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藏族地区雕版印刷之始
  吐蕃王朝于13世纪统一于蒙元后，蒙古统治者对藏族地区十分重视。藏族文化也对蒙族有很大影响，首先表现在宗教和语言文字方面。1253年忽必烈从喇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受佛戒，即汗位后尊这位藏族宗教领袖为国师，从而使蒙古人改信喇嘛教，蒙古新字又是八思巴据藏文字母创制的。另一方面，藏族地区也因蒙古统一中国，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尤其是印刷术的引进。资料表明，元以前藏族地区的佛经及其他文书、著作多是写本，很少有藏文刻本，而从元以后，藏文刻本不但有文献著录，亦有出土实物。
  1902～1907年，德国人李谷克考察队在新疆吐鲁蕃发现13世纪的藏文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咒①，这是到目前为止年代较早的藏文印刷品。据史料记载，14世纪著名藏族史学家蔡巴·贡嘎多吉的祖父蔡巴·噶德贡布（约1259～1319在世）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1260～1294）曾七次前往内地考察，将雕版印刷技术引入藏族地区，并在拉萨东郊的蔡巴寺设印刷厂②。以该寺为据点的蔡巴噶举派教主掌当地政教大权，被忽必烈封为万户长，定期赴北京，附近又是产纸区，因此在这里建立藏区较早的印刷厂是很自然的。西藏至迟在13世纪后半叶已有了印刷业。
  另一方面，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受元世祖宠信的国师八思巴协助蒙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事务时，也会在其据点萨迦寺建立另一个更大的印刷中心。萨迦寺在日喀则地区萨迦县内，分南北二寺。南寺由八思巴委托夏迦桑布修建于至元六年（1269），汇藏、汉、蒙各族建筑风格于一体。寺内大经堂现藏《萨迦历代史略》、《萨迦各教主法王传记》、《萨迦传法记》等书的木雕板以及大量藏文经板③，说明这里确曾刊刻过书籍。八思巴本人生前有著述三十余种，传世有《萨迦五祖集》，他的这些著作也应在萨迦寺刊印。我们认为八思巴及其弟子将内地雕版印刷技术引入西藏的时间，当在忽必烈在位时的至元二年至十五年之间（1265～1278）。萨迦寺北寺始建于1073年，今已不存，但部分经典尚在。综上所述，至元年间在拉萨及萨迦两地已有了藏族地区早期的印刷厂。
  元代时西藏所刻的佛经多为单独佛经、经咒及佛像，但张秀民《中国印刷史》（1989）内称：“据说有西藏人名嘉木祥者，于元仁宗时（1312～1320）发愿，在西藏后藏札什布伦布寺西南的奈塘寺，刊刻了完备的藏文《大藏经》，称为奈塘古板。西藏的色拉寺仍有此藏的残印本。”①他没有提供原始史料出处，所谓“据说”，则引自关德栋在《现代佛学》1984年第四期发表的《西藏的典籍》一文。张秀民据此认为元代时西藏地区已出版了藏文《大藏经》，即《甘珠尔》与《丹珠尔》②。
  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及其依据都是不能成立的。先说“嘉木祥”，并不是藏族人名，当然更不是元仁宗时人，而是喇嘛教格鲁派拉卜楞寺最大活佛的尊号，一世嘉木祥（大活佛）协巴多吉（1648～1721）为清初时人，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甘肃夏河建拉卜楞寺。二世嘉木祥为晋美旺布，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北京受封为呼图克图，此为蒙古语（khatuktu）音译，意即大活佛，地位仅次于达赖、斑禅③。其次，再谈“奈塘古板”的年代。奈塘寺或纳塘寺，今通称那当寺，在西藏日喀则西南，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世传那当版《甘珠尔》及《丹珠尔》是清代西藏掌权人颇罗鼐（1689～1747）在当权时（1728～1747）于那当寺主持刻印的④，因而所谓“那当古板”绝不可能是元代的版本，而是清版。
