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本章讨论藏族及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瑶族、纳西族、彝族、壮族地区的造纸与印刷。由于藏族地区的文献及实物资料较多，因此可用两节的篇幅加以叙述。其他西南民族地区除纳西族外，实物资料较少，前人也几乎没有作过专门研究，此处只能进行初步探讨。
  第一节 藏族地区的造纸
  一 藏族简史
  藏族自称博巴，即博人或蕃（bǒ）人，是中国古老民族之一，分布于西藏自治区及四川、青海、甘肃等部分地区，信喇嘛教，为佛教的一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其祖先源出羌人，远古时居住在青藏高原，包括今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和青海一带，再向四方伸展。据藏文文献所述，西藏山南地区最早由氏族成员组成名为“博”的牦牛部，即《后汉书·西羌传》中的发羌。东汉时（25～221）羌人部落达一百余，各逐水草迁徙，过游牧生活，不相统属，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6世纪时，山南雅隆部首领统辖当地诸部，号称“赞普”（王），建立自称“博”的奴隶制王朝①。7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617～650）即《新唐书·吐蕃传》中的弃宗弄赞，统一了整个西藏地区，建立吐蕃王朝（629～846），定都于逻些（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629～650），发展生产，创定法律、立官制及军制，完备了以赞普为中心的统治体制。松赞干布几乎与唐太宗（629～649）李世民同时在位。吐蕃王朝与唐帝国频繁往来。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松赞干布为发展本民族文化，命早年留学印度的吞米·桑布扎（610～660在世）参照梵文创制文字，以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拼写藏语，又编出文法歌诀，由松赞干布公布后通行。藏文属于拼音文字类型，从左向右横书，先后进行过三次改革。7世纪时，还参考唐代历法结合本地特点创制藏历，置二十四节气，纪年以五行代天干，并以十二生肖代地支相配，如木羊年、火鼠年等。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奠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古老的羌族在历史上的突破性发展，羌人逐渐融合成蕃族，即后来所说的藏族。
  元代时在藏族地区设置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部藏族地区。明代在西北、西南藏族地区设朵甘行都指挥使司，还承袭元代土司制度管理，在西藏地区置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又先后分封三大法王及五个王爵。清代在中央设理藩院，管理藏、蒙事务，又在西藏正式册封喇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为达赖喇嘛（1653）及班禅喇嘛（1713），并任命驻藏大臣（1728），会同地方办理西藏行政事务。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藏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团结互助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
  二 藏族地区造纸之始
  松赞干布作为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是藏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仰慕唐帝国当时发达的经济与文化，遣使向唐朝廷求婚，太宗亦正欲加强与吐蕃的关系，迅即允亲。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以文成公主（？～680）相许，敕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主婚，率大批人马和车队护送至黄河源。再由松赞干布领兵护送入藏，特为公主筑一唐式宫殿。藏文史料说，唐太宗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锦缎及佛经、史书、医药书、工艺技术、历算、建筑等大量书籍、谷物、蔬菜种子以及大批技师、工匠随同入藏①。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文化输入。松赞干布还派遣贵族子弟来长安国子监太学学习诗书，又请派来汉族文人学士帮助管理、整理官方文书档案。
  藏族地区有了文字以后，开始出现书面文献，但最初的文书档案及书写用纸仍靠内地供应。因运输艰辛，有时便以木简为书写材料，或纸、简并用。20世纪初，斯坦因等人在新疆南部若羌、于阗（今和田）等地发现了写有吐蕃文字的木简，字迹苍古，横写，为吐蕃趁“安史之乱”后占据唐陇右道时期（670～692及755～866）留下的遗物，与同时期古藏文手卷的字体风格大致相同。这些文物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50年代以后，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多次在若羌县米兰故城城北发掘出同样木简，内容反映吐蕃军事、官制和农牧业等情况。因而吐蕃当地迫切需要自行产纸，这就要靠从唐输入造纸技术。
  太宗卒后，永徽元年（650）唐高宗即位，更加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又应吐蕃之需将蚕种以及植桑养蚕、织丝、造酒、制造碾硙、造纸、制墨的大批技师、工匠连同有关生产工具一齐送往吐蕃，帮助当地发展工农业生产。《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云：“高宗嗣位（650）……[弄讚]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于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宾王，赐杂绥三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因而这里明确记载西藏地区造纸始自公元650年，由长安来的汉族工匠在今拉萨建立了第一批纸场。而制墨技术亦同时传入。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再以金城公主（？～739）嫁与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之孙，随带唐少府监、将作监所属各种工匠及图书等物，后又向唐请《毛诗》、《礼记》、《左氏传》及《文选》等书入吐蕃。这样吐蕃就可以用藏文整理其文化遗产，并通过吸收汉文化而发展本民族文化。例如藏医学奠基人宇妥·云丹贡布（708～775？）的《居希》约成书于公元750年，汉名《四部医典》，为藏医学奠定了完整的理论基础。他早年拜汉医东松嘎瓦为师，又赴山西五台山及印度研究医学。此书长期以纸写本行世，16世纪才有木刻本。藏传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亦归功于藏族地区造纸业的兴起。
