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瑶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瑶族是西南古老的民族之一，现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云南、贵州、广东和江西等省区，其名称较多，使用的语言也不同，但多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或壮侗语族的不同语支①。因多居山区，彼此语言不通。瑶族的先民为秦汉时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隋唐时称为莫徭，宋以后一般称徭。长期在山区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逐渐从东向西迁徙。瑶族信奉多神，尤其崇拜祖先，部分瑶族尤其蓝靛瑶信仰道教。
  瑶族地区很久以来就与中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和来往，在瑶族地区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过山榜》或《过山牒文》写本中，记述了本民族的起源、姓氏由来、祖先迁徒及农业耕种情况，此纸写本呈长卷状或单页装成书册者。瑶族称为《评皇券牒》或《过山帖》，除写本外，还有少量木刻本。瑶族多通汉语文，《过山榜》多用汉文书写。在这一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中原地区封建朝廷的年号，较早的年号有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宋太祖建隆（960～962）、乾德（963～967）、开宝（968～975）的年号，说明在唐宋时与中原的联系更为紧密②。此后在元、明、清各代都是如此。
  瑶族一度借用汉字创制标示本族语言的字。清人汤大宾修、赵震等人纂的乾隆《开化府志》（1759）卷九谈到瑶族“有书，父子自相传习，看其行列笔画似为汉人所著，但流传既久，转抄讹谬，字体文义殊难索解，彼复实而秘之，不轻示人。”所谓“似为汉人所著”、“字体文义殊难索解”的文字，即是瑶族文字。如“姑娘”读作“煞”（shà），而写作“〓”；“我”读作“亚”（yā），写作“〓”；“父母”写作“〓〓”，“地”写作“〓”等。瑶文像汉文一样，也是一字一音③。长期以来，瑶族巫师用这种文字抄录“本命书”（家谱）、刻碑文、记歌谣、传说故事和宗教经典等，与汉文书共同流通。上述《开化府志》的作者不识瑶文，却误认为是汉文书籍“流传既久，转抄讹谬”所致，这是不正确的。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书籍当不会少，可惜传世者不多。
  瑶族在与汉族、壮族长期交往中，还引进许多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瑶族地区手工业中较普遍的有造纸，能就地取材生产竹纸和皮纸。造纸都属家庭手工业，不脱离农业生产，多是一家一户造纸，或几家合伙，男女一齐动手。除自销外，多余部分在集市上交换其他产品。造纸用的石灰，皆就地烧造，抄纸的纸帘从汉族地区获得。广西大瑶山地区和云南河口瑶区是产纸的主要集中地。
  除竹帘抄纸器外，瑶族还使用一种具有本民族形式的纸帘。1965年，笔者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看到1956年从广西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征集到的抄纸设备，是明代制造的。这说明瑶族地区造纸可回溯到14世纪。
  瑶族所用这种设备形式是一种古老的固定床，长方形，宽28厘米、长37厘米，造出的纸尺寸也大致如此。纸模完全用竹制，四边用四根竹片作框，在框的中间用四根小竹条为一束（每束宽1.45厘米），纵横编织成竹席。水从竹席缝中流出，纸浆即成，湿纸层留在竹席上，晒干、揭下成纸。因而在靠近竹席的一面纸上印有竹席纹。这种抄纸器很独特，反映出瑶族人因地制宜发展造纸的技巧。用这种竹席可以抄竹纸，也可造“沙纸”，即楮皮纸。因为瑶族地区将构树（Brousonetia papyru fera）叫沙树，所以楮皮纸即称为沙纸。
  瑶族造的沙纸，比内地皮纸稍厚，呈灰色，这是由于在沤沙树皮后未将外表皮除净。这种纸有精粗之分，精者色浅，纤维较细，可用于书写。粗者色深，可作别用。我们见过瑶族造沙纸写经，上有“丁已年十二月”的年欵，但无年号，估计是明代至清代时写的。在瑶族地区还造过“相纸”和较好的“桂花纸”因未见实物，不详原料及形制如何，估计仍是皮纸。瑶族地区由于产纸，因此一些《过山榜》有木刻本传世，在广西或云南瑶区明代时即可刻书，虽然传世刻本年代多属清代。早期瑶文著作多为写本。
