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如前所述，明代时辽东是汉族与女真族杂居的地区，后金自明夺取辽沈之后，有大批女真人从各处迁来这里。皇太极建立清政权后，这一带便成为满族聚居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辽东是古老的产纸区，至迟在魏晋时已产麻纸，而且是中国造纸术传到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地。半岛三国时代也以制造麻纸为主，后受隋唐影响，皮纸兴起，至李朝前期（14～15世纪）半岛主要产楮皮纸，很少见到麻纸，要从辽东进口，不久又重新从辽东引进麻纸技术。据李朝学者李圭景（1788～1862？）报道，李朝成宗六年（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朝鲜使团带纸匠朴化曾来中国学习造纸法。在去北京的路上看到辽东沈阳东门外太子河边有造纸厂生产麻纸和桑皮纸，朴化曾遂将此技术带回本国推广①。这件事发生在努尔哈赤出生前一百多年。而满族所在地区造纸的起始年代应追溯到距今一千多年前。
  《清史稿》卷二《太宗纪》载，天聪三年（1629）八月，太宗谕曰：“自古及今，文武并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敌，今欲振兴文教。”为此他设史馆，命巴克什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巴克什”为满语译音，意即学士。主持史馆的学士达海，即前述满文的创制者，满洲正蓝旗人，九岁即通汉文及老满文。努尔哈赤时，召值同文馆，凡对明、蒙古及朝鲜文书，皆出其手。所译汉籍有《大明会典》、《隶书》、《三略》等。
  1632年又译《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等，未及完成便猝然去世。谥文成。清嘉庆时礼亲王昭梿（1776～1829）《啸亭续录》（约1825）卷一称：“崇德四年（1639），文庙（太宗）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翻译国语（满文）《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可见1639年他还以满文译出《四书》，而所译《三国志》实为《三国志演义》。这是满族军事将领用兵的主要谋略书，也是一般人喜爱的读物。
  库尔缠（1573～1633）为满洲镶红旗人，精通汉文，随太祖左右，作为清初史馆学士，主要掌修实录，与达海齐名。《满文老档》很多内容皆出其手。该书是清入关前用满文写的唯一官撰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清太祖、太宗时期（1607～1636）的史实，共180册。原本为老满文写本，崇德年（1636～1643）写本改书以新满文，现存重抄本。这部书是研究清初满族社会、经济、文化、语文的重要原始文献。现存单行本《满洲实录》八卷，成于天总九年（1635），记述太祖时史实，有插图，以满、汉、蒙三种文字写成。1607年以后内容，依《满文老档》删节而成。
  崇德四年（1636）清太宗将史馆扩建为内弘文院、秘书院及国史院，设大学士供职其间，合称内三院，皆置于盛京内府。太宗皇太极为图霸业，极力吸收汉文化，以求提高满族文化素质，发展本民族文化。他于境内兴办学校，又令礼部开科取士，规定满族八旗子弟八岁至十五岁者，皆需读书，礼部对满、汉、蒙生员考试，及第者授以功名，免除工役。一时文教大兴，湧现出大批满族知识分子。从以上所述，可见社会上的耗纸量必然与日俱增，而这就促进了造纸的进一步发展。据初步统计，用满文书写的文书档案有150万件，图书资料达千种以上，其中包括大量汉籍的满文译本，构成满族文化的精神财富，也是研究造纸、印刷的实物资料。
  1644年以前的满族地区文书档案、图书用纸和书写用纸，来源有三：一是来自明政府控制区的各种纸；二是由朝鲜供应的楮皮纸；三是本地区自行制造的纸。因而用纸是五花八门的。据《清史稿·朝鲜传》其中朝鲜纸分大纸及小纸两种，主要是在1636年太宗出兵攻朝鲜之后，作为“贡物”提供的。年供应量为2500张，供官方使用，《满文老档》重抄本有些用这类纸。满族地区早期用纸仍主要是明纸和本区自行制造的纸。既然盛京自古产纸，为保证纸的稳定供应，清政府自会将境内的汉族造纸工匠征召到官营的大纸场内。因而盛京（今辽宁沈阳）自然是满族地区最早和最大的造纸中心。清帝入关后，盛京作为留都，地位与北京并列，城区的建设和繁荣受清历代统治者关注，继续起着满族大后方最大造纸基地的作用。吉林府（今吉林省吉林）是满族地区另一政治、经济中心，由中央任命的满族将军在这里统辖吉林和黑龙江大片地区，因而吉林是满族地区另一造纸中心。
  盛京产麻纸、桑皮纸、楮皮纸和混合原料纸，其中以麻纸产量为第一。我们接触过的满族地区的满文、满汉文写本《诗经》、《三国演义》及一些满文文书，多写以当地造的白麻纸。这种纸较厚些，机械强度大，但表面有些涩，不够光滑，故又称毛头纸，用时需砑光，一般纸的尺幅较小。满族地区的蒙文写本用纸，也是这类纸，像是同一地方所造。纸因用途不同有精粗之分，奏本纸、御用纸、官府公文纸制造精细，颜色洁白，表面经加工处理（如粉纸），而且常用桑皮纸。一般文化用纸、包装纸则多为麻纸。造皮纸时在纸浆中配入抄纸水或纸药，多用猕猴桃（杨桃藤）枝、榆皮和黄蜀葵根的水浸液。除本色纸外，还有加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