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藏族简史
  藏族自称博巴，即博人或蕃（bǒ）人，是中国古老民族之一，分布于西藏自治区及四川、青海、甘肃等部分地区，信喇嘛教，为佛教的一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其祖先源出羌人，远古时居住在青藏高原，包括今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和青海一带，再向四方伸展。据藏文文献所述，西藏山南地区最早由氏族成员组成名为“博”的牦牛部，即《后汉书·西羌传》中的发羌。东汉时（25～221）羌人部落达一百余，各逐水草迁徙，过游牧生活，不相统属，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6世纪时，山南雅隆部首领统辖当地诸部，号称“赞普”（王），建立自称“博”的奴隶制王朝①。7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617～650）即《新唐书·吐蕃传》中的弃宗弄赞，统一了整个西藏地区，建立吐蕃王朝（629～846），定都于逻些（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629～650），发展生产，创定法律、立官制及军制，完备了以赞普为中心的统治体制。松赞干布几乎与唐太宗（629～649）李世民同时在位。吐蕃王朝与唐帝国频繁往来。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松赞干布为发展本民族文化，命早年留学印度的吞米·桑布扎（610～660在世）参照梵文创制文字，以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拼写藏语，又编出文法歌诀，由松赞干布公布后通行。藏文属于拼音文字类型，从左向右横书，先后进行过三次改革。7世纪时，还参考唐代历法结合本地特点创制藏历，置二十四节气，纪年以五行代天干，并以十二生肖代地支相配，如木羊年、火鼠年等。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奠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古老的羌族在历史上的突破性发展，羌人逐渐融合成蕃族，即后来所说的藏族。
  元代时在藏族地区设置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部藏族地区。明代在西北、西南藏族地区设朵甘行都指挥使司，还承袭元代土司制度管理，在西藏地区置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又先后分封三大法王及五个王爵。清代在中央设理藩院，管理藏、蒙事务，又在西藏正式册封喇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为达赖喇嘛（1653）及班禅喇嘛（1713），并任命驻藏大臣（1728），会同地方办理西藏行政事务。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藏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团结互助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
  二 藏族地区造纸之始
  松赞干布作为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是藏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仰慕唐帝国当时发达的经济与文化，遣使向唐朝廷求婚，太宗亦正欲加强与吐蕃的关系，迅即允亲。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以文成公主（？～680）相许，敕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主婚，率大批人马和车队护送至黄河源。再由松赞干布领兵护送入藏，特为公主筑一唐式宫殿。藏文史料说，唐太宗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锦缎及佛经、史书、医药书、工艺技术、历算、建筑等大量书籍、谷物、蔬菜种子以及大批技师、工匠随同入藏①。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文化输入。松赞干布还派遣贵族子弟来长安国子监太学学习诗书，又请派来汉族文人学士帮助管理、整理官方文书档案。
