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吐蕃王朝于13世纪统一于蒙元后，蒙古统治者对藏族地区十分重视。藏族文化也对蒙族有很大影响，首先表现在宗教和语言文字方面。1253年忽必烈从喇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受佛戒，即汗位后尊这位藏族宗教领袖为国师，从而使蒙古人改信喇嘛教，蒙古新字又是八思巴据藏文字母创制的。另一方面，藏族地区也因蒙古统一中国，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尤其是印刷术的引进。资料表明，元以前藏族地区的佛经及其他文书、著作多是写本，很少有藏文刻本，而从元以后，藏文刻本不但有文献著录，亦有出土实物。
  1902～1907年，德国人李谷克考察队在新疆吐鲁蕃发现13世纪的藏文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咒①，这是到目前为止年代较早的藏文印刷品。据史料记载，14世纪著名藏族史学家蔡巴·贡嘎多吉的祖父蔡巴·噶德贡布（约1259～1319在世）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1260～1294）曾七次前往内地考察，将雕版印刷技术引入藏族地区，并在拉萨东郊的蔡巴寺设印刷厂②。以该寺为据点的蔡巴噶举派教主掌当地政教大权，被忽必烈封为万户长，定期赴北京，附近又是产纸区，因此在这里建立藏区较早的印刷厂是很自然的。西藏至迟在13世纪后半叶已有了印刷业。
  另一方面，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受元世祖宠信的国师八思巴协助蒙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事务时，也会在其据点萨迦寺建立另一个更大的印刷中心。萨迦寺在日喀则地区萨迦县内，分南北二寺。南寺由八思巴委托夏迦桑布修建于至元六年（1269），汇藏、汉、蒙各族建筑风格于一体。寺内大经堂现藏《萨迦历代史略》、《萨迦各教主法王传记》、《萨迦传法记》等书的木雕板以及大量藏文经板③，说明这里确曾刊刻过书籍。八思巴本人生前有著述三十余种，传世有《萨迦五祖集》，他的这些著作也应在萨迦寺刊印。我们认为八思巴及其弟子将内地雕版印刷技术引入西藏的时间，当在忽必烈在位时的至元二年至十五年之间（1265～1278）。萨迦寺北寺始建于1073年，今已不存，但部分经典尚在。综上所述，至元年间在拉萨及萨迦两地已有了藏族地区早期的印刷厂。
  元代时西藏所刻的佛经多为单独佛经、经咒及佛像，但张秀民《中国印刷史》（1989）内称：“据说有西藏人名嘉木祥者，于元仁宗时（1312～1320）发愿，在西藏后藏札什布伦布寺西南的奈塘寺，刊刻了完备的藏文《大藏经》，称为奈塘古板。西藏的色拉寺仍有此藏的残印本。”①他没有提供原始史料出处，所谓“据说”，则引自关德栋在《现代佛学》1984年第四期发表的《西藏的典籍》一文。张秀民据此认为元代时西藏地区已出版了藏文《大藏经》，即《甘珠尔》与《丹珠尔》②。
  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及其依据都是不能成立的。先说“嘉木祥”，并不是藏族人名，当然更不是元仁宗时人，而是喇嘛教格鲁派拉卜楞寺最大活佛的尊号，一世嘉木祥（大活佛）协巴多吉（1648～1721）为清初时人，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甘肃夏河建拉卜楞寺。二世嘉木祥为晋美旺布，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北京受封为呼图克图，此为蒙古语（khatuktu）音译，意即大活佛，地位仅次于达赖、斑禅③。其次，再谈“奈塘古板”的年代。奈塘寺或纳塘寺，今通称那当寺，在西藏日喀则西南，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世传那当版《甘珠尔》及《丹珠尔》是清代西藏掌权人颇罗鼐（1689～1747）在当权时（1728～1747）于那当寺主持刻印的④，因而所谓“那当古板”绝不可能是元代的版本，而是清版。
  至于说到拉萨北郊色拉寺所藏藏文《大藏经》，并不是印本，而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绛钦却杰（《明史》称释迦也失）自北京带回的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写本。把明代写本说成是元刻本，是缺乏根据的。最后，再谈藏文《大藏经》本身，如前所述，《甘珠尔》、《丹珠尔》分别由蔡巴·贡嘎多吉及布敦·仁钦朱（《元史》称为卜思端）主持编定于元末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而在元仁宗时（1312～1320）尚未成书，当然更谈不上刻印了。核对史料后，我们的结论是，元代时从未刊刻过藏文《大藏经》。当此巨帙藏文佛经丛书编定之际，元代统治已近末日，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稳定的政治气氛从事大规模印刷。但藏文《大藏经》成书后，却以写本形式在藏族地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