召李蒇于内殿，强令其改进排版、印刷技术：
[王]召知中枢院事李蒇议曰：“太宗肇造铸字所铸大字，时廷臣皆曰难成。太宗强令铸之，以印群书广布中外，不亦韪欤！但因草创，制造未精，每当印书，必先以蜡布于板底，而后植字于其上。然蜡性本柔，植字木固，才印数纸，字有迁动，多致偏倚，随即均正，印者病之。予念此弊，曾命卿改造，卿亦为难。予强令之，卿乃运智，造板铸字，并皆平正牢固，不待用蜡。印出虽多，字不偏倚，予甚嘉之。..”乃命蒇监其事。集贤院直提学金镔、护军蒋英实、佥知司译院事李世衡、舍人郑陟、註簿李纯之等掌之。出经筵所藏《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论语》等书为字本。其所不足，命晋阳大君[李]瑈书之。铸至二十有余万字，一日所印可至四十余纸。字体之明正，功课之易就，比旧为倍②。
1434年李朝第三次铸字称“甲寅字”，共20万枚，以王廷藏明永乐内府刊《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精刻本字体铸字，所缺字由书法家、晋阳大君李瑈补书。字体精美，分大小两种。因中国原版书以东晋女书法家卫铄（272～347）法书雕成，故又称甲寅铜活字为“卫夫人字”（图15-9）。卫铄，汝阳太守李矩之妻，工书法，王羲之少时曾师之。卫夫人字大字长1.52厘米、宽1.58厘米、高0.66厘米，小字长1.32厘米、宽2.5厘米、高0.5厘米。曾以此字印唐代文豪柳宗元的《柳文集》等书。李蒇此次的改进是植字时不在印板上以蜡粘字，而是用竹、木、破纸填空而坚致之，使不摇动。即在有四边与活字等高边框的铁框板上，以竹片为界行，将字植于界行内，空字部分以小木块将活字卡在印板上，植完一版后以平板将字压平。这样即可上墨、刷纸，工效比用蜡提高二倍。实际上这正是元代王桢《农书》中用过的方法，见第十章第四节。
早在高丽末，辛禑王（1375～1388）二年、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高丽即用王祯的方法以木活字印《资治通鉴纲目》，而李朝初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5）再次用白州知事徐赞造木活字印《大明律直解》百余部颁行③。因此世宗时李蒇将中国木活字排版技术移植于铜活字排版上，终获成功。韩鲜半岛产铜，高丽纸厚重，适于金属活字印刷。早在高丽朝肃宗七年（1102）就从北宋引进铸钱技术，发行“海东通宝”①。半岛人民掌握铸钱技术后，便将此技术用于铸活字，至李朝已成金属活字印刷大国，且多所发明，如以铁铸字和以木活字与铜活字混合制版，其铜活字背后凹空亦独具匠心，可节省铜料。其所用印墨亦极优良。朝鲜金属活字较中国宋元已大有改进，甚至比同时期的明代铜活字还胜一筹。朝鲜人民对金属活字印刷作出了重要贡献，应给以高度评价。他们大力优先发展金属活字印刷，也符合印刷术未来发展方向的。朝鲜活字本字体优美，印刷精良，令人爱不释手，堪称模范。他们将朝鲜字母铸成活字亦属创举。
李朝成宗（1470～1494）时学者成伣（1439～1504）对活字技术有如下叙述：
大抵铸字之法，先用黄杨木刻活字，以海浦软泥平铺印板，印着木刻字于泥中，则所印处凹而成字。于是合两印板，镕铜从一穴泻下，流液分入凹处，一一成字。遂刻剔，重复而整之。刻工者曰刻字匠，铸成者曰铸匠。遂分诸字，贮于藏櫃。其守者曰守藏，年少公奴为之。其书草唱准者曰唱准，皆解文者为之。守藏列字于书草上，移之于板，曰上版，用竹、木、破纸填空而坚致之，使不摇动者，曰均字匠。受而印之，曰印出匠。其监印官则校书馆员为之，监校官则别名文官为之。始者不知列字之法，融蜡于板，以字着之，是以庚子字（1420）尾皆如锥。其后始用竹、木填空之术，而无融蜡之费，是知人之用巧无穷也②。由上所述可知，铸铜活字前，先以书稿写样字体刻
成木活字，以黄杨木（Buxussinica）为料。用海边的软泥平铺在有边框的模板上，再将木活字放在两块模板的软泥之中。所形成的凹空处即是反体泥制字模。两个板框合在一起，接合处留一孔。将熔化的铜水从孔中泻入的《柳文集》残页，不列颠博物馆藏字模之凹处，便铸成活字。取出后将活字修整好。每个活字按字韵存于格的櫃内，格上贴标签。植字时一人按书稿文字唱出韵号，另人取出活字排版。一行排满后加一竹片，再排另一行。空字处以木块填满，使不摇动。以平板将版面压平，接着上墨，印出印样。校字官校对，校毕即正式刷印。将印页对折后装订成册，李朝书多为线装。书的版面设计、装订与中国相同。
铸字所内有明确分工：冶匠熔铜，刻字匠刻字模，铸匠铸字，守藏匠管活字櫃，唱准匠唱字韵，均字匠植字，印出匠上墨刷印，校书员校字，木匠锯木字模，纸匠切纸，装书匠订书。王廷委派监校官就地督察，由监印官上报，论功行赏。“铸字匠人若有功劳，则虽贱口，授以队副、队长、司正、副司之职”①或“赏以钱帛”。每卷有一至三字错误或刷墨不匀者，监印官、均字匠、印出匠皆受笞杖处罚。李朝诸王皆重视儒术，不像高丽朝诸王那样笃信佛教，因此经史及诸子书刊的比前朝多。过去误将传入中国的李朝刊本称为“高丽版”，其实应为朝鲜版或李朝版。李朝在出版活字本同时，也有雕版书行世，除官刊本外还有私刊本，特别是寺院刊本，除金属活字外，还有木活字本。
第三节 日本造纸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
一 日中关系简史
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国，造纸和印刷也有千年以上历史。和纸是日本著名传统手工艺品之一，至今不衰。“日本”一词在中国史书中始见于五代后晋人刘昫（888～947）《旧唐书》（945）卷一百九十九上《日本传》，汉魏著作通称其为“倭国”。自从汉代发明纸后，中国与日本就有直接往来和文化交流，有时通过朝鲜半岛的媒介进行间接交往。《前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古朝鲜后，于其地置乐浪、玄菟、临屯及真番四郡，从此大批汉人来四郡定居，带去了汉文化和科学技术。公元207年汉安帝时，辽东太守公孙康又在乐浪郡南新置带方郡。汉魏时与倭国经朝鲜半岛直接交往更多。这些交往在中国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日本各地出土的中国文物也是汉魏时双方交往的历史见证。
中国自晋、十六国以后战乱频仍，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趁机占取乐浪、带方，接着这三国间又相互交战，岛上大量汉人便前往日本避难。万安亲王（788～830）《新撰姓氏录》（814）中《太秦公宿祢》（右京诸蕃）条载，来日本的“秦氏为秦始皇十三世孙..男融通王一称弓月君，应神天皇十四年（283）来朝，率百二十七县百姓归化，献金银、玉帛”。同书又称“仁德天皇时（313～399）秦氏流徙各地，天皇使人搜索鸠集，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舍人亲王（676～735）《日本书纪》（720）卷十称，公元289年“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十七县民而来归焉”。此阿知使主传为汉灵帝曾孙，汉末率众迁居带方，后又从带方渡日。大批中国移民从朝鲜半岛离开时，必将许多纸写本书带到日本，甚至其中有原在浪乐、带方从事造纸的工匠。
后来日本大和朝廷根据中国移民的祖先而将弓月君的后裔称为“秦人”，将阿知使主的后裔称为“汉人”。他们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或在朝廷从事文书工作。《新撰姓氏录》列举京畿附近的山城（今京都）、大和（奈良）、摄津（大阪）等地氏族时，秦氏、汉氏占30％②。5～6世纪后，天皇听说还有些技艺出众的汉人仍留在百济，于是强迫百济将他们送交日本，这些人称为“新渡汉人”。大批中国人的东渡，带来了汉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儒学和佛教在日本兴起，汉文也成为日本通用的文字。移来的汉人与当地大和民族共同发展日本经济和文化，他们后来与大和民族融合。讨论日本造纸起源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造纸术引入日本之前，首先以中国纸和纸本文书的传入为先导。太安万吕（664？～724）《古事记》（712）卷中记载说：“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我们对此可译为：“应神天皇对百济国王说，你们那里如有贤人，希望献上。于是受命献来名为和迩吉师的人。他随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都由他贡进”①。
此处所说和迩吉师实即百济五经博士王仁。《日本书纪》卷十说，公元285年“王仁来之，则太子莵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还说王仁来朝是因284年百济国献马使阿真岐的推荐。人们通常认为汉籍和儒学传入日本始于王仁献书，但将他当成朝鲜人，这种看法应纠正。据王仁自述，其“祖先为王鸾..原为汉高祖刘邦之后裔，至百济后始易姓”②
因此他是在百济居住的中国汉人。而他非一人来日本，就像弓月君、阿知使主那样，结伴而，来的是一批人，包括有技能的中国人。王仁来后，成为皇太子的儒学老师，其所献《千字文》与梁人周嗣兴（约450～521）《千字文》有别，是汉魏人所著另一同名蒙学教本。王仁、弓月君、阿知使主等人中有中国皇室后裔、原乐浪及带方郡的官员、士人、僧人、医生、科学家和工匠等，他们的到来构成中国科学文化大规模直接输入日本的第一次高潮；对日本有深远影响。
二 日本造纸之始
日本从何时起自行造纸，要重新研讨。人们通常引《日本书纪》卷二十二《丰御食炊屋姬天皇纪》，认为于610年始行造纸。此天皇为一女皇，即推古天皇，593年即位后由圣德太子（574～622）摄政，圣德死后才亲政。《日本书纪》卷二十二称：“十八年（610）春三月，高丽王贡上僧昙征、法定。昙征知五经，且能作彩色及纸、墨，并造碾硙，盖造碾硙（wèi）始于是时欤”③。
推古天皇十八年相当隋炀帝大业六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一年（610），将日本造纸起始时间定在这一年肯定为时过晚。
近年来日本纸史家都认为日本在610前就已造纸④⑤，笔者亦深有同感。《日本书纪》只是说从高句丽来日本的僧人昙征兼通儒学，会造颜料和纸墨，并未说日本造纸始于此人，倒是认为“碾硙始于是时”。其实一般石碾、石磨在这以前日本已有之，此处所指或许是水磨。从昙征兼通儒释及技术的知识背景观之，他应是高句丽国王按日本要求遣来的中国人。日本从5～6世纪后继续网罗留在朝鲜半岛的汉人人材，尤其晋末至南北朝中国战乱时移居半岛去的汉人。因此，昙征、法定这批人与先前百济送往日本的王仁等不同，在日本属于“新渡汉人”。
昙征来时正值圣德太子推行新政，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之际，其才能包括造纸、制墨等技术会得到充分发挥。圣德太子为发展造纸生产，令国内遍种楮树，是在昙征指导下进行的①。于是造纸地区扩及全国，不能否定昙征在促进日本造纸发展中的贡献。但种种迹象表明，推古朝以前日本早已造纸。《日本书纪·钦明天皇纪》载，钦明元年（540）下令在全国编制秦人、汉人等诸蕃归化人户籍。同书卷十二又称在这以前履中天皇四年（403）秋八月戊戍（二日）“始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之志”。大和朝廷编制户籍，在各国置史官修国史，要耗用大量纸，靠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进口是满足不了需要的。可以说至迟在400～500年日本已造纸，这可能是时间下限。
明确谈论日本造纸起始的早期作品是宽文八年（1668）出版的《枯杭集》（图15-11）。此书稀见，以古体日文写成，未署作者姓名，但必是通晓本国史籍的学者。《枯杭集》共6卷，其卷二写道：
この国に昔时記私といふ人、すきはじめりなり。それより以前には木札にかきて文をつかはすなり、それより御札と申すにこの故事也②。
我们将其译成相应汉文如下：“本国（日本国）昔时有称为记私之人者，始行造纸。此前以木札书文，故所谓“御札”者。即此典故也。”
这条史料是日本纸史家关义城1972年在《关于我国最早的抄纸师》一文③内首先提到的，并指出除《枯杭集》外，《有马山名所记》（1672）、《人伦训蒙图汇》（1690）、《笔宝用文章》（1746）、《大宝和汉朗咏集》（1823）及《かな（假名）古状揃》（1772～1778）等书都载明记私是日本最初造纸的人，但均未对此人作进一步介绍。关义城认为“记私恐怕是在昙征来朝（610）以前渡来的造纸者，也许是移居日本的高丽人。我国学者今天还很少有人论及”。自关氏论文发表后至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注意到此史料的重要性，频加引用，但至今仍未弄清记私为何许人也。认为《枯杭集》作者为什么将记私奉为纸祖，将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我们讨论日本造纸起源时，自然也无法回避有关记私这条史料，愿陈管见以就教东瀛同道者。按记私日语发音为きし（Kishi），我们认为此即前引《古事记》卷中所载百济王派往日本向天皇献《论语》和《千字文》的和迩吉师（ねにきし，WaniKishi），记私、吉师为同一日语きし发音的不同汉字表音方式。实际上此人就是《日本书纪》卷十所述从百济来日本的五经博士王仁。王仁、和迩在日语中都读作ねに（Wani），为同一人，我们已证明他是中国汉人。他作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在百济被视为最博学的人，日本也视之为奇才异能之士。因而吉师、记私是对王仁尊称。《枯杭集》所说“称为记私的人”实即王仁①。
《古事记》之所以将王仁称为和迩吉师，因该书用类似“万叶假名”的文体写的，以汉字标和音，而《日本书纪》则以汉文写之，于是出现对汉人姓名用字上的差异。就是说，《枯杭集》作者认为王仁是在日本最初的造纸者。其所以不称和迩吉师而作记私，说明另有《古事记》以外的日本其他古史资料为据。这条重要史料将日本造纸起源从7世纪昙征渡日时代，追溯到更早的王仁、弓月君和阿知使主大批中国人从朝鲜半岛来日本定居后的时代，即4～5世纪。这种可能性极大。因此时相当中国晋一十六国，中国人用纸已有六七百年历史，王仁等早已习惯用纸书写，在日本因工作需要，见当地不产纸，就会组织从乐浪、带方来的汉人工匠生产麻纸。王仁、阿知使主集团属于汉氏，在河内（今大阪）经营的手工业中又增加造纸这一行。待弓月君的秦氏集团迁入山城（今京都）后，便营建农业和手工业基地。京都纸屋川是奈良时代（710～794）造纸中心，有可能继承秦氏之遗钵。当时生产规模可能不大，但足以满足需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5世纪初大和朝廷能在各国置史官修国史，因已有当地纸的供应。
日本自行产纸后，很快就迎来了飞鸟时代（592～710）。此时因圣德太子摄政（592～622），日本造纸业获得发展。圣德笃信佛教，兼通儒术，公元609～616年以汉文著《法华经》、《维摩经》及《胜鬘经》的《三经义疏》，在国内兴建佛寺。610年中国高僧昙征来朝后，圣德令其指导在国内遍种楮树，因而继麻纸之后，楮皮纸生产的推广是飞鸟时代造纸的新标志。圣德推行的新政为此后继承者完成的“大化革新”开了路。他们与大唐帝国建立邦交，派众多留学生、学问僧入唐，全面引进中国科学文化。大化革新以孝德天皇（645～654）即位次年即大化二年（646）发布《改新之诏》为开端，以从中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为这一运动的骨干。诏书中宣布废除贵族私有土地的部民制（农奴制），确立新土地制《班田收授法》，统一全国租税，建立中央官制，改革旧俗等。在此基础上又参考唐律颁布《近江令》、《飞鸟净御朝廷令》、《大宝律令》及《养老令》，使法律及典章制度完备，日本由此进入律令制封建社会。
在实施新土地及税收制过程中，要作全国人口调查、户籍编制和土地丈量等，其结果要登记成册。中央及地方文书及儒释经典抄录要消耗大量纸张，因而除中央设纸屋院外，各地亦有纸坊。现存飞鸟时代纸本文物有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美浓（今本州岐阜县）、筑前（九州福冈县）和丰前（九州大分县）大宝二十年（702）户籍残册十种。1960～1963年正仓院纸本文物由专家系统检验，证明上述户籍纸为日本造，其中美浓户籍纸较好，可能是纸屋院分场所造，丰前纸比筑前纸好些，筑前户籍纸较粗放。这些纸都是楮皮纸，完全依中国方法抄造②。现存更早的文物是圣德太子的《法华经义疏》手稿（615），为黄色麻纸，产自中国③，为隋大业年（605～618）所造。说明日本还进口中国纸，因中国纸薄而柔韧，为圣德太子所喜欢。天武天皇（672～685）时又出现大规模用纸高潮。《日本书纪·天武纪》载，天武即位次年（673）下诏，“集书生始于川原寺写《一切经》”，以超度平息“壬申之乱”（672）而战死的将士亡魂，并以佛教安定民心。这部汉文写本《大藏经》计2500卷，用纸38.8万张①，估计要在川原寺附近加设纸场。
685年天武天皇诏令诸国，家各作佛舍，置佛像及佛经以供奉。在各藩及545个寺院讲读有国家思想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势必耗用大量纸。与此同时私人写经数量也相当大，法隆寺藏《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即当年私人写经。此经写于朱鸟元年（686），写经僧宝林居河内（今大阪府），这里为汉人聚集区，因此宝林当为王仁、阿知使主的后裔。此经是日本现存有年款的最早写经。
三 奈良朝日本的造纸技术
飞鸟朝最后的天皇元明女皇于和铜三年（710）迁都于平城京（今奈良），从此进入奈良朝（710～794）。奈良朝是飞鸟朝的延续，大化革新硕果此时全面展现。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又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日本像西邻唐帝国一样处于太平盛世。文史巨著如汉诗《怀风藻》（752）、和歌《万叶集》、《古事记》、《风土记》（713）、《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都出现于此时，佛教也获得大发展，同时在中央设大学寮、地方设国学，讲授儒家经典，教育事业也随之兴起，这都促进造纸业发展。正仓院藏727～780年纸本文物中大多数是写经，如天平宝字年间（757～765）的《奉写一切经所解》中说，写经5282卷，用纸10万余张、毛笔673管、墨338挺。710～772年间至少写《大藏经》21部，按最低每部以3500卷计，则21部合73500卷，每卷用纸150张，只此一项即用纸1102.5万张②，可见耗纸量之大。称德女皇764～770年雕印《百万塔陀罗尼》时耗纸11万多张。如果考虑到公私文书、文教及日常用量，则社会总耗纸量是惊人的。
正仓院文书纸化验结果表明，原料为麻类、构皮、小构树皮及雁皮四种③。麻类主要是大麻（Cannabis sativa）及荨麻科薮苎麻（Boehmeria japohica），近于中国的大叶苧麻（Boehmeriagrandifolia）。麻纤维来自破布或生麻。构（Brousonetia papyrifera）为桑科构属，《古事记》称为加知（カジ）。同属的小构树（Brousohetia kazinoki）又名葡蟠，枝蔓生或攀援。中、日两国都生长这两种树。雁皮（Wikstroemia sikokiana）为瑞香科荛花属灌木，同属也分布于中国，日本古称为斐，所造的纸叫斐纸，因纸色如鸟卵，后又称鸟子纸或鸟之子纸（とりのこかみ，Tori-no-kokami）。日本早期纸以麻纸为主，平安时代（794～1184）以后楮纸和斐纸占主导地位。以瑞香科结香属的三桠（mitsumata）为原料造纸是1598年以后的事。中国也生长结香属，称为结香（Edgeworthia chrysantha），很早以来用于造纸。日本以雁皮造纸始于飞鸟时代，至奈良朝渐趋发展。
根据奈良朝文书记载，向中央贡纸的地区有美浓（今岐阜）、武藏（今崎玉及东京）、越前（福井）、越中（富山）、丹后（京都府北部）、播磨（兵库）、纪伊（和歌山）、出云（茨城）、近江（滋贺）、美作（冈山）、上野（群马）、下野（栃木）、信浓（长野）、三河（爱知）、上总（千卟）、长门（山口），以上本州。还有四国的阿波（今德岛）等地。分布于北陆道（中部）、东海道（关东）、山阴道及山阳道（今中国地方）、南海道（四国）及今近畿地方。飞鸟及奈良朝颁布的律令都对中央所属图书寮下的造纸机构作了明文规定。从平安朝对这些律令的注释性著作可知造纸情况，如833年清原夏野为解释藤原不比等（661～720）《养老律令》（718）所写的《令义解》中，谈到图书寮所属纸屋院时写道：
凡造纸，长功日截布一斤三两，舂二两，成纸百九十张。长功煮榖皮三斤五两，择一斤一两、截三斤五两，舂十三两，成纸百九十六张。..凡造纸者，调布大一斤、斐皮五两，造色纸三十张。榖皮、斐皮各一斤，造上纸各三十张。
这里明确讲当时造纸原料为破麻布、楮皮及雁皮，纸幅面一般约2.1×1.2尺（66×36厘米）。似乎一斤三两（0.71公斤）麻布可造190张麻纸，三斤五两（2公斤）楮皮造196张楮纸，但从技术上判断，只用0.71公斤破布造不出190张纸，而切碎一斤三两布或捣碎二两麻用不到一天时间。因此上述或指长功（高级工）一日工作总量，非指原料与成品间关系，倒是最后一句所说一斤皮料造30张纸合乎实际。延喜五年（927）左大臣藤原忠平（880～947）解释律令的《延喜格式》或《延喜式》卷十五《职员令·图书寮式》中，谈到图书寮所属纸屋院每日生产能力是：（1）长功（四、五、六、七月）生产麻纸190张、麻皮纸175张、穀纸196张、斐纸190张、苦参纸196张；（2）中功（二、三、八、九月）日造麻布纸190张、麻皮纸150张、穀纸168张、斐纸148张、苦参纸168张；（3）短功（十、十一、十二、一月）造麻布纸150张、麻皮纸125张、穀纸140张、斐纸128张、苦参纸140张。
长功、中功及短功是按技术熟练程度划分的三个等级的纸工，其生产定额、抄纸季节及待遇各有不同，短工在最冷的冬季生产，待遇最低。“麻皮纸”可能用沤麻后剥下的碎皮屑为原料。苦参纸由豆科苦参（Sophora flvescens）茎皮纤维所造，以苦参造纸是日本开辟的新原料。正仓院天平感宝元年（749）写《华严经料纸充装潢注文》还提到榆纸（にれかみ，Nirekami），榆（Ulmus davidiana var. japonica or Ulmus campestris var. laevis）为榆科落叶乔木，韧皮含植物粘液。因此“榆纸”可能指以榆皮粘液抄造的纸，或以其内皮与楮皮混合抄造的纸。
《延喜式》卷十五《职员令》还指出，图书寮编制内置头一人“掌经籍、国书、修撰国史、内典、佛像、宫内礼拜、校书、装潢功程，给纸笔墨等事。助一人，小允一人，大属一人，小属一人，写书手二十人。造纸手四人，掌造杂纸”。纸屋院设于山城（今京都）北部的纸屋川，在图书寮西对面，距内廷很近。纸屋院是大同年（806～809）设立的中央官营纸场，但如前所述，这里以前便造纸。造纸手四人应指抄纸工，此外应有辅助工如蒸煮、捣料、晒纸、染纸，实际上纸屋院纸工应有几十人。而抄纸工又分为三个等级。《延喜式·图书寮式》还说明纸屋院产量、所用原料及设备：
凡年料所造纸二万张，广二尺二寸、长一尺二寸。料纸麻小二千六百斤（一千
五百六十斤榖皮、一千四百斤斐皮，并诸国所进）。藁五百囲（河内国所进）。绢一疋一丈（筛四口料）、纱一疋一丈七尺（敷漉箦料）、箦十枚（漉纸料长二尺四寸、广一尺四寸[者]八枚，漉例纸料。长二尺四寸、广一尺五寸[者]二枚，模本面背纸料）。调布五端四尺（纹纸料二端一丈，筛口料二丈，造纸手四人袍〓料二端一丈六尺）。砥一颗、锹二口、小刀六枚（四枚切麻料，各长一尺二寸，二枚切纸绮料，各长七寸）。木莲灰十六斛..其他漉纸槽四只（各长五尺二寸、深一尺六寸、底厚一寸三分）、洗麻槽、淋灰槽、臼、柜等，又乾[木]板六十枚（各长一丈二尺、广一尺三寸、厚二寸五分①。
对上述记载要加以解释。“料纸”为书写纸，“麻小”即麻屑，为破碎的麻布。“囲”是日本汉字，意思是筐，“五百囲”即500筐。“箦”为抄纸器。“端”、“疋”是织物长度量词，“”是捣碎纸料的厚石板，“乾木板”60枚是晒纸用的。按日本度量衡制度，1尺＝10寸＝100分＝30厘米，1丈＝10尺＝300厘米＝0.3米，1端＝20尺，1匹＝40尺，1疋＝80尺。1斤＝16两＝600克＝0.6公斤，1两＝37.6克。1升＝10合＝1.8公升（liter）1斗＝10升＝18公升，1斛＝10斗＝180公升。由此可将上述数据由日制换算成公制，如纸屋，院纸幅为66×36厘米，每年用破布1560公斤、楮皮936公斤、雁皮840公斤。蒸煮原料用稻灰500筐、木莲（Monglietiafordiana）灰2880公升。