  藏族地区有了文字以后，开始出现书面文献，但最初的文书档案及书写用纸仍靠内地供应。因运输艰辛，有时便以木简为书写材料，或纸、简并用。20世纪初，斯坦因等人在新疆南部若羌、于阗（今和田）等地发现了写有吐蕃文字的木简，字迹苍古，横写，为吐蕃趁“安史之乱”后占据唐陇右道时期（670～692及755～866）留下的遗物，与同时期古藏文手卷的字体风格大致相同。这些文物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50年代以后，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多次在若羌县米兰故城城北发掘出同样木简，内容反映吐蕃军事、官制和农牧业等情况。因而吐蕃当地迫切需要自行产纸，这就要靠从唐输入造纸技术。
  太宗卒后，永徽元年（650）唐高宗即位，更加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又应吐蕃之需将蚕种以及植桑养蚕、织丝、造酒、制造碾硙、造纸、制墨的大批技师、工匠连同有关生产工具一齐送往吐蕃，帮助当地发展工农业生产。《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云：“高宗嗣位（650）……[弄讚]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于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宾王，赐杂绥三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因而这里明确记载西藏地区造纸始自公元650年，由长安来的汉族工匠在今拉萨建立了第一批纸场。而制墨技术亦同时传入。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再以金城公主（？～739）嫁与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之孙，随带唐少府监、将作监所属各种工匠及图书等物，后又向唐请《毛诗》、《礼记》、《左氏传》及《文选》等书入吐蕃。这样吐蕃就可以用藏文整理其文化遗产，并通过吸收汉文化而发展本民族文化。例如藏医学奠基人宇妥·云丹贡布（708～775？）的《居希》约成书于公元750年，汉名《四部医典》，为藏医学奠定了完整的理论基础。他早年拜汉医东松嘎瓦为师，又赴山西五台山及印度研究医学。此书长期以纸写本行世，16世纪才有木刻本。藏传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亦归功于藏族地区造纸业的兴起。
  毫无疑问，藏族地区最初所造的纸是麻纸，1901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很多古体藏文写本佛经，年代为7～9世纪，即吐蕃据唐陇右道时期。1965年我们在检验这一时期的藏文写经时，也发现为麻纸，经于道泉鉴定，所检验的写经为藏人江令赞抄的《佛说无量寿经》，年代为8世纪。亦作卷轴装，藏文以硬笔横书。从纸的厚度、帘纹形制和外观来看，不是中原或西北所造，当为陇右藏族居住区所造，或可能即吐蕃造。这类纸较厚，具有特殊的硃砂掌色，纸背未打散的圆疙瘩也相当特殊，与西北原产麻纸有别。从墨迹观之，发现多处浓浅不匀，且有洇透现象，显然是以木笔或竹笔蘸当地配制的墨汁所写，与内地传统墨不同，因含胶量较少。上述敦煌石室所出古藏文写本，除藏北京图书馆外，还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自从当地造纸后，吐蕃各种文书档案及重要作品便可以纸书写，但遗留下来的写本目前仍以佛经居多。就写经纸而言，我们发现吐蕃纸与内地纸及回鹘地区所造的纸很容易区分开，虽然原料是相同的。
  三 藏族地区的造纸原料
  1264年蒙古入主中原后，吐蕃又被统一于元朝统治之下。经过以前几个世纪的积累，吐蕃文化在原有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出现一些宗教、文学、历史和科学方面的名著，如蔡巴·贡嘎多吉（1309～1364）的《红册》（1363）是藏文古代史书，叙述从吐蕃王朝到成书时为止的藏族历史及汉藏关系史，还参考了唐宋时期的一些汉文史籍，其书被译成英文及日文。《格萨尔王传》是藏族的长编史诗，篇幅达1500万字，经长时期醖酿、补编，至元代成为定本，有藏、蒙两种文本，被译成东西方数种文字，近年已搬上银幕。这部文学巨著涉及藏族文艺、宗教、语言及历史等领域，是研究青藏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文献。