  二 纳西族地区的造纸
  纳西族分布在金沙江上游一带，云南省最多，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纳西是民族自称，意为尊贵的人。纳西族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南端，海拔2700米，渊源于西北河湟地区的古氐羌人。《后汉书》载越雋郡（今四川会昌）的牦牛，《华阳国志》（347）载定莋县（今四川盐源）的摩沙和唐人著作中金沙江流域的磨些，都指纳西族先民，以“牧牛人”相称呼。他们在东汉时已南迁至川滇交界处，再向西南迁到雅砻江，最后西迁到云南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唐宋时纳西族地区已进入农业社会，唐初建立越析诏（磨些昭），为六昭之一，后为南昭所灭①。元明至清初，一些首领先后被朝廷授予世袭封建土司官职，其辖区进入封建领主制发展阶段。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后，废除土司世袭制，改由流官执掌当地行政，大部分地区向封建地主制发展。
  古代时纳西族信奉原始的巫教，崇拜多神，认为天地、日月、星辰、山水、风火都有神灵，也崇拜灵魂和祖先。以其巫师称为“东巴”，这种巫教称东巴教。当西藏喇嘛教、中原佛教、道教传入丽江地区后，东巴教才最终成为一种宗教。其经典《东巴经》是用纳西族创制的东巴文书写的。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文字，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sēnjiū-lǔjiū），意思是“木石之标记”，属于象形表意文字类型。这种文字大约产生于唐宋之际（9～10世纪），包括象形、会意、指事和形声等字，约有1500字。表意方法用一个或几个字代表一句话或一段话，字序从左向右、从上向下。有的字本身就具有鱼、鸟、兽、人和植物、武器、生产工具等图形，再在图形上加以符号或另外图形，以表达更复杂的意义。
  东巴文是世界上少有的流传下来的活的象形文字，受到国际重视。通过中外学者的探讨，已基本上可以解读。过去除用它写宗教经典外，还用于写信、记帐、记事等。除此，纳西族还使用哥巴文，这是一种音节文字类型，出现于东巴文之后，约五百字，不少字由东巴文简化，有些字受汉字影响。哥巴文一字一个音节，笔画简单，字序从左向右，横书，重文、别体较多，历史上用于写宗教经典。
  纳西族没有用纸之前，以木片、石片或干树皮为书写纪事材料。当纸从汉族地区传入后，促纳西文化的发展，进而引进造纸技术，在本地兴起了造纸业。毫无疑问，纳西族造纸应是他们定居于云南金沙江一带并且创制了东巴文之后。现存用当地产纸写成的《东巴经》年代多属明清时期，因此纳西族地区造纸至迟应始于元代。事实也正是如此，《大元一统志》论云南行省丽江路（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土产时，提到纸、绵紬、布、毡等。此书初由札马鲁丁（1223～1291年在世）、虞应龙主编，始编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历五年（1291）成书755卷。继由孛兰肹、岳铉主持再修，大德七年（1303）成书1300卷，至正六年（1346）初刊于杭州。由此说来，纳西族地区造纸至迟应上溯至元初（13世纪前半叶）的土司时期。自从本地造纸后，《东巴经》写本（图14-6）由原来少数几种逐步增至500多种，每种订为一册或数册。目前中外各地共有40000册，在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图书馆等处都有收藏，仅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一处，就藏有5000册。
  《东巴经》是对东巴文写本的通称，实际上所载内容涉及各个方面，除宗教经典及卜巫外，还包括文学、艺术、历史、语言文字、哲学和科学技术等作品在内，是纳西族文化宝库。通过专家的研究，已从《东巴经》中发掘出纳西族史诗《崇邦统》（创世纪）、抒情长诗《鲁般鲁绕》（牧放迁徒）和英雄史诗《东岩术岩》（黑白战争），是《东巴经》中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称为纳西文学的“三绝”。国内外已有多种《东巴经》译注本出版，例如据东巴文整理和再创作的汉文本《创世纪》和《格拉茨姆》等都已问世。
