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1264年蒙古入主中原后，吐蕃又被统一于元朝统治之下。经过以前几个世纪的积累，吐蕃文化在原有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出现一些宗教、文学、历史和科学方面的名著，如蔡巴·贡嘎多吉（1309～1364）的《红册》（1363）是藏文古代史书，叙述从吐蕃王朝到成书时为止的藏族历史及汉藏关系史，还参考了唐宋时期的一些汉文史籍，其书被译成英文及日文。《格萨尔王传》是藏族的长编史诗，篇幅达1500万字，经长时期醖酿、补编，至元代成为定本，有藏、蒙两种文本，被译成东西方数种文字，近年已搬上银幕。这部文学巨著涉及藏族文艺、宗教、语言及历史等领域，是研究青藏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文献。
  在宗教方面，用藏文译、著的佛教典籍丛书即藏文《大藏经》，可谓空前巨著。该丛书以佛教的经、律、论为主，包括天文、历算、工艺、医药、美术、诗歌等著述，达4500种，分《甘珠尔》及《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Kangyur）义为经部，由蔡巴·贡嘎多吉编成于14世纪后半叶，包括显密经律，收书1108种（据德格版统计）。《丹珠尔》（Tǎngyur）义为论部，由布敦·仁钦朱（1290～1364）编订于14世纪后半叶，收书3461种（德格版），含经律阐明和注疏。藏文《大藏经》的编定使藏族地区的佛教经典达到完备而系统的程度。由于有些直接译自梵文原典，甚至可补汉文《大藏经》之不备。《丹珠尔》编订者布敦·仁钦朱在元代史书中译为卜思端，还著有《布敦佛教史》（1332）等200多种著作，其中包括医学及天文历算方面的著作。
  自然，为了著述并传抄越来越多的藏文著作，尤其像《大藏经》那样的巨型著作，势必要耗费大量的纸，从而刺激了藏族地区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在拉萨附近逐步形成几个大的造纸中心，如尼木、莱纳、江孜及工布等地。众多纸坊多设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岸边，造纸已达数百年，直到今天尼木还用传统方法生产手工纸。藏族地区人口不多，因而造麻纸所用的原料破布来源有限，而对纸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为缓解这一矛盾，除麻纸外还生产皮纸及当地野生植物纤维纸。
  为了了解这些造纸原料，笔者于1964～1965年曾先后访问过藏学家洛桑赤烈活佛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学者更敦等藏族研究人员。他们将造纸原料用藏文写出，并口述了造纸方法。然后请通晓藏语的杨承丕先生将藏文名译成汉名，我们再根据绘制的植物草图所示形态特征定出这些造纸原料的科、属及拉丁学名。这样，藏区所用造纸原料便基本上理清。
  其中最常用而且分布较广的是山茱萸科（Cornaceae）的灯台树（Cornus paucinervis Hance），落叶灌木，生长于海拔1500～2500米的山地阴坡，皮可造纸①。灯台树的藏语读音为xiǎoxǐ，意思是“纸木”，即造纸用的树木。我们还注意到，同科的植物西藏青荚叶（Heelwingia himalaica）为落叶灌木，生海拔1200～1400米①，皮亦可造纸。还有杜鹃花科（Ericaceae）的野茶花树，藏语名dāmá，树皮也可造纸。在西藏东南还有杜鹃花亚科（Rhododendroidene）的一些属灌木以及桑树也应能造皮纸。还有一种藏语称为tānxiāo的树，其皮可造纸，我们一时定不出学名，但xiāo这个词根在藏语中是“纸”的意思。西藏还经常用瑞香科（Thymelaeaceae）植物狼毒（Stellera chamae jasme）（图14-1）的根茎纤维造纸。狼毒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高20～50厘米，分布范围很广，其茎部含纤维28.5％，根部含纤维18.5％，均可造纸或提制淀粉②。藏语读音为ajiáo-rijiáo，这个词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毒草”，因其根部毒性较大，汉族地区用作农药。西藏另一种造纸原料是用回收的旧纸，回槽后与新鲜纸浆混合造纸。
  在藏族地区造纸原料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①破麻布或麻绳头、麻袋；②木本韧皮纤维，如桑树、灯台树；③草本根茎纤维，如狼毒；④故纸。吐蕃王朝时期所造的早期纸，多用麻类纤维，麻纸一直持续到14世纪或以后一段时期。用树皮生纤维造皮纸，大约起于元代，一直持续到明清以后。而以狼毒根造纸可能与皮纸同时，一直持续到现在。上述造纸原料，也为我们对吐蕃时期及18～19世纪的西藏文写本及印刷用纸的分析化验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