抄纸器箦由木框架作成，长72厘米、宽42厘米，中间绷紧纱面，因而为固定型。纱面易堵塞且不持久，需经常换，故一年用纱97尺（29.1米）。但应指出，日本也用活动帘床抄纸，纸帘以竹条或禾本科萱（Numagaki）或沼茅（Moliniaja forponica）茎杆编成，草茎高60～100厘米，生于山中湿处，类似中国的萱草和芨芨草。抄纸槽为木制，长156厘米、高48厘米、底厚3.9厘米，未讲宽度，估计为85厘米，比中国纸槽浅些。湿纸经压榨去水，再放木板上晒干，板长360厘米（3.6米）、宽39厘米、厚7.5厘米，每板可晒5张纸，共用60块木板。《延喜式》说“年造二万张”，不可理解为总产量，从原料（破布1560公斤及皮料1776公斤）及纸工日抄纸能力推算，纸屋院年总产纸应为20～30万张之多。少数上等纸及加工纸上交天皇、皇室及国家重要文书之用。
奈良时代除本色纸外，还造出深色纸及加工纸。前引《令义解》就提到造色纸，正仓院藏《东大寺献物帐》（756）三卷，两卷为白麻纸，一卷为绿麻纸。太宝二年（702）写《大宝赋役令》为蓝纸。和铜五年写本《大般若经》标明用黄穀纸，每纸25×53厘米。天平十三年（741），圣武天皇（724～748在位）以泥金于紫纸上写《金光明最胜王经》（27×50厘米），今存高野山龙山院。天平十六年（744）圣武再以泥银于绀纸（蓝纸）上写《华严经》。光明皇后（701～760）以红、蓝、黄三色纸写《杜家立成》一卷，每纸27×37厘米，共19纸。正仓院还藏有完整未用的五色纸百张，有红、黄、黄褐、蓝、绿等色。
佛经写本多用黄纸，如宝龟三年（772）《奉写一切经所请用注文》称“用黄纸三十万四千二百六张”，一下子就耗去30多万张黄纸。天平宝字四年（752）《奉写一切经料纸墨纳帐》还说明用“黄染纸一万五千张，须岐染纸二万张”。正仓院文书所载染纸名目有70多种，分为各种色调，不胜枚举②。染红用染料为菊科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染蓝用大戟科山蓝（Mercurialia leiocarpa）。染黄用芸香料黄蘖（Phellodendron amamurense）皮，紫用紫草科紫草（Lithospermum of ficinale），染绿以蓝靛与禾本科青茅（Miscanthus tinctorius）汁相配。
奈良朝还制造泥金银、冷金银色纸，日本称金银箔纸或箔打纸。正仓院文书中天平胜宝四年（752）写《经纸出纳帐》中载有浅绿金银薄（箔）纸、金薄敷青褐纸、敷金绿纸、金尘绿纸、银薄敷红纸、敷金缥纸、银尘红纸等十多品种。制造这些加工纸的技术显然来自唐代。染纸时以毛刷将染液涂于纸上，此外还有“吹染”，在纸上放树叶或各种形状的型纸，以吹雾器将染液以雾状吹在纸上，树叶或纸型遮盖处染液未喷上，色纸出现白色树叶或各种形状的文样，非常美观。这种纸叫“吹绘纸”，是日本发展的独特技术。正仓院文物中有30张吹绘纸，在色纸上出现各种白色花文及图案①。
四 平安时代以后的日本造纸
平安时代（794～1184）时，日本加工纸又有新的发展。《大和物语》（950）、《宇津保物语》（794）和女文学家清少纳言（970～1015在世）《枕草子》（约1000）都提到“香纸”或“香染纸”。此纸在抄造前，将桃金娘科丁香（Jambasa caryphyllus）浸汁放入纸浆，所成的纸有香味，许多妇女爱用这种纸。丁香因汁液呈浅黄色，薄染后香纸略呈黄褐色。平安朝出现的另外两种加工纸是“雲纸”（Kumogami）和“墨流”（Suminagashi）
西本愿寺大谷光瑞（1876～1948）原藏《三十六人家集》用纸（图15-13），集加工纸之大成，现列为国宝。该书是祝贺白河法皇（1053～1129）六十大寿于天永三年（1112）完成的纪念品，包括皇亲贵戚藤原定实、藤原定信等人写的颂诗颂文，所用的纸多是雁皮纸，加工成各种色纸、打雲纸、飞雲纸、罗文纸、墨流纸、金银箔纸、云母纸等，都在平安京（今京都）加工制造的，代表当时最高技术水平①。墨流纸制于平安朝初期，将墨水或无患子（ムク口ジツフ，Sapindus mukurosi）黑汁与油调和，用毛笔蘸起，滴入水盆中，稍微吹一下，黑汁便在水面上扩散成波纹，将纸盖在水面上，波纹便显现于纸面。此技术后于1151年传入越前（今福井县武生町），至今未断，所用纸为鸟子纸（雁皮纸）。19世纪文人喜多村信节（1786～1838）《嬉游笑览》（1830）对墨流技术作了详细介绍。云纸又称打云纸、飞云纸，比墨流出现稍早些，多以雁皮纸为底料。当纸浆抄出湿纸层后，迅即在上面淋入染成蓝或紫色的纸浆，再持纸帘令其在湿纸层上流动，形成具有云状的纹理，颜色上浓下浅，此纸用于写诗或作扇面。打雲纸与唐代诗人温庭筠（约812～870）制的云蓝纸是一样的（见第四章第四节）。1112年《三十六人家集》中所用的罗文纸（Ramonshi）是表面有织物纹理的纸，与中国罗文纸形制与制法相同。现传世的藤原佐理书写的《古今和歌集》也书以罗文纸。
雲母纸日语称“から纸”，から（kara）义为贝壳，意思是贝壳纸。这种纸来自唐代，又称“唐纸”，是以胡粉与云母纹用胶汁涂布在楮皮纸上的加工纸。胡粉即铅粉（whitelead），白色颜料。云母即白云母（muscovite）粉，有金属光泽。云母纸或贝壳纸表面有银光，日本常用作障子纸。障子是房屋内以木框糊以纸的拉门，障子纸又称襖纸。平安朝还有蜡纸，制法与中国蜡笺同。平安朝末期战乱频繁，纸屋院原料供应不足，常以旧纸回槽，因脱墨不佳，所造的纸呈浅黑色，叫“薄墨纸”或“宿纸”，“宿”有陈旧之意。当时日本人将宿纸当成纸屋纸的同义语，以讽刺纸屋院纸之变质，由此也反映出这个朝代的衰落。
日本历代从中国进口的纸，称唐纸。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仍有遗存。《正仓院文书》卷二《写经勘纸解》载天平九年（739）用唐长麻纸百张，卷七《写经目录》载天平五年（733）写《法华经》、《最胜王经》、《大方等大集经》、《大品般若经》、《海龙王经》等，皆用唐纸。《大方等大集经》六帙（函）用唐短麻纸1187张，《大品般若经》四十帙用唐长麻纸640张，《海龙王经》四卷用唐色纸94张，《最胜王经》十卷用唐长麻纸93.5张②。因日本用“溜漉”（na-gashisu）法抄纸，还能造像唐纸那样的薄纸。另一方面，唐代时日本纸传入中国，得到好评，《新唐书》卷二百二十《日本传》称：“建中元年（780），使者真人兴能献百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译。”
《册府元龟》（1013）卷997《外臣部·技术》称：“倭国以德宗建中初遣大使真人兴能，自明州路奉表献方物。风调甚高，善书翰，其本国纸似蚕茧而紧滑，人莫能名。”
按天武天皇时（672～685）曾对皇族赐姓真人，但中国史书说真人“因官而氏”。不论怎样，这位日本使节是书法家，长于草书，他所带来的楮纸表面洁白光滑，纤维匀细，犹如蚕茧。日本作者牧墨仙《一宵话》（1810）卷一《唐纸》条载，“唐玄宗（712～755）得日本纸，分赐诸亲王，乃今檀纸之类也”。檀纸为厚楮纸，又称松皮纸。唐人李濬（约860～910在世）《松窗杂录》称，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幸宁王李宪（679～741）宅，李宪欲乘舆写内起居注，“上（玄宗）以八[体]书[于]日本国纸，为答辞甚谨”①。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入唐的日本留学僧圆载，与唐诗人陆龟蒙（约831～881）建立了友谊。公元877年圆载返国时陆龟蒙赋诗曰：“倭僧留海纸，山匠制云牀”②。“海纸”是圆载从日本带来的，离华前赠友人为纪念品。陆龟蒙收下海纸后送圆载启程时又赋诗曰：“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篇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③。可惜，圆载从中国带回大量儒书、佛典于返国途中船遇海浪，于877年遇难。贞元廿一年（805）台州司马吴颛《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并序》载：“[上人]以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廿六日，臻于海郡，谒太守陆公，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管、筑紫墨四挺..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④。
这是说日本留学僧最澄（767～822）入唐后，在台州向刺史陆淳献上筑紫（今北九州）产的斐纸（雁皮纸）、笔及墨等物，陆淳将日本纸等分赠当地官员，将金十五两上交京师。公元837年，日本真言宗僧人又将“美州（美浓，今冈山县）杂色笺二十卷、播州（今兵库县）二色薄纸二十二帖”，赠长安青龙寺⑤。唐宋时日本纸多次传入中国，宋人罗濬（1180～1245在世）《宝庆四明志》（1228）卷六称：“日本即倭国，地极东，近日所出。俗善造五色笺，中国所不逮也，多以写佛经。”
明代方以智《通雅》（1666）卷三十二说“日本国出松皮纸”，可能指檀纸或陆奥纸，即中世纪较肥厚的楮皮纸，也可能指室町朝（1336～1573）发展起来的揉纸，将厚楮纸染成棕色后再揉皱，用作纸衣、纸袋或书皮。
至江户朝（1603～1868）日本手漉和纸技术发展到历史上最高峰，此时麻纸已被皮纸取代。18世纪还出现有关专业著作，如木村青竹的《纸谱》（1777）、木崎攸轩（1712～1791？）的《纸漉大观》（1784）、国东治兵卫的《纸漉重宝记》（1798）及大藏永常（1768～1849？）的《纸漉必用》等，同时中国的《天工开物》（1637）也传到日本。寺岛良安（1673～1715在世）的《和汉三才图会》（1713）也简述了楮纸制造。《纸漉重宝记》（图15-14）介绍石州半纸技术，由画家丹羽桃溪（1762～1822）配以精美插图。《纸漉大观》讲肥前唐津（九州长崎、佐贺一带）造纸，也有插图。综合以上各书记载，日本有代表性的楮皮纸制造技术如下：
冬至时十月进山砍楮条，扎成捆运回。将成捆楮条竖放在蒸桶内蒸煮。蒸煮后的楮条变软，剥下楮皮，打成束后挂在竿上二三天。将干皮捆放在水中沤之，并以脚踏。沤后将楮皮外层青表皮去掉，再捆好，放蒸煮桶内以草木灰水蒸煮，取出后在筐内用河水洗涤。皮料放在河边或山坡日晒，再在“纸砧”（kamikinuta）即石板上以硬木棒槌搥打碎。再将搥碎纸料放布袋内以河水冲洗，剔去有色杂质。此时纸料呈白绵絮状，加清水配成纸浆，倒入适当量黄蜀葵汁。黄蜀葵（卜口口ア才イ）为锦葵科植物（Hibiscusmanihot），取其根洗净后捣碎，以水浸出粘汁。日本最早记载黄蜀葵为粘液见于黑川道祐《雍州府志》（1684）卷七《土产门》，1.砍楮；2.清水蒸煮；3.剥皮；4.水浸；5.脱外层青表皮；6.草木灰水蒸煮后洗料；7.捶料；8.抄纸；9.晒纸实际上在这以前已用上了。除此，还用虎耳草（Hydrangeapanicalata）的圆锥绣球，称为鳔木，见《和汉三才图会》。更用木兰科南五味子（Radsurajaponica），又名黄连，见《纸漉大观》。纸浆配好，即举帘抄纸，压榨水后在木板上晒干。
综上所述，楮皮纸制造工序即为：（1）砍楮条→（2）清水蒸煮→（3）剥楮皮→（4）沤制→（5）脱去外层青表皮→（6）草木灰水蒸煮→（7）水洗→（8）日晒→（9）捶纸料→（10）水洗→（11）配纸浆→（12）加粘液→（13）抄纸→（14）压榨→（15）晒纸→（16）揭纸→（17）整理。中国与此不同的是沤制时间长，脱胶较彻底，以杵臼、踏碓、水碓捣料，代替手打，以烘墙代替日晒，有时用草木灰水作第二次蒸煮。两国因工序及设备有异，中国纸较薄，纤维细，日本纸较厚，纤维较长，各有特点。日本最初的造纸术是从朝鲜半岛移居来的中国人传入的，基本上是汉魏时北方麻纸技术。加上早期用“溜漉”（tamezu）法固定型纸模抄纸，所造的纸因而厚重。奈良朝用“流漉”（hagashisu）法以活动型纸模抄纸，所造纸也如此，成为和纸特点。早期抄纸不用植物粘液，而在纸浆中加淀粉剂，用黄蜀葵是鎌仓时代（1184～1333）以后从中国引进的。
日本虽产竹，但没有生产竹纸，明清时中国福建、浙江之竹纸出口日本，颇受欢迎，一度传入竹纸技术。江户朝本草学家佐藤成裕（1762～1848）《中陵漫录》（1826）卷二《纸制》写道：
今仅述毛边纸之制法及其传承之经过。据云琉球人入福州后乃将其制法传来萨摩（今鹿儿岛）。成裕称亦于白河据其法制竹纸。原料以毛竹为佳，苦竹亦可。待荀生发叶之时截取之，去其上表皮，以槌捣之。作法，原料阴于，混石灰于其上，蒸煮，于石臼中捣细，入布袋内于流水中洗之，于帘上抄纸，火板烘干。特详记以上作法。
日本江户时代确实在一些地方生产竹纸，类似薄叶纸，但因全国竹材资源有限，竹纸未得到较大发展。
第四节 日本印刷的开端及其早期发展
一 日本印刷之始
日本是仅居中国之后最早发展印刷技术的国家，甚至比朝鲜半岛还要早四个世纪。大化革新（646）后，日本社会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至奈良朝（710～794）达到全盛时期，在各方面极力模仿中国，凡中国所拥有的都想及时引入。这要归功于奈良朝具有相对安定和繁荣的社会环境。如第九章第二节所述，唐代女皇武则天（690～705）笃信佛教，下令雕印佛经并在全国兴建大云寺之际，日本称德女皇（764～770）也信佛，下令雕印佛经并在全国兴建国分寺，可谓无独有偶。女皇讳野姬（718～770），圣武天皇次女，母为光明皇后，天平十年（738）立为皇太子，749年受父皇禅让而即皇位，即孝谦天皇（749～758）。天平宝字二年（758）又让位于淳仁天皇（758～764），自称孝谦上皇，剃发为尼，拜僧道镜为国师。时外戚藤原仲麻吕（706～764）为太政大臣，见上皇宠信道镜而对己疏远，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发兵反叛。上皇大怒，夺其官位，并发兵平息叛乱。同年，上皇废除淳仁，自己复位为女皇，史称称德天皇，故孝谦、称德为同一人。叛乱初起时来势很猛，上皇乃发弘愿，如能平
叛，愿造百万佛塔，每塔置佛经一卷。
因叛乱不得人心，旬日内即惨败。765年正月初一日，女皇为祝贺平叛胜利及重祚皇位，改年号为神护景云，任命国师道镜为太政大臣（宰相）。自此即进行造塔、刻经工作，各作百万枚，佛经选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根本》、《自心印》、《相轮》及《六度》四个陀罗尼经咒。陀罗尼日语称卜ラ二（torani），即梵文dhārani之音译，意即咒。再将经咒置于小木塔内，分置十大寺供奉，作为镇国之宝，后称百万塔陀罗尼。藤原继绳（727～796）《续日本纪》（794）卷三十《宝龟元年（神护景云四年，770）夏四月》条云：
初天皇八年（764）乱平，乃发弘愿，令造三重小塔一百万基，各高四寸五分，基径三寸五分。露盘之下各置《根本》、《恋心》（即《自心印》）、《相轮》、《六度》等陀罗尼，至是功毕，分置诸寺，赐供事官人以下、仕丁以上一百五十七人爵，各有差。
奈良《东大寺要录》卷四《诸院章》云：东西小塔院：神护景云元年（767）造东西小塔堂，实忠和尚所建也。天平宝字八年（764）甲辰秋九月一日，孝谦天皇造一百万小塔，分配十大寺，各笼《无垢净光陀罗尼》摺本。
“摺本”是日本古代专用技术术语，读作すりほん（surihon），すり即印刷，“摺本”相当汉文“印本”。《东大寺要录》明确说十大寺供奉的陀罗尼是印本。这种不作读物而供寺院供奉的印刷品，古称“摺写供养”（作供奉的印本），以有别于“书写供养”（供奉的写本）。读日本古书时，宜理解其习惯用语含义，不能按汉文字面意思去理解。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密宗典籍，共一卷，长安元年（701）沙门弥陀山及法藏奉武则天女皇之命译出并出版，版框高5.4厘米，作卷轴装，置于舍利塔中作镇国、护国之宝。武周刊本印刷量相当大，在中国各地流行，而且很快就传到新罗和日本。日本金泽市龙渊寺旧藏唐天宝三年（744）石刻拓本，内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的《大功德聚陀罗尼》及《六度陀罗尼》，题款为“天宝三载岁次甲申二月十五日建”①。正仓院所藏天平九年（737）、十年（738）文书中都提到此经，说明唐代的“陀罗尼热”迅即烧到奈良朝的日本。我们认为传到日本的是武周刻本。《兴福寺流记》引天平宝字年（757～764）旧记称，天平二年（730）孝谦的母后光明皇后早就发愿造五重小塔，置《无垢净光经》于其中②。这当然是仿照中国的作法。正仓院文书中曾载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十六日由义神师（道镜）奏准将此经自东大寺中取出③，此事发生于雕印前不久，说明东大寺藏有武周印本。女皇发愿造塔印经可能据道镜的建议，而其皇母光明皇后三十年前已有造塔置《陀罗尼》之先例，尽管数量不多。
将百万卷陀罗尼印本（图15-15）装入塔中是奈良朝印刷的一大盛举。此工程由太政大臣道镜主持，之所以用雕版印刷，因为要提供百万份陀罗尼经，只有借机械复制方法才能在短期内完成，以便与造塔工程同步进行。《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篇幅不大，选其中四经咒，文字更少，一块印板即可刻成一咒，这样也可加快进度。所用底本与传入新罗的为同一系统，都是武周刻本。笔者将韩国发现的印本与奈良朝印本对比后，发现二者经文、异体字、版式等相一致，也说明日本是据武周印本翻刻的，而韩国出土本是武周原刊本。
日本刻经是用唐代传入的技术，还是当地首创的技术，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是采用从唐代传入的技术①。秃氏祐祥（1879～1960）也指出：“从奈良至平安时代与中国大陆交通之盛行及中国文化予我国显著影响的事实观之，此陀罗尼之印刷决非我国独创的事业，不过是模仿中国早已实行的作法而已”②。秃氏还指出传授印刷技术的是754年渡日的中国高僧鉴真（687～763）一行人。据日本古书《三国传记》所述，鉴真在日主持印刷三部律典，虽所述并非原始记载，但鉴真一行传授印刷术可能性不可否定。鉴真未到日本前，在长安、洛阳居住十年之久，已掌握了建筑、雕塑、医药、造纸及印刷等技术，其随行弟子法进、法载、义静、昙静等二十多人必有懂印刷者。鉴真与称德女皇及道镜有十多年时间可供往来。鉴真及其弟子是道镜主持印刷的技术顾问，应是自然的事。
《百万塔陀罗尼》在日本因属初次雕印，刀法不够纯熟，每行字有歪斜不齐者，以致一度误认为活字本。印纸亦不佳，皆麻纸及楮纸染以黄蘖。每经咒纸幅不一，《根本陀罗尼》直高1.8寸，横长1.84尺（5.4×55.2厘米），印38行字。《相轮》1.8寸×1.42尺（5.4×42.6厘米），每纸21行。《自心印》1.8寸×1.82尺（5.4×54.6厘米），每纸29行。《六度》1.8寸×1.52尺（5.4厘米），13行。每纸直高都是5.4厘米，横长则不等。每经咒皆一纸印成，行数、字数不等，每纸少则74字，多至200字，每行5字。《根本陀罗尼》字数最多，正文190字，加“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十字，共200字。四经咒只刻四版即可，因印数大，要将每经刻成几版付印才能加快进度。
现能看到两种刻版，出于同一刻工之手。两套印版要刻八块板，每版需要印12.5万张，共印百万份。据《延喜式》（927）载，纸屋院纸1.2×2.2尺（36×66厘米），则需要这样的纸11.4万张。所用纸粗厚，帘条纹粗0.9～1.6毫米，当由萱茎（沼茅）或竹条编成的纸帘抄出。因年久，现已由黄色变为茶褐色。放经的小木塔高13. 5厘米，底径10. 5厘米，分三重、七重及十三重塔数种，塔上九轮以蔷薇科樱木（Prunuspseudo-cerasus）制成，塔身露盘由松柏科桧木（Juniperuschinensis）制成。塔的露台中有一空洞，内置一枚经咒。制雕版的版材可能用的是樱木。
天平宝字八年（764）起经六年至神护景云四年（770）四月，雕印完毕，女皇同年驾崩，光仁天皇即位，将该年改为宝龟元年。后世人称该版陀罗尼为宝龟版恐不确切，因光仁天皇即位前已完工，故应称为神护景云版或神护版。各寺供奉的陀罗尼印本后因战乱，散迭殆尽，只奈良法隆寺残存四万枚①，较多的是三重木塔中的《自心印陀罗尼》，《六度》最少。经咒未印年款及题记，人们不知其文物价值，19世纪明治年只用10日元即可得一枚陀罗尼，因而不少流入民间及海外。当不列颠博物馆将《自心印》展出后，经鉴定为当时最早的印刷品时，才引起日本重视，列为国宝。现各地共有万枚。此经印成后，日本遣唐使、学问僧可能携入中国以礼物相赠，然今已不知去向。此陀罗尼是木雕版，还是铜版或活字版，一度有意见分岐，甚至有人怀疑不是印刷品②。
1965年日本印刷学会关西支部（大阪）专家研究后，确认为木版印刷品。学会会员井上清一郎依原样新刻成木版，可印12.5万份③。1960年前，百万塔陀罗尼本确是最早印刷品。称德女皇花五年七个月发动约31.6万人从事这一工作，砍伐大片林木，耗费许多纸墨，毕竟完成印刷史中的壮举。将印纸连起，估计有495公里长，比从东京到大阪或长安到洛阳的距离还要长得多④。称德几乎耗去国家大半资财刊印百万枚陀罗尼，但经咒为梵文汉字音译，没有可读性和社会效益。如果用这些资财刊印其他佛经，效益也许会好些。因而我们看到就在刊印经咒的同时（710～772），又从事手抄《一切经》的工作，费1102.5万张纸才抄出21部。
木宫泰彦认为“自从神护景云四年（770）装入百万塔中的《无垢净光陀罗尼》刻版以来，直到平安朝（794～1184）中叶约278年之间，日本的刻版事业完全处于中断状态，没有任何可供考证的文献和遗物”①。情况或许如此，但我们觉得雕版印刷作为技术新事物一旦扎根日本，总不会枯萎二百多年。所谓“中断”，可理解为刊印经咒那种劳民伤财之举不会重演，平安朝前二百年内受大众欢迎的书还会出版，尽管数量不大。问题是平安末期皇室政权衰微，康平局面结束，由于长期内战，使该朝典籍毁于兵火战乱。986年由于僧奝（diao）然从北宋带回《开宝藏》刊本，从此印书事业有了新的转机。饱尝战乱苦难的日本大众需要从宗教中获得精神解脱。因而日本印刷再度复兴，印刷品多为佛经，自属意料中事。
二 平安朝、鎌仓和室町时代的雕版印刷
奝然（951？～1016）俗姓藤原氏，出身名贵，但不喜利禄，遂剃发为僧，天录年（970～992）以来萌发入宋五台山佛教圣地巡礼求法之念。据其弟子成算《成算法师记》等书所述，983年奝然率成算等五六人乘宋商陈仁爽、宋仁满之船于浙江靠岸，至扬州开元寺、洛阳白马寺、山西五台山等名刹巡礼②。又赴汴京（今河南开封）晋见宋太宗，986年再搭宋商郑仁德船归日本，带回宋太宗所赐《开宝藏》及十六罗汉像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一《日本传》称：
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奝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官也。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奝然复求诣五台[山]，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985），[郑]仁德还，〓然遗其弟子喜因奉表来谢③）。奝然向宋太宗所献《职员令》，应是飞鸟朝（593～710）朝臣藤原不比等（659～760）奉敕于701年撰成的《大宝律令·职员令》。太宗因其献中国少见的汉儒郑玄（127～200）注《孝经》及唐太宗皇子越王李贞著《孝经新义》残卷而喜，遂应其请，赐《大藏经》一部。据1072年入宋僧成寻（1011～1081）《参天五台山记》熙宁六年（1073）三月廿三日条载：“[御]赐《大藏》一藏及新译注二百八十六卷，现在日本法成寺藏内”，可见984～1073年九十年间，奝然带回的宋刊藏经及其他人带回的新译注佛经286卷仍在京都法成寺保存并发挥作用。当时僧人曾云集此寺抄录或校订佛经。北宋精刊本《开宝藏》的东渐，对日本刊印佛经给予很大的激发并提供善本。此后刊经之事史不绝书，虽尚未翻刻全藏，但零散的印本如雨后春笋。
木宫泰彦引平安朝后期公卿日记及文集开列了1009～1169年出版单本佛经的一览表。在这160年间所刊佛经达8601部、2058卷，多由公卿及皇室出版。如藤原道长（967～1027）日记《御堂关白记》称，宽弘六年（1009）十二月十四日出版《法华经》千部。《小右记》称长和二年（1041）十月十七日刊行《法华经》千部。《台记》载仁和四年（1154）六月八日，藤原赖长为祈求白河上皇脑病痊愈，刻印《药师经》千卷。《兵范记》载喜应元年（1169）白河上皇为皇子修冥福，雕印《法华经》千部、《无量义经》、《观音贤经》、《阿弥陀经》及《般若心经》各350部，一年内即刊印2400份佛经①。以上是在平安京（今京都）刻印的。
至于南都（今奈良），也继续刊印佛经。1088年藤原氏氏寺南都兴福寺刊印法相宗的《成唯识论》十卷，卷尾有下列题款：