  至于说到拉萨北郊色拉寺所藏藏文《大藏经》，并不是印本，而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绛钦却杰（《明史》称释迦也失）自北京带回的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写本。把明代写本说成是元刻本，是缺乏根据的。最后，再谈藏文《大藏经》本身，如前所述，《甘珠尔》、《丹珠尔》分别由蔡巴·贡嘎多吉及布敦·仁钦朱（《元史》称为卜思端）主持编定于元末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而在元仁宗时（1312～1320）尚未成书，当然更谈不上刻印了。核对史料后，我们的结论是，元代时从未刊刻过藏文《大藏经》。当此巨帙藏文佛经丛书编定之际，元代统治已近末日，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稳定的政治气氛从事大规模印刷。但藏文《大藏经》成书后，却以写本形式在藏族地区流传。
  二 明清时藏族地区印刷的发展
  西藏佛教印刷事业在明代时获得很大的发展，其规模远远超过元代。最早的藏文版《大藏经》是由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于永乐九年（1411）敕命刊刻的，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资助。明成祖在御制《藏经赞序》（1410）中写道：“朕念皇考妣生育之恩，够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纸印施，以资荐扬之典，下界一切之黎，均沾无涯福泽。……敕寿梓于番经厂。”成祖敕令刊印藏经，除为感戴其皇父明太祖生育之恩外，也还由于他在先前（1403～1409）多次召见入朝的西藏宗教领袖时，了解到藏区广大僧众渴望早日刊刻藏文《大藏经》的一致愿望。因而特遣中官侯显为钦差，协同敕封大宝法王哈立麻（1384～1415，本名却贝桑布）奉旨前往西藏，取回藏文《大藏经》写本，再下令于南京组建番经厂主持印经（图14-5）。同时又遣藏员前往经厂，与汉族僧人、工匠合作，完成了这次大规模印刷工程。还须指出，永乐版《大藏经》只刊印了《甘珠尔》。所据底本为蔡巴噶举派领袖贡嘎多吉编定、经格鲁派始祖宗喀巴（1357～1419）校订的蔡巴本《甘珠尔》，收书千余种，刊本共108函。明成祖再将精印的《甘珠尔》颁赐给西藏宗教领袖、各大寺院及内地其他地方。刊印此《甘珠尔》是藏文佛教印刷史中的重大事件，它在藏文典籍及佛学研究领域中有重要学术价值。
  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文物时，在拉萨布达拉宫发现了原存于萨迦寺而于“文革”时移至拉萨的一部永乐版藏文《甘珠尔》①②。这部《甘珠尔》是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赐给大乘法王、萨迦派领袖昆泽思巴（1349～1425）即贡噶扎西的，今存106函，基本完好。西藏现在还存在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赐给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354～1435）的一部《甘珠尔》。
  明神宗时，又敕命设经厂于北京，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汉、藏员工合作下续刻《丹珠尔》，收书3000余种③。至此，藏文《大藏经》已全部刊刻完毕。明代南、北两京藏文《大藏经》的刊刻，为藏族地区刊刻佛典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材，此后《大藏经》便在西藏进行刻印，如明末崇祯年至清初（17世纪）在理塘寺刊行了新版《甘珠尔》及《丹珠尔》，称为理塘版。理塘寺为万历八年（1580）由达赖三世主持兴建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境内的梭磨拉卡山脚。清代时藏族地区印刷业又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雍正七年（1729），第四十二代德格土司却吉登巴泽仁（1678～1738）主持兴建了著名的德格印经院，又名更庆寺，在今四川江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紧靠西藏。印经院经扩建，占地1600平方米，内有大量工匠从事雕板、刷印，清代时刊刻过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称德格版。此外，还出版过用藏文写成的其他佛教著作、译著、传记、史书、文集，如《宗喀巴集》、《萨迦五祖全集》、《西藏宗教源流》、《西藏王统明鉴》等。还刊印过不少科学技术著作，如《四部医典》、《水晶蔓医清》、《百万舍利医书》、《十八部医清》等以及天文历算、建筑、雕刻工艺、地震记录方面的著作，更有文学艺术著作，如《诗例》、《恶雍》（藏族乐谱）、《古茹体扎》（绘画专著）等④。