  毫无疑问，藏族地区最初所造的纸是麻纸，1901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很多古体藏文写本佛经，年代为7～9世纪，即吐蕃据唐陇右道时期。1965年我们在检验这一时期的藏文写经时，也发现为麻纸，经于道泉鉴定，所检验的写经为藏人江令赞抄的《佛说无量寿经》，年代为8世纪。亦作卷轴装，藏文以硬笔横书。从纸的厚度、帘纹形制和外观来看，不是中原或西北所造，当为陇右藏族居住区所造，或可能即吐蕃造。这类纸较厚，具有特殊的硃砂掌色，纸背未打散的圆疙瘩也相当特殊，与西北原产麻纸有别。从墨迹观之，发现多处浓浅不匀，且有洇透现象，显然是以木笔或竹笔蘸当地配制的墨汁所写，与内地传统墨不同，因含胶量较少。上述敦煌石室所出古藏文写本，除藏北京图书馆外，还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自从当地造纸后，吐蕃各种文书档案及重要作品便可以纸书写，但遗留下来的写本目前仍以佛经居多。就写经纸而言，我们发现吐蕃纸与内地纸及回鹘地区所造的纸很容易区分开，虽然原料是相同的。
  三 藏族地区的造纸原料
  1264年蒙古入主中原后，吐蕃又被统一于元朝统治之下。经过以前几个世纪的积累，吐蕃文化在原有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出现一些宗教、文学、历史和科学方面的名著，如蔡巴·贡嘎多吉（1309～1364）的《红册》（1363）是藏文古代史书，叙述从吐蕃王朝到成书时为止的藏族历史及汉藏关系史，还参考了唐宋时期的一些汉文史籍，其书被译成英文及日文。《格萨尔王传》是藏族的长编史诗，篇幅达1500万字，经长时期醖酿、补编，至元代成为定本，有藏、蒙两种文本，被译成东西方数种文字，近年已搬上银幕。这部文学巨著涉及藏族文艺、宗教、语言及历史等领域，是研究青藏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文献。
  在宗教方面，用藏文译、著的佛教典籍丛书即藏文《大藏经》，可谓空前巨著。该丛书以佛教的经、律、论为主，包括天文、历算、工艺、医药、美术、诗歌等著述，达4500种，分《甘珠尔》及《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Kangyur）义为经部，由蔡巴·贡嘎多吉编成于14世纪后半叶，包括显密经律，收书1108种（据德格版统计）。《丹珠尔》（Tǎngyur）义为论部，由布敦·仁钦朱（1290～1364）编订于14世纪后半叶，收书3461种（德格版），含经律阐明和注疏。藏文《大藏经》的编定使藏族地区的佛教经典达到完备而系统的程度。由于有些直接译自梵文原典，甚至可补汉文《大藏经》之不备。《丹珠尔》编订者布敦·仁钦朱在元代史书中译为卜思端，还著有《布敦佛教史》（1332）等200多种著作，其中包括医学及天文历算方面的著作。
  自然，为了著述并传抄越来越多的藏文著作，尤其像《大藏经》那样的巨型著作，势必要耗费大量的纸，从而刺激了藏族地区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在拉萨附近逐步形成几个大的造纸中心，如尼木、莱纳、江孜及工布等地。众多纸坊多设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岸边，造纸已达数百年，直到今天尼木还用传统方法生产手工纸。藏族地区人口不多，因而造麻纸所用的原料破布来源有限，而对纸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为缓解这一矛盾，除麻纸外还生产皮纸及当地野生植物纤维纸。
  为了了解这些造纸原料，笔者于1964～1965年曾先后访问过藏学家洛桑赤烈活佛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学者更敦等藏族研究人员。他们将造纸原料用藏文写出，并口述了造纸方法。然后请通晓藏语的杨承丕先生将藏文名译成汉名，我们再根据绘制的植物草图所示形态特征定出这些造纸原料的科、属及拉丁学名。这样，藏区所用造纸原料便基本上理清。
  其中最常用而且分布较广的是山茱萸科（Cornaceae）的灯台树（Cornus paucinervis Hance），落叶灌木，生长于海拔1500～2500米的山地阴坡，皮可造纸①。灯台树的藏语读音为xiǎoxǐ，意思是“纸木”，即造纸用的树木。我们还注意到，同科的植物西藏青荚叶（Heelwingia himalaica）为落叶灌木，生海拔1200～1400米①，皮亦可造纸。还有杜鹃花科（Ericaceae）的野茶花树，藏语名dāmá，树皮也可造纸。在西藏东南还有杜鹃花亚科（Rhododendroidene）的一些属灌木以及桑树也应能造皮纸。还有一种藏语称为tānxiāo的树，其皮可造纸，我们一时定不出学名，但xiāo这个词根在藏语中是“纸”的意思。西藏还经常用瑞香科（Thymelaeaceae）植物狼毒（Stellera chamae jasme）（图14-1）的根茎纤维造纸。狼毒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高20～50厘米，分布范围很广，其茎部含纤维28.5％，根部含纤维18.5％，均可造纸或提制淀粉②。藏语读音为ajiáo-rijiáo，这个词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毒草”，因其根部毒性较大，汉族地区用作农药。西藏另一种造纸原料是用回收的旧纸，回槽后与新鲜纸浆混合造纸。
  在藏族地区造纸原料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①破麻布或麻绳头、麻袋；②木本韧皮纤维，如桑树、灯台树；③草本根茎纤维，如狼毒；④故纸。吐蕃王朝时期所造的早期纸，多用麻类纤维，麻纸一直持续到14世纪或以后一段时期。用树皮生纤维造皮纸，大约起于元代，一直持续到明清以后。而以狼毒根造纸可能与皮纸同时，一直持续到现在。上述造纸原料，也为我们对吐蕃时期及18～19世纪的西
  藏文写本及印刷用纸的分析化验所证实。
  四 藏族地区造纸技术