兴福伽蓝（寺）学众诸德，为兴隆佛法，利乐有情，各加随分财力，课工人镂《唯识论》一部十卷模。宽治二年（1088）三月廿六日毕功。愿以此功德回向诸群类，往生内院（净土），闻法信解，证唯识性，速成佛道。模工僧观增②。此刻本原藏奈良东大寺尊胜寺，今移入奈良国立博物馆。这部佛经的出版揭开了后来“春日版”的序幕。元永二年（1119）南都又雕印唐代法相宗僧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是对《成唯识论》的注疏本，此刊本板木现存兴福寺北圆堂。经卷卷尾题记云：
山堦之寺，法相之徒，往年（1088）结构镂《论》模。然《疏》阙而有恨，半珠得而无足。爰去天永中庚寅之年（1110）学众佥议令刻，义灯送三载之岁，毕七轴之功。同四年癸巳（1113）更俾雕《疏》模，于时僧祗之财为法竭矣。至于元永中己亥（1119）经七年营方了。模板四百余枚，镂匠八九许辈，如雇天工，神又妙也。..模工僧延观。
文内“天永”、“元永”为鸟羽天皇时的年号，《论》指《成唯识论》，《疏》为《成唯识论述记》。上段话大意是，山堦之寺（奈良兴福寺）法相宗徒1088年曾刊印《成唯识论》，因无注疏本，是以为憾。1110年僧众聚议再刊注疏本，由义灯用三年断续刻成9卷。1113年起继续刻版，因财力不足，进展缓慢。至1119年才刻完（共20卷），用刻板400余块，有刻工八九人参与。最后由刻工僧延观总其成。此人即前刻《成唯识论》者。有几个日本古代术语要说明，日本将印板称“形木”或模板，刻工称“模工”，印本称“摺本”，而将印刷称为“摺写”或“摺”，雕刻称“雕镂”或“镂”，因之刻工亦称“镂匠”。读日本古书时，宜掌握这些术语含义。
上述1119年刻印的《成唯识论》为卷子本，共40纸，每纸纵八寸九分、横一尺七寸（26.7×51厘米），版面高八寸一分（24.3厘米），每版40行，行21字，刻以写经体字。因财力不足，每版双面刻字。春日版还包括兴福寺僧晴秀1150年刻印的《大乘法苑义林》7卷、沙门永尊之1173年刊《法华摄释》4卷等。与此对应的是延历寺系统刊印的天台宗佛经三部60卷。大治年（1123～1131）成书的《二中历》卷三称，印本有《摩诃止观》10卷、《文句》10卷等。除此，在高野山有1096年刊《法华经》、1165年刊《般若心经》等，这些经通称“高野版”。高野山因而成为平安朝京都、奈良以外另一印刷地点。刊本多为中国汉文原典重刊本，日本人作品只有《往生要集》（1168年刊）一书。此书属净土宗，题记云：《往生要集》者，一代圣教之肝心，九品往生之目也。流布之虽多，摺写之本惟少。仍雕文字于形木，整句偈于贯花。..时仁安三年（1168）六月十九日雕刻毕①。
高野山出版的密宗佛经有《六字神咒王经》，刊于1120年。平安朝所刊佛经有两种，一是摺写供养本，供奉于寺院作许愿用；二是实用本，供诵读用。实用本社会效益大，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
平安朝之后是鎌仓时代（1184～1333），此时国家实权落入征夷大将军源赖朝（1147～1199）及其后继者手中。源氏在鎌仓（今神奈川县鎌仓市）经营的政权改称“幕府”，行使政府职能，天皇已形同虚设。封建武士集团的幕府专政此后持续近700年，但这种局面未能阻止印刷业发展。1202年在南都奈良再次开版法相宗的《成唯识论》，刊记为“为春日四所之神恩，敬雕《唯识》十轴之论模”，因此时南都刊本佛经题记都赞颂春日明神之威德，而且除源氏家寺兴福寺外，春日神社也刊经，后来将这类刻本称为“春日版”。最初刊本作卷轴装，刻写经体字，很快易为“折本”，即经折装。1213年刊《瑜伽师地论》，1222年刊《因明正理门论》，都与法相宗有关。春日版佛经较多，愿主多是僧人和源氏家族，模工也是僧人，僧人刻版因而形成传统，这是与中国不同的。所据底本仍是宋《开宝藏》中的本子。
鎌仓时代时，宋代佛教禅宗和儒家理学传入日本。宋代理学家兼涉禅学，而宋僧又多治“外典”（儒学），是儒学与佛学在理论上相互渗透的结果。日本入宋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受这种影响，便将这新的学风带回国，很快在宗教界产生反响，因此一些寺院除刊印佛经外，也兼刊儒典，形成印刷史中的新动向。佛僧刊儒典开始时有点羞答答的，不肯具姓名。如“陋巷子”以宋刊本为底本1247年印《论语集注》10卷，据说是日本出版儒典之滥觞。此后1322年僧素庆也据宋本翻刻《古文尚书孔子传》13卷，可作为僧人刊儒典之范例。平安朝纪伊国（今和歌山县）高野山刊佛经的传统，一直持续到鎌仓时代，如1253年刊《三教指归》，今存高野山正智院。高野版多与密宗有关，以厚纸两面印字②，装订多为“粘叶装”，类似中国的蝶装，因双面有字，翻阅时更便。
鎌仓时代战乱不已，从足利尊（1305～1358）任征夷大将军时又进入另一时代。至其后继者足利义满（1358～1408）建幕府于京都室町，称室町幕府或足利幕府，历史上将足利幕府统治时期称为室町时代（1336～1408）。中经经南北朝（1336～1392）对立，至足利义满时南北统一，经济一度回升，又与明保持经济与文化交流，印刷再度发展。此时禅宗已扩及到京畿，以京都南禅寺、天龙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这五寺为中心形成禅宗各派根据地，称“五山”，效法中国“五山十刹”的名法。1337～1427年间五寺出版很多佛经及杂书，包括儒典诗文、医学方面宋版书的翻刻本，五山僧也刊自己写的书，形成五山印刷文化。战乱时，五山成为一块文化乐土，所刊书通称“五山版”，达数百种。此时所刊诗文集有1325年刊的《寒山诗集》，1359年刊《诗法源流》。值得注意的是正平十九年（1364）僧道祐印《论语集解》（图15-16），称正平版《论语》。此本今存南宗寺。鎌仓时代因幕府将军支持，曾有开雕《大藏经》计划，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据中国传来的福州版藏经出版了五部大乘经，共200卷，皆传世。
当中国元末社会动乱之际（13世纪后半），不少闽、浙刻工东渡，将宋元高度发达的印刷技术直接传到日本。福建刻工俞良甫、陈孟荣、陈伯寿等人①1367年到日本，在京都参加五山版刻书工作，甚至自行开业。其中俞良甫（1340～1400在世）福建莆田人，寓居京都嵯峨，协助天龙寺刻书，也自行刻书，如1370年刊《月江和尚语录》，1371～1374年刊《李善注文选》60卷，1372年刊《碧山堂集》，1374年刊
《白云诗集》。1384年再刻北宋僧契嵩《传法正宗纪》（图15-17）。此书叙述禅宗历史，卷尾题记云：“福建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人俞良甫，于日本嵯峨寓居。凭自己财物置板流行。岁次甲子（1384）孟夏月日谨题。”
1387年俞良甫又出版《新刊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集》，1395年刊《般若心经流》及《昌黎文集》等书。其他中国刻工也在日本刻了不少书。他们的到来为五山印刷文化带来生机，打上中国的烙印，使五山版与其他日本版书更具独特风格。首先，五山版有相当多的非宗教书，扭转过去一味
刊佛经的印刷格局，丰富印刷品内容。其次，日本印书多写经体字，字体各异，而五山版仿宋版字体，印刷字体划一。书的版面也沿宋元版版式，装订取“袋缀本”形式，相当中国的线装。五山版刻印方式对后来日本印刷产生很大影响。室町时代以前的日本手抄或出版的汉文古书，像古代中国书一样都是无标点本。
日本年青人读时需由师傅指导加句点、注音，也就是施加训点。所谓“训点”指在汉字旁加片假名注音和句点，并在汉字间加假名表示语法关系，以便阅读。最早的训点本或和点本出现于应永五年（1398）约斋居士道俭出版的《法华经》中，书内附嘉庆元年（1307）的跋语：
《法华经》倭点者，盖为本国僧俗男女至于灶妇、贩夫通汉音者而所设也。……又倭字俗谓之假名字，经曰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是约斋居士不坏假名而谈实相，所以流通倭点者欤。若复有人于不执卷，常诵是经，则居士拾财镂板厥功也不虚矣①。
但室町时代这类训点本只是个别事例，多数刊本仍是无标点本，从17世纪以来日本出版的汉籍中才出现更多的训点本。
三 活字印刷之始
室町末期幕府与皇室间及幕府军方内部间为争权而交战达十年（1467～1477），京都附近成了战场，各寺院以及文物、典籍、书版多遭摧毁。日本进入群雄割据达百多年的战国时代（1467～1568）。此时印刷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最后武将织田信长（1537～1582）在混战中取胜，得以据京都号令列岛。他死后，部将丰臣秀吉（1537～1598）成为继承者，1590年统一全国。史称织田及丰臣的幕府统治期间为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因织田在琵琶湖旁建安土城为根据地和丰臣晚年居桃山城（原伏见城）而得名。这个时代出现了活字印刷，活字技术首先于1590年来自欧洲，此时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字立山，AlexandreValignani，1538～1606）自澳门来日本，日本史书称他为伴天连。他在九州登陆，随带西洋活字印刷机、西文活字和铸字、印刷工若干人前来，时值丰臣秀吉掌权。范礼安在九州的天草、加津佐及长崎办的神学校或教会，以活字印西文及日文书，称为吉利支丹版，吉利支丹是Christian（基督教徒）之音译。所印的书不少，后因禁教令下，传本稀见。当时活字技术掌握在意大利教士等少数人手中，未在社会上流传，对日本印刷未产生太大影响。
对日本有影响的是从朝鲜传入的东亚传统活字技术。军阀丰臣秀吉1586年成为太政大臣后，元录元年壬辰（1592）发生侵朝战争，因受到中、朝联军奋力抵抗而以失败告终。但日军在朝鲜看到活字印书，遂将活字版书、数以万计的铜活字、铸字工带回日本，次年（1593）以活字刊印《古文孝经》一卷。但当局还不知道范礼安此时已在九州岛悄悄用西洋活字机印吉利支丹异教书籍。当时的后阳成天皇（1586～1610）好文学，急思以朝鲜传来的活版技术印书，前述《古文孝经》即天皇下令刊行的，故称敕版。1597年又以活字印《锦繍段》，题记曰：“兹悉取载籍文字，镂一字于一梓，基布诸一板。印一纸，才改基布，则渠禄亦莫不适用。此规模顷出朝鲜，传达天听（天皇），乃依彼样使工模写（印刷）焉。”
1597年还出版活字本《劝学文》，题记亦曰：“命工每一梓镂一字，基布之一板印之。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因兹模写此书。庆长二年（1597）八月下澣”（图15-18）。
这段话可译成如下现代汉语：
“命刻字工在每一木活字块上刻一字，再将各活字植于一板上，然后印刷。这种方法来自朝鲜，甚为方便，因而用来印此书。庆长二年八月下旬。”
在此之后，1599年又刊行活字本《日本书纪·神代纪》、《职原钞》及《四书》。1603年再刊《五妃曲》、《阴虚本病》。因以上书皆为后阳成天皇敕命出版，故称“庆长敕版”。每部书发行量约200，都是木活字本，传世者有《日本书纪》及《劝学文》等①。
四 江户时代印刷术的大发展
丰臣秀吉1598年死后，其近臣分裂，经过校量，最后武人派首领德川家康（1542～1616）取胜，1603年任右大臣及征夷大将军，遂在其据点江户城（今东京）建幕府，史称德川幕府执政时期为江户时代（1603～1868）。德川家康执政时注重儒学尤其朱子学，使之成为官学。为发展文教事业，设国家图书馆红叶山文库，庆长四年（1599）德川家康于伏见城建学校，刻木活字十馀万，用以刊《孔子家语》等书，八年内出版木活字本8种80册，称“伏见版”，其中包括吉田兼好（1283～1350）用日文假名写的《徒然草》（1336）。前述庆长敕版活字本实际上也受到德川家康的支持，他对发展活字技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在世时1603～1616年还以铜活字印书，如1607年山城守直江兼续（1560～1619）于京都要法寺以铜活字刊《五臣注文选》，世称直江版，今传世。而1608年以后数年间京都嵯峨的素封家角仓素庵及本阿弥光悦曾刊行《伊势物语》（901）（图15-19）等20多种日文书，多用草书平假名活字印出，称为嵯峨本或角仓本。《伊势物语》是平安朝成书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此活字本还有雕版插图。假名活字很像中国回鹘文活字，木活字块上将若干草体平假名字母连刻在一起，在日本是创举。所用印纸为染色云母纸。1605年德川家康将幕府大将军位让与其子德川秀忠（1579～1632）后，自己退居骏府（今静冈）视政。1615年他于骏府令林罗山等主持铸铜活字，出版《大藏一览》125部，1616年再刊日本著名的《群书治要》（1306）60部，也称骏河版。此时使用大小铜活字十余万个（图15-20）。
江户时代与前代不同，出版佛经不再是印刷的主流，但刊刻《一切经》或《大藏经》的巨大工程此处不能不提。自镰仓时代起日本僧众即有此宿愿，虽世代努力一直没有如愿。江户时代已拥有足够实力从事大规模印刷，而且中国、朝鲜不同版本藏经皆已传入，可资借鉴。宽永十四年（1637）大僧正天海（1536～1643）受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兴（1604～1651）之蓝、黑三色印刷，卷三中的算盘珠印以朱色。但系统用红绘法印浮世绘是从奥村政信开始的。此后铃木春信于1764年在板木师金六帮助下对套色法加以改良，完成特殊的多色摺版技术，世称“锦绘”，实即中国的饾版或多色套印技术。此法一出现，震撼了浮世绘界。宽延年间（1748～1750）翻刻中国《芥子园画传》（1679）时，不得不想尽办法重现原作彩色画面，因而促进锦绘的出现，可见江户时代套印技术是在中国影响下产生的，而协助铃木春信的金六就可能是中国人。宽政三年（1791）出版的《古今名物类聚》中，48幅插图已出现红、蓝、紫、青、薄青及黄紫等多种颜色。浮世绘版画题材广泛，人物生动，皆工笔白描勾出，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受到各国读者喜爱，是日本印刷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第一节 朝鲜半岛造纸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一 朝鲜半岛造纸之始及在高丽朝的发展
公元前3世纪值箕氏古朝鲜后期，半岛居住朝鲜韩民族先人部落，建立“三韩”，即马韩、辰韩和弁韩，而以马韩为最大，居民以韩民族为主体。辰韩多居住中国移去的秦人，又称秦韩。弁韩杂居着韩人和秦人。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封卢绾为燕王，辖地与朝鲜交界。公元前195年卢绾叛汉，燕国乱，其部将卫满（前230？～前150）率所部千人来朝鲜，朝鲜王箕准（前206～前195在位）允其率众居半岛东部。次年（前194）卫满代箕准称王，建卫氏朝鲜（前194～前108），领有半岛北部原箕氏朝鲜故地，都于王险城（平壤）。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卫氏朝鲜阻止附近部族与汉联系，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发动水陆大军灭之，于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莵及真番四郡进行直接统治①。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将四郡合并成乐浪及玄菟二郡。汉朝在半岛置郡县期间，大批汉官员、学者、工匠、农民来此定居，将汉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这里。《前汉书·地理志》载，乐浪郡有6.2万户、40.6万人，辖25县，其中多数是汉人，境内通行汉语，各种行政及文化设置如同中国内地。20世纪以来，乐浪遗址曾出土许多丝绢、铜器、铁器、漆器等，均来自中国内地。汉西北近年来还出土西汉麻纸，则乐浪、玄菟二郡当时也可能已用上了纸。
1世纪前后，西汉末至东汉初时，又有大批汉人迁往朝鲜半岛。此时三韩处于衰落时期，出现新兴的封建势力，逐步统一各部，建立新的国家。公元前57年，辰韩境内的朴居世建立新罗国（前57～后935），都金城（今庆尚北道庆州），位于半岛东南。马韩境内的温祚王于公元前18年建百济国，都于汉山（京畿道广州），公元9年征服马韩全境，位于半岛西南。南部的弁韩由新罗及百济平分。与百济王同一种族的朱蒙率部族崛起于图门江一带，公元前37年建高句丽，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后来南下，逐步占原玄菟、真番及临屯三郡。至光武帝建东汉后，原四郡只剩乐浪由汉统治。东汉灵帝（168～188）时，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乐浪，其子公孙康嗣位后，207年于乐浪郡南再置带方郡。因此东汉时，半岛除乐浪、带方外，其余地区皆由朝鲜族建立的高句丽、百济及新罗所据有，其中高句丽势力最强。
如果说两汉时麻纸在半岛上的乐浪一带使用，那么造纸技术在魏晋之际（3～4世纪）已传到这里，从事造纸生产的是从中国北方移居半岛的汉人工匠。高句丽与辽东陆上接壤，中国北方文化和技术从大陆传到这里并不困难，因而高句丽造纸时间约与乐浪同时，20世纪60年代，半岛北方出土高句丽时期所造的几张麻纸，较为厚重，色白，表面平滑①。从形制上看，似为当地所造。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境内自汉以来长期通用汉字。百济与新罗虽不与中国大陆接连，但海上往来频繁，而且境内都居住着数以万计的汉人，包括纸工，这两国造纸时间相差也不会太多。新罗首府金城（庆州）一向以造纸闻名，1920年据日本造纸者深田安吉对朝鲜纸史的调查报告内称，新罗全盛时（420）也是造纸兴盛时期②，因新罗古坟被发掘时已发现在髹漆棺木涂层下使用了纸。
半岛三国时代前期，与中国交往并受到中国文化与技术影响，除儒学、道教外，佛教也传入半岛，因而境内各地建起寺院，抄写并诵读佛经。原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旧藏新罗佛经写本，以当地纸写成。与此同时，三国又建立太学或国学，由经学博士（多是当地汉人）向贵族子弟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三史》成为读书人的普遍读物。朝鲜学者也以汉文著述，史载高句丽建国初期就有百卷本本国史书《留记》，600年经太学博士李文真删订成《新集》5卷。百济近肖王在位时（346～375）汉人博士高兴写成百济史《书记》。公元545年居染夫等撰成新罗国史③。文化教育和宗教的发展，也刺激了半岛造纸业的发展。唐代时半岛三国与中国联系更为紧密，多次互派使节、学者、僧人和工匠，海陆贸易同时展开。唐代造皮纸的技术传入半岛后，对当地楮皮纸的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半岛三国争雄至6～7世纪更趋激烈，地处东南的新罗较弱，受百济及高句丽夹击，公元643年乃向唐帝国求救。唐高宗发水陆军救援，660年唐军与新罗军灭百济，668年继而灭高句丽，唐于其境内置安东都护府，镇守平壤，高句丽故地由当地人与华官参治。至此结束了三国时代，由亲唐的新罗（668～935）统一半岛。唐文化和科学技术全面传入新罗，新罗亦派留学生、留学僧赴唐学习。新罗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682年设国学，提倡儒学和汉文学，788年推行科举制，出现许多文人。如金大问著《花郎世记》、《乐本》、《汉山记》，薛聪将儒经按“吏读式”标记译成国字，崔致远（857～920？）的《桂苑笔耕》（20卷）是优秀文集④。新罗又从唐传来佛教的律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等，而且各地寺院林立。此时造麻纸和楮皮纸在南部发展较快，821年新罗纸还作为“贡物”输入唐帝国。现存新罗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用纸为楮皮纸，作卷轴装，共十卷，卷尾题款注明写于天宝十四年（新罗景德王十四年，755）。写经前，以香水灌楮树根，再剥其皮抄成纸，用以写经。制纸人为仇叱珍兮县（今全罗南道长城郡珍原面）的黄珍知奈麻⑤。用此法造楮皮纸，显然据唐代僧人法藏（643～712）《华严经传记》卷五所述。
9世纪后，新罗政权开始衰落，封建领主王建（877～943）登上政治舞台，公元918年建高丽政权，都开京（开城），史称王氏高丽（918～1392）935年灭新罗。王氏高丽成为统一半岛的新的封建王朝，持续474年。高丽王以佛教为国教，，同时又倡导儒学，推行科举制度，特别与宋交往密切。高丽造纸在三国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尤其皮纸产量及质量有很大提高。《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谈到高丽特产时列举白硾纸、鼠狼笔等，而白硾纸就是楮皮纸。但据北宋时出使高丽的徐竞（1091～1153）所述，“纸不全用楮，间以藤造，槌捣皆滑腻，高下不等”①。看来高丽纸原料除麻、楮、桑皮外，还用藤皮。藤纸在唐代盛行，后因对藤林砍伐无度，宋以后逐渐少产，现又在高丽重获生机。高丽纸种类齐全，除白纸外有金黄纸、金粉纸、鹅青纸等。
高丽纸还作为“贡品”流入中国，受到称赞。宋士大夫常以高丽纸为赠送友人的礼物，如宋进士韩驹在《谢钱珣仲惠高丽墨》诗中说“王卿赠我三韩纸，白若截脂光照几”②。三韩纸就是高丽纸。另一宋进士陈槱（1161～1240在世）在其《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论纸的品种时指出，“高丽纸类蜀中冷金[纸]，缜实而莹”③。这可能指金粉纸，即洒以金粉的加工纸，多用于写字或作扇面等。陈槱又说“高丽岁贡蛮纸，书卷多用为衬”。宋人喜欢用高丽纸作书籍衬纸，因其坚实、厚重，像四川蛮笺那样。高丽鹅青纸是用靛蓝染成青蓝色的柔性皮纸，书法家黄庭坚（1045～1105）及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很喜欢以此纸挥毫，而金章宗则用以写瘦金书，即以金粉写宋徽宗体的瘦字。高丽瞫卷纸虽表面粗糙，但坚牢耐久。高丽墨也很闻名，以老松烟和鹿胶制成。苏轼（1036～1101）认为可与南唐李延珪墨相比，他将潘谷墨打碎，与高丽墨相混，作出更好的墨，供自己用。叶梦得（1077～1148）也依此法收到妙效④。
高丽纸扇输入中国后，受到宋人苏轼和邓椿等人的喜爱，这种摺扇便于使用，以琴光竹为骨，扇面纸染成青、绿色，再画上人物、花鸟、水禽之类，是优美民间工艺美术品。因高丽纸、墨、笔、扇等在中国受欢迎，所以其使臣常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中国朝野。宋人张世南（1190～1260在世）《游宦纪闻》（1237）卷六称“世南家尝藏高丽国使人状数幅”乃宣和六年（1124）九月使臣李资德及副使金富辙来宋时所书，写以汉文四六文体。内载礼，物有大纸八十幅、黄毛笔二十管、松烟墨二十挺、摺叠纸扇二支、螺钿砚匣一副等⑤。元代时，也屡使臣赴高丽选求印造佛经用纸。
二 朝鲜纸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
继高丽王朝之后，是大将军李成桂（1335～1408）建立的李朝（1392～1910），改国号为朝鲜。李朝持续518年，此时造纸技术处于总结性发展阶段。过去中国将李朝所造的纸也叫“高丽纸”，因而与高丽朝纸相混淆。所谓高丽纸，严格说应指高丽朝造的纸，1392年以后高丽国号易为朝鲜国，应将1392～1910年间半岛所造之纸称为朝鲜纸。明清时朝鲜纸继续在中国流传。明人沈德符（1578～1642）《飞鳧语略》（约1600）云：
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笺为第一，厚逾五铢钱，白如截脂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镜面笺，毫颖所至，锋不可留，行、草、真[书]可贵尚，独稍不宜于画，而董元宰酷爱之。盖用黄子久泼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①。
