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满族简史
  满族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东北辽宁、吉林及黑龙江三省，而以辽宁为最多。其余散居于北京、河北、新疆、甘肃及宁夏等地。如前第一节所述，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1234年蒙古灭金后，元统治者将东北南部女真部划归辽阳等路，其余部分聚居于黑龙江及松花江流域。明代（1368～1644）又将女真地区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各由一些部族组成。明政府于整个地区置奴儿干都司，下设诸卫、所，任命各部首领治理。建州女真在南，经济、文化发展较快。满族就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16世纪时，建州女真出现一位杰出人物努尔哈赤（1589～1626），姓爱新觉罗，通汉、蒙语，博见多闻，又深通韬略。他在部族人拥戴下，先后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1616年，努尔哈赤自称为汗，建立后金政权，定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摆脱了与明的隶属关系。接着加强境内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并掠明辽东，扩大势力。满语与蒙语同属阿尔泰语系，但满族没有自己的文字，1599年努尔哈赤命部属额尔德尼（1555～1623）创制本族文字，于是他以回鹘文体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拼音文字类型的满文，后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通行三十余年。故宫博物院藏《满文老档》一部分（图13-5）就是用满文写的。
  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于沈阳，经略蒙古地区并对明用兵。皇太极（1592～1643）嗣位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其父创下的基业。1632年他命本族文人达海（1594～1632）对老满文进行改革，在部分字母旁加圈点符号，改变某些字母形体，增设拼写汉语借用词的字母，创十二字头，统一音节形式，使满文更加完善，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即通常所说的满文。满文又称清文，直书左行，分篆体、花体。1634年皇太极将沈阳改名盛京，称赫图阿拉为兴京，在盛京大兴土木，营建规模巨大的宫殿和城池。1636年他改国号为清，自称皇帝，又将女真族名易为满洲族。且仿汉制设六部，由皇帝一人专权。他在巩固整个东北地区统治后，便计划问鼎中原。福临（1638～1661）即位当年（1644），便实现这一计划，取明而代之，在北京建立统治全国的清王朝。从此大批满族人入关，形成满、汉杂居于关内各地的局面。19世纪中叶以后，除黑龙江省少数地方外，满族人均已通用汉语文。
  二 满族地区的造纸
  如前所述，明代时辽东是汉族与女真族杂居的地区，后金自明夺取辽沈之后，有大批女真人从各处迁来这里。皇太极建立清政权后，这一带便成为满族聚居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辽东是古老的产纸区，至迟在魏晋时已产麻纸，而且是中国造纸术传到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地。半岛三国时代也以制造麻纸为主，后受隋唐影响，皮纸兴起，至李朝前期（14～15世纪）半岛主要产楮皮纸，很少见到麻纸，要从辽东进口，不久又重新从辽东引进麻纸技术。据李朝学者李圭景（1788～1862？）报道，李朝成宗六年（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朝鲜使团带纸匠朴化曾来中国学习造纸法。在去北京的路上看到辽东沈阳东门外太子河边有造纸厂生产麻纸和桑皮纸，朴化曾遂将此技术带回本国推广①。这件事发生在努尔哈赤出生前一百多年。而满族所在地区造纸的起始年代应追溯到距今一千多年前。
  《清史稿》卷二《太宗纪》载，天聪三年（1629）八月，太宗谕曰：“自古及今，文武并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敌，今欲振兴文教。”为此他设史馆，命巴克什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巴克什”为满语译音，意即学士。主持史馆的学士达海，即前述满文的创制者，满洲正蓝旗人，九岁即通汉文及老满文。努尔哈赤时，召值同文馆，凡对明、蒙古及朝鲜文书，皆出其手。所译汉籍有《大明会典》、《隶书》、《三略》等。
  1632年又译《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等，未及完成便猝然去世。谥文成。清嘉庆时礼亲王昭梿（1776～1829）《啸亭续录》（约1825）卷一称：“崇德四年（1639），文庙（太宗）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翻译国语（满文）《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可见1639年他还以满文译出《四书》，而所译《三国志》实为《三国志演义》。这是满族军事将领用兵的主要谋略书，也是一般人喜爱的读物。
  库尔缠（1573～1633）为满洲镶红旗人，精通汉文，随太祖左右，作为清初史馆学士，主要掌修实录，与达海齐名。《满文老档》很多内容皆出其手。该书是清入关前用满文写的唯一官撰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清太祖、太宗时期（1607～1636）的史实，共180册。原本为老满文写本，崇德年（1636～1643）写本改书以新满文，现存重抄本。这部书是研究清初满族社会、经济、文化、语文的重要原始文献。现存单行本《满洲实录》八卷，成于天总九年（1635），记述太祖时史实，有插图，以满、汉、蒙三种文字写成。1607年以后内容，依《满文老档》删节而成。
  崇德四年（1636）清太宗将史馆扩建为内弘文院、秘书院及国史院，设大学士供职其间，合称内三院，皆置于盛京内府。太宗皇太极为图霸业，极力吸收汉文化，以求提高满族文化素质，发展本民族文化。他于境内兴办学校，又令礼部开科取士，规定满族八旗子弟八岁至十五岁者，皆需读书，礼部对满、汉、蒙生员考试，及第者授以功名，免除工役。一时文教大兴，湧现出大批满族知识分子。从以上所述，可见社会上的耗纸量必然与日俱增，而这就促进了造纸的进一步发展。据初步统计，用满文书写的文书档案有150万件，图书资料达千种以上，其中包括大量汉籍的满文译本，构成满族文化的精神财富，也是研究造纸、印刷的实物资料。
  1644年以前的满族地区文书档案、图书用纸和书写用纸，来源有三：一是来自明政府控制区的各种纸；二是由朝鲜供应的楮皮纸；三是本地区自行制造的纸。因而用纸是五花八门的。据《清史稿·朝鲜传》其中朝鲜纸分大纸及小纸两种，主要是在1636年太宗出兵攻朝鲜之后，作为“贡物”提供的。年供应量为2500张，供官方使用，《满文老档》重抄本有些用这类纸。满族地区早期用纸仍主要是明纸和本区自行制造的纸。既然盛京自古产纸，为保证纸的稳定供应，清政府自会将境内的汉族造纸工匠征召到官营的大纸场内。因而盛京（今辽宁沈阳）自然是满族地区最早和最大的造纸中心。清帝入关后，盛京作为留都，地位与北京并列，城区的建设和繁荣受清历代统治者关注，继续起着满族大后方最大造纸基地的作用。吉林府（今吉林省吉林）是满族地区另一政治、经济中心，由中央任命的满族将军在这里统辖吉林和黑龙江大片地区，因而吉林是满族地区另一造纸中心。
  盛京产麻纸、桑皮纸、楮皮纸和混合原料纸，其中以麻纸产量为第一。我们接触过的满族地区的满文、满汉文写本《诗经》、《三国演义》及一些满文文书，多写以当地造的白麻纸。这种纸较厚些，机械强度大，但表面有些涩，不够光滑，故又称毛头纸，用时需砑光，一般纸的尺幅较小。满族地区的蒙文写本用纸，也是这类纸，像是同一地方所造。纸因用途不同有精粗之分，奏本纸、御用纸、官府公文