  关于藏族地区的造纸技术，目前从民族文献中还未找到记载。喇嘛教尼玛派僧师局迷旁（1846～1914）的《常用制造技术之宝瓶》（1896）可谓总结藏区传统技术的工艺百科全书，书中详述金属及合金冶炼与加工、染色、漆器、制陶、制墨等技术。关于纸，谈到砑光及施胶、泥金书写，似未对造纸技术作详细阐明。不过，从过去西藏造纸区现存传统生产技术的调查中可获得若干信息。美国已故造纸史家亨特于二次大战前曾前往拉萨附近的几个造纸区作过调查，对制造过程给出简短的说明，并摄制一些照片，但仍缺乏一些细节上的叙述③。
  现综合各方面材料，对皮纸和狼毒纸技术作一叙述。藏族造纸集中于拉萨附近地区的纸坊村，多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世代相袭，因此生产规模不大。较大的生产中心集中于印经院附近，因由寺院经营，资金较雄厚，雇用很多纸工，所造之纸主要供当地印刷佛经之用。每年春、秋两季到山区将灯台树等砍下，去叶，放水中沤制七八天，将树皮剥下，撕成麻状，入清水漂洗。再在锅内加石灰水蒸煮二日，洗涤后，用木槌反复敲打，直到打碎。然后用水洗去外表皮。再行敲打，并在桶内与水配成浆液。如果用狼毒为原料，则将根挖出后，洗净，用槌打碎，再洗去杂质，加石灰水将纸料放入锅内蒸煮。煮后的纸料用水洗净，放入细长桶中，用打浆捧搅拌。成浆后，向纸浆中添入米汤或仙人掌（Opuntiadilenti）汁，相当于汉族地区纸工所用的纸药。用瓢将浆液提起，如浆液粘度适当即可。以木框绷紧的纱布筛作为纸模，放在水面上，将纸浆浇注于其上，滤水后，经日晒干燥后揭下就成纸（图14-2）。
  制仙人掌汁法，取仙人掌阴干后，用木槌打碎，慢火煮烂成泥状即可。如无仙人掌，用大米汁亦可代替，其作用是提高纸浆粘度。藏族造纸技术与内地大同小异，但原料为青藏高原野生植物，就地取材。这些野生造纸原料的发现和利用，是藏族对造纸术的一项贡献。藏族所用的造纸设备亦简便易制。一般用木槌或杵臼捣料，可边捣料，边剔除杂质。这种操作虽较劳累，但对杂质的剔除较为彻底。
  青藏高原不产竹，因而造纸不用竹帘纸模，一律使用布帘纸模。其制法是将棉布固定在框架上，其面积视所造纸的尺寸而定。造纸一般都在河边进行，先将纸模抬到河边，让其漂浮于水面上。然后从桶中取出纸浆，浇在布帘纸模上，随即摇动纸模，使浆液分布均匀后，将纸模抬出水面，纸浆中的水份随即从布帘滤出，于是湿纸层形成，晒干。隔一二小时将晒干的纸取下，纸模再继续浇浆造纸。纸模所用棉布，每根棉线粗0.5～0.8毫米，或每厘米有16～20根棉线，作经纬交织，则每平方厘米有225～361孔。是一种粗棉布。因纸浆在棉布上滤水速度慢，网孔要求大些是自然的，所造之纸便显得厚重。
  从纸模上取下纸后，纸表面呈现布纹，不够平滑，因此要用细石砑光。通常由老人及妇女从事这道工序（图14-3）。在砑光前，在纸面上宜刷一层淀粉汁，这样用墨水书写起来不致走墨。藏族地区所造的纸多为长方形，直高57～67厘米、横长105～137厘米；也有近于正方形的，直高23～27厘米、横长25～30厘米不等。有大纸也有小纸，尺寸根据需要不一。藏纸在质量上也有高低之别，上层领主或寺院喇嘛用的纸，较厚重而坚韧，纸上纤维束少见，略呈浅黄色，经砑光、施胶后适于书写，纸幅较大。一般人用纸较薄，纸上长纤维束较多，但藏纸总的说拉力较强。用狼毒纤维所造的纸有抗蛀性。厚重的纸两面都经砑光，因此可以双面书写。
  清代乾隆年间，四川布政使查理（1716～1783）到藏族地区参观纸坊的造纸生产过程后，写了《藏纸诗》，他对藏纸极力称赞。现摘抄于下：
  蜀纸逊豫章，工拙奚足尚。取材径丈长，约宽二尺放。
  结胎多糟霉，嘲诮实非谤。质坚宛茧练，色白施浏亮。
  既失蔡候传，更乏泾县匠。涩喜受隃麋，明勿染尘障。
  锦城学书人，握笔每惆怅。题句意固适，作画兴当畅。
  孰意黄教方，特生新奇样。裁之可弥窗，缀之堪为帐。
  臼捣柘皮浆，帘漾金精浪。何异高丽楮，洋笺亦复让①。
  查理在诗中一开始慨叹四川竹纸不如江西皮纸和安徽宣纸，因而成都文人学士用四川竹纸写字时每感惆怅。接下去谈到西藏皮纸时，用称赞语气说，藏纸形制独特，厚重、色白而无帘纹，以柘皮为原料。柘（Cudraniatricuspidata）为桑科灌木，又称黄桑，产于西藏，其茎皮可造纸②。此柘皮纸直高266厘米，横长达3.3米，一般说藏纸没有这样长，这个长度只能理解为若干张纸粘连而成。查理还在诗中描述说，藏纸坚韧如丝绢，洁白受墨，既适于书写作画，还可作纸帐、糊窗等，以其质量足可与高丽楮皮纸相比，而且超过当时的欧洲造麻纸。1965年8月，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清代藏文刻本佛经（图14-4）中，看到一种精制皮料纸用于刊印藏文佛经，很像查理所形容的那种纸，纸质洁白，中等厚度，纤维交结匀细。我们在清代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五中注意到，在叙述西藏土产时提到藏纸③，可见清代藏纸在原料品种、尺幅、白度、厚度等方面都比过去有很大进步，自然产量也有增长。在当时汉人看来，藏纸质量超过四川竹纸。
  第二节 藏族地区的印刷
  一 藏族地区雕版印刷之始
  吐蕃王朝于13世纪统一于蒙元后，蒙古统治者对藏族地区十分重视。藏族文化也对蒙族有很大影响，首先表现在宗教和语言文字方面。1253年忽必烈从喇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受佛戒，即汗位后尊这位藏族宗教领袖为国师，从而使蒙古人改信喇嘛教，蒙古新字又是八思巴据藏文字母创制的。另一方面，藏族地区也因蒙古统一中国，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尤其是印刷术的引进。资料表明，元以前藏族地区的佛经及其他文书、著作多是写本，很少有藏文刻本，而从元以后，藏文刻本不但有文献著录，亦有出土实物。
  1902～1907年，德国人李谷克考察队在新疆吐鲁蕃发现13世纪的藏文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咒①，这是到目前为止年代较早的藏文印刷品。据史料记载，14世纪著名藏族史学家蔡巴·贡嘎多吉的祖父蔡巴·噶德贡布（约1259～1319在世）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1260～1294）曾七次前往内地考察，将雕版印刷技术引入藏族地区，并在拉萨东郊的蔡巴寺设印刷厂②。以该寺为据点的蔡巴噶举派教主掌当地政教大权，被忽必烈封为万户长，定期赴北京，附近又是产纸区，因此在这里建立藏区较早的印刷厂是很自然的。西藏至迟在13世纪后半叶已有了印刷业。
  另一方面，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受元世祖宠信的国师八思巴协助蒙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事务时，也会在其据点萨迦寺建立另一个更大的印刷中心。萨迦寺在日喀则地区萨迦县内，分南北二寺。南寺由八思巴委托夏迦桑布修建于至元六年（1269），汇藏、汉、蒙各族建筑风格于一体。寺内大经堂现藏《萨迦历代史略》、《萨迦各教主法王传记》、《萨迦传法记》等书的木雕板以及大量藏文经板③，说明这里确曾刊刻过书籍。八思巴本人生前有著述三十余种，传世有《萨迦五祖集》，他的这些著作也应在萨迦寺刊印。我们认为八思巴及其弟子将内地雕版印刷技术引入西藏的时间，当在忽必烈在位时的至元二年至十五年之间（1265～1278）。萨迦寺北寺始建于1073年，今已不存，但部分经典尚在。综上所述，至元年间在拉萨及萨迦两地已有了藏族地区早期的印刷厂。