沈德符这段话可谓行家之言，且出于个人实际体会。故宫博物院库存李朝贡纸，确有不少厚重色白的楮皮纸，可揭成两张，以“单抄双晒”法抄成，极适写各体字。沈德符所说的董元宰，即明代大书法家和画家董其昌（1555～1636），而黄子久乃元代书画家黄公望（1260～1354）之字，因董其昌官至太常寺正卿及南京礼部尚书，位比卿相，故称其为元宰。董其昌确实爱用朝鲜镜面笺写字，如乾隆十九年（1754）敕撰《石渠宝笈》卷二载董其昌行书杂诗一册，共28幅，俱用朝鲜镜光纸。董氏有时也以这类纸作水墨山水画，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关山雪霁图》画卷，本幅纸即为朝鲜镜面笺，经笔者检验为桑皮纸，白色，粗横帘纹，纸较厚，纸面上纸须较多。故沈德符说“独稍不宜于画”，尤其不宜于工笔设色或白描，但用以写字则非常合适。如用黄公望的泼墨法画山水，因纸须较多，不甚渲染。因而作泼墨山水及工笔设色画，还是用中国宣纸最好。
明人屠隆（1542～1605）《考槃余事》（约1600）卷二谈到朝鲜纸时说“以绵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亦奇品也”②。清人谷应泰（1620～1690）《博物要览》有同样说法。此说一度流行，似乎朝鲜纸真以蚕茧所造。但清圣祖玄烨（1654～1722）则指出：“世传朝鲜国纸为蚕茧所作，不知即楮皮也。..朕询之使臣，知彼国人取楮树去外皮之粗者，用其中白皮，擣煮造为纸，乃绵密滑腻，有如蚕茧，而世人遂误耶③”。
唐熙帝的论述是正确的，他还使用了合乎现在要求的“朝鲜纸”这一准确技术术语，不愧是具有科学家素质的帝王。李朝李圭景（1788～1862？）亦指出：
而我东（朝鲜）纸品古有“茧纸”名垂天下矣。自昔不用他料，但取楮榖，而以茧名纸者，[乃因]楮纸之坚厚、润滑如茧，故称以茧纸者也。中原（中国）亦有榖，而楚人以楮制楮纸，非独我也。每见中国纸，则软薄鲜洁，则不如我纸之硬厚滑泽者，不用楮料也。以中国之精工，独不及于我东者何也？外番纸品亦如中华，而若以纸品之近于我者，倭纸稍如我纸，而似用楮榖也①。
这里有必要谈谈朝鲜纸的特点及其形成传统。根据我们对李朝纸大批标本的检验，朝鲜纸之特点是：①纸厚度为0.25～0.5毫米，比中国宋元、明清纸一般厚2倍，确是“厚逾五铢钱”；②多为皮纸，以楮皮纸为最多，亦有桑皮纸，本色纸均白色。③纸的纤维较长，因而粗看显得粗放，但相当坚韧。如受潮则强度锐减，不及中国纸抗潮性强；④纸上帘条纹较粗，约2毫米，而编织纹间距较大，且规则排列。中国纸多以细竹帘抄出，帘条纹细，编织纹间距不等，时而规则排列。朝鲜纸上述四大特点是从三国时代经高丽朝以来逐步形成的，归根到底是魏晋南北朝中国北方麻纸的遗风，再结合半岛具体环境特点而成。半岛产竹少，编竹帘技术没有中国南方的经验和历史悠久，抄纸帘常用粗条帘。这种帘滤水快，只能抄出厚重之纸。中国亦产楮皮纸，但用细竹帘抄纸皆较薄。中国北方缺竹地区以粗条帘抄楮纸，则纸也像高丽纸和朝鲜纸那样厚。纸的厚薄与原料虽有关系，主要是纸帘结构不同所致。
朝鲜造纸技术虽沿用中国模式，但原料加工略有不同，如朝鲜人将皮料逐根剥去青表皮，再以木槌舂捣，并不将纤维切得很短，再以碓捣细。用较长纤维制浆，只能抄出厚纸。高丽纸、朝鲜纸都有白色纤维束，看惯本国纸的中国人一见朝鲜纸便有新鲜感，又因其敦厚坚实，故而喜欢。其实这种纸与魏晋南北朝纸属同一技术类型，掺入唐以后皮纸技术，再结合半岛情况最后定型，可将这一模式称为朝鲜模式。日本和纸与朝鲜纸类似，如李圭景所说“倭纸稍如我纸”。实际上朝鲜纸、日本纸均是中国纸传到这两国后技术变异的产物。
我们研究朝鲜纸史不只有足够史料，还有实物标本，如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有朝鲜造五色彩笺、发笺（苔笺）、朝鲜国王国书等，清初（17世纪）满文老档也写以朝鲜纸，而明初宋濂（1310～1381）编《元史》（1370）时以朝鲜造翠纸作书衣。朝鲜纸幅面大小不一，帘纹中编织纹间距2.5～3.0厘米，旧称阔帘纸。清乾隆（18世纪）时河北迁安曾以桑皮为料仿制高丽纸，供宫内糊窗。但迁安纸与朝鲜纸并不相似，其表面不光滑，厚度亦小。
三 李朝纸的产地、品种及加工
关于朝鲜纸制造情况，《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卷二十四载，李太宗十二年（明永乐十年，1412）七月壬辰，辽东人申得财新进中国造纸之法，王命传习。这是说在明永乐年间朝鲜仍继续吸收中国造纸技术。1412年十二月己酉于京师（今汉城）设官营造纸所。至世宗时（1419～1450）再将造纸所扩建为造纸署，拥有大量工匠，由王廷官员监造公文纸及印刷纸。同时在各道、府、州、县、郡也有官营及私营纸场，像中国一样都设在靠近原料产地及有水源的地方。李朝世宗像同时代的明成祖那样，是有作为的统治者，在位时国势兴盛，文化学术繁荣，造纸和印刷也很兴旺。《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及一百五十三《土宜之项》记载了世宗时各种纸的名目及产地，如庆尚道产表纸、擣练纸、眼纸、白奏纸、常奏纸、状纸、油芚纸等，产地有大丘、庆山、东莱、昌宁等地。全罗道产表笺纸、咨文纸、奏本纸、甲衣纸、皮封纸、状纸、书契纸等，由全州、锦山等地生产①。产纸地遍及全国各地，是除中国以外产纸地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世宗时虽造纸盛极一时，但至成宗（1469～1493）时一度失势，此时学者成伣（1439～1504）慵斋丛话》卷十写道：
世宗设造纸署，监造表笺、咨文纸，又造印书诸色纸。其品不一，有藁精纸、柳叶纸、柳木纸、薏苡纸、麻骨纸、纯倭纸，皆极其精，刷印书籍亦好。今（成宗时，1469～1493）则只有藁精、柳木两色纸而已。咨文、表笺之类，亦不类昔之精也②。此处所说藁精纸，是麦杆纸，其制造技术引自中国，因北宋初（10世纪）即已生产。柳叶纸与下述竹叶纸应为一类，即染成浅绿色的楮皮纸。柳木纸可能由杨柳科蒲柳的枝条韧皮纤维所造。麻骨纸为麻纸，而薏苡纸是以禾本科薏苡（Coixlacryma-jobi）茎枝所造的草纸。关于藁精纸及麻骨纸，李圭景介绍说：
纸工所可知者，[为]北关所制黄纸（北关人制纸，以耳麦杆[为料]，色染黄蘖，故深黄且厚，名曰黄纸，或称藁精纸，以麦稭造之者也。大抵黄纸以富宁府所出为第一。又有麻纸者，长广甚狭小，色淡黄，以麻皮毳（cuì）余造成，甚软薄。盖取俗名耳，麦杆为料，不入楮榖，故质虽稍厚，[却]脆甚，不堪裹物，但宜裱褙，不生毛糙也③。
可见李朝时为广开原料来源，还以麦杆造藁精纸，主要用于裱褙，以此纸可节省楮皮，使之用于造高级文化纸。成伣所述麻骨纸，可能即李圭景所述麻纸，但不用好麻料，而是沤麻后剥皮时遗留下的碎麻头（麻皮毳），将好麻用于织布。北宋苏轼也记录过四川用织麻布时废料造麻纸，中、朝两国都充分利用植物资源。
“柳木纸”一词费解，但李圭景列举李朝造纸原料时又称：
凡草木之皮厚且软者，皆[可]造纸，即如毛羽之有颕且韧者并可缚笔也。松皮、槿皮、杨柳木皮、桑、柘木皮、灰木皮、椴皮、构皮、猕猴桃皮、玉蜀黍苞皮、蘏麻莲房，皆可造纸。蚕茧外粗皮和楮制纸，坚韧如布，宜糊窗，棉贵时可衣。此外山木、野草可合纸料，而姑未广收耳。中原（中国）已有桑纸，以桑皮制之。羽纸者，以青红毛羽杂楮为纸者。头笺者，取机头不及纬者为纸也。
此处列举了十多种造纸原料，其中槿皮为锦葵科落叶灌木木槿（Hibiscus syriacus）皮，杨柳科蒲柳（Salix purburea）韧皮纤维可造纸。柘又名黄桑（Cudronia tricuspidata），为桑科落叶灌木。灰木又名白檀（Symplocos pariculata），为山矾科落叶灌木。椴为椴树科椴树属（Tilia）落叶乔木，有30多种，如紫椴（Tilia amurensis）、蒙椴（Tilia mongolica）及椴（Tilia tuan）等，造纸时用其枝部韧皮。猕猴桃（Actinitia chinensis）又名杨桃，为猕猴桃科落叶木质灌木。
上述植物在中国、朝鲜和日本均有分布。所谓柳木纸当以杨柳科蒲柳的茎枝韧皮纤维所造。用蚕茧粗壳与楮皮混合制浆造出的纸，可作衣料用。将有色羽毛剪碎后混入楮皮纸浆中，是个独特的技术构思，抄出的羽纸一定很美，羽毛实际上起填料作用。勤劳聪明的朝鲜人开辟这么多造纸原料，是对造纸技术所作的重要贡献。其中如蒲柳、木槿、灰木、猕猴桃、玉蜀黍苞皮及薏苡等，为中国所少用。
李朝另一学者李裕元（1814～1888）《林下笔记》卷三十二《楮产》还对各地楮的品质作了比较：
东国产楮，甲于海内。湖南为最，完山其品朴而滑，淳昌其品精而懦，南平其品硬而闇。南原其品白而雪，滑如凝脂，此为天下第一奇品，因水性而然也。..余见中州（中国）贵纸若金，无片楮之遗地，而东人则用之如粪土，其产之博可知也。
据此，楮皮以庆尚道南原所产为最佳。朝鲜产楮皮质量好、产量大，李朝末期向中国和日本出口，本国却很少好纸。对此，李圭景感慨道：
近者（1840～1850年代）纸贵且恶者，纸贴尽输燕京（北京）、马岛（对马岛）而皮楮又入中原（中国）故也。且今市上行用纸品粗薄，又狭长广，笔透墨漏不受，书画，宜有厉禁而不禁者也。今辽东毛土纸稍厚于粉[纸]、唐太史等纸，来干我东，为日用简帖，而彼诱我商，多购皮楮以入，设禁则以楮索绚以入云①。
因朝鲜纸商图利，哪里能卖出高价便向哪里出售楮皮。辽东商人将毛土纸（麻纸）、太史纸（竹纸）等中国纸向朝鲜出口，换回楮皮。朝鲜当局禁止楮皮出境，本国商人则将楮搓成绳索，照样售出。
李朝宣祖（1567～1607）时学者李晬光（1563～1628）《芝峰类说》（1614）卷十九还谈到，除镜面纸或镜光纸外，竹叶纸也受到中国士大夫喜欢：
我国镜面纸、竹叶纸，中朝（中国）人甚珍之。余于[万历]庚寅（1590）赴京（北京）时，礼部侍郎韩世能送竹叶纸一张曰：“此即俺以天使往贵国时所得。若赉来此纸样，欲得之云。”其纸品洁净，微有青色，似竹清纸精而厚，曾所未见者也②。
文内所谈的韩世能（1528～1598），明长洲（今苏州）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进编修，充经筵日讲官，万历时累官南京礼部左侍郎，以疾归。尝奉使朝鲜，不受馈赠，著《雲东拾草》。他在朝鲜购得竹叶纸，甚爱之。此纸为微染成青绿色的楮皮纸，以其厚重且色如竹叶，故得此名。待朝鲜使团成员李晬光万历十八年（1590）访华时，韩世能以纸样相赠，委托返国后购求。前述明人宋濂奉敕修《元史》时以朝鲜翠纸作书衣，很可能就是这种竹叶纸。前引李圭景所说柳叶纸，也应属这类纸。
还有一种朝鲜造苔纸也为中国文人喜欢，用以写字，旧称为高丽髮笺。李圭景谈到此纸原委时写道：
金思斋进苔纸于朝，此思斋剏制以呈者也。[成庙三十七年辛丑，兵曹判书金安国进苔纸五束，曰：“臣见古书，有水苔为纸之语。臣试造之，其法以苔和楮，苔少则加楮，苔老则减楮。若通行诸道，则必有益也。”从之，命下四束于纸署，依法浮造。按纸之最古者有陟厘纸，一作侧厘，海苔别名，苔纸为陟厘纸云。..思斋苔纸或仿此]③。
此处所述朝鲜造苔纸制于成宗三十七年辛丑，纪年可能有误。按金安国（1478～1543）号慕斋，1501年进士，为中宗（1506～1544）时名臣，中宗三十六年辛丑（1541）时为兵曹判书（相当中国的兵部尚书），而成宗只在位25年（1470～1494）。因此金安国阅中国古书后试制苔纸，应在中宗三十六年辛丑（1541）。中宗依议，令造纸署仿制，遂流行半岛，且向中国出口。苔纸在中国始于晋（3世纪），以海苔、石髮、髮菜掺入纸浆，抄纸后便分散于纸面，增加美感。
李朝中期学者徐命膺（1725～1800在世）《保晚斋丛书·考事十二集》卷十《纸品高下》条，还谈到纸的槌击加工法：
若今造纸署之咨文纸、平康之雪花纸、全州南原之扇子纸、简壮纸、注油纸、油芚纸，实天下之所稀有者，且其苔纸、竹清纸，又合荆南古今之产而并有之。但东（朝鲜）尚质，纸名多不若中国之文饰。我国之纸最坚韧，可施槌捣之功，使益平滑，而他国纸不能然耳。槌纸之法，乾纸一张外漉湿一张沓上，如此重叠沓起，以百张为一垛，放平正案上，又以平滑板压在上，以大石压之。经一伏时，上下乾湿各匀，于石上匀槌二三百下，皆着实。于百张内将五十张晒干，却与湿者五十张，干湿相间，沓了，再匀槌二三百下。依上晒干一半，又于干湿间沓了，如此三四次，直至无一张沾沾为度，再以石碾三四次倒下槌匀，直至光滑如油纸。
此处所述使纸面光滑之法未被其他国家掌握，是不确切的，中国早已用之，宋人称为浆槌。以此法不必对纸逐张砑光，之所以令干湿纸相间叠起槌打，是使每张纸湿度适中，呈轻微润胀状态，易于承受外部机械力，令表面纤维结构紧密。徐命膺还列举了一些纸的品种。由于李朝长期以皮纸生产为主，麻纸遂少，因而又从中国北方重新引进麻纸技术。李圭景就此写道：
按成庙六年乙未（1475），纸匠朴化曾从谢恩使如京师（北京），学造纸法以来。法用生麻[其法用生麻，细截、清水，加石灰烂蒸，盛于袋，翻撋洗净去灰。以石硙细磨后，盛于此密竹筐，更净涝，取置于木桶，和清水造之，不用胶。问奏本纸制法，答曰：南方人待竹简如牛角，刈取连皮，寸寸截之，洒石灰，烂擣，盛细布袋。复洗后，和滑条水造之。滑条草名，用根干碓碎沉水，以其水为胶。问造粉纸法，答曰：新用稻稭少许，约一千丈，用粉一斤和造，则色白而好矣。辽东（今沈阳）东门外太子河边有造纸处，用生麻及生桑皮、真木灰水、石灰交杂熟蒸，晒干，以木槌打去粗皮及石灰，纳盛竹筐，洗净细磨，和滑条水造之，此常用纸也。接滑条水今我所谓楮草也，一名一日花，如蜀葵而异，今多种之。]..抄纸水或用榆皮，或用黄蜀葵根，或用大黄圆黄香树皮，或用羊桃藤。凡纸料抄水，亦不拘也。制纸不可不择水，故纸色洁净，如济原烹楮则晶者是也，可考①。
这段话首先谈明宪宗成化十一年乙末（1475）朝鲜使团带纸匠朴化曾来北京，沿途在辽东学得用生麻及生桑皮造纸之法，还得知中国在纸浆中加入含植物粘液的植物名称和滑水提制法。但关于中国奏本纸、粉纸制法的叙述过简而不得要领，可能因现传本文字有遗误。如“待竹简如牛角”、“约一千丈”等，必有误字。不管怎样，使团让纸匠随行目的是引进中国技术。成宗以后北关麻纸就可能用辽东技术造出，而辽东毛头纸也不断向朝鲜出口。
第二节 朝鲜半岛印刷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一 朝鲜半岛印刷的起源——高丽朝大藏经的刻印
正如造纸术一样，朝鲜半岛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在印刷技术传入之前，总以印刷品的传入为先导。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的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说明中国唐初武则天称帝后期的印本佛经已传到新罗。庆州是新罗的京城，从668年起半岛是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的一统天下，两国以大同江为界，陆上接壤。新罗赴唐使节、留学生、僧人和来此访问的唐人都有可能将唐刊佛经及其他读物带到新罗。但此时新罗还没有自行刊印过书籍。刻书则始自高丽王朝①。朝鲜古志一度认为岭南道陕川郡海印寺藏八万块《大藏经》印版为新罗哀庄王（800～808在位）丁丑雕印，但此说早已引起怀疑，李圭景写道：
海印寺八万《大藏经》板古志以为新罗哀庄王丁丑雕造者，盖讹传也。哀庄王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庚辰（800）立，唐宪宗元和四年己丑（809）为宪德王（809～825）所弑，则其间无丁丑。且哀庄丙辰（806）禁新创佛寺，则似无开雕佛经之事②。
李圭景还指出他祖父李德懋（1741～1793）曾到过海印寺，“寺僧所记曰，‘戊申年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显然不是新罗时代产物，详见李德懋《盎叶记》。从文献记载及实物遗存来看，半岛印刷始于统一后的高丽王朝（936～1392）前期刊印佛经。高丽创建者王建奉佛教为国教，历代高丽王都笃信佛法，高丽又与宋、辽有二百多年并存，与中国这两个并立的政权保持密切关系。宋代雕版印刷高度发达，大量宋版书涌入高丽境内，势必刺激东邻国家印刷业的兴起。宋、辽开雕《大藏经》后，刊本及时传入高丽，国王为发展本国佛教，首先刊行佛藏，这是很自然的。
刊刻《大藏经》是佛教史中的盛举，宋《开宝藏》刊毕之时（983），值高丽成宗（982～997）王治（960～997）即位伊始，闻讯后即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遣韩蔺卿等使宋，并“遣僧如可赉表来觐，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③。这是宋《开
”宝藏》最初传入高丽的经过。宋太宗淳化二年（991）高丽王王治再遣兵部尚书韩彦恭（940～1004）来宋，“彦恭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高丽史料④亦载“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韩]彦恭奏请《大藏经》，帝赐藏经480函，凡2500卷，又赐御制《秘藏逍遥咏》、《莲花》、《心轮》还”。
可见宋太宗时，公元989年及991年两年内宋已赠送两套《开宝藏》，而且高丽王要《大藏经》的目的就是想在本国刻印。李朝史官郑麟趾（1395～1468）《高丽史》（1454）卷三称，高丽成宗十年（991）夏四月庚寅，兵部侍郎韩彦恭“还自宋，献《大藏经》。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读下教敕。..冬十月，..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及御制”⑤。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高丽肃宗再遣礼宾卿崔元信入宋，“又进中布二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①。这是流入高丽的第三套《开宝藏》。10世纪时高丽成宗得北宋新刻藏经后，需有一段时间酝酿才能开雕，但年仅三十八岁便去世，刻经心愿未遂。
及穆宗（998～1009）即位，条件可能已具备。因为日本东京上野博物馆原藏穆宗十年（1007）高丽总持寺主弘哲刻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说明此时已有单独佛经刊行了。此经共一卷，卷轴装，版框5.4×10厘米，四周单边，每行9～10字，卷首有插图和如下题记：高丽国总持寺主真念广济大师释弘哲，敬造《宝箧印经》板印施普安佛塔中供养。时统和二十五年丁未岁记②。
经的全名是《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文字及插图雕刻不够圆熟，显示为高丽早期印本特征。这是迄今发现的朝鲜半岛境内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从经文及版式观之，显然据中国吴越王（929～988）钱俶在杭州刻印的同名佛经为底本。此高丽刊本题记中年款统和二十五年（1007）为辽圣宗年号（图15-4），因当时高丽国王轮换行宋、辽年号。朝鲜半岛印刷至迟起于高丽穆宗之时，但穆宗未及大规模开雕藏经，便被权臣康兆（中国史中作康肇）弑死，年仅三十岁。
继穆宗之后，显宗（1010～1031）王询（992～1031）嗣位，时辽属女真95人来高丽被杀，辽圣宗以康兆弑君及辽使被杀为由，统和二十八年（1010）率兵征高丽。康兆战败被斩，契丹兵进至西京（今平壤），显宗南逃。次年（1011）初，辽主攻京城（今开城），焚大庙、宫阙。显宗于南方避难时，与群臣发愿，若辽兵退，则誓刻《大藏经》。
凑巧的是，显宗发愿刻经后，辽圣宗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正月班师回朝。显宗于二月还京城，从这年起开雕高丽版《大藏经》（图15-5），以宋《开宝藏》为蓝本。高丽朝高宗时翰林学士李奎报（1168～1241）追记显宗刻藏经时写道：“因考厥初草创之端，则昔显宗二年（1011）契丹大举来征。显祖南行避难，[契]丹兵屯松岳（开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然后丹兵自退”①。
这段话明确说高丽开雕藏经始于显宗二年（1011）。虽然在这以前的穆宗时有可能刻藏，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刻成。
显宗在位22年间已刻出大半，经德宗、靖宗至文宗（1047～1083）时才告完成。在这过程中辽《契丹藏》约于1160年刊毕，共597函，约6000卷。这使高丽又从辽得《契丹藏》，以便与宋藏对校，刊出余下部分。《辽史·高丽传》载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高丽文宗王徽（1018～1083）遣使入辽，“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王]徽”。《辽史·道宗纪》又载，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十二月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这两部辽版藏传入高丽都在文宗在位期间，在这36年间刊出藏经后半部。文宗前的德宗在位只三年、靖宗在位12年，所刻藏经不多，因此高丽藏主要在显宗及文宗时刊刻的。
藏经刊毕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成于显宗时（11世纪）②，有的说文宗三十六年（1082）③，都未举出证据。我们认为当完工于宣宗四年（1087）年初，相当宋哲宗元祐二年。因《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载，宣宗四年二月甲午（1087年3月18日）“王幸开国寺，庆成《大藏经》”庚子（5月23日），幸归法寺，庆成《大藏经》④。夏四月“”4。高丽正史明确指出1087年宣宗于二月及四月去开国寺及归法寺出席庆祝藏经刊成法会。因此从1101年至1087年经76年才完成这次大规模印刷工程，全藏约6000卷，板存于庆尚北道大邱的符仁寺。
高丽藏经于宣宗四年（1087）刊毕后，王弟王煦（1057～1101）又发起刊行另一套藏经，史称“续藏”。王煦为文宗第四子，字义天，十一岁（1067）出家，拜师于灵通寺。“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经》，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⑤。十三岁（1069）被称为“祐世僧统”。王煦欲入宋求法，文宗不许。待文宗次子王远（1049～1094）即宣宗即位（1084），再数请入宋。宰臣、谏官考虑到他的安全和对辽关系，极言不可。王煦无奈，遂于宣宗二年、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月偕弟子寿介私乘宋商林宁的船入宋。及至汴京，被引至垂拱殿觐见刚即位的宋哲宗。《宋史·高丽传》载元丰八年高丽王弟“僧统（即王煦）来朝，求问佛法，并献经、像”。可见王煦曾将高丽刻印的佛经、佛像献给宋哲宗，所献的或为高丽版藏经，或其一部分。
宋哲宗对王煦给予礼遇，允于各地游方问法，“诏以主客员外杨杰为馆伴至吴中诸寺，皆迎饯如王臣”。他向中国高僧问法，还向杭州慧因寺捐银印佛经。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煦返国，至礼成江受到王兄及王母欢迎，向宣宗献上自宋得到的释典及经书千卷，“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4000卷，悉皆刊行。”①肃宗六年（1101）卒，赠大觉国师。王煦入宋求法后，想于“还乡之日聚集古今诸家教乘，总为一藏，垂于万世”。他所主持的“教藏都监”，补刻新得自宋辽的释典及诸家教乘4000余卷，当刻印于宣宗二年至肃宗五年间（1085～1100）。由于他1101年去世，很可能未刻完②。此续藏内题“高丽国大兴王寺奉宣雕造”、“海东传教沙门义天（即王煦）校勘”。因宣宗、肃宗行辽年号，故此藏经年款署辽道宗大安（1085～1094）、寿昌（1095～1100）年号，正是宋哲宗在位时（1085～1100）。王煦在中朝文化交流史及朝鲜印刷史中作出重要贡献。
二 高丽朝所刊非宗教著作
高丽雕印藏经时已拥有一批印刷工匠、积累了技术经验，于是开始刊印非宗教读物，包括儒家经典、文史及科技著作等。为此又从宋引进各种刻本为底本，早在宋太宗淳化二年（992）高丽成宗即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入宋，“又上[表]言愿赐板本《九经》书，用敦儒教。许之”③。这是宋初国子监据五代本《九经》重刊者，包括《易》、《诗》、《书》、《左传》等九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高丽显宗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入宋，次年（1016）辞归时，宋真宗“赐询诏书七函、袭衣、..及经史、历史、《圣惠方》等。”④这次给高丽显宗王询的书包括宋版儒家经典注疏本、《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北宋监本、历日及淳化三年（992）奉太宗敕命刊刻的《太平圣惠方》百卷等。《高丽史·显宗世家》载，显宗十三年（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五月“韩祚还自宋，帝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⑤。