  在宗教方面，用藏文译、著的佛教典籍丛书即藏文《大藏经》，可谓空前巨著。该丛书以佛教的经、律、论为主，包括天文、历算、工艺、医药、美术、诗歌等著述，达4500种，分《甘珠尔》及《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Kangyur）义为经部，由蔡巴·贡嘎多吉编成于14世纪后半叶，包括显密经律，收书1108种（据德格版统计）。《丹珠尔》（Tǎngyur）义为论部，由布敦·仁钦朱（1290～1364）编订于14世纪后半叶，收书3461种（德格版），含经律阐明和注疏。藏文《大藏经》的编定使藏族地区的佛教经典达到完备而系统的程度。由于有些直接译自梵文原典，甚至可补汉文《大藏经》之不备。《丹珠尔》编订者布敦·仁钦朱在元代史书中译为卜思端，还著有《布敦佛教史》（1332）等200多种著作，其中包括医学及天文历算方面的著作。
  自然，为了著述并传抄越来越多的藏文著作，尤其像《大藏经》那样的巨型著作，势必要耗费大量的纸，从而刺激了藏族地区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在拉萨附近逐步形成几个大的造纸中心，如尼木、莱纳、江孜及工布等地。众多纸坊多设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岸边，造纸已达数百年，直到今天尼木还用传统方法生产手工纸。藏族地区人口不多，因而造麻纸所用的原料破布来源有限，而对纸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为缓解这一矛盾，除麻纸外还生产皮纸及当地野生植物纤维纸。
  为了了解这些造纸原料，笔者于1964～1965年曾先后访问过藏学家洛桑赤烈活佛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学者更敦等藏族研究人员。他们将造纸原料用藏文写出，并口述了造纸方法。然后请通晓藏语的杨承丕先生将藏文名译成汉名，我们再根据绘制的植物草图所示形态特征定出这些造纸原料的科、属及拉丁学名。这样，藏区所用造纸原料便基本上理清。
  其中最常用而且分布较广的是山茱萸科（Cornaceae）的灯台树（Cornus paucinervis Hance），落叶灌木，生长于海拔1500～2500米的山地阴坡，皮可造纸①。灯台树的藏语读音为xiǎoxǐ，意思是“纸木”，即造纸用的树木。我们还注意到，同科的植物西藏青荚叶（Heelwingia himalaica）为落叶灌木，生海拔1200～1400米①，皮亦可造纸。还有杜鹃花科（Ericaceae）的野茶花树，藏语名dāmá，树皮也可造纸。在西藏东南还有杜鹃花亚科（Rhododendroidene）的一些属灌木以及桑树也应能造皮纸。还有一种藏语称为tānxiāo的树，其皮可造纸，我们一时定不出学名，但xiāo这个词根在藏语中是“纸”的意思。西藏还经常用瑞香科（Thymelaeaceae）植物狼毒（Stellera chamae jasme）（图14-1）的根茎纤维造纸。狼毒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高20～50厘米，分布范围很广，其茎部含纤维28.5％，根部含纤维18.5％，均可造纸或提制淀粉②。藏语读音为ajiáo-rijiáo，这个词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毒草”，因其根部毒性较大，汉族地区用作农药。西藏另一种造纸原料是用回收的旧纸，回槽后与新鲜纸浆混合造纸。
  在藏族地区造纸原料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①破麻布或麻绳头、麻袋；②木本韧皮纤维，如桑树、灯台树；③草本根茎纤维，如狼毒；④故纸。吐蕃王朝时期所造的早期纸，多用麻类纤维，麻纸一直持续到14世纪或以后一段时期。用树皮生纤维造皮纸，大约起于元代，一直持续到明清以后。而以狼毒根造纸可能与皮纸同时，一直持续到现在。上述造纸原料，也为我们对吐蕃时期及18～19世纪的西
  藏文写本及印刷用纸的分析化验所证实。
  四 藏族地区造纸技术
  关于藏族地区的造纸技术，目前从民族文献中还未找到记载。喇嘛教尼玛派僧师局迷旁（1846～1914）的《常用制造技术之宝瓶》（1896）可谓总结藏区传统技术的工艺百科全书，书中详述金属及合金冶炼与加工、染色、漆器、制陶、制墨等技术。关于纸，谈到砑光及施胶、泥金书写，似未对造纸技术作详细阐明。不过，从过去西藏造纸区现存传统生产技术的调查中可获得若干信息。美国已故造纸史家亨特于二次大战前曾前往拉萨附近的几个造纸区作过调查，对制造过程给出简短的说明，并摄制一些照片，但仍缺乏一些细节上的叙述③。