  元代时西藏所刻的佛经多为单独佛经、经咒及佛像，但张秀民《中国印刷史》（1989）内称：“据说有西藏人名嘉木祥者，于元仁宗时（1312～1320）发愿，在西藏后藏札什布伦布寺西南的奈塘寺，刊刻了完备的藏文《大藏经》，称为奈塘古板。西藏的色拉寺仍有此藏的残印本。”①他没有提供原始史料出处，所谓“据说”，则引自关德栋在《现代佛学》1984年第四期发表的《西藏的典籍》一文。张秀民据此认为元代时西藏地区已出版了藏文《大藏经》，即《甘珠尔》与《丹珠尔》②。
  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及其依据都是不能成立的。先说“嘉木祥”，并不是藏族人名，当然更不是元仁宗时人，而是喇嘛教格鲁派拉卜楞寺最大活佛的尊号，一世嘉木祥（大活佛）协巴多吉（1648～1721）为清初时人，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甘肃夏河建拉卜楞寺。二世嘉木祥为晋美旺布，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北京受封为呼图克图，此为蒙古语（khatuktu）音译，意即大活佛，地位仅次于达赖、斑禅③。其次，再谈“奈塘古板”的年代。奈塘寺或纳塘寺，今通称那当寺，在西藏日喀则西南，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世传那当版《甘珠尔》及《丹珠尔》是清代西藏掌权人颇罗鼐（1689～1747）在当权时（1728～1747）于那当寺主持刻印的④，因而所谓“那当古板”绝不可能是元代的版本，而是清版。
  至于说到拉萨北郊色拉寺所藏藏文《大藏经》，并不是印本，而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绛钦却杰（《明史》称释迦也失）自北京带回的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写本。把明代写本说成是元刻本，是缺乏根据的。最后，再谈藏文《大藏经》本身，如前所述，《甘珠尔》、《丹珠尔》分别由蔡巴·贡嘎多吉及布敦·仁钦朱（《元史》称为卜思端）主持编定于元末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而在元仁宗时（1312～1320）尚未成书，当然更谈不上刻印了。核对史料后，我们的结论是，元代时从未刊刻过藏文《大藏经》。当此巨帙藏文佛经丛书编定之际，元代统治已近末日，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稳定的政治气氛从事大规模印刷。但藏文《大藏经》成书后，却以写本形式在藏族地区流传。
  二 明清时藏族地区印刷的发展
  西藏佛教印刷事业在明代时获得很大的发展，其规模远远超过元代。最早的藏文版《大藏经》是由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于永乐九年（1411）敕命刊刻的，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资助。明成祖在御制《藏经赞序》（1410）中写道：“朕念皇考妣生育之恩，够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纸印施，以资荐扬之典，下界一切之黎，均沾无涯福泽。……敕寿梓于番经厂。”成祖敕令刊印藏经，除为感戴其皇父明太祖生育之恩外，也还由于他在先前（1403～1409）多次召见入朝的西藏宗教领袖时，了解到藏区广大僧众渴望早日刊刻藏文《大藏经》的一致愿望。因而特遣中官侯显为钦差，协同敕封大宝法王哈立麻（1384～1415，本名却贝桑布）奉旨前往西藏，取回藏文《大藏经》写本，再下令于南京组建番经厂主持印经（图14-5）。同时又遣藏员前往经厂，与汉族僧人、工匠合作，完成了这次大规模印刷工程。还须指出，永乐版《大藏经》只刊印了《甘珠尔》。所据底本为蔡巴噶举派领袖贡嘎多吉编定、经格鲁派始祖宗喀巴（1357～1419）校订的蔡巴本《甘珠尔》，收书千余种，刊本共108函。明成祖再将精印的《甘珠尔》颁赐给西藏宗教领袖、各大寺院及内地其他地方。刊印此《甘珠尔》是藏文佛教印刷史中的重大事件，它在藏文典籍及佛学研究领域中有重要学术价值。
  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文物时，在拉萨布达拉宫发现了原存于萨迦寺而于“文革”时移至拉萨的一部永乐版藏文《甘珠尔》①②。这部《甘珠尔》是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赐给大乘法王、萨迦派领袖昆泽思巴（1349～1425）即贡噶扎西的，今存106函，基本完好。西藏现在还存在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赐给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354～1435）的一部《甘珠尔》。
  明神宗时，又敕命设经厂于北京，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汉、藏员工合作下续刻《丹珠尔》，收书3000余种③。至此，藏文《大藏经》已全部刊刻完毕。明代南、北两京藏文《大藏经》的刊刻，为藏族地区刊刻佛典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材，此后《大藏经》便在西藏进行刻印，如明末崇祯年至清初（17世纪）在理塘寺刊行了新版《甘珠尔》及《丹珠尔》，称为理塘版。理塘寺为万历八年（1580）由达赖三世主持兴建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境内的梭磨拉卡山脚。清代时藏族地区印刷业又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雍正七年（1729），第四十二代德格土司却吉登巴泽仁（1678～1738）主持兴建了著名的德格印经院，又名更庆寺，在今四川江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紧靠西藏。印经院经扩建，占地1600平方米，内有大量工匠从事雕板、刷印，清代时刊刻过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称德格版。此外，还出版过用藏文写成的其他佛教著作、译著、传记、史书、文集，如《宗喀巴集》、《萨迦五祖全集》、《西藏宗教源流》、《西藏王统明鉴》等。还刊印过不少科学技术著作，如《四部医典》、《水晶蔓医清》、《百万舍利医书》、《十八部医清》等以及天文历算、建筑、雕刻工艺、地震记录方面的著作，更有文学艺术著作，如《诗例》、《恶雍》（藏族乐谱）、《古茹体扎》（绘画专著）等④。