高丽除通过入宋使节得到书籍外，还鼓励宋商海运中国印本，如宋真宗天圣五年（高丽显宗十八年，1027）五月，“宋江南人李文通等来献书册，凡五百九十七卷”⑥。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崩，哲宗即位，高丽宣宗特遣兵部侍郎李资仁祝贺登极，礼毕，“请市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诏惟赐《文苑英华》一书”⑦）。此书为官刊本，共千卷。
高丽当局甚至连宋代雕版也在购求之列，如宣宗四年（1087）三月“宋商徐戬等二十人来献新注《华严经》板”①。福建商人徐戬此次运来经板是受高丽王煦委托在杭州雕刻的②。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二月，高丽宣宗遣兵部尚书黄宗悫、工部侍郎柳申入宋，“乞买历代史及《册府元龟》等书”..“礼部尚书苏轼言宜却其请，不许。..有旨：‘书籍曾经买者，听’。”③苏轼因发觉六年前中国商人将书板运往高丽，恐其使者再买到不宜出口的其他书物，遂上疏宜却其请。但哲宗没有采纳奏议，仍许使者将已买之书带回，包括《册府元龟》（1013）千卷。此后高丽使者又在宋得《神医补救方》及《太平御览》等书以还，高丽王特别喜欢此书。后来1192年“宋商来献《太平御览》，赐白金60斤，仍命[判秘书省事]崔诜校雠讹璆”④，于次年刊印。
自北宋太宗至南宋光宗（976～1194）218年间大量宋刊本传入高丽，为重刊这些书提供精良底本，至迟从高丽靖宗（1035～1040）时起，便开雕非宗教著作。靖宗八年（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二月己亥：
东京（庆尚道庆州）副留守崔颢、判官罗旨说、司录尹廉、掌书记郑公幹等奉制新刊《两汉书》与《唐书》以进，并赐爵⑤。
这次刊印《两汉书》与《旧唐书》是奉王命在庆州进行的，主持印书的东京副留守崔颢被授以县伯，食邑600户。三年后（1045）夏四月己酉：
秘书省进新刊《礼记正义》七十本，《毛诗正义》四十本，命藏一本于御书阁，余赐文臣⑥。
靖宗、文宗时儒书及子史书刊本印数不大，只供王公大臣用，广大读书人仍靠写本。
自文宗十年（1056）八月以后因西京（平壤）留守进表后，情况有改变：
西京留守报，京（开京）内进士、明经等诸业举人所业书籍，率皆传写，字多乖错。请分赐秘阁所藏《九经》、《汉[书]》、《晋[书]》、《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置于诸学院。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⑦。
文宗以后高丽版《九经》、正史、诸子百家书才面向大众。文宗十二年（1058）九月己巳朔：
忠州牧进新雕《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小儿药证病源十八论》、《张仲卿五脏论》九十九板，诏置秘阁⑧。
文宗十三年（1059）二月甲戌：
安西都护府（西海道海州）使都员外郎异善贞等进新雕《肘后方》七十三板、《疑狱集》十一板、《川玉集》十板。知京山府事、殿中内给事李成美进新雕《隋书》六百八十板，诏置秘阁，各赐衣衬①。
文宗十三年夏四月：
知南原府事、试礼部员外郎李靖恭进新雕《三礼图》五十四板，《孙卿子书》九十二板，诏置秘阁，仍赐衣衬②。
高丽版书具北宋刊本版式，用宋版本为底本，再由儒臣对校，堪称善本，受宋人喜爱。又以楮皮纸印成，书册厚重，字体一般较大，刻工精细，多为官刊本。印刷地点集中于开京（开城）、东京（庆州）、西京（平壤）、忠州牧、海州、南原府等地，这些地方也是产纸区。有些书还传入中国，如宋哲宗元丰八年（1085）王煦献上高丽《大藏经》。元祐七年（1092）秋七月宣宗遣兵部尚书黄宗悫、工部尚书柳申入宋，向宋哲宗献高丽版《黄帝鍼经》③，帝览后甚喜，次年（1093）正月“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鍼经》于天下”④。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召见高丽使臣户部尚书李资义等后，允许其购书听便，且再赐《文苑英华》一部⑤。返国后，李资义向宣宗奏曰：“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百篇：《尚书》、荀爽注《周易》十卷..”⑥
可见宋哲宗听说高丽版书多善本，乃命陪同使团的中国官员向使节提交宋代所需高丽刊本书目，以便购求，即令残卷也需要。实际上书目达120种共4980卷。其中包括《高丽风俗记》一卷、《高丽志》7卷、王方庆《园亭草木疏》27卷、《古今录验方》50卷、《张仲景方》15卷、《黄帝鍼经》9卷、《陶隐居效验方》6卷、《大衍历》、信都芳《乐书》9卷、《尔雅图赞》2卷、《汜胜之书》等科技书，还有《风俗通义》30卷、《周处风土记》、《三辅决录》7卷、《十三州志》14卷、《水经》20卷、鱼豢《魏略》等史地类等。看来此书目出翰林学士之手，所开书单都是中国需要而少见的书。高丽国王对宋帝的要求是重视的，同时还应辽国要求提供善本，如睿宗八年（1113）正月辽遣永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因、太常少卿王侁来高丽，“耶律因等请将还，请《春秋释例》、《金华瀛洲集》，王各赐一本”⑦。
高丽国中央主管刊书的机构是秘书省，置监（从三品）、少监、丞、校书郎、校勘、书手等职，下设书籍处贮存印板。肃宗六年（1101）三月“制以秘书省文籍板木委积损毁，命置书籍铺于国子监移藏之，以广摹印”⑧。同年夏四月“翰林院奏，御名同韵字请秘书省雕板颁示，使人知所避讳。制曰：可”⑨。由秘书省将规范的避讳字印成文件颁发各地实施。重要著作出版前，有时由国王组织专门班子校勘，再交秘书省刻印。如毅宗五年（1151）六月，王“命宝文殿学士、待制及翰林学士日会精义堂，校《册府元龟》”⑩。明宗廿二年（1192）夏四月，王“命吏部尚书郑国俭、判秘书省事崔诜，集书筵诸儒于宝文阁，雠校增续《资治通鉴》，分送州县雕印以进，分赐侍从儒臣。”①八月癸亥，仍命崔诜校雠《太平御览》。由于历代国王重视出版事业，因此经史子集诸书版本皆备，足以满足本国需要，肃宗（1095～
1104）以后便较少从中国进口书籍了，高丽成了东方另一出版大国。
三 海印寺八万板大藏经的刻印
由于两次刊印正续藏经，也满足了僧众之需，只偶而雕印《莲华经》、《华严经》等单本注疏本。然而高宗十六年（1231）时藏经遭到劫难，该年八月蒙古统治者窝润台汗以高丽杀其来使为由，命元帅撤礼塔领兵压入境内，连拔40余城池，原藏于符仁寺及兴王寺的正续藏经及经板皆毁于兵火。1232年高宗离开京师，在宰相崔瑀（1175？～1249）胁迫下迁都于江华岛。至1235年蒙古继续用兵，高宗设消灾道场于内殿，令百官每日自辰时至午时拜佛禳兵②。他此时想到先王显宗发愿刻藏经退辽兵的往事，遂“与宰执、文武百僚等同发弘愿，已署置勾当官司，俾之经始”③。因置“大藏都监”，参考宋、辽藏经及过去本国的藏经，重新开雕，历十六年始成其功。《高丽史·高宗世家》载，高宗三十六年（1251）九月壬午：“[王]幸城西门外大藏经堂，率百官行香。显宗时板木毁于壬辰（1232）蒙[古]兵，王与群臣更愿立都监，[历]十六年而功毕。”
可见大藏都监初置于高宗二十三年（1236），至三十八年（1251）藏经雕印完毕，计6797卷，用板8万余块，故又称“八万板大藏经”。为安全起见，经版后来藏于岭南道（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内加耶山附近的海印寺经板阁内，至今仍呈完好状态。据1915年调查，海印寺经板存81240块，内121块重复，尚缺18块④，因此有效的经板应为81137万块。为节省木料，每版双面刻字，版上有把子便于翻动。所用板材有梨木、柿木（Diospyroskaki）、桦木及厚朴（Mongoliaofficinalis）等，取自济州岛、莞岛、巨济岛及欎陵岛等地。每块经版直高24厘米、横长65厘米、厚4厘米，板重2.4～3.75公斤。每版23行，行14字，每字1.5平方厘米⑤，全藏共2600万字。作经折装，每卷以千字文编号，各卷卷尾年款无年号，只用干支，如“丁酉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丁酉为南宋理宗嘉熙元年、高丽高宗二十四年（1237），类似的题疑纪年有己亥（1239）、癸卯（1243）、甲辰（1244）、戊申（1248）等等。
高丽国第三次刊印藏经是在国家遭受蒙古兵侵略的困难时期在海岛上进行的。爱国的工匠尽心竭力，短期内以高质量完成任务。一些大臣也出资协助开雕，如宰相崔瑀和门下待中兼判吏部、御史台事崔沆。高宗四十二年（1255）诏曰：
今一揆晋阳公崔怡（崔瑀）当圣考（康宗）登极之日（1213）、寡人即祚（1214）以来，推诚卫社，同德佐理。越辛卯（1231），边将失守，蒙[古]兵闯入，神谋独决，截断群议，奉舆卜地迁都。不数年间，宫阙、官廨悉皆营构。宪章复振，再造三韩。且历代所传镇兵《大藏经》板，尽为狄兵所焚。国家多故，未暇重新，别立都监，倾纳私财雕板几半，福利邦家，功业难忘。嗣子侍中[崔]沆，遹追家业，匡君制难，《大藏经》板施财、督役告成，庆讚中外受福①。
可见，崔瑀出家资雕刻近四万块藏经经版。丁酉岁（1237）刻《金刚般若经》印有下列题记：“晋阳侯崔瑀特发弘愿，以大字《金刚般若经》雕版流通。所冀邻兵不起，国祚中兴。”
捐资刻经的还有国子监祭酒郑晏，为工部尚书郑叔瞻之子。《高丽史》说郑晏“退居南海，好佛，游遍名山胜刹。舍私财与国家约中分藏经刊之”②。海印寺所藏经板，后被用来多次重印，重印本作经折装，且传入中国，北京图书馆藏《大乘三聚忏悔经》一册，尾题“壬寅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壬寅为高宗二十九年（1242）。
四 13世纪高丽朝末期金属活字印刷之始
1011～1251年间高丽雕版印刷技术积240年发展后，已达到很高水平，足可与同时代中国宋代相比，为后来的李朝（1392～1910）打下坚实基础。高丽末期在雕版技术取得成就后，又发展了活字技术，成就更大。高丽人肯定早就从中国知道活字技术，但因其雕版印刷长期居主导地位，直到高丽末期才将活字技术付诸实践。这方面史料首先于高宗时翰林学士李奎报替宰相崔瑀起草的《新序详定礼文跋》（1234）一文内。《跋》内称，本朝礼制初不备，仁宗（1125～1145）时始敕平章政事崔允仪等集古今礼制编成《详定古今礼》50卷，毅宗（1147～1170）时流行于世。但此书长期失修，崔忠献遂补辑成新本。高宗十九年（1232）受蒙古兵侵袭，迁都江华岛之际：“礼官遑遽，未得赍来，则几若已废，而有家藏一本得存焉。予（崔瑀）然后益谙先志，且幸其不失，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份），分付诸司藏之。凡有司者谨传之勿替，勿负予用志之疼勤也”③。
对此，李圭景解释说：“铸字一名活字，其法之流来久矣。中原（中国）则布衣毕昇剏活版，即活字之谓也。我东则始自丽季。入于国朝（李朝），则太宗朝命铸铜字。”④可见崔瑀命工匠于江华岛新刊《详定古今礼》，是按毕昇思想以活字印成的。既说活字铸成，则当为金属活字。铸字时间有不同说法，或称1234年⑤，或称1227年，恐皆不妥。因李奎报起草《跋文》中称崔瑀为晋阳公，而崔瑀1234年始封晋阳侯⑥，几年后才进为公爵，因此铸字印书应在1242年前后。崔瑀《南明证道歌跋》称：“夫《南明证道歌》者，实禅门之枢要也。故后⑦学参禅之流莫不由斯而入，升堂覩奥矣。然其可闭塞不传乎？！于是募工重雕铸字本，以寿其传焉。时己亥九月上旬，中书令、晋阳公崔怡谨志”。
说明崔瑀除铸印礼书外，还印过《南明证道歌》。后者刊于高宗二十六年己亥（1239）九月，此时已自称晋阳公了。但《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九《崔瑀传》载高宗二十九年（1242）封其为晋阳公，与崔瑀所述相差二年，当以其自述为准。然而这些刊本没有传世。
现存高丽最早的金属活字本是1377年清州牧兴德寺僧刊行的该寺寺主白云和尚（法号景贤，1298 ～1374）据历代祖师语录编成的《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图15-6），全书上下二卷，只存下卷，线装，印以楮皮纸，版框24. 厘米，单叶11行，行19字，四周单边，白口。卷末题记为：“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日，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缘化门人释璨、达湛，施主比丘尼妙德”。宣光七年为北元昭宗年号，相当明太祖洪武十年、高丽辛禑王三年（1377）。此本为兴德寺主景闲的弟子为纪念景闲逝世三周年时募资刊行的。最初于1887年由法国驻汉城公使德普兰西（Collin de Plancy）所得，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1996年1月，韩国清州古印刷博物馆曾据以影印再版。
高丽朝末期以金属活字印书的另一史料是恭让王（1389 ～1392）时中进士的忠义君郑道传（1335～1395在世）的进言：“欲置书籍铺铸字，凡经史子书、诸诗文，以至医方、兵律，无不印出，俾有志于学者皆得读书，以免失时之叹”①。此进言是针对恭让王三年（1391）罢书籍店而发的，但《高丽史》卷七十七《百官志》随即载曰：“[恭让王]四年（1392）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籍，有令丞”②。但此后不久恭让王即死去，实际上此书籍院很难运作。
五 金属活字技术在李朝的大发展
恭让王死时，大将军李成桂（1335 ～1408）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受明太祖册封，改国号为朝鲜，行明年号，此即李朝。太祖李成桂在位时（1392～1398）忙于巩固政权，无暇他顾。至太宗李芳远在位（1401～1417）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他像同时代的明成祖一样雄才大略，致力于文化建设。1403年新置“铸字所”于京城（今汉城），铸10万铜活字印书。《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卷五载太宗三年癸未二月庚申（1403年3月4日）载：“新置铸字所。上虑本国图书籍鲜少，儒生不能博观，命置所。以艺文馆大提学李稷、总制闵无疾、知申事朴锡命、右代言李膺为提调。多出内府铜铁，又命大小臣僚自愿出铜铁，以支其用”①。
此处所述李稷官衔是后来提升的，当时任判司平府事。太宗时礼曹判书（礼部尚书）兼宝文阁大提学权近（1352～1409）1403年为铸字事写《跋》，此跋刊印于1409年活字本《十一家注孙子》之书尾及权近《阳村集》：
永乐元年（1403）春二月，殿下（太宗）谓左右曰：“凡欲为治，必须博观典籍，然后可以穷理正心，而致修齐治平之效也。吾东方在海外，中国之书罕至，板刻之本易以剜缺，且难尽刊天下之书也。予欲范铜为字，随所得书，随即而印之，以广其传，诚为无穷之刊。然其供费，不宜敛民，予与亲勋、臣僚有志者共之，庶有成乎？！”于是悉出内帑，命判司平府事李稷、骊城君臣闵无疾、知申事臣朴锡命、右代言臣李膺等监之。..又出经筵古注《诗[经]》、《左氏传》以为字本。自其月十有九日而始铸，数月之间多至数十万字。恭维我殿下濬哲之资、文明之德，万机之暇，留神经史，孜孜不倦..拳拳焉为铸是字，以印群书，可至于万卷，可传于万世②。太宗铸铜活字资金来自内帑及王亲、臣僚捐献，不敛于
民。1403年二月一日至十月九日，不到八个月便铸成数十万活字，因该年为癸未，故称“癸未字”。以王廷所藏宋代《诗经》及《左氏传》刊本字体为铸字字体，刊印《十一家注孙子》、《十七史篡古今通要》、《宋朝表笺总类》及《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对策》等。李太宗下令铸铜活字印书，揭示了朝鲜大规模铸字活动的序幕，具有深远意义。1403～1883年的480年间大规模铸字40次，除少数为铅字及铁字外，大多数为铜活字③。从1403年起50年内朝鲜国王发出有关铸字、印书的敕令达11次④。癸未字较大，因是初次试铸，以蜡将活字固定于印板上。但蜡质粘性小，印刷时字易移动，故世宗李祹（1419～1450在位）令臣下李蒇（chán）（1375～1451）改进。李蒇于世宗二年（1420）先铸出小而精的铜活字，但未解决字块移动问题，一日只印20纸。
当时集贤院大提学、知经筵卞季良（1380～1440在世）就此写道：
永乐庚子（1420）冬十有一月，我殿下（世宗）发于宸衷，命工曹参判（工部侍郎）臣李蒇新铸字，样极为精致。命知中事臣金益精、左代言臣郑招等监掌其事。七阅月而功讫，印者便之，而一日所印多至二十余纸矣。恭维我恭定大王（太宗李芳远）作之于前，今我主上殿下述之于后，而条理之密又有加焉。由是而无书不印，无人不学，文教之兴当日进，而世道之隆当益盛矣①。
这次铸的铜活字称“庚子字”。世宗十六年、明宣宗宣德九年甲寅秋七月二日丁丑（1434年8月6日）再召李蒇于内殿，强令其改进排版、印刷技术：
[王]召知中枢院事李蒇议曰：“太宗肇造铸字所铸大字，时廷臣皆曰难成。太宗强令铸之，以印群书广布中外，不亦韪欤！但因草创，制造未精，每当印书，必先以蜡布于板底，而后植字于其上。然蜡性本柔，植字木固，才印数纸，字有迁动，多致偏倚，随即均正，印者病之。予念此弊，曾命卿改造，卿亦为难。予强令之，卿乃运智，造板铸字，并皆平正牢固，不待用蜡。印出虽多，字不偏倚，予甚嘉之。..”乃命蒇监其事。集贤院直提学金镔、护军蒋英实、佥知司译院事李世衡、舍人郑陟、註簿李纯之等掌之。出经筵所藏《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论语》等书为字本。其所不足，命晋阳大君[李]瑈书之。铸至二十有余万字，一日所印可至四十余纸。字体之明正，功课之易就，比旧为倍②。
1434年李朝第三次铸字称“甲寅字”，共20万枚，以王廷藏明永乐内府刊《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精刻本字体铸字，所缺字由书法家、晋阳大君李瑈补书。字体精美，分大小两种。因中国原版书以东晋女书法家卫铄（272～347）法书雕成，故又称甲寅铜活字为“卫夫人字”（图15-9）。卫铄，汝阳太守李矩之妻，工书法，王羲之少时曾师之。卫夫人字大字长1.52厘米、宽1.58厘米、高0.66厘米，小字长1.32厘米、宽2.5厘米、高0.5厘米。曾以此字印唐代文豪柳宗元的《柳文集》等书。李蒇此次的改进是植字时不在印板上以蜡粘字，而是用竹、木、破纸填空而坚致之，使不摇动。即在有四边与活字等高边框的铁框板上，以竹片为界行，将字植于界行内，空字部分以小木块将活字卡在印板上，植完一版后以平板将字压平。这样即可上墨、刷纸，工效比用蜡提高二倍。实际上这正是元代王桢《农书》中用过的方法，见第十章第四节。
早在高丽末，辛禑王（1375～1388）二年、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高丽即用王祯的方法以木活字印《资治通鉴纲目》，而李朝初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5）再次用白州知事徐赞造木活字印《大明律直解》百余部颁行③。因此世宗时李蒇将中国木活字排版技术移植于铜活字排版上，终获成功。韩鲜半岛产铜，高丽纸厚重，适于金属活字印刷。早在高丽朝肃宗七年（1102）就从北宋引进铸钱技术，发行“海东通宝”①。半岛人民掌握铸钱技术后，便将此技术用于铸活字，至李朝已成金属活字印刷大国，且多所发明，如以铁铸字和以木活字与铜活字混合制版，其铜活字背后凹空亦独具匠心，可节省铜料。其所用印墨亦极优良。朝鲜金属活字较中国宋元已大有改进，甚至比同时期的明代铜活字还胜一筹。朝鲜人民对金属活字印刷作出了重要贡献，应给以高度评价。他们大力优先发展金属活字印刷，也符合印刷术未来发展方向的。朝鲜活字本字体优美，印刷精良，令人爱不释手，堪称模范。他们将朝鲜字母铸成活字亦属创举。
李朝成宗（1470～1494）时学者成伣（1439～1504）对活字技术有如下叙述：
大抵铸字之法，先用黄杨木刻活字，以海浦软泥平铺印板，印着木刻字于泥中，则所印处凹而成字。于是合两印板，镕铜从一穴泻下，流液分入凹处，一一成字。遂刻剔，重复而整之。刻工者曰刻字匠，铸成者曰铸匠。遂分诸字，贮于藏櫃。其守者曰守藏，年少公奴为之。其书草唱准者曰唱准，皆解文者为之。守藏列字于书草上，移之于板，曰上版，用竹、木、破纸填空而坚致之，使不摇动者，曰均字匠。受而印之，曰印出匠。其监印官则校书馆员为之，监校官则别名文官为之。始者不知列字之法，融蜡于板，以字着之，是以庚子字（1420）尾皆如锥。其后始用竹、木填空之术，而无融蜡之费，是知人之用巧无穷也②。由上所述可知，铸铜活字前，先以书稿写样字体刻
成木活字，以黄杨木（Buxussinica）为料。用海边的软泥平铺在有边框的模板上，再将木活字放在两块模板的软泥之中。所形成的凹空处即是反体泥制字模。两个板框合在一起，接合处留一孔。将熔化的铜水从孔中泻入的《柳文集》残页，不列颠博物馆藏字模之凹处，便铸成活字。取出后将活字修整好。每个活字按字韵存于格的櫃内，格上贴标签。植字时一人按书稿文字唱出韵号，另人取出活字排版。一行排满后加一竹片，再排另一行。空字处以木块填满，使不摇动。以平板将版面压平，接着上墨，印出印样。校字官校对，校毕即正式刷印。将印页对折后装订成册，李朝书多为线装。书的版面设计、装订与中国相同。
铸字所内有明确分工：冶匠熔铜，刻字匠刻字模，铸匠铸字，守藏匠管活字櫃，唱准匠唱字韵，均字匠植字，印出匠上墨刷印，校书员校字，木匠锯木字模，纸匠切纸，装书匠订书。王廷委派监校官就地督察，由监印官上报，论功行赏。“铸字匠人若有功劳，则虽贱口，授以队副、队长、司正、副司之职”①或“赏以钱帛”。每卷有一至三字错误或刷墨不匀者，监印官、均字匠、印出匠皆受笞杖处罚。李朝诸王皆重视儒术，不像高丽朝诸王那样笃信佛教，因此经史及诸子书刊的比前朝多。过去误将传入中国的李朝刊本称为“高丽版”，其实应为朝鲜版或李朝版。李朝在出版活字本同时，也有雕版书行世，除官刊本外还有私刊本，特别是寺院刊本，除金属活字外，还有木活字本。
第三节 日本造纸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
一 日中关系简史
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国，造纸和印刷也有千年以上历史。和纸是日本著名传统手工艺品之一，至今不衰。“日本”一词在中国史书中始见于五代后晋人刘昫（888～947）《旧唐书》（945）卷一百九十九上《日本传》，汉魏著作通称其为“倭国”。自从汉代发明纸后，中国与日本就有直接往来和文化交流，有时通过朝鲜半岛的媒介进行间接交往。《前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古朝鲜后，于其地置乐浪、玄菟、临屯及真番四郡，从此大批汉人来四郡定居，带去了汉文化和科学技术。公元207年汉安帝时，辽东太守公孙康又在乐浪郡南新置带方郡。汉魏时与倭国经朝鲜半岛直接交往更多。这些交往在中国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日本各地出土的中国文物也是汉魏时双方交往的历史见证。
中国自晋、十六国以后战乱频仍，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趁机占取乐浪、带方，接着这三国间又相互交战，岛上大量汉人便前往日本避难。万安亲王（788～830）《新撰姓氏录》（814）中《太秦公宿祢》（右京诸蕃）条载，来日本的“秦氏为秦始皇十三世孙..男融通王一称弓月君，应神天皇十四年（283）来朝，率百二十七县百姓归化，献金银、玉帛”。同书又称“仁德天皇时（313～399）秦氏流徙各地，天皇使人搜索鸠集，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舍人亲王（676～735）《日本书纪》（720）卷十称，公元289年“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十七县民而来归焉”。此阿知使主传为汉灵帝曾孙，汉末率众迁居带方，后又从带方渡日。大批中国移民从朝鲜半岛离开时，必将许多纸写本书带到日本，甚至其中有原在浪乐、带方从事造纸的工匠。
