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努尔哈赤早已懂得用印刷为政治服务，即汗位后于1618年誓师告天，兴兵反明，同时刻印《檄明万历皇帝文》，这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清初印本①。皇太极嗣位后，清初政府所颁历书也以刻本形式出现，因而盛京不但是满族地区最早的造纸中心，也是最早的印刷中心。现所见《满文老档》数量虽多，因属机要文书，皆秘藏于盛京内府，没有刊刻过。前述于关内译成满文的著作还未及刊行，清统治者便将注意集中于夺取全国政权，而将出版事业放在胜利之后发展。
  1644年清世祖入关后，仿明制在北京建立比过去更加完善的统治机构，由满、汉官员执掌行政。《清史稿》卷四——五《世祖纪》载，置京师国子监、八旗官学及各省、府儒学，招满族子弟入学，习满、汉文及儒家经典，再开科取士，分乡试、会试及殿试三级考试，满、蒙人为一榜，汉人为一榜。同时将盛京内三院移至北京，各学士继续从事先前的工作，包括翻译汉籍的工作。各学校入读的旗员需要有标准的满文教本，各种汉籍的满文译本有待刊行，还有各种政令要以满汉文颁行各地，所有这一切都促进满文印刷更大规模的发展。清内府及各部院在北京设有较大的官办印刷场，满、汉、蒙等各族印刷工集中于此，都是经挑选的良工。由于北京是满族的新的聚居地区，自然也是满文著作最大的印刷中心。但北京不是产纸的集中地，所用的印刷纸最初来自华北今河北、山西等省，后来用南方皮纸，尤其是安徽泾县的宣纸。清代满文及满汉合璧刊本不但用纸考究，而且刻工精良。特别是内府刻本，满文刻得十分精美，字画清楚，校对严谨。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时起任弘文院学士的希福（1588～1652），在盛京已摘译《辽史》、《金史》及《元史》为满文，迁至北京后于顺治元年（1644）进呈三史译稿，遂于北京刊行。顺治七年（1650）再刊行达海在盛京译出的《三国志》，题为《满汉合壁三国志演义》（图13-6）。在原满文译本中再配以汉文原文，是为便满汉人互相学习两种语文。此书今存北京图书馆。关于清初汉籍翻译及译本出版情况，昭梿《啸亭续录》卷一称：“定鼎（1644）后，设翻刻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揀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看来这个位于大内的清初设立的“翻刻房”，是兼管翻译和刊刻书籍的机构，前述辽金元三史及《三国志演义》就可能是由这里主持刊刻的。但须指出，《性理精义》（1715）是李光地，（1642～1718）奉康熙帝命删节明人胡广（1370～1418）《性理大全》（1415）而成，《古文渊鉴》是徐乾学（1631～1694）奉勅编纂的，因此，《性理精义》、《古文渊鉴》和宋人的《通鉴纲目》（1189）三书的满文译本均在康熙年（1662～1722）完成并出版的，而不是在顺治年。顺治三年（1646）译出的《洪武宝训》曾出版，并颁行各地。
  康熙、雍正及乾隆三朝是清代经济文化兴旺时期，史称之为“盛世”，也是满文著作及译作出版的高峰期。康熙二十二年（1683）沈启亮所著《大清全书》，是中国第一部满汉对照的大型词典。共十四卷，收词1.2万余，以十二字头排列，部分词有例句，保存着早期满语吸收汉语的借助词和少量满文古字和释义，为后世编撰同类著作奠定基础。康熙三十年（1691），宋人大型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满文本译毕，由清圣祖御制序，内府刊行。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满族学者马齐（1652～1739）等人奉勅主编的《清文鉴》成书，由圣祖亲自审订。这是清代官修的大型满文分类词典。全书共26册，收词1.2万余。在此基础上，根据《满蒙文鉴》、《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1792）等书编成《五体清文鉴》，乾隆六十年（1795）成书。用满、汉、蒙、藏、维吾尔五种民族语文写成。有满文与维文、蒙文、藏文对音直注，分35部、292类，共1.8万条。原书36册，2563页，写本以宣纸书写，边框朱红色。这些词书具有多方面学术价值。这一时期从汉文译成满文的书也较多，如元杂剧《西厢记》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出版，题为《附图满汉西厢记》，为满汉文对照本。
  为适应满蒙生员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需要，《四书》、《五经》满文译本早有官刻本出版，同时还有各种坊刻本。例如乾隆三年（1738）北京鸿远堂出版插本《新刻满汉书经图说》，也是两种文字对照本。为使满文字形体多样化和艺术化，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敕命大学士傅恒（1720～1769）仿汉文篆字形体设制满文篆字，作为刻印玺、官章之用，有三十二种体，包括龙爪篆、柳叶篆、悬针篆、垂露篆、乌迹篆、垂云篆等。同年（1748），清高宗弘历（1711～1799）御制《盛京赋》，武英殿殿版刊行。此书有满文单行本、满汉合刻本及满文三十二体篆字本三种版本。此篆字本正是在傅恒设制满文篆字的同一年出版的，可谓最早的满文篆字刻本，极其罕见，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刊本（图13-7）。这种文字在刻版方面难度很大。
  在中国印刷史中，清代以前的刻本多是汉、蒙、藏、西夏、回鹘、契丹和女真等不同民族的单一种文字，偶而有两种文字合刻在一起的，清代则出版不少满、汉文合刻的大型著作，写本有时出现五种民族文字对照的著作。这就开创了新的记录。满汉合璧本要求两种文字各个字要位置对应，刻过一行文字后，接下再刻另一种文字，经常变换语种，因而增加刻版的难度。如果由同一刻工操作，他必须兼通满汉文，如满、汉工匠合作，则配合必须默契。当初创制满文时取直书形式，也为满汉文合刻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