  目前这些书板都还保留着，共21.75万块，一块两页，一页以600字计，总字数达2亿5千万余。这些书板对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宗教及科学技术都有重要学术价值。有的还是孤版，如叙述汉藏关系的《汉地宗教源流》、研究印度古史的《印度佛教源流》则是稀世珍版。德格版《甘珠尔》及《丹珠尔》收书4569种，是较完备的版本。而现存《般若八千颂》书板有梵文、藏文梵音及藏译文，以朱砂刷印，藏板555块，据传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龚垭地方刻板，比印经院历史还早26年。今重印后，仍完好如初。德格印经院出版的书，印刷讲究，刻工精细，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三 德格印经院的雕版印刷技术
  德格印经院有完善的管理机构和严格的操作规范，可作为研究藏族地区雕版印刷技术的样板。德格书板规格有六七种之多，最大的长110厘米、宽70厘米，厚2厘米；一般的长66～77厘米、宽11～18厘米、厚2厘米；最小的长33厘米、宽6.6厘米。根据所印书的内容决定书板尺寸。书板板材主要选用当地所产的红桦木（Betula albo-sinensis），此为桦木科落叶乔木，树皮红褐色，木质硬度适中。每年秋天砍伐后，顺木质纹理劈成板块，用劈下的木屑燃起微火，将板块熏干，放在羊粪中沤一个冬天，再取出用水煮、烘干，刨平后刻字。为保证质量，规定刻工每天刻一寸版面。每版刻完，经校对、改错，再将其放在酥油中浸泡一日，取出晒干，再用“苏巴”的草根熬水将版面洗净、晾干，一块书板始告完成。因当地木材资源有限，书板一般要双面刻字。凡文字、图画及音符，都要求刀深而光洁，一点一划都须清晰。像《甘珠尔》，要由500多名藏族工匠，积5年辛勤劳动才能刻成书板。有专门工匠制造印朱版的朱砂汁，而墨汁是用白桦（Betula platy phylla）皮烧制的碳黑制造的。普通书用墨印，重要经典用朱砂印。因气候关系，一年印书时间只有四五个月，从藏历四月中旬开始，到八月结束。
  印刷用纸则以当地所产瑞香科狼毒的根茎纤维制成，其制法前已述及。狼毒纸韧性强，虫不蛀、鼠不蛟，久藏不损。这种植物藏语称为“阿交日交”，至今还用于造纸。过去在德格土司辖区内，有不少农民专门为之造纸。印刷用纸先以水润湿，再上版印刷。印完后，将印纸晾干，再清理汇册。每个书板印完后，要当天洗净，晾干后还要上板架。刷印书籍包括割纸、调朱墨、运版、印刷、晒书、齐书、洗版、还版等各道工序，都有明确分工。印经院由土司直接掌握，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院长总管行政事务，下设管家及秘书，管家掌财务、材料、印刷品验收及印刷人员生活等；秘书掌记帐、划价、签合同及往来信件、书板管理、印刷事宜。他们对德格土司负责，在他们下面还有各专业组掌管印刷业务。年收入除用于印刷材料、工资等外，大部分上缴土司，年收入达1.3万元藏洋。德格印经院已成为藏族文化宝库，其所藏丰富资料至今仍在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其中藏医药学资料正在整理中。
  与德格印经院齐名的，还有拉萨布达宫印经院及日喀则印经院，号称藏族地区三大印经院，后二者都在西藏自治区境内。日喀则印经院又称那当印经院，位于日喀则西南的那当寺内，这个古老的寺院最盛时有寺僧3000人，其印经院是藏区较早的印经院，成立于康、雍之际，而于雍正年间（1723～1735）由西藏地方掌权人颇罗鼐主持在这里刻印了藏文版《大藏经》，即那当版，已如前述。除《大藏经》外，那当印经院还刊印了其他一些藏文书籍，涉及各个领域。该寺亦藏有大量藏文印板及佛教典籍的写本。布达拉宫印经院比那当、德格建立得稍晚一些，大约建于乾隆年间，也出版了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即拉萨版。至此，这部著名的藏文佛教典籍大丛书已分别于三大印经院出版。除此，卓尼寺亦有印经院，该寺由元代大宝法王八思巴的弟子格西·喜饶意希奠基，元贞元年（1295）正式破土兴建，在清代时亦曾刻印过藏文《大藏经》，称为卓尼版，寺内也有经板传世。从《大藏经》在不同地点的刻印可以看出，藏族地区的印刷业在清代获得空前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藏文虽亦属拼音文字，但在元、明、清三代的漫长时间内，藏区出版的书籍一直用雕板印刷，直到现代，活字印刷才在西藏发展起来。
  第三节 瑶族、纳西族、彝族和壮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一 瑶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瑶族是西南古老的民族之一，现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云南、贵州、广东和江西等省区，其名称较多，使用的语言也不同，但多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或壮侗语族的不同语支①。因多居山区，彼此语言不通。瑶族的先民为秦汉时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隋唐时称为莫徭，宋以后一般称徭。长期在山区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逐渐从东向西迁徙。瑶族信奉多神，尤其崇拜祖先，部分瑶族尤其蓝靛瑶信仰道教。
  瑶族地区很久以来就与中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和来往，在瑶族地区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过山榜》或《过山牒文》写本中，记述了本民族的起源、姓氏由来、祖先迁徒及农业耕种情况，此纸写本呈长卷状或单页装成书册者。瑶族称为《评皇券牒》或《过山帖》，除写本外，还有少量木刻本。瑶族多通汉语文，《过山榜》多用汉文书写。在这一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中原地区封建朝廷的年号，较早的年号有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宋太祖建隆（960～962）、乾德（963～967）、开宝（968～975）的年号，说明在唐宋时与中原的联系更为紧密②。此后在元、明、清各代都是如此。
  瑶族一度借用汉字创制标示本族语言的字。清人汤大宾修、赵震等人纂的乾隆《开化府志》（1759）卷九谈到瑶族“有书，父子自相传习，看其行列笔画似为汉人所著，但流传既久，转抄讹谬，字体文义殊难索解，彼复实而秘之，不轻示人。”所谓“似为汉人所著”、“字体文义殊难索解”的文字，即是瑶族文字。如“姑娘”读作“煞”（shà），而写作“〓”；“我”读作“亚”（yā），写作“〓”；“父母”写作“〓〓”，“地”写作“〓”等。瑶文像汉文一样，也是一字一音③。长期以来，瑶族巫师用这种文字抄录“本命书”（家谱）、刻碑文、记歌谣、传说故事和宗教经典等，与汉文书共同流通。上述《开化府志》的作者不识瑶文，却误认为是汉文书籍“流传既久，转抄讹谬”所致，这是不正确的。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书籍当不会少，可惜传世者不多。