后来日本大和朝廷根据中国移民的祖先而将弓月君的后裔称为“秦人”，将阿知使主的后裔称为“汉人”。他们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或在朝廷从事文书工作。《新撰姓氏录》列举京畿附近的山城（今京都）、大和（奈良）、摄津（大阪）等地氏族时，秦氏、汉氏占30％②。5～6世纪后，天皇听说还有些技艺出众的汉人仍留在百济，于是强迫百济将他们送交日本，这些人称为“新渡汉人”。大批中国人的东渡，带来了汉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儒学和佛教在日本兴起，汉文也成为日本通用的文字。移来的汉人与当地大和民族共同发展日本经济和文化，他们后来与大和民族融合。讨论日本造纸起源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造纸术引入日本之前，首先以中国纸和纸本文书的传入为先导。太安万吕（664？～724）《古事记》（712）卷中记载说：“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我们对此可译为：“应神天皇对百济国王说，你们那里如有贤人，希望献上。于是受命献来名为和迩吉师的人。他随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都由他贡进”①。
此处所说和迩吉师实即百济五经博士王仁。《日本书纪》卷十说，公元285年“王仁来之，则太子莵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还说王仁来朝是因284年百济国献马使阿真岐的推荐。人们通常认为汉籍和儒学传入日本始于王仁献书，但将他当成朝鲜人，这种看法应纠正。据王仁自述，其“祖先为王鸾..原为汉高祖刘邦之后裔，至百济后始易姓”②
因此他是在百济居住的中国汉人。而他非一人来日本，就像弓月君、阿知使主那样，结伴而，来的是一批人，包括有技能的中国人。王仁来后，成为皇太子的儒学老师，其所献《千字文》与梁人周嗣兴（约450～521）《千字文》有别，是汉魏人所著另一同名蒙学教本。王仁、弓月君、阿知使主等人中有中国皇室后裔、原乐浪及带方郡的官员、士人、僧人、医生、科学家和工匠等，他们的到来构成中国科学文化大规模直接输入日本的第一次高潮；对日本有深远影响。
二 日本造纸之始
日本从何时起自行造纸，要重新研讨。人们通常引《日本书纪》卷二十二《丰御食炊屋姬天皇纪》，认为于610年始行造纸。此天皇为一女皇，即推古天皇，593年即位后由圣德太子（574～622）摄政，圣德死后才亲政。《日本书纪》卷二十二称：“十八年（610）春三月，高丽王贡上僧昙征、法定。昙征知五经，且能作彩色及纸、墨，并造碾硙，盖造碾硙（wèi）始于是时欤”③。
推古天皇十八年相当隋炀帝大业六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一年（610），将日本造纸起始时间定在这一年肯定为时过晚。
近年来日本纸史家都认为日本在610前就已造纸④⑤，笔者亦深有同感。《日本书纪》只是说从高句丽来日本的僧人昙征兼通儒学，会造颜料和纸墨，并未说日本造纸始于此人，倒是认为“碾硙始于是时”。其实一般石碾、石磨在这以前日本已有之，此处所指或许是水磨。从昙征兼通儒释及技术的知识背景观之，他应是高句丽国王按日本要求遣来的中国人。日本从5～6世纪后继续网罗留在朝鲜半岛的汉人人材，尤其晋末至南北朝中国战乱时移居半岛去的汉人。因此，昙征、法定这批人与先前百济送往日本的王仁等不同，在日本属于“新渡汉人”。
昙征来时正值圣德太子推行新政，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之际，其才能包括造纸、制墨等技术会得到充分发挥。圣德太子为发展造纸生产，令国内遍种楮树，是在昙征指导下进行的①。于是造纸地区扩及全国，不能否定昙征在促进日本造纸发展中的贡献。但种种迹象表明，推古朝以前日本早已造纸。《日本书纪·钦明天皇纪》载，钦明元年（540）下令在全国编制秦人、汉人等诸蕃归化人户籍。同书卷十二又称在这以前履中天皇四年（403）秋八月戊戍（二日）“始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之志”。大和朝廷编制户籍，在各国置史官修国史，要耗用大量纸，靠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进口是满足不了需要的。可以说至迟在400～500年日本已造纸，这可能是时间下限。
明确谈论日本造纸起始的早期作品是宽文八年（1668）出版的《枯杭集》（图15-11）。此书稀见，以古体日文写成，未署作者姓名，但必是通晓本国史籍的学者。《枯杭集》共6卷，其卷二写道：
この国に昔时記私といふ人、すきはじめりなり。それより以前には木札にかきて文をつかはすなり、それより御札と申すにこの故事也②。
我们将其译成相应汉文如下：“本国（日本国）昔时有称为记私之人者，始行造纸。此前以木札书文，故所谓“御札”者。即此典故也。”
这条史料是日本纸史家关义城1972年在《关于我国最早的抄纸师》一文③内首先提到的，并指出除《枯杭集》外，《有马山名所记》（1672）、《人伦训蒙图汇》（1690）、《笔宝用文章》（1746）、《大宝和汉朗咏集》（1823）及《かな（假名）古状揃》（1772～1778）等书都载明记私是日本最初造纸的人，但均未对此人作进一步介绍。关义城认为“记私恐怕是在昙征来朝（610）以前渡来的造纸者，也许是移居日本的高丽人。我国学者今天还很少有人论及”。自关氏论文发表后至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注意到此史料的重要性，频加引用，但至今仍未弄清记私为何许人也。认为《枯杭集》作者为什么将记私奉为纸祖，将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我们讨论日本造纸起源时，自然也无法回避有关记私这条史料，愿陈管见以就教东瀛同道者。按记私日语发音为きし（Kishi），我们认为此即前引《古事记》卷中所载百济王派往日本向天皇献《论语》和《千字文》的和迩吉师（ねにきし，WaniKishi），记私、吉师为同一日语きし发音的不同汉字表音方式。实际上此人就是《日本书纪》卷十所述从百济来日本的五经博士王仁。王仁、和迩在日语中都读作ねに（Wani），为同一人，我们已证明他是中国汉人。他作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在百济被视为最博学的人，日本也视之为奇才异能之士。因而吉师、记私是对王仁尊称。《枯杭集》所说“称为记私的人”实即王仁①。
《古事记》之所以将王仁称为和迩吉师，因该书用类似“万叶假名”的文体写的，以汉字标和音，而《日本书纪》则以汉文写之，于是出现对汉人姓名用字上的差异。就是说，《枯杭集》作者认为王仁是在日本最初的造纸者。其所以不称和迩吉师而作记私，说明另有《古事记》以外的日本其他古史资料为据。这条重要史料将日本造纸起源从7世纪昙征渡日时代，追溯到更早的王仁、弓月君和阿知使主大批中国人从朝鲜半岛来日本定居后的时代，即4～5世纪。这种可能性极大。因此时相当中国晋一十六国，中国人用纸已有六七百年历史，王仁等早已习惯用纸书写，在日本因工作需要，见当地不产纸，就会组织从乐浪、带方来的汉人工匠生产麻纸。王仁、阿知使主集团属于汉氏，在河内（今大阪）经营的手工业中又增加造纸这一行。待弓月君的秦氏集团迁入山城（今京都）后，便营建农业和手工业基地。京都纸屋川是奈良时代（710～794）造纸中心，有可能继承秦氏之遗钵。当时生产规模可能不大，但足以满足需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5世纪初大和朝廷能在各国置史官修国史，因已有当地纸的供应。
日本自行产纸后，很快就迎来了飞鸟时代（592～710）。此时因圣德太子摄政（592～622），日本造纸业获得发展。圣德笃信佛教，兼通儒术，公元609～616年以汉文著《法华经》、《维摩经》及《胜鬘经》的《三经义疏》，在国内兴建佛寺。610年中国高僧昙征来朝后，圣德令其指导在国内遍种楮树，因而继麻纸之后，楮皮纸生产的推广是飞鸟时代造纸的新标志。圣德推行的新政为此后继承者完成的“大化革新”开了路。他们与大唐帝国建立邦交，派众多留学生、学问僧入唐，全面引进中国科学文化。大化革新以孝德天皇（645～654）即位次年即大化二年（646）发布《改新之诏》为开端，以从中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为这一运动的骨干。诏书中宣布废除贵族私有土地的部民制（农奴制），确立新土地制《班田收授法》，统一全国租税，建立中央官制，改革旧俗等。在此基础上又参考唐律颁布《近江令》、《飞鸟净御朝廷令》、《大宝律令》及《养老令》，使法律及典章制度完备，日本由此进入律令制封建社会。
在实施新土地及税收制过程中，要作全国人口调查、户籍编制和土地丈量等，其结果要登记成册。中央及地方文书及儒释经典抄录要消耗大量纸张，因而除中央设纸屋院外，各地亦有纸坊。现存飞鸟时代纸本文物有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美浓（今本州岐阜县）、筑前（九州福冈县）和丰前（九州大分县）大宝二十年（702）户籍残册十种。1960～1963年正仓院纸本文物由专家系统检验，证明上述户籍纸为日本造，其中美浓户籍纸较好，可能是纸屋院分场所造，丰前纸比筑前纸好些，筑前户籍纸较粗放。这些纸都是楮皮纸，完全依中国方法抄造②。现存更早的文物是圣德太子的《法华经义疏》手稿（615），为黄色麻纸，产自中国③，为隋大业年（605～618）所造。说明日本还进口中国纸，因中国纸薄而柔韧，为圣德太子所喜欢。天武天皇（672～685）时又出现大规模用纸高潮。《日本书纪·天武纪》载，天武即位次年（673）下诏，“集书生始于川原寺写《一切经》”，以超度平息“壬申之乱”（672）而战死的将士亡魂，并以佛教安定民心。这部汉文写本《大藏经》计2500卷，用纸38.8万张①，估计要在川原寺附近加设纸场。
685年天武天皇诏令诸国，家各作佛舍，置佛像及佛经以供奉。在各藩及545个寺院讲读有国家思想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势必耗用大量纸。与此同时私人写经数量也相当大，法隆寺藏《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即当年私人写经。此经写于朱鸟元年（686），写经僧宝林居河内（今大阪府），这里为汉人聚集区，因此宝林当为王仁、阿知使主的后裔。此经是日本现存有年款的最早写经。
三 奈良朝日本的造纸技术
飞鸟朝最后的天皇元明女皇于和铜三年（710）迁都于平城京（今奈良），从此进入奈良朝（710～794）。奈良朝是飞鸟朝的延续，大化革新硕果此时全面展现。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又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日本像西邻唐帝国一样处于太平盛世。文史巨著如汉诗《怀风藻》（752）、和歌《万叶集》、《古事记》、《风土记》（713）、《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都出现于此时，佛教也获得大发展，同时在中央设大学寮、地方设国学，讲授儒家经典，教育事业也随之兴起，这都促进造纸业发展。正仓院藏727～780年纸本文物中大多数是写经，如天平宝字年间（757～765）的《奉写一切经所解》中说，写经5282卷，用纸10万余张、毛笔673管、墨338挺。710～772年间至少写《大藏经》21部，按最低每部以3500卷计，则21部合73500卷，每卷用纸150张，只此一项即用纸1102.5万张②，可见耗纸量之大。称德女皇764～770年雕印《百万塔陀罗尼》时耗纸11万多张。如果考虑到公私文书、文教及日常用量，则社会总耗纸量是惊人的。
正仓院文书纸化验结果表明，原料为麻类、构皮、小构树皮及雁皮四种③。麻类主要是大麻（Cannabis sativa）及荨麻科薮苎麻（Boehmeria japohica），近于中国的大叶苧麻（Boehmeriagrandifolia）。麻纤维来自破布或生麻。构（Brousonetia papyrifera）为桑科构属，《古事记》称为加知（カジ）。同属的小构树（Brousohetia kazinoki）又名葡蟠，枝蔓生或攀援。中、日两国都生长这两种树。雁皮（Wikstroemia sikokiana）为瑞香科荛花属灌木，同属也分布于中国，日本古称为斐，所造的纸叫斐纸，因纸色如鸟卵，后又称鸟子纸或鸟之子纸（とりのこかみ，Tori-no-kokami）。日本早期纸以麻纸为主，平安时代（794～1184）以后楮纸和斐纸占主导地位。以瑞香科结香属的三桠（mitsumata）为原料造纸是1598年以后的事。中国也生长结香属，称为结香（Edgeworthia chrysantha），很早以来用于造纸。日本以雁皮造纸始于飞鸟时代，至奈良朝渐趋发展。
根据奈良朝文书记载，向中央贡纸的地区有美浓（今岐阜）、武藏（今崎玉及东京）、越前（福井）、越中（富山）、丹后（京都府北部）、播磨（兵库）、纪伊（和歌山）、出云（茨城）、近江（滋贺）、美作（冈山）、上野（群马）、下野（栃木）、信浓（长野）、三河（爱知）、上总（千卟）、长门（山口），以上本州。还有四国的阿波（今德岛）等地。分布于北陆道（中部）、东海道（关东）、山阴道及山阳道（今中国地方）、南海道（四国）及今近畿地方。飞鸟及奈良朝颁布的律令都对中央所属图书寮下的造纸机构作了明文规定。从平安朝对这些律令的注释性著作可知造纸情况，如833年清原夏野为解释藤原不比等（661～720）《养老律令》（718）所写的《令义解》中，谈到图书寮所属纸屋院时写道：
凡造纸，长功日截布一斤三两，舂二两，成纸百九十张。长功煮榖皮三斤五两，择一斤一两、截三斤五两，舂十三两，成纸百九十六张。..凡造纸者，调布大一斤、斐皮五两，造色纸三十张。榖皮、斐皮各一斤，造上纸各三十张。
这里明确讲当时造纸原料为破麻布、楮皮及雁皮，纸幅面一般约2.1×1.2尺（66×36厘米）。似乎一斤三两（0.71公斤）麻布可造190张麻纸，三斤五两（2公斤）楮皮造196张楮纸，但从技术上判断，只用0.71公斤破布造不出190张纸，而切碎一斤三两布或捣碎二两麻用不到一天时间。因此上述或指长功（高级工）一日工作总量，非指原料与成品间关系，倒是最后一句所说一斤皮料造30张纸合乎实际。延喜五年（927）左大臣藤原忠平（880～947）解释律令的《延喜格式》或《延喜式》卷十五《职员令·图书寮式》中，谈到图书寮所属纸屋院每日生产能力是：（1）长功（四、五、六、七月）生产麻纸190张、麻皮纸175张、穀纸196张、斐纸190张、苦参纸196张；（2）中功（二、三、八、九月）日造麻布纸190张、麻皮纸150张、穀纸168张、斐纸148张、苦参纸168张；（3）短功（十、十一、十二、一月）造麻布纸150张、麻皮纸125张、穀纸140张、斐纸128张、苦参纸140张。
长功、中功及短功是按技术熟练程度划分的三个等级的纸工，其生产定额、抄纸季节及待遇各有不同，短工在最冷的冬季生产，待遇最低。“麻皮纸”可能用沤麻后剥下的碎皮屑为原料。苦参纸由豆科苦参（Sophora flvescens）茎皮纤维所造，以苦参造纸是日本开辟的新原料。正仓院天平感宝元年（749）写《华严经料纸充装潢注文》还提到榆纸（にれかみ，Nirekami），榆（Ulmus davidiana var. japonica or Ulmus campestris var. laevis）为榆科落叶乔木，韧皮含植物粘液。因此“榆纸”可能指以榆皮粘液抄造的纸，或以其内皮与楮皮混合抄造的纸。
《延喜式》卷十五《职员令》还指出，图书寮编制内置头一人“掌经籍、国书、修撰国史、内典、佛像、宫内礼拜、校书、装潢功程，给纸笔墨等事。助一人，小允一人，大属一人，小属一人，写书手二十人。造纸手四人，掌造杂纸”。纸屋院设于山城（今京都）北部的纸屋川，在图书寮西对面，距内廷很近。纸屋院是大同年（806～809）设立的中央官营纸场，但如前所述，这里以前便造纸。造纸手四人应指抄纸工，此外应有辅助工如蒸煮、捣料、晒纸、染纸，实际上纸屋院纸工应有几十人。而抄纸工又分为三个等级。《延喜式·图书寮式》还说明纸屋院产量、所用原料及设备：
凡年料所造纸二万张，广二尺二寸、长一尺二寸。料纸麻小二千六百斤（一千
五百六十斤榖皮、一千四百斤斐皮，并诸国所进）。藁五百囲（河内国所进）。绢一疋一丈（筛四口料）、纱一疋一丈七尺（敷漉箦料）、箦十枚（漉纸料长二尺四寸、广一尺四寸[者]八枚，漉例纸料。长二尺四寸、广一尺五寸[者]二枚，模本面背纸料）。调布五端四尺（纹纸料二端一丈，筛口料二丈，造纸手四人袍〓料二端一丈六尺）。砥一颗、锹二口、小刀六枚（四枚切麻料，各长一尺二寸，二枚切纸绮料，各长七寸）。木莲灰十六斛..其他漉纸槽四只（各长五尺二寸、深一尺六寸、底厚一寸三分）、洗麻槽、淋灰槽、臼、柜等，又乾[木]板六十枚（各长一丈二尺、广一尺三寸、厚二寸五分①。
对上述记载要加以解释。“料纸”为书写纸，“麻小”即麻屑，为破碎的麻布。“囲”是日本汉字，意思是筐，“五百囲”即500筐。“箦”为抄纸器。“端”、“疋”是织物长度量词，“”是捣碎纸料的厚石板，“乾木板”60枚是晒纸用的。按日本度量衡制度，1尺＝10寸＝100分＝30厘米，1丈＝10尺＝300厘米＝0.3米，1端＝20尺，1匹＝40尺，1疋＝80尺。1斤＝16两＝600克＝0.6公斤，1两＝37.6克。1升＝10合＝1.8公升（liter）1斗＝10升＝18公升，1斛＝10斗＝180公升。由此可将上述数据由日制换算成公制，如纸屋，院纸幅为66×36厘米，每年用破布1560公斤、楮皮936公斤、雁皮840公斤。蒸煮原料用稻灰500筐、木莲（Monglietiafordiana）灰2880公升。
抄纸器箦由木框架作成，长72厘米、宽42厘米，中间绷紧纱面，因而为固定型。纱面易堵塞且不持久，需经常换，故一年用纱97尺（29.1米）。但应指出，日本也用活动帘床抄纸，纸帘以竹条或禾本科萱（Numagaki）或沼茅（Moliniaja forponica）茎杆编成，草茎高60～100厘米，生于山中湿处，类似中国的萱草和芨芨草。抄纸槽为木制，长156厘米、高48厘米、底厚3.9厘米，未讲宽度，估计为85厘米，比中国纸槽浅些。湿纸经压榨去水，再放木板上晒干，板长360厘米（3.6米）、宽39厘米、厚7.5厘米，每板可晒5张纸，共用60块木板。《延喜式》说“年造二万张”，不可理解为总产量，从原料（破布1560公斤及皮料1776公斤）及纸工日抄纸能力推算，纸屋院年总产纸应为20～30万张之多。少数上等纸及加工纸上交天皇、皇室及国家重要文书之用。
奈良时代除本色纸外，还造出深色纸及加工纸。前引《令义解》就提到造色纸，正仓院藏《东大寺献物帐》（756）三卷，两卷为白麻纸，一卷为绿麻纸。太宝二年（702）写《大宝赋役令》为蓝纸。和铜五年写本《大般若经》标明用黄穀纸，每纸25×53厘米。天平十三年（741），圣武天皇（724～748在位）以泥金于紫纸上写《金光明最胜王经》（27×50厘米），今存高野山龙山院。天平十六年（744）圣武再以泥银于绀纸（蓝纸）上写《华严经》。光明皇后（701～760）以红、蓝、黄三色纸写《杜家立成》一卷，每纸27×37厘米，共19纸。正仓院还藏有完整未用的五色纸百张，有红、黄、黄褐、蓝、绿等色。
佛经写本多用黄纸，如宝龟三年（772）《奉写一切经所请用注文》称“用黄纸三十万四千二百六张”，一下子就耗去30多万张黄纸。天平宝字四年（752）《奉写一切经料纸墨纳帐》还说明用“黄染纸一万五千张，须岐染纸二万张”。正仓院文书所载染纸名目有70多种，分为各种色调，不胜枚举②。染红用染料为菊科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染蓝用大戟科山蓝（Mercurialia leiocarpa）。染黄用芸香料黄蘖（Phellodendron amamurense）皮，紫用紫草科紫草（Lithospermum of ficinale），染绿以蓝靛与禾本科青茅（Miscanthus tinctorius）汁相配。
奈良朝还制造泥金银、冷金银色纸，日本称金银箔纸或箔打纸。正仓院文书中天平胜宝四年（752）写《经纸出纳帐》中载有浅绿金银薄（箔）纸、金薄敷青褐纸、敷金绿纸、金尘绿纸、银薄敷红纸、敷金缥纸、银尘红纸等十多品种。制造这些加工纸的技术显然来自唐代。染纸时以毛刷将染液涂于纸上，此外还有“吹染”，在纸上放树叶或各种形状的型纸，以吹雾器将染液以雾状吹在纸上，树叶或纸型遮盖处染液未喷上，色纸出现白色树叶或各种形状的文样，非常美观。这种纸叫“吹绘纸”，是日本发展的独特技术。正仓院文物中有30张吹绘纸，在色纸上出现各种白色花文及图案①。
四 平安时代以后的日本造纸
平安时代（794～1184）时，日本加工纸又有新的发展。《大和物语》（950）、《宇津保物语》（794）和女文学家清少纳言（970～1015在世）《枕草子》（约1000）都提到“香纸”或“香染纸”。此纸在抄造前，将桃金娘科丁香（Jambasa caryphyllus）浸汁放入纸浆，所成的纸有香味，许多妇女爱用这种纸。丁香因汁液呈浅黄色，薄染后香纸略呈黄褐色。平安朝出现的另外两种加工纸是“雲纸”（Kumogami）和“墨流”（Suminagashi）
西本愿寺大谷光瑞（1876～1948）原藏《三十六人家集》用纸（图15-13），集加工纸之大成，现列为国宝。该书是祝贺白河法皇（1053～1129）六十大寿于天永三年（1112）完成的纪念品，包括皇亲贵戚藤原定实、藤原定信等人写的颂诗颂文，所用的纸多是雁皮纸，加工成各种色纸、打雲纸、飞雲纸、罗文纸、墨流纸、金银箔纸、云母纸等，都在平安京（今京都）加工制造的，代表当时最高技术水平①。墨流纸制于平安朝初期，将墨水或无患子（ムク口ジツフ，Sapindus mukurosi）黑汁与油调和，用毛笔蘸起，滴入水盆中，稍微吹一下，黑汁便在水面上扩散成波纹，将纸盖在水面上，波纹便显现于纸面。此技术后于1151年传入越前（今福井县武生町），至今未断，所用纸为鸟子纸（雁皮纸）。19世纪文人喜多村信节（1786～1838）《嬉游笑览》（1830）对墨流技术作了详细介绍。云纸又称打云纸、飞云纸，比墨流出现稍早些，多以雁皮纸为底料。当纸浆抄出湿纸层后，迅即在上面淋入染成蓝或紫色的纸浆，再持纸帘令其在湿纸层上流动，形成具有云状的纹理，颜色上浓下浅，此纸用于写诗或作扇面。打雲纸与唐代诗人温庭筠（约812～870）制的云蓝纸是一样的（见第四章第四节）。1112年《三十六人家集》中所用的罗文纸（Ramonshi）是表面有织物纹理的纸，与中国罗文纸形制与制法相同。现传世的藤原佐理书写的《古今和歌集》也书以罗文纸。
雲母纸日语称“から纸”，から（kara）义为贝壳，意思是贝壳纸。这种纸来自唐代，又称“唐纸”，是以胡粉与云母纹用胶汁涂布在楮皮纸上的加工纸。胡粉即铅粉（whitelead），白色颜料。云母即白云母（muscovite）粉，有金属光泽。云母纸或贝壳纸表面有银光，日本常用作障子纸。障子是房屋内以木框糊以纸的拉门，障子纸又称襖纸。平安朝还有蜡纸，制法与中国蜡笺同。平安朝末期战乱频繁，纸屋院原料供应不足，常以旧纸回槽，因脱墨不佳，所造的纸呈浅黑色，叫“薄墨纸”或“宿纸”，“宿”有陈旧之意。当时日本人将宿纸当成纸屋纸的同义语，以讽刺纸屋院纸之变质，由此也反映出这个朝代的衰落。
日本历代从中国进口的纸，称唐纸。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仍有遗存。《正仓院文书》卷二《写经勘纸解》载天平九年（739）用唐长麻纸百张，卷七《写经目录》载天平五年（733）写《法华经》、《最胜王经》、《大方等大集经》、《大品般若经》、《海龙王经》等，皆用唐纸。《大方等大集经》六帙（函）用唐短麻纸1187张，《大品般若经》四十帙用唐长麻纸640张，《海龙王经》四卷用唐色纸94张，《最胜王经》十卷用唐长麻纸93.5张②。因日本用“溜漉”（na-gashisu）法抄纸，还能造像唐纸那样的薄纸。另一方面，唐代时日本纸传入中国，得到好评，《新唐书》卷二百二十《日本传》称：“建中元年（780），使者真人兴能献百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译。”
《册府元龟》（1013）卷997《外臣部·技术》称：“倭国以德宗建中初遣大使真人兴能，自明州路奉表献方物。风调甚高，善书翰，其本国纸似蚕茧而紧滑，人莫能名。”
按天武天皇时（672～685）曾对皇族赐姓真人，但中国史书说真人“因官而氏”。不论怎样，这位日本使节是书法家，长于草书，他所带来的楮纸表面洁白光滑，纤维匀细，犹如蚕茧。日本作者牧墨仙《一宵话》（1810）卷一《唐纸》条载，“唐玄宗（712～755）得日本纸，分赐诸亲王，乃今檀纸之类也”。檀纸为厚楮纸，又称松皮纸。唐人李濬（约860～910在世）《松窗杂录》称，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幸宁王李宪（679～741）宅，李宪欲乘舆写内起居注，“上（玄宗）以八[体]书[于]日本国纸，为答辞甚谨”①。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入唐的日本留学僧圆载，与唐诗人陆龟蒙（约831～881）建立了友谊。公元877年圆载返国时陆龟蒙赋诗曰：“倭僧留海纸，山匠制云牀”②。“海纸”是圆载从日本带来的，离华前赠友人为纪念品。陆龟蒙收下海纸后送圆载启程时又赋诗曰：“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篇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③。可惜，圆载从中国带回大量儒书、佛典于返国途中船遇海浪，于877年遇难。贞元廿一年（805）台州司马吴颛《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并序》载：“[上人]以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廿六日，臻于海郡，谒太守陆公，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管、筑紫墨四挺..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④。