  天文历法是东巴文写本中另一重要内容。象形文字中已有关于天象、时令及方位等字符，还记载了天干地支的运用、年月日的推算、十二生肖的来历。这方面的专著有《看星》、《算六十甲子》及《巴格卜课》等。玉龙山一带盛产中药材，现调查有520余种中草药。纳西民间医生利用当地资源于18世纪编绘了一部东巴文《玉龙本草》，载药328种，是纳西医药学的宝贵科学遗产。纳西族能歌善舞，《东巴经》中还有舞蹈教程《蹉姆》。关于畜牧方面的书有《马的来历》。纳西族的纸牌画，色彩鲜明，造型生动。有关宗教方面的《东巴经》，按内容可分八或十类，每类由巫师在不同场合下念诵。
  纸写本《东巴经》为研究纳西族地区造纸提供了丰富实物资料。这些书写用纸是在纳西族地区用橡树皮纤维制成的。橡树或作相树，是纳西族对桑科木本植物的称呼，实际上指桑树和构树，因而纳西族所造的纸主要是皮纸。笔者1965年检验过一些用东巴文及哥巴文写的《东巴经》用纸，都是这类纸，纸质厚而硬，类似汉族地区的纸板，外观呈白色，间亦有浅黄色，强度较大，可双面书写。《东巴经》一般高6～8厘米、长28～30厘米，属宗教方面的书；其他内容的书高6～8厘米、长8～10厘米。每页写好后，用绳装订成册①。我们所见的都是写本，以竹笔书写，除墨书外，还有彩色者，很少有刻本。看来，纳西族地区似乎没有发展印刷技术，至少东巴文著作多以手写，这是因为这种象形文字较难雕板。纳西纸因为厚，故而帘纹不显，类似藏族造的写经纸，书写前需以细石砑光。每页纸上划出3～5个横格，每句后再划上1～2道竖格，表示断句。彩绘本犹如一幅美丽的象形文字图画。从纳西纸的形制来看，我们认为不是用活动的竹帘抄造，而是用固定纸模抄造的。
  三 壮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壮族是现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广东、贵州、湖南亦有分布。壮族源于南方古代的越人，有很多分支，号称百越，分布很广。部分越人与华夏族融合而成华南的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而分布在广西的瓯越、骆越等支系，与壮族有密切关系。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日南、珠崖、儋耳九郡，统归交趾刺史部管辖。三国时（220～280）岭南为吴的荆、交二州，唐代设岭南东西道，置五府经略使于广州，又建一些羁糜州县，以壮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宋代在该地区建土官制度，元代设广西两江军民宣慰司，下管各路军民总管府。明代设土司制度，封壮族首领为世袭土官。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改土归流，裁去土府州县，改派流官直接统治。
  壮族在历史上有各种名称，如鸟浒、俚、僚、侬、僮等，僮（zhuàng）或布僮（bù-zhuàng）是民族自称。“”这个称呼出现于宋人范成大（1126～1193）《桂海虞衡志》（1176）。后因僮字音义不清，1956年统一称为壮族，符合广大壮族人民心愿②。壮族操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分南北两种方言。信奉多神，尤崇拜祖先，进行鸡卜。7世纪时，壮人借用汉字创制一种方块壮字，称为土俗字，用以记录壮语。如“田”壮语读那（nā），写作“〓”；“仦”壮语读勒（lē），意为小孩，由汉字“小人”二字合成；因而壮字既有谐声，亦有会意。壮族可能已用这种文字著录成书，可惜保留下来的甚少。由于同汉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很多壮人都通汉文、汉语，所以汉文在壮族地区流行很广。
  秦汉以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断迁来，也带来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壮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农业、手工业都相当发达，造纸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很多工匠和文人学士带家属来岭南避乱，教授生徒，兴办教育，技师工匠也来此带徒传授技艺。造纸术就在这个时期传入壮族地区。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写道：“穀，幽州人谓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扬、交、广谓之穀。……今江南人绩（织）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③此处所列产楮皮纸的荆州、交州、广州，当时属于吴（222～280），而三州也正是当时壮族的分布地区。因此壮族地区造纸至迟可上溯至三国时期，除楮皮纸外，还应有麻纸。
  隋唐至明清历代都在壮族所在地区设立学校，推行科举考试，在这里还有一些博学的学者任地方官，如隋朝的令狐熙和唐朝的柳宗元等，对发展当地文化起了推进作用。由于境内文教事业的发展，对纸的需用量迅速增加，进一步促进造纸业的发展。桂州（今桂林）、柳州等地是造纸中心。
  关于壮族地区印刷业始于何时，一时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至迟在明代已出版了雕版印刷品，首先是地方志，如陈廷主持的宣德《桂林郡志》（1450）、林富主持的嘉靖《广西通志》（1531）、郭楠主持的嘉靖《南宁府志》（1538）等，都是在当地刊刻的①。明代桂林的靖江王府也刻印了一些书，如朱约麒于正德三年（1508）刊刻的唐人陆贽的《陆宣公奏议》、朱邦苧嘉靖八年（1529）刊刻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②。清代以后，壮族地区出版的书就更多了。
  四 彝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人口仅居于壮族之后的民族，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而以云南居多。信奉多神，操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六个方言区。彝族有自己的文字，由巫师掌握并传授，又称毕摩文。彝文是古老的超方言象形音节文字，一字一义，达一万多字。但因山川阻隔，各地彝文不统一，异体字很多，写法也不同。彝文的创制仿照汉字形体，加以交换，笔画多少不一。这种文字起源于何时，专家看法不一，可能经历一个长期演变过程，但至迟在唐代已经有了，至元代乃定型。彝文著作散在民间的达千万种（图14-7），涉及历史、文学、天文、医药等许多内容。
  彝族与越雋羌、雋昆明、青羌、叟及乌蛮有渊源关系。汉代时其先民已来到今四川西部及云南，再逐步向其他地区迁移。在云南巍山的彝人曾建立南昭国（732～902），作为唐的藩属与唐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密切的关系。白族建立大理（937～1253）政权后，所属人民仍以彝族占多数。1253年彝族地区统一于蒙元，彝族首领被授以路府州县土官，明代时设卫、所，仍袭元土官制度。
  清代改土归流后，由流官代替世袭土官。从汉唐以来，历代都有汉族人包括汉人工匠迁往彝族地区，将有关技术带到这里，与当地彝族人一起发展农业和各种手工业。元代时养蚕、植桑、纺织和金银铜冶炼有新的发展，又在云南兴儒学、推行科举制度，开设儒学提举司，管理学校。同时佛教、道教也在云南盛行，因而汉、彝文著作迅速增加，在这一背景下，该区造纸业也有所发展，所造的纸为竹纸和皮纸，许多彝文写本多是用这类纸写的。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彝文《太上感应篇》道家著作刻本，明代刊刻于云南武定，正好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可见至迟在明代彝族地区已发展了印刷。
  总之，造纸和印刷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地区都先后发展起来了，各族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造纸原料、设备和雕版、活字形式在少数民族地区都能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结合本民族特点，因而是多种多样的。即使边远地区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没有发展造纸、印刷，但也早已使用了国产纸和有关印刷品，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与各少数民族保持着紧密的经济文化交流，把技术传给兄弟民族，并同他们共同发展民族地区的造纸与印刷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