  瑶族在与汉族、壮族长期交往中，还引进许多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瑶族地区手工业中较普遍的有造纸，能就地取材生产竹纸和皮纸。造纸都属家庭手工业，不脱离农业生产，多是一家一户造纸，或几家合伙，男女一齐动手。除自销外，多余部分在集市上交换其他产品。造纸用的石灰，皆就地烧造，抄纸的纸帘从汉族地区获得。广西大瑶山地区和云南河口瑶区是产纸的主要集中地。
  除竹帘抄纸器外，瑶族还使用一种具有本民族形式的纸帘。1965年，笔者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看到1956年从广西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征集到的抄纸设备，是明代制造的。这说明瑶族地区造纸可回溯到14世纪。
  瑶族所用这种设备形式是一种古老的固定床，长方形，宽28厘米、长37厘米，造出的纸尺寸也大致如此。纸模完全用竹制，四边用四根竹片作框，在框的中间用四根小竹条为一束（每束宽1.45厘米），纵横编织成竹席。水从竹席缝中流出，纸浆即成，湿纸层留在竹席上，晒干、揭下成纸。因而在靠近竹席的一面纸上印有竹席纹。这种抄纸器很独特，反映出瑶族人因地制宜发展造纸的技巧。用这种竹席可以抄竹纸，也可造“沙纸”，即楮皮纸。因为瑶族地区将构树（Brousonetia papyru fera）叫沙树，所以楮皮纸即称为沙纸。
  瑶族造的沙纸，比内地皮纸稍厚，呈灰色，这是由于在沤沙树皮后未将外表皮除净。这种纸有精粗之分，精者色浅，纤维较细，可用于书写。粗者色深，可作别用。我们见过瑶族造沙纸写经，上有“丁已年十二月”的年欵，但无年号，估计是明代至清代时写的。在瑶族地区还造过“相纸”和较好的“桂花纸”因未见实物，不详原料及形制如何，估计仍是皮纸。瑶族地区由于产纸，因此一些《过山榜》有木刻本传世，在广西或云南瑶区明代时即可刻书，虽然传世刻本年代多属清代。早期瑶文著作多为写本。
  二 纳西族地区的造纸
  纳西族分布在金沙江上游一带，云南省最多，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纳西是民族自称，意为尊贵的人。纳西族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南端，海拔2700米，渊源于西北河湟地区的古氐羌人。《后汉书》载越雋郡（今四川会昌）的牦牛，《华阳国志》（347）载定莋县（今四川盐源）的摩沙和唐人著作中金沙江流域的磨些，都指纳西族先民，以“牧牛人”相称呼。他们在东汉时已南迁至川滇交界处，再向西南迁到雅砻江，最后西迁到云南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唐宋时纳西族地区已进入农业社会，唐初建立越析诏（磨些昭），为六昭之一，后为南昭所灭①。元明至清初，一些首领先后被朝廷授予世袭封建土司官职，其辖区进入封建领主制发展阶段。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后，废除土司世袭制，改由流官执掌当地行政，大部分地区向封建地主制发展。
  古代时纳西族信奉原始的巫教，崇拜多神，认为天地、日月、星辰、山水、风火都有神灵，也崇拜灵魂和祖先。以其巫师称为“东巴”，这种巫教称东巴教。当西藏喇嘛教、中原佛教、道教传入丽江地区后，东巴教才最终成为一种宗教。其经典《东巴经》是用纳西族创制的东巴文书写的。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文字，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sēnjiū-lǔjiū），意思是“木石之标记”，属于象形表意文字类型。这种文字大约产生于唐宋之际（9～10世纪），包括象形、会意、指事和形声等字，约有1500字。表意方法用一个或几个字代表一句话或一段话，字序从左向右、从上向下。有的字本身就具有鱼、鸟、兽、人和植物、武器、生产工具等图形，再在图形上加以符号或另外图形，以表达更复杂的意义。
  东巴文是世界上少有的流传下来的活的象形文字，受到国际重视。通过中外学者的探讨，已基本上可以解读。过去除用它写宗教经典外，还用于写信、记帐、记事等。除此，纳西族还使用哥巴文，这是一种音节文字类型，出现于东巴文之后，约五百字，不少字由东巴文简化，有些字受汉字影响。哥巴文一字一个音节，笔画简单，字序从左向右，横书，重文、别体较多，历史上用于写宗教经典。
  纳西族没有用纸之前，以木片、石片或干树皮为书写纪事材料。当纸从汉族地区传入后，促纳西文化的发展，进而引进造纸技术，在本地兴起了造纸业。毫无疑问，纳西族造纸应是他们定居于云南金沙江一带并且创制了东巴文之后。现存用当地产纸写成的《东巴经》年代多属明清时期，因此纳西族地区造纸至迟应始于元代。事实也正是如此，《大元一统志》论云南行省丽江路（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土产时，提到纸、绵紬、布、毡等。此书初由札马鲁丁（1223～1291年在世）、虞应龙主编，始编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历五年（1291）成书755卷。继由孛兰肹、岳铉主持再修，大德七年（1303）成书1300卷，至正六年（1346）初刊于杭州。由此说来，纳西族地区造纸至迟应上溯至元初（13世纪前半叶）的土司时期。自从本地造纸后，《东巴经》写本（图14-6）由原来少数几种逐步增至500多种，每种订为一册或数册。目前中外各地共有40000册，在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图书馆等处都有收藏，仅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一处，就藏有5000册。
  《东巴经》是对东巴文写本的通称，实际上所载内容涉及各个方面，除宗教经典及卜巫外，还包括文学、艺术、历史、语言文字、哲学和科学技术等作品在内，是纳西族文化宝库。通过专家的研究，已从《东巴经》中发掘出纳西族史诗《崇邦统》（创世纪）、抒情长诗《鲁般鲁绕》（牧放迁徒）和英雄史诗《东岩术岩》（黑白战争），是《东巴经》中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称为纳西文学的“三绝”。国内外已有多种《东巴经》译注本出版，例如据东巴文整理和再创作的汉文本《创世纪》和《格拉茨姆》等都已问世。
  天文历法是东巴文写本中另一重要内容。象形文字中已有关于天象、时令及方位等字符，还记载了天干地支的运用、年月日的推算、十二生肖的来历。这方面的专著有《看星》、《算六十甲子》及《巴格卜课》等。玉龙山一带盛产中药材，现调查有520余种中草药。纳西民间医生利用当地资源于18世纪编绘了一部东巴文《玉龙本草》，载药328种，是纳西医药学的宝贵科学遗产。纳西族能歌善舞，《东巴经》中还有舞蹈教程《蹉姆》。关于畜牧方面的书有《马的来历》。纳西族的纸牌画，色彩鲜明，造型生动。有关宗教方面的《东巴经》，按内容可分八或十类，每类由巫师在不同场合下念诵。