这是说日本留学僧最澄（767～822）入唐后，在台州向刺史陆淳献上筑紫（今北九州）产的斐纸（雁皮纸）、笔及墨等物，陆淳将日本纸等分赠当地官员，将金十五两上交京师。公元837年，日本真言宗僧人又将“美州（美浓，今冈山县）杂色笺二十卷、播州（今兵库县）二色薄纸二十二帖”，赠长安青龙寺⑤。唐宋时日本纸多次传入中国，宋人罗濬（1180～1245在世）《宝庆四明志》（1228）卷六称：“日本即倭国，地极东，近日所出。俗善造五色笺，中国所不逮也，多以写佛经。”
明代方以智《通雅》（1666）卷三十二说“日本国出松皮纸”，可能指檀纸或陆奥纸，即中世纪较肥厚的楮皮纸，也可能指室町朝（1336～1573）发展起来的揉纸，将厚楮纸染成棕色后再揉皱，用作纸衣、纸袋或书皮。
至江户朝（1603～1868）日本手漉和纸技术发展到历史上最高峰，此时麻纸已被皮纸取代。18世纪还出现有关专业著作，如木村青竹的《纸谱》（1777）、木崎攸轩（1712～1791？）的《纸漉大观》（1784）、国东治兵卫的《纸漉重宝记》（1798）及大藏永常（1768～1849？）的《纸漉必用》等，同时中国的《天工开物》（1637）也传到日本。寺岛良安（1673～1715在世）的《和汉三才图会》（1713）也简述了楮纸制造。《纸漉重宝记》（图15-14）介绍石州半纸技术，由画家丹羽桃溪（1762～1822）配以精美插图。《纸漉大观》讲肥前唐津（九州长崎、佐贺一带）造纸，也有插图。综合以上各书记载，日本有代表性的楮皮纸制造技术如下：
冬至时十月进山砍楮条，扎成捆运回。将成捆楮条竖放在蒸桶内蒸煮。蒸煮后的楮条变软，剥下楮皮，打成束后挂在竿上二三天。将干皮捆放在水中沤之，并以脚踏。沤后将楮皮外层青表皮去掉，再捆好，放蒸煮桶内以草木灰水蒸煮，取出后在筐内用河水洗涤。皮料放在河边或山坡日晒，再在“纸砧”（kamikinuta）即石板上以硬木棒槌搥打碎。再将搥碎纸料放布袋内以河水冲洗，剔去有色杂质。此时纸料呈白绵絮状，加清水配成纸浆，倒入适当量黄蜀葵汁。黄蜀葵（卜口口ア才イ）为锦葵科植物（Hibiscusmanihot），取其根洗净后捣碎，以水浸出粘汁。日本最早记载黄蜀葵为粘液见于黑川道祐《雍州府志》（1684）卷七《土产门》，1.砍楮；2.清水蒸煮；3.剥皮；4.水浸；5.脱外层青表皮；6.草木灰水蒸煮后洗料；7.捶料；8.抄纸；9.晒纸实际上在这以前已用上了。除此，还用虎耳草（Hydrangeapanicalata）的圆锥绣球，称为鳔木，见《和汉三才图会》。更用木兰科南五味子（Radsurajaponica），又名黄连，见《纸漉大观》。纸浆配好，即举帘抄纸，压榨水后在木板上晒干。
综上所述，楮皮纸制造工序即为：（1）砍楮条→（2）清水蒸煮→（3）剥楮皮→（4）沤制→（5）脱去外层青表皮→（6）草木灰水蒸煮→（7）水洗→（8）日晒→（9）捶纸料→（10）水洗→（11）配纸浆→（12）加粘液→（13）抄纸→（14）压榨→（15）晒纸→（16）揭纸→（17）整理。中国与此不同的是沤制时间长，脱胶较彻底，以杵臼、踏碓、水碓捣料，代替手打，以烘墙代替日晒，有时用草木灰水作第二次蒸煮。两国因工序及设备有异，中国纸较薄，纤维细，日本纸较厚，纤维较长，各有特点。日本最初的造纸术是从朝鲜半岛移居来的中国人传入的，基本上是汉魏时北方麻纸技术。加上早期用“溜漉”（tamezu）法固定型纸模抄纸，所造的纸因而厚重。奈良朝用“流漉”（hagashisu）法以活动型纸模抄纸，所造纸也如此，成为和纸特点。早期抄纸不用植物粘液，而在纸浆中加淀粉剂，用黄蜀葵是鎌仓时代（1184～1333）以后从中国引进的。
日本虽产竹，但没有生产竹纸，明清时中国福建、浙江之竹纸出口日本，颇受欢迎，一度传入竹纸技术。江户朝本草学家佐藤成裕（1762～1848）《中陵漫录》（1826）卷二《纸制》写道：
今仅述毛边纸之制法及其传承之经过。据云琉球人入福州后乃将其制法传来萨摩（今鹿儿岛）。成裕称亦于白河据其法制竹纸。原料以毛竹为佳，苦竹亦可。待荀生发叶之时截取之，去其上表皮，以槌捣之。作法，原料阴于，混石灰于其上，蒸煮，于石臼中捣细，入布袋内于流水中洗之，于帘上抄纸，火板烘干。特详记以上作法。
日本江户时代确实在一些地方生产竹纸，类似薄叶纸，但因全国竹材资源有限，竹纸未得到较大发展。
第四节 日本印刷的开端及其早期发展
一 日本印刷之始
日本是仅居中国之后最早发展印刷技术的国家，甚至比朝鲜半岛还要早四个世纪。大化革新（646）后，日本社会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至奈良朝（710～794）达到全盛时期，在各方面极力模仿中国，凡中国所拥有的都想及时引入。这要归功于奈良朝具有相对安定和繁荣的社会环境。如第九章第二节所述，唐代女皇武则天（690～705）笃信佛教，下令雕印佛经并在全国兴建大云寺之际，日本称德女皇（764～770）也信佛，下令雕印佛经并在全国兴建国分寺，可谓无独有偶。女皇讳野姬（718～770），圣武天皇次女，母为光明皇后，天平十年（738）立为皇太子，749年受父皇禅让而即皇位，即孝谦天皇（749～758）。天平宝字二年（758）又让位于淳仁天皇（758～764），自称孝谦上皇，剃发为尼，拜僧道镜为国师。时外戚藤原仲麻吕（706～764）为太政大臣，见上皇宠信道镜而对己疏远，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发兵反叛。上皇大怒，夺其官位，并发兵平息叛乱。同年，上皇废除淳仁，自己复位为女皇，史称称德天皇，故孝谦、称德为同一人。叛乱初起时来势很猛，上皇乃发弘愿，如能平
叛，愿造百万佛塔，每塔置佛经一卷。
因叛乱不得人心，旬日内即惨败。765年正月初一日，女皇为祝贺平叛胜利及重祚皇位，改年号为神护景云，任命国师道镜为太政大臣（宰相）。自此即进行造塔、刻经工作，各作百万枚，佛经选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根本》、《自心印》、《相轮》及《六度》四个陀罗尼经咒。陀罗尼日语称卜ラ二（torani），即梵文dhārani之音译，意即咒。再将经咒置于小木塔内，分置十大寺供奉，作为镇国之宝，后称百万塔陀罗尼。藤原继绳（727～796）《续日本纪》（794）卷三十《宝龟元年（神护景云四年，770）夏四月》条云：
初天皇八年（764）乱平，乃发弘愿，令造三重小塔一百万基，各高四寸五分，基径三寸五分。露盘之下各置《根本》、《恋心》（即《自心印》）、《相轮》、《六度》等陀罗尼，至是功毕，分置诸寺，赐供事官人以下、仕丁以上一百五十七人爵，各有差。
奈良《东大寺要录》卷四《诸院章》云：东西小塔院：神护景云元年（767）造东西小塔堂，实忠和尚所建也。天平宝字八年（764）甲辰秋九月一日，孝谦天皇造一百万小塔，分配十大寺，各笼《无垢净光陀罗尼》摺本。
“摺本”是日本古代专用技术术语，读作すりほん（surihon），すり即印刷，“摺本”相当汉文“印本”。《东大寺要录》明确说十大寺供奉的陀罗尼是印本。这种不作读物而供寺院供奉的印刷品，古称“摺写供养”（作供奉的印本），以有别于“书写供养”（供奉的写本）。读日本古书时，宜理解其习惯用语含义，不能按汉文字面意思去理解。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密宗典籍，共一卷，长安元年（701）沙门弥陀山及法藏奉武则天女皇之命译出并出版，版框高5.4厘米，作卷轴装，置于舍利塔中作镇国、护国之宝。武周刊本印刷量相当大，在中国各地流行，而且很快就传到新罗和日本。日本金泽市龙渊寺旧藏唐天宝三年（744）石刻拓本，内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的《大功德聚陀罗尼》及《六度陀罗尼》，题款为“天宝三载岁次甲申二月十五日建”①。正仓院所藏天平九年（737）、十年（738）文书中都提到此经，说明唐代的“陀罗尼热”迅即烧到奈良朝的日本。我们认为传到日本的是武周刻本。《兴福寺流记》引天平宝字年（757～764）旧记称，天平二年（730）孝谦的母后光明皇后早就发愿造五重小塔，置《无垢净光经》于其中②。这当然是仿照中国的作法。正仓院文书中曾载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十六日由义神师（道镜）奏准将此经自东大寺中取出③，此事发生于雕印前不久，说明东大寺藏有武周印本。女皇发愿造塔印经可能据道镜的建议，而其皇母光明皇后三十年前已有造塔置《陀罗尼》之先例，尽管数量不多。
将百万卷陀罗尼印本（图15-15）装入塔中是奈良朝印刷的一大盛举。此工程由太政大臣道镜主持，之所以用雕版印刷，因为要提供百万份陀罗尼经，只有借机械复制方法才能在短期内完成，以便与造塔工程同步进行。《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篇幅不大，选其中四经咒，文字更少，一块印板即可刻成一咒，这样也可加快进度。所用底本与传入新罗的为同一系统，都是武周刻本。笔者将韩国发现的印本与奈良朝印本对比后，发现二者经文、异体字、版式等相一致，也说明日本是据武周印本翻刻的，而韩国出土本是武周原刊本。
日本刻经是用唐代传入的技术，还是当地首创的技术，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是采用从唐代传入的技术①。秃氏祐祥（1879～1960）也指出：“从奈良至平安时代与中国大陆交通之盛行及中国文化予我国显著影响的事实观之，此陀罗尼之印刷决非我国独创的事业，不过是模仿中国早已实行的作法而已”②。秃氏还指出传授印刷技术的是754年渡日的中国高僧鉴真（687～763）一行人。据日本古书《三国传记》所述，鉴真在日主持印刷三部律典，虽所述并非原始记载，但鉴真一行传授印刷术可能性不可否定。鉴真未到日本前，在长安、洛阳居住十年之久，已掌握了建筑、雕塑、医药、造纸及印刷等技术，其随行弟子法进、法载、义静、昙静等二十多人必有懂印刷者。鉴真与称德女皇及道镜有十多年时间可供往来。鉴真及其弟子是道镜主持印刷的技术顾问，应是自然的事。
《百万塔陀罗尼》在日本因属初次雕印，刀法不够纯熟，每行字有歪斜不齐者，以致一度误认为活字本。印纸亦不佳，皆麻纸及楮纸染以黄蘖。每经咒纸幅不一，《根本陀罗尼》直高1.8寸，横长1.84尺（5.4×55.2厘米），印38行字。《相轮》1.8寸×1.42尺（5.4×42.6厘米），每纸21行。《自心印》1.8寸×1.82尺（5.4×54.6厘米），每纸29行。《六度》1.8寸×1.52尺（5.4厘米），13行。每纸直高都是5.4厘米，横长则不等。每经咒皆一纸印成，行数、字数不等，每纸少则74字，多至200字，每行5字。《根本陀罗尼》字数最多，正文190字，加“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十字，共200字。四经咒只刻四版即可，因印数大，要将每经刻成几版付印才能加快进度。
现能看到两种刻版，出于同一刻工之手。两套印版要刻八块板，每版需要印12.5万张，共印百万份。据《延喜式》（927）载，纸屋院纸1.2×2.2尺（36×66厘米），则需要这样的纸11.4万张。所用纸粗厚，帘条纹粗0.9～1.6毫米，当由萱茎（沼茅）或竹条编成的纸帘抄出。因年久，现已由黄色变为茶褐色。放经的小木塔高13. 5厘米，底径10. 5厘米，分三重、七重及十三重塔数种，塔上九轮以蔷薇科樱木（Prunuspseudo-cerasus）制成，塔身露盘由松柏科桧木（Juniperuschinensis）制成。塔的露台中有一空洞，内置一枚经咒。制雕版的版材可能用的是樱木。
天平宝字八年（764）起经六年至神护景云四年（770）四月，雕印完毕，女皇同年驾崩，光仁天皇即位，将该年改为宝龟元年。后世人称该版陀罗尼为宝龟版恐不确切，因光仁天皇即位前已完工，故应称为神护景云版或神护版。各寺供奉的陀罗尼印本后因战乱，散迭殆尽，只奈良法隆寺残存四万枚①，较多的是三重木塔中的《自心印陀罗尼》，《六度》最少。经咒未印年款及题记，人们不知其文物价值，19世纪明治年只用10日元即可得一枚陀罗尼，因而不少流入民间及海外。当不列颠博物馆将《自心印》展出后，经鉴定为当时最早的印刷品时，才引起日本重视，列为国宝。现各地共有万枚。此经印成后，日本遣唐使、学问僧可能携入中国以礼物相赠，然今已不知去向。此陀罗尼是木雕版，还是铜版或活字版，一度有意见分岐，甚至有人怀疑不是印刷品②。
1965年日本印刷学会关西支部（大阪）专家研究后，确认为木版印刷品。学会会员井上清一郎依原样新刻成木版，可印12.5万份③。1960年前，百万塔陀罗尼本确是最早印刷品。称德女皇花五年七个月发动约31.6万人从事这一工作，砍伐大片林木，耗费许多纸墨，毕竟完成印刷史中的壮举。将印纸连起，估计有495公里长，比从东京到大阪或长安到洛阳的距离还要长得多④。称德几乎耗去国家大半资财刊印百万枚陀罗尼，但经咒为梵文汉字音译，没有可读性和社会效益。如果用这些资财刊印其他佛经，效益也许会好些。因而我们看到就在刊印经咒的同时（710～772），又从事手抄《一切经》的工作，费1102.5万张纸才抄出21部。
木宫泰彦认为“自从神护景云四年（770）装入百万塔中的《无垢净光陀罗尼》刻版以来，直到平安朝（794～1184）中叶约278年之间，日本的刻版事业完全处于中断状态，没有任何可供考证的文献和遗物”①。情况或许如此，但我们觉得雕版印刷作为技术新事物一旦扎根日本，总不会枯萎二百多年。所谓“中断”，可理解为刊印经咒那种劳民伤财之举不会重演，平安朝前二百年内受大众欢迎的书还会出版，尽管数量不大。问题是平安末期皇室政权衰微，康平局面结束，由于长期内战，使该朝典籍毁于兵火战乱。986年由于僧奝（diao）然从北宋带回《开宝藏》刊本，从此印书事业有了新的转机。饱尝战乱苦难的日本大众需要从宗教中获得精神解脱。因而日本印刷再度复兴，印刷品多为佛经，自属意料中事。
二 平安朝、鎌仓和室町时代的雕版印刷
奝然（951？～1016）俗姓藤原氏，出身名贵，但不喜利禄，遂剃发为僧，天录年（970～992）以来萌发入宋五台山佛教圣地巡礼求法之念。据其弟子成算《成算法师记》等书所述，983年奝然率成算等五六人乘宋商陈仁爽、宋仁满之船于浙江靠岸，至扬州开元寺、洛阳白马寺、山西五台山等名刹巡礼②。又赴汴京（今河南开封）晋见宋太宗，986年再搭宋商郑仁德船归日本，带回宋太宗所赐《开宝藏》及十六罗汉像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一《日本传》称：
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奝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官也。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奝然复求诣五台[山]，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985），[郑]仁德还，〓然遗其弟子喜因奉表来谢③）。奝然向宋太宗所献《职员令》，应是飞鸟朝（593～710）朝臣藤原不比等（659～760）奉敕于701年撰成的《大宝律令·职员令》。太宗因其献中国少见的汉儒郑玄（127～200）注《孝经》及唐太宗皇子越王李贞著《孝经新义》残卷而喜，遂应其请，赐《大藏经》一部。据1072年入宋僧成寻（1011～1081）《参天五台山记》熙宁六年（1073）三月廿三日条载：“[御]赐《大藏》一藏及新译注二百八十六卷，现在日本法成寺藏内”，可见984～1073年九十年间，奝然带回的宋刊藏经及其他人带回的新译注佛经286卷仍在京都法成寺保存并发挥作用。当时僧人曾云集此寺抄录或校订佛经。北宋精刊本《开宝藏》的东渐，对日本刊印佛经给予很大的激发并提供善本。此后刊经之事史不绝书，虽尚未翻刻全藏，但零散的印本如雨后春笋。
木宫泰彦引平安朝后期公卿日记及文集开列了1009～1169年出版单本佛经的一览表。在这160年间所刊佛经达8601部、2058卷，多由公卿及皇室出版。如藤原道长（967～1027）日记《御堂关白记》称，宽弘六年（1009）十二月十四日出版《法华经》千部。《小右记》称长和二年（1041）十月十七日刊行《法华经》千部。《台记》载仁和四年（1154）六月八日，藤原赖长为祈求白河上皇脑病痊愈，刻印《药师经》千卷。《兵范记》载喜应元年（1169）白河上皇为皇子修冥福，雕印《法华经》千部、《无量义经》、《观音贤经》、《阿弥陀经》及《般若心经》各350部，一年内即刊印2400份佛经①。以上是在平安京（今京都）刻印的。
至于南都（今奈良），也继续刊印佛经。1088年藤原氏氏寺南都兴福寺刊印法相宗的《成唯识论》十卷，卷尾有下列题款：
兴福伽蓝（寺）学众诸德，为兴隆佛法，利乐有情，各加随分财力，课工人镂《唯识论》一部十卷模。宽治二年（1088）三月廿六日毕功。愿以此功德回向诸群类，往生内院（净土），闻法信解，证唯识性，速成佛道。模工僧观增②。此刻本原藏奈良东大寺尊胜寺，今移入奈良国立博物馆。这部佛经的出版揭开了后来“春日版”的序幕。元永二年（1119）南都又雕印唐代法相宗僧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是对《成唯识论》的注疏本，此刊本板木现存兴福寺北圆堂。经卷卷尾题记云：
山堦之寺，法相之徒，往年（1088）结构镂《论》模。然《疏》阙而有恨，半珠得而无足。爰去天永中庚寅之年（1110）学众佥议令刻，义灯送三载之岁，毕七轴之功。同四年癸巳（1113）更俾雕《疏》模，于时僧祗之财为法竭矣。至于元永中己亥（1119）经七年营方了。模板四百余枚，镂匠八九许辈，如雇天工，神又妙也。..模工僧延观。
文内“天永”、“元永”为鸟羽天皇时的年号，《论》指《成唯识论》，《疏》为《成唯识论述记》。上段话大意是，山堦之寺（奈良兴福寺）法相宗徒1088年曾刊印《成唯识论》，因无注疏本，是以为憾。1110年僧众聚议再刊注疏本，由义灯用三年断续刻成9卷。1113年起继续刻版，因财力不足，进展缓慢。至1119年才刻完（共20卷），用刻板400余块，有刻工八九人参与。最后由刻工僧延观总其成。此人即前刻《成唯识论》者。有几个日本古代术语要说明，日本将印板称“形木”或模板，刻工称“模工”，印本称“摺本”，而将印刷称为“摺写”或“摺”，雕刻称“雕镂”或“镂”，因之刻工亦称“镂匠”。读日本古书时，宜掌握这些术语含义。
上述1119年刻印的《成唯识论》为卷子本，共40纸，每纸纵八寸九分、横一尺七寸（26.7×51厘米），版面高八寸一分（24.3厘米），每版40行，行21字，刻以写经体字。因财力不足，每版双面刻字。春日版还包括兴福寺僧晴秀1150年刻印的《大乘法苑义林》7卷、沙门永尊之1173年刊《法华摄释》4卷等。与此对应的是延历寺系统刊印的天台宗佛经三部60卷。大治年（1123～1131）成书的《二中历》卷三称，印本有《摩诃止观》10卷、《文句》10卷等。除此，在高野山有1096年刊《法华经》、1165年刊《般若心经》等，这些经通称“高野版”。高野山因而成为平安朝京都、奈良以外另一印刷地点。刊本多为中国汉文原典重刊本，日本人作品只有《往生要集》（1168年刊）一书。此书属净土宗，题记云：《往生要集》者，一代圣教之肝心，九品往生之目也。流布之虽多，摺写之本惟少。仍雕文字于形木，整句偈于贯花。..时仁安三年（1168）六月十九日雕刻毕①。
高野山出版的密宗佛经有《六字神咒王经》，刊于1120年。平安朝所刊佛经有两种，一是摺写供养本，供奉于寺院作许愿用；二是实用本，供诵读用。实用本社会效益大，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
平安朝之后是鎌仓时代（1184～1333），此时国家实权落入征夷大将军源赖朝（1147～1199）及其后继者手中。源氏在鎌仓（今神奈川县鎌仓市）经营的政权改称“幕府”，行使政府职能，天皇已形同虚设。封建武士集团的幕府专政此后持续近700年，但这种局面未能阻止印刷业发展。1202年在南都奈良再次开版法相宗的《成唯识论》，刊记为“为春日四所之神恩，敬雕《唯识》十轴之论模”，因此时南都刊本佛经题记都赞颂春日明神之威德，而且除源氏家寺兴福寺外，春日神社也刊经，后来将这类刻本称为“春日版”。最初刊本作卷轴装，刻写经体字，很快易为“折本”，即经折装。1213年刊《瑜伽师地论》，1222年刊《因明正理门论》，都与法相宗有关。春日版佛经较多，愿主多是僧人和源氏家族，模工也是僧人，僧人刻版因而形成传统，这是与中国不同的。所据底本仍是宋《开宝藏》中的本子。
鎌仓时代时，宋代佛教禅宗和儒家理学传入日本。宋代理学家兼涉禅学，而宋僧又多治“外典”（儒学），是儒学与佛学在理论上相互渗透的结果。日本入宋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受这种影响，便将这新的学风带回国，很快在宗教界产生反响，因此一些寺院除刊印佛经外，也兼刊儒典，形成印刷史中的新动向。佛僧刊儒典开始时有点羞答答的，不肯具姓名。如“陋巷子”以宋刊本为底本1247年印《论语集注》10卷，据说是日本出版儒典之滥觞。此后1322年僧素庆也据宋本翻刻《古文尚书孔子传》13卷，可作为僧人刊儒典之范例。平安朝纪伊国（今和歌山县）高野山刊佛经的传统，一直持续到鎌仓时代，如1253年刊《三教指归》，今存高野山正智院。高野版多与密宗有关，以厚纸两面印字②，装订多为“粘叶装”，类似中国的蝶装，因双面有字，翻阅时更便。
鎌仓时代战乱不已，从足利尊（1305～1358）任征夷大将军时又进入另一时代。至其后继者足利义满（1358～1408）建幕府于京都室町，称室町幕府或足利幕府，历史上将足利幕府统治时期称为室町时代（1336～1408）。中经经南北朝（1336～1392）对立，至足利义满时南北统一，经济一度回升，又与明保持经济与文化交流，印刷再度发展。此时禅宗已扩及到京畿，以京都南禅寺、天龙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这五寺为中心形成禅宗各派根据地，称“五山”，效法中国“五山十刹”的名法。1337～1427年间五寺出版很多佛经及杂书，包括儒典诗文、医学方面宋版书的翻刻本，五山僧也刊自己写的书，形成五山印刷文化。战乱时，五山成为一块文化乐土，所刊书通称“五山版”，达数百种。此时所刊诗文集有1325年刊的《寒山诗集》，1359年刊《诗法源流》。值得注意的是正平十九年（1364）僧道祐印《论语集解》（图15-16），称正平版《论语》。此本今存南宗寺。鎌仓时代因幕府将军支持，曾有开雕《大藏经》计划，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据中国传来的福州版藏经出版了五部大乘经，共200卷，皆传世。
当中国元末社会动乱之际（13世纪后半），不少闽、浙刻工东渡，将宋元高度发达的印刷技术直接传到日本。福建刻工俞良甫、陈孟荣、陈伯寿等人①1367年到日本，在京都参加五山版刻书工作，甚至自行开业。其中俞良甫（1340～1400在世）福建莆田人，寓居京都嵯峨，协助天龙寺刻书，也自行刻书，如1370年刊《月江和尚语录》，1371～1374年刊《李善注文选》60卷，1372年刊《碧山堂集》，1374年刊
《白云诗集》。1384年再刻北宋僧契嵩《传法正宗纪》（图15-17）。此书叙述禅宗历史，卷尾题记云：“福建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人俞良甫，于日本嵯峨寓居。凭自己财物置板流行。岁次甲子（1384）孟夏月日谨题。”
1387年俞良甫又出版《新刊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集》，1395年刊《般若心经流》及《昌黎文集》等书。其他中国刻工也在日本刻了不少书。他们的到来为五山印刷文化带来生机，打上中国的烙印，使五山版与其他日本版书更具独特风格。首先，五山版有相当多的非宗教书，扭转过去一味
刊佛经的印刷格局，丰富印刷品内容。其次，日本印书多写经体字，字体各异，而五山版仿宋版字体，印刷字体划一。书的版面也沿宋元版版式，装订取“袋缀本”形式，相当中国的线装。五山版刻印方式对后来日本印刷产生很大影响。室町时代以前的日本手抄或出版的汉文古书，像古代中国书一样都是无标点本。
日本年青人读时需由师傅指导加句点、注音，也就是施加训点。所谓“训点”指在汉字旁加片假名注音和句点，并在汉字间加假名表示语法关系，以便阅读。最早的训点本或和点本出现于应永五年（1398）约斋居士道俭出版的《法华经》中，书内附嘉庆元年（1307）的跋语：