  目前这些书板都还保留着，共21.75万块，一块两页，一页以600字计，总字数达2亿5千万余。这些书板对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宗教及科学技术都有重要学术价值。有的还是孤版，如叙述汉藏关系的《汉地宗教源流》、研究印度古史的《印度佛教源流》则是稀世珍版。德格版《甘珠尔》及《丹珠尔》收书4569种，是较完备的版本。而现存《般若八千颂》书板有梵文、藏文梵音及藏译文，以朱砂刷印，藏板555块，据传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龚垭地方刻板，比印经院历史还早26年。今重印后，仍完好如初。德格印经院出版的书，印刷讲究，刻工精细，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三 德格印经院的雕版印刷技术
  德格印经院有完善的管理机构和严格的操作规范，可作为研究藏族地区雕版印刷技术的样板。德格书板规格有六七种之多，最大的长110厘米、宽70厘米，厚2厘米；一般的长66～77厘米、宽11～18厘米、厚2厘米；最小的长33厘米、宽6.6厘米。根据所印书的内容决定书板尺寸。书板板材主要选用当地所产的红桦木（Betula albo-sinensis），此为桦木科落叶乔木，树皮红褐色，木质硬度适中。每年秋天砍伐后，顺木质纹理劈成板块，用劈下的木屑燃起微火，将板块熏干，放在羊粪中沤一个冬天，再取出用水煮、烘干，刨平后刻字。为保证质量，规定刻工每天刻一寸版面。每版刻完，经校对、改错，再将其放在酥油中浸泡一日，取出晒干，再用“苏巴”的草根熬水将版面洗净、晾干，一块书板始告完成。因当地木材资源有限，书板一般要双面刻字。凡文字、图画及音符，都要求刀深而光洁，一点一划都须清晰。像《甘珠尔》，要由500多名藏族工匠，积5年辛勤劳动才能刻成书板。有专门工匠制造印朱版的朱砂汁，而墨汁是用白桦（Betula platy phylla）皮烧制的碳黑制造的。普通书用墨印，重要经典用朱砂印。因气候关系，一年印书时间只有四五个月，从藏历四月中旬开始，到八月结束。
  印刷用纸则以当地所产瑞香科狼毒的根茎纤维制成，其制法前已述及。狼毒纸韧性强，虫不蛀、鼠不蛟，久藏不损。这种植物藏语称为“阿交日交”，至今还用于造纸。过去在德格土司辖区内，有不少农民专门为之造纸。印刷用纸先以水润湿，再上版印刷。印完后，将印纸晾干，再清理汇册。每个书板印完后，要当天洗净，晾干后还要上板架。刷印书籍包括割纸、调朱墨、运版、印刷、晒书、齐书、洗版、还版等各道工序，都有明确分工。印经院由土司直接掌握，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院长总管行政事务，下设管家及秘书，管家掌财务、材料、印刷品验收及印刷人员生活等；秘书掌记帐、划价、签合同及往来信件、书板管理、印刷事宜。他们对德格土司负责，在他们下面还有各专业组掌管印刷业务。年收入除用于印刷材料、工资等外，大部分上缴土司，年收入达1.3万元藏洋。德格印经院已成为藏族文化宝库，其所藏丰富资料至今仍在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其中藏医药学资料正在整理中。
  与德格印经院齐名的，还有拉萨布达宫印经院及日喀则印经院，号称藏族地区三大印经院，后二者都在西藏自治区境内。日喀则印经院又称那当印经院，位于日喀则西南的那当寺内，这个古老的寺院最盛时有寺僧3000人，其印经院是藏区较早的印经院，成立于康、雍之际，而于雍正年间（1723～1735）由西藏地方掌权人颇罗鼐主持在这里刻印了藏文版《大藏经》，即那当版，已如前述。除《大藏经》外，那当印经院还刊印了其他一些藏文书籍，涉及各个领域。该寺亦藏有大量藏文印板及佛教典籍的写本。布达拉宫印经院比那当、德格建立得稍晚一些，大约建于乾隆年间，也出版了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即拉萨版。至此，这部著名的藏文佛教典籍大丛书已分别于三大印经院出版。除此，卓尼寺亦有印经院，该寺由元代大宝法王八思巴的弟子格西·喜饶意希奠基，元贞元年（1295）正式破土兴建，在清代时亦曾刻印过藏文《大藏经》，称为卓尼版，寺内也有经板传世。从《大藏经》在不同地点的刻印可以看出，藏族地区的印刷业在清代获得空前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藏文虽亦属拼音文字，但在元、明、清三代的漫长时间内，藏区出版的书籍一直用雕板印刷，直到现代，活字印刷才在西藏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