  纸写本《东巴经》为研究纳西族地区造纸提供了丰富实物资料。这些书写用纸是在纳西族地区用橡树皮纤维制成的。橡树或作相树，是纳西族对桑科木本植物的称呼，实际上指桑树和构树，因而纳西族所造的纸主要是皮纸。笔者1965年检验过一些用东巴文及哥巴文写的《东巴经》用纸，都是这类纸，纸质厚而硬，类似汉族地区的纸板，外观呈白色，间亦有浅黄色，强度较大，可双面书写。《东巴经》一般高6～8厘米、长28～30厘米，属宗教方面的书；其他内容的书高6～8厘米、长8～10厘米。每页写好后，用绳装订成册①。我们所见的都是写本，以竹笔书写，除墨书外，还有彩色者，很少有刻本。看来，纳西族地区似乎没有发展印刷技术，至少东巴文著作多以手写，这是因为这种象形文字较难雕板。纳西纸因为厚，故而帘纹不显，类似藏族造的写经纸，书写前需以细石砑光。每页纸上划出3～5个横格，每句后再划上1～2道竖格，表示断句。彩绘本犹如一幅美丽的象形文字图画。从纳西纸的形制来看，我们认为不是用活动的竹帘抄造，而是用固定纸模抄造的。
  三 壮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壮族是现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广东、贵州、湖南亦有分布。壮族源于南方古代的越人，有很多分支，号称百越，分布很广。部分越人与华夏族融合而成华南的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而分布在广西的瓯越、骆越等支系，与壮族有密切关系。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日南、珠崖、儋耳九郡，统归交趾刺史部管辖。三国时（220～280）岭南为吴的荆、交二州，唐代设岭南东西道，置五府经略使于广州，又建一些羁糜州县，以壮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宋代在该地区建土官制度，元代设广西两江军民宣慰司，下管各路军民总管府。明代设土司制度，封壮族首领为世袭土官。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改土归流，裁去土府州县，改派流官直接统治。
  壮族在历史上有各种名称，如鸟浒、俚、僚、侬、僮等，僮（zhuàng）或布僮（bù-zhuàng）是民族自称。“”这个称呼出现于宋人范成大（1126～1193）《桂海虞衡志》（1176）。后因僮字音义不清，1956年统一称为壮族，符合广大壮族人民心愿②。壮族操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分南北两种方言。信奉多神，尤崇拜祖先，进行鸡卜。7世纪时，壮人借用汉字创制一种方块壮字，称为土俗字，用以记录壮语。如“田”壮语读那（nā），写作“〓”；“仦”壮语读勒（lē），意为小孩，由汉字“小人”二字合成；因而壮字既有谐声，亦有会意。壮族可能已用这种文字著录成书，可惜保留下来的甚少。由于同汉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很多壮人都通汉文、汉语，所以汉文在壮族地区流行很广。
  秦汉以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断迁来，也带来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壮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农业、手工业都相当发达，造纸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很多工匠和文人学士带家属来岭南避乱，教授生徒，兴办教育，技师工匠也来此带徒传授技艺。造纸术就在这个时期传入壮族地区。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写道：“穀，幽州人谓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扬、交、广谓之穀。……今江南人绩（织）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③此处所列产楮皮纸的荆州、交州、广州，当时属于吴（222～280），而三州也正是当时壮族的分布地区。因此壮族地区造纸至迟可上溯至三国时期，除楮皮纸外，还应有麻纸。
  隋唐至明清历代都在壮族所在地区设立学校，推行科举考试，在这里还有一些博学的学者任地方官，如隋朝的令狐熙和唐朝的柳宗元等，对发展当地文化起了推进作用。由于境内文教事业的发展，对纸的需用量迅速增加，进一步促进造纸业的发展。桂州（今桂林）、柳州等地是造纸中心。
  关于壮族地区印刷业始于何时，一时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至迟在明代已出版了雕版印刷品，首先是地方志，如陈廷主持的宣德《桂林郡志》（1450）、林富主持的嘉靖《广西通志》（1531）、郭楠主持的嘉靖《南宁府志》（1538）等，都是在当地刊刻的①。明代桂林的靖江王府也刻印了一些书，如朱约麒于正德三年（1508）刊刻的唐人陆贽的《陆宣公奏议》、朱邦苧嘉靖八年（1529）刊刻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②。清代以后，壮族地区出版的书就更多了。
  四 彝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人口仅居于壮族之后的民族，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而以云南居多。信奉多神，操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六个方言区。彝族有自己的文字，由巫师掌握并传授，又称毕摩文。彝文是古老的超方言象形音节文字，一字一义，达一万多字。但因山川阻隔，各地彝文不统一，异体字很多，写法也不同。彝文的创制仿照汉字形体，加以交换，笔画多少不一。这种文字起源于何时，专家看法不一，可能经历一个长期演变过程，但至迟在唐代已经有了，至元代乃定型。彝文著作散在民间的达千万种（图14-7），涉及历史、文学、天文、医药等许多内容。
  彝族与越雋羌、雋昆明、青羌、叟及乌蛮有渊源关系。汉代时其先民已来到今四川西部及云南，再逐步向其他地区迁移。在云南巍山的彝人曾建立南昭国（732～902），作为唐的藩属与唐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密切的关系。白族建立大理（937～1253）政权后，所属人民仍以彝族占多数。1253年彝族地区统一于蒙元，彝族首领被授以路府州县土官，明代时设卫、所，仍袭元土官制度。
