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西藏佛教印刷事业在明代时获得很大的发展，其规模远远超过元代。最早的藏文版《大藏经》是由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于永乐九年（1411）敕命刊刻的，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资助。明成祖在御制《藏经赞序》（1410）中写道：“朕念皇考妣生育之恩，够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纸印施，以资荐扬之典，下界一切之黎，均沾无涯福泽。……敕寿梓于番经厂。”成祖敕令刊印藏经，除为感戴其皇父明太祖生育之恩外，也还由于他在先前（1403～1409）多次召见入朝的西藏宗教领袖时，了解到藏区广大僧众渴望早日刊刻藏文《大藏经》的一致愿望。因而特遣中官侯显为钦差，协同敕封大宝法王哈立麻（1384～1415，本名却贝桑布）奉旨前往西藏，取回藏文《大藏经》写本，再下令于南京组建番经厂主持印经（图14-5）。同时又遣藏员前往经厂，与汉族僧人、工匠合作，完成了这次大规模印刷工程。还须指出，永乐版《大藏经》只刊印了《甘珠尔》。所据底本为蔡巴噶举派领袖贡嘎多吉编定、经格鲁派始祖宗喀巴（1357～1419）校订的蔡巴本《甘珠尔》，收书千余种，刊本共108函。明成祖再将精印的《甘珠尔》颁赐给西藏宗教领袖、各大寺院及内地其他地方。刊印此《甘珠尔》是藏文佛教印刷史中的重大事件，它在藏文典籍及佛学研究领域中有重要学术价值。
  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文物时，在拉萨布达拉宫发现了原存于萨迦寺而于“文革”时移至拉萨的一部永乐版藏文《甘珠尔》①②。这部《甘珠尔》是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赐给大乘法王、萨迦派领袖昆泽思巴（1349～1425）即贡噶扎西的，今存106函，基本完好。西藏现在还存在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赐给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354～1435）的一部《甘珠尔》。
  明神宗时，又敕命设经厂于北京，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汉、藏员工合作下续刻《丹珠尔》，收书3000余种③。至此，藏文《大藏经》已全部刊刻完毕。明代南、北两京藏文《大藏经》的刊刻，为藏族地区刊刻佛典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材，此后《大藏经》便在西藏进行刻印，如明末崇祯年至清初（17世纪）在理塘寺刊行了新版《甘珠尔》及《丹珠尔》，称为理塘版。理塘寺为万历八年（1580）由达赖三世主持兴建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境内的梭磨拉卡山脚。清代时藏族地区印刷业又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雍正七年（1729），第四十二代德格土司却吉登巴泽仁（1678～1738）主持兴建了著名的德格印经院，又名更庆寺，在今四川江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紧靠西藏。印经院经扩建，占地1600平方米，内有大量工匠从事雕板、刷印，清代时刊刻过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称德格版。此外，还出版过用藏文写成的其他佛教著作、译著、传记、史书、文集，如《宗喀巴集》、《萨迦五祖全集》、《西藏宗教源流》、《西藏王统明鉴》等。还刊印过不少科学技术著作，如《四部医典》、《水晶蔓医清》、《百万舍利医书》、《十八部医清》等以及天文历算、建筑、雕刻工艺、地震记录方面的著作，更有文学艺术著作，如《诗例》、《恶雍》（藏族乐谱）、《古茹体扎》（绘画专著）等④。
  目前这些书板都还保留着，共21.75万块，一块两页，一页以600字计，总字数达2亿5千万余。这些书板对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宗教及科学技术都有重要学术价值。有的还是孤版，如叙述汉藏关系的《汉地宗教源流》、研究印度古史的《印度佛教源流》则是稀世珍版。德格版《甘珠尔》及《丹珠尔》收书4569种，是较完备的版本。而现存《般若八千颂》书板有梵文、藏文梵音及藏译文，以朱砂刷印，藏板555块，据传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龚垭地方刻板，比印经院历史还早26年。今重印后，仍完好如初。德格印经院出版的书，印刷讲究，刻工精细，在国内外享有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