《法华经》倭点者，盖为本国僧俗男女至于灶妇、贩夫通汉音者而所设也。……又倭字俗谓之假名字，经曰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是约斋居士不坏假名而谈实相，所以流通倭点者欤。若复有人于不执卷，常诵是经，则居士拾财镂板厥功也不虚矣①。
但室町时代这类训点本只是个别事例，多数刊本仍是无标点本，从17世纪以来日本出版的汉籍中才出现更多的训点本。
三 活字印刷之始
室町末期幕府与皇室间及幕府军方内部间为争权而交战达十年（1467～1477），京都附近成了战场，各寺院以及文物、典籍、书版多遭摧毁。日本进入群雄割据达百多年的战国时代（1467～1568）。此时印刷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最后武将织田信长（1537～1582）在混战中取胜，得以据京都号令列岛。他死后，部将丰臣秀吉（1537～1598）成为继承者，1590年统一全国。史称织田及丰臣的幕府统治期间为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因织田在琵琶湖旁建安土城为根据地和丰臣晚年居桃山城（原伏见城）而得名。这个时代出现了活字印刷，活字技术首先于1590年来自欧洲，此时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字立山，AlexandreValignani，1538～1606）自澳门来日本，日本史书称他为伴天连。他在九州登陆，随带西洋活字印刷机、西文活字和铸字、印刷工若干人前来，时值丰臣秀吉掌权。范礼安在九州的天草、加津佐及长崎办的神学校或教会，以活字印西文及日文书，称为吉利支丹版，吉利支丹是Christian（基督教徒）之音译。所印的书不少，后因禁教令下，传本稀见。当时活字技术掌握在意大利教士等少数人手中，未在社会上流传，对日本印刷未产生太大影响。
对日本有影响的是从朝鲜传入的东亚传统活字技术。军阀丰臣秀吉1586年成为太政大臣后，元录元年壬辰（1592）发生侵朝战争，因受到中、朝联军奋力抵抗而以失败告终。但日军在朝鲜看到活字印书，遂将活字版书、数以万计的铜活字、铸字工带回日本，次年（1593）以活字刊印《古文孝经》一卷。但当局还不知道范礼安此时已在九州岛悄悄用西洋活字机印吉利支丹异教书籍。当时的后阳成天皇（1586～1610）好文学，急思以朝鲜传来的活版技术印书，前述《古文孝经》即天皇下令刊行的，故称敕版。1597年又以活字印《锦繍段》，题记曰：“兹悉取载籍文字，镂一字于一梓，基布诸一板。印一纸，才改基布，则渠禄亦莫不适用。此规模顷出朝鲜，传达天听（天皇），乃依彼样使工模写（印刷）焉。”
1597年还出版活字本《劝学文》，题记亦曰：“命工每一梓镂一字，基布之一板印之。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因兹模写此书。庆长二年（1597）八月下澣”（图15-18）。
这段话可译成如下现代汉语：
“命刻字工在每一木活字块上刻一字，再将各活字植于一板上，然后印刷。这种方法来自朝鲜，甚为方便，因而用来印此书。庆长二年八月下旬。”
在此之后，1599年又刊行活字本《日本书纪·神代纪》、《职原钞》及《四书》。1603年再刊《五妃曲》、《阴虚本病》。因以上书皆为后阳成天皇敕命出版，故称“庆长敕版”。每部书发行量约200，都是木活字本，传世者有《日本书纪》及《劝学文》等①。
四 江户时代印刷术的大发展
丰臣秀吉1598年死后，其近臣分裂，经过校量，最后武人派首领德川家康（1542～1616）取胜，1603年任右大臣及征夷大将军，遂在其据点江户城（今东京）建幕府，史称德川幕府执政时期为江户时代（1603～1868）。德川家康执政时注重儒学尤其朱子学，使之成为官学。为发展文教事业，设国家图书馆红叶山文库，庆长四年（1599）德川家康于伏见城建学校，刻木活字十馀万，用以刊《孔子家语》等书，八年内出版木活字本8种80册，称“伏见版”，其中包括吉田兼好（1283～1350）用日文假名写的《徒然草》（1336）。前述庆长敕版活字本实际上也受到德川家康的支持，他对发展活字技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在世时1603～1616年还以铜活字印书，如1607年山城守直江兼续（1560～1619）于京都要法寺以铜活字刊《五臣注文选》，世称直江版，今传世。而1608年以后数年间京都嵯峨的素封家角仓素庵及本阿弥光悦曾刊行《伊势物语》（901）（图15-19）等20多种日文书，多用草书平假名活字印出，称为嵯峨本或角仓本。《伊势物语》是平安朝成书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此活字本还有雕版插图。假名活字很像中国回鹘文活字，木活字块上将若干草体平假名字母连刻在一起，在日本是创举。所用印纸为染色云母纸。1605年德川家康将幕府大将军位让与其子德川秀忠（1579～1632）后，自己退居骏府（今静冈）视政。1615年他于骏府令林罗山等主持铸铜活字，出版《大藏一览》125部，1616年再刊日本著名的《群书治要》（1306）60部，也称骏河版。此时使用大小铜活字十余万个（图15-20）。
江户时代与前代不同，出版佛经不再是印刷的主流，但刊刻《一切经》或《大藏经》的巨大工程此处不能不提。自镰仓时代起日本僧众即有此宿愿，虽世代努力一直没有如愿。江户时代已拥有足够实力从事大规模印刷，而且中国、朝鲜不同版本藏经皆已传入，可资借鉴。宽永十四年（1637）大僧正天海（1536～1643）受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兴（1604～1651）之蓝、黑三色印刷，卷三中的算盘珠印以朱色。但系统用红绘法印浮世绘是从奥村政信开始的。此后铃木春信于1764年在板木师金六帮助下对套色法加以改良，完成特殊的多色摺版技术，世称“锦绘”，实即中国的饾版或多色套印技术。此法一出现，震撼了浮世绘界。宽延年间（1748～1750）翻刻中国《芥子园画传》（1679）时，不得不想尽办法重现原作彩色画面，因而促进锦绘的出现，可见江户时代套印技术是在中国影响下产生的，而协助铃木春信的金六就可能是中国人。宽政三年（1791）出版的《古今名物类聚》中，48幅插图已出现红、蓝、紫、青、薄青及黄紫等多种颜色。浮世绘版画题材广泛，人物生动，皆工笔白描勾出，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受到各国读者喜爱，是日本印刷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附注
①《前汉书》卷九十五，《朝鲜传》；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廿五史本第1册，第385，156页。
①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朝鲜文化史朝文版，卷一，第50页（平壤，1966）。
②關義城，手漉紙史の研究，第372页（東京：木耳社，1976）。
③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文流史》，第361～36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④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贺剑城译，《朝鲜通史》上卷第69～72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
⑤文明太，新羅嚴經寫經〓ュ變相圖〓研究，韓國學報，1979，第14辑，第31页。
①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124）卷二十三，《笔记小说大观》第九册，第293页（扬州，1984）。
②宋·韩驹，《陵阳诗抄》（约1130），收入《宋诗抄·初集》（商务印书馆景康熙本，1914）。
③宋·陈槱，《负暄野录》（约1210）卷下，《丛书集成》1552册，第1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④宿白，五代宋辽金元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载《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第6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1）。
⑤宋·张世南，《游宦纪闻》（1237）卷六，《笔记小说大观》第七册，第365页（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①明·沈德符，《飞鳧语略》（约1600）《丛书集成》155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②明·屠隆，《考槃馀事》（约1600）卷二，《丛书集成》1559册，第3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③清·玄烨，《康熙几暇格物编》卷上之下，《朝鲜纸》，第7页（盛昱编手写，石印本，1889）。
①李圭景，纸品辨证说，《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约1857）卷十九，上册，第563～564页（汉城：明文堂景抄本，1982）。
①详见關義城，《手漉紙史の研究》，第513～514页（東京：木耳社，1976）。
②成伣，《慵斋丛话》卷十，载《朝鲜群书大系正集》二辑《大东野乘》中（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09）。
③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约1857），卷十九，上册，第563～564页（汉城：明文堂，1982）。
①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19，上册，第563～564页（汉城：明文堂，1982）。
②李晬光，《芝峰类说》（1614）卷十九，《器用》，载《朝鲜群书大系》第三期，续续集（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
③李圭景，同前引文。
①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约1857）卷十九，《纸品辨证说》，上册，第564页（汉城：明文堂景写本，1982）。
①全相连，《韩国科学技术史》朝文版，第161页（汉城：科学世界社，1966）。
②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二十四，《刊书原始辨证说》，上册，第685页（汉城：明文堂景抄本，1982）。③《宋史》卷四百八十六，《高丽传》，二十五史本第八册，第1585～1590页。
④郑麟趾，《高丽史》（1454）卷九十三，《韩彦恭传》，第三册，第71～72页（平壤：朝鲜科学院刊本，1958）。
⑤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世家》，第一册，第44页（平壤，1958）。
①《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廿五史本第八册，第1590页。
②Han Moon-yǒng，Korea's early printing culture，p.9（Seoul，1993）.
①李奎报，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1237），《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五，载《朝鲜群书大系》第二期续集（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3）。
②全相运，韩国科学技术史，朝鲜文版，第161页（汉城：科学世界社，1966）。
③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④郑麟趾，高丽史卷十，成宗世家，第一册，第145页（平壤，1957）。
⑤高丽史卷九十，大觉国师煦传，第三册，第34～35页（平壤，1958）。
①《高丽史》卷九十，《大觉国师煦传》，第三册，第34～35页。
②池内宏，高丽朝の大藏经，《东洋学报》，1923，卷十三，3号；1924，卷十四，1号。
③，④《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二十五史本第八册，第1590页。
⑤《高丽史》卷四，《显宗世家》，第一册，第65页。
⑥同上，第70页。
⑦《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二十五史本第八册，第1591页。
①《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第一册，第145页。
②（宋）苏轼，论高丽第一状，《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③《宋史》卷十八，《哲宗纪》，二十五史本第七册第52页。
④《高丽史》卷二十，《明宗世家》，第一册，第311页，。
⑤同上，卷六，《靖宗世家》，第一册，第89页。
⑥《高丽史》卷六，《靖宗世家》，第一册，第93页。
⑦同上，卷七《文宗世家》，第一册，第109页。
⑧《高丽史》卷八，《文宗世家二》，第一册，第115页。
①《高丽史》卷八，《文宗世家二》，第一册，第115页。
②同上，第115～116页。
③《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二十五史本第八册，第1591页。
④同上，卷十八，《哲宗纪》，二十五史本第七册，第52页。
⑤《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第一册，第149页。⑥《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第一册，第150页。朴文烈，馆伴求书目录经部书校勘考，《古印刷文化》（清卅），1995，（2）:87～138。
⑦《高丽史》卷十三，《睿宗世家》，第一册，第196～197页。
⑧同上，卷十一，《肃宗世家》，第一册，第166页。
⑨同上，第167页。
⑩《高丽史》卷十七，《毅宗世家》，第一册，第266页。
①同上，卷二十，《明宗世家》，第一册，第310页。
②《高丽史》卷二十三，《高宗世家》，第一册，第354页（平壤，1957）。
③李奎报，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1237），《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五，第二册，载《朝鲜群书大系》第二期续集（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3）。
④庄司浅水《世界印刷文化史年表》，第24～25页（東京：ブ，ツクドム社，1936）。
⑤全相运，《科学技術史》朝鲜文版，第163～164页（汉城：科学世界社，1966）。
①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九，《崔沆传》，第一册，第641页（平壤：科学院刊，1957）。
②同上，卷一百，《郑晏传》，第三册，第180页（平壤，1958）。
③李奎报代晋阳公崔怡新序详定礼文跋，《东国李相国后集》卷十一，载《朝鲜群书大系·续集》（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3
）。
④李圭景，铸字印书辨证说，《五洲长笺衍文散稿》卷二十四，上册，第699页（汉城：明文堂景印本，1982）。
⑤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⑥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三，《高宗世家》第一册，第353页（平壤1957）。
⑦金斗鍾，高丽铸字印本〓重刻本〓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书志》，1960.8，卷1，2号；田中敬，《汲古随想》引文（東京：书物展望社，1933）。
① 朝鲜弘文馆编， 《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四十二，《艺文考》（汉城，1908）。
②《高丽史》卷七十七， 《百官志二》，第二册，第573页（平壤，1958）。
①朝鲜春秋馆，《李朝实录·太宗实录》（1454）卷五，三年二月条（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景印本，1953）。
②权近，十一家注孙子跋（1403），载徐居正等编《东文选》卷一百零三，《朝鲜群书大系续续集》（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
③千惠鳳，《韓國書誌學》，577～579页（汉城：民音社，1997）。
④庄司浅水，世界印刷文化史年表，第30页（東京：ブツクドム社，1936）。
①卞季良，铸字跋（1420），载徐居正等编《东文选》卷一百零三，《朝鲜群书大系·续续集》（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春亭集》卷12。
②朝鲜春秋馆，《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1454）卷六十五，世宗十六年秋七月条（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所景印本，1953）。
③曹烔镇，《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第237页（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
①《高丽史》卷七十九，《食货志·货币》，第二册，第607页（平壤，1958）。
②成伣，《慵斋丛话》（15世纪）卷七，载《朝鲜群书大系正集·大东野乘》第一册（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09）。
①《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七十三，十八年闰六月条。
②宋越伦，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第31页（台北：正中书局，1969）。
①太安万吕，古事记（712）卷之中，倉野宪司校注本，岩波文库145，第276页。
②宋越伦，前引书，第28页。
③舍仁亲王，《日本书纪》（720）卷二十二，《丰御食炊屋姬天皇纪》，《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坡本太郎等校注，下卷，第194～195页。
④久米康生，《和纸の文化史》，第7～10页（东京：木耳社，1977）。
⑤町田诚之，《和纸の风土》，第16页（京都：駸駸堂，1981）。
①關義城，《手漉纸史の研究》，第2页（东京：木耳社，1976）。
②《枯杭集》（1668）卷二，《第十八·纸》，第8页（宽文八年日文原刊本，1668）。
③關義城，ねが国最初の紙すき師にいついて（1972），见《手漉紙史の研究》，第32～36页（东京：木耳社，1976）。
①潘吉星，日本国における制纸と印刷の始まりについて，《百万塔》（东京）1995，92号，第17～28页。
②寿岳文章，《和紙の旅》，第33，68页（東京：株式会社芸草堂，1973）。
③町田誠之，《和紙の風土》，第31～34页（京都：駸駸堂，1981）。
①久米康生，《和紙の文化史》，第31页（東京：木耳社，1977）。
②寿岳文章，《和紙の旅》，第34～36页（東京：木耳社，1973）。
③同上，第37页。
①参见關義城，《手漉纸史の研究》，第5页（东京：木耳社，1976）。
②關義城，前引书，第297～298页。
①町田诚之，《和紙の風土》，第145页（京都：駸駸堂，1981）。
①關義城，《手漉紙史の研究》，第98～99页（东京：木耳社，1976）。
②關義誠，《手漉紙史の研究》，第413～414页（东京：木耳社，1976）。
①唐·李濬，《松窗杂录》，第3～4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
②唐·陆龟蒙，袭美见题郊居十首，因次韵酬之，以伸荣谢（877），载（清）彭定求等人编《全唐诗》（1706），下册，第1572～15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唐·陆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泊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877），载《全唐诗》，下册，第1585页。
④唐·吴〓，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并序（805），收入《显戒论缘起》卷三，参见池田温，新罗、高丽时代东亚地域紙張の国际流通について，《大东文化研究》，1989，第23辑，第213～232页（韩国，成均馆大学校）。
⑤《弘法大师伝記集覽》，参见池田温，前引文。
①秃氏祐祥，《东洋印刷史研究》，第264页（东京：青裳堂书店，1981）。
②秃氏祐祥，同前书，第170页。
③同上，第265页。
①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木宫泰彦，《日本古印刷文化史》，第17～29页（东京：富山房，1932）.
②秃氏祐祥，百万塔陀罗尼考证，《竜谷学报》，1933.6，306号；《东洋印刷史研究》，第165页（东京：青裳堂，1981）。
① 增尾信之主编，《印刷 イ ンキ工業史》，第28～29页（东京：日本印刷インキ工業连合会，1955）。
②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133～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③ カ- タ-著、薮内清、石橋正子译，《中国の印刷术》，第一册，第94页，译注3（东京：平凡社，1977）。
④ 潘吉星，论日本造纸与印刷之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 1995， 3期，第67～76页。
①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1955），第2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②木宫泰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③《宋史》卷四百九十一，《日本传》，二十五史本第八册，第16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①木宫泰彦，日本古印刷文化史，第34～37页（东京：富山房，1932）；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82～284页（北京，1980）。
②秃氏祐祥，东洋印刷史研究，第54～56页（东京：青裳堂书店，1981）.
①秃氏祐祥，前引书，第61页。
②庄司浅水，世界印刷文化史年表，第25页（东京：ブツクドム社，1936）.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137～139页（人民出版社，1958）。
①秃氏祐祥，东洋印刷史研究，第285页（东京：青裳堂书店，1981）。
①庄司浅水，世界印刷文化史年表，第85～86页（东京：ブツクドム社，1936）.
命，于东叡山宽永寺主持刊行《一切经》，由幕府出资。天海主持雕经历十二年后，终于1648年3月告成，共1453部、6323卷、605函，刻工及用纸皆精，世称天海本或宽永寺本，这是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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