  清代改土归流后，由流官代替世袭土官。从汉唐以来，历代都有汉族人包括汉人工匠迁往彝族地区，将有关技术带到这里，与当地彝族人一起发展农业和各种手工业。元代时养蚕、植桑、纺织和金银铜冶炼有新的发展，又在云南兴儒学、推行科举制度，开设儒学提举司，管理学校。同时佛教、道教也在云南盛行，因而汉、彝文著作迅速增加，在这一背景下，该区造纸业也有所发展，所造的纸为竹纸和皮纸，许多彝文写本多是用这类纸写的。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彝文《太上感应篇》道家著作刻本，明代刊刻于云南武定，正好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可见至迟在明代彝族地区已发展了印刷。
  总之，造纸和印刷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地区都先后发展起来了，各族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造纸原料、设备和雕版、活字形式在少数民族地区都能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结合本民族特点，因而是多种多样的。即使边远地区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没有发展造纸、印刷，但也早已使用了国产纸和有关印刷品，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与各少数民族保持着紧密的经济文化交流，把技术传给兄弟民族，并同他们共同发展民族地区的造纸与印刷工业。

①范文〓，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第四章《吐蕃》（人民出版社，1965）。 ①范文〓，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第485～487页（人民出版社，1965）。 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经济植物志，第285页（科学出版社，1961）。 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二册，第1111页，（科学出版社，1987）。 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编，中国经济植物志，第1815～1816页（科学出版社，1961）。 ③Dard Hunter，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ppl11～114（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 Inc.1978）. ①清·查理，《藏纸诗》，载（清）黄沛翘，《西藏国考》（1886）卷三第10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②冯德培、谈家桢、王鸣岐主编，简明生物学词典，第922页（上书出版社，1983）。 海辞， ③清·黄沛翘，《西藏图考》（1886），卷五，第15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①Albert von le Coq，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An acount of the activi 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2nd and 3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Tr.A.Brawel，p.52（London:Alen and Unwin，1928）. ②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册，元史，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③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文物工作三十年，载文物编委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391页（文物出版社， 1979）；民族词典，第981页。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3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同上，第312，489页。 ③《民族词典》，第1168页。 ④潘吉星，论藏文大藏经的刊刻，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343～347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 ①建瓴等人，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文物，1985，9期。 ②侯石柱，概述近十年（1979～1989）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收入文物编委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291页（文物出版社，1990）。 ③民族词典，第1241～1242页。 ④龚伯勋，藏族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载德格印经院藏文版，第1～7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①杜玉亭等，云南少数民族，瑶族（李国文执笔），第331～35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②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42～143页，（文物出版社，1979）。 ③云南少数民族，第331～351页。 ①和志武，纳西族，载云南少数民族，第300～33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43～144页；日文版，第262～263页。 ②莫俊卿等，壮族简史，第一章，第6～1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③三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丛书集成》本，第29～30（上海：商务印书院，1935）。 ①庄威凤、朱士嘉，冯宝琳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715～716，7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437～438，3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