  现综合各方面材料，对皮纸和狼毒纸技术作一叙述。藏族造纸集中于拉萨附近地区的纸坊村，多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世代相袭，因此生产规模不大。较大的生产中心集中于印经院附近，因由寺院经营，资金较雄厚，雇用很多纸工，所造之纸主要供当地印刷佛经之用。每年春、秋两季到山区将灯台树等砍下，去叶，放水中沤制七八天，将树皮剥下，撕成麻状，入清水漂洗。再在锅内加石灰水蒸煮二日，洗涤后，用木槌反复敲打，直到打碎。然后用水洗去外表皮。再行敲打，并在桶内与水配成浆液。如果用狼毒为原料，则将根挖出后，洗净，用槌打碎，再洗去杂质，加石灰水将纸料放入锅内蒸煮。煮后的纸料用水洗净，放入细长桶中，用打浆捧搅拌。成浆后，向纸浆中添入米汤或仙人掌（Opuntiadilenti）汁，相当于汉族地区纸工所用的纸药。用瓢将浆液提起，如浆液粘度适当即可。以木框绷紧的纱布筛作为纸模，放在水面上，将纸浆浇注于其上，滤水后，经日晒干燥后揭下就成纸（图14-2）。
  制仙人掌汁法，取仙人掌阴干后，用木槌打碎，慢火煮烂成泥状即可。如无仙人掌，用大米汁亦可代替，其作用是提高纸浆粘度。藏族造纸技术与内地大同小异，但原料为青藏高原野生植物，就地取材。这些野生造纸原料的发现和利用，是藏族对造纸术的一项贡献。藏族所用的造纸设备亦简便易制。一般用木槌或杵臼捣料，可边捣料，边剔除杂质。这种操作虽较劳累，但对杂质的剔除较为彻底。
  青藏高原不产竹，因而造纸不用竹帘纸模，一律使用布帘纸模。其制法是将棉布固定在框架上，其面积视所造纸的尺寸而定。造纸一般都在河边进行，先将纸模抬到河边，让其漂浮于水面上。然后从桶中取出纸浆，浇在布帘纸模上，随即摇动纸模，使浆液分布均匀后，将纸模抬出水面，纸浆中的水份随即从布帘滤出，于是湿纸层形成，晒干。隔一二小时将晒干的纸取下，纸模再继续浇浆造纸。纸模所用棉布，每根棉线粗0.5～0.8毫米，或每厘米有16～20根棉线，作经纬交织，则每平方厘米有225～361孔。是一种粗棉布。因纸浆在棉布上滤水速度慢，网孔要求大些是自然的，所造之纸便显得厚重。
  从纸模上取下纸后，纸表面呈现布纹，不够平滑，因此要用细石砑光。通常由老人及妇女从事这道工序（图14-3）。在砑光前，在纸面上宜刷一层淀粉汁，这样用墨水书写起来不致走墨。藏族地区所造的纸多为长方形，直高57～67厘米、横长105～137厘米；也有近于正方形的，直高23～27厘米、横长25～30厘米不等。有大纸也有小纸，尺寸根据需要不一。藏纸在质量上也有高低之别，上层领主或寺院喇嘛用的纸，较厚重而坚韧，纸上纤维束少见，略呈浅黄色，经砑光、施胶后适于书写，纸幅较大。一般人用纸较薄，纸上长纤维束较多，但藏纸总的说拉力较强。用狼毒纤维所造的纸有抗蛀性。厚重的纸两面都经砑光，因此可以双面书写。
  清代乾隆年间，四川布政使查理（1716～1783）到藏族地区参观纸坊的造纸生产过程后，写了《藏纸诗》，他对藏纸极力称赞。现摘抄于下：
  蜀纸逊豫章，工拙奚足尚。取材径丈长，约宽二尺放。
  结胎多糟霉，嘲诮实非谤。质坚宛茧练，色白施浏亮。
  既失蔡候传，更乏泾县匠。涩喜受隃麋，明勿染尘障。
  锦城学书人，握笔每惆怅。题句意固适，作画兴当畅。
  孰意黄教方，特生新奇样。裁之可弥窗，缀之堪为帐。
  臼捣柘皮浆，帘漾金精浪。何异高丽楮，洋笺亦复让①。
  查理在诗中一开始慨叹四川竹纸不如江西皮纸和安徽宣纸，因而成都文人学士用四川竹纸写字时每感惆怅。接下去谈到西藏皮纸时，用称赞语气说，藏纸形制独特，厚重、色白而无帘纹，以柘皮为原料。柘（Cudraniatricuspidata）为桑科灌木，又称黄桑，产于西藏，其茎皮可造纸②。此柘皮纸直高266厘米，横长达3.3米，一般说藏纸没有这样长，这个长度只能理解为若干张纸粘连而成。查理还在诗中描述说，藏纸坚韧如丝绢，洁白受墨，既适于书写作画，还可作纸帐、糊窗等，以其质量足可与高丽楮皮纸相比，而且超过当时的欧洲造麻纸。1965年8月，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清代藏文刻本佛经（图14-4）中，看到一种精制皮料纸用于刊印藏文佛经，很像查理所形容的那种纸，纸质洁白，中等厚度，纤维交结匀细。我们在清代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五中注意到，在叙述西藏土产时提到藏纸③，可见清代藏纸在原料品种、尺幅、白度、厚度等方面都比过去有很大进步，自然产量也有增长。在当时汉人看来，藏纸质量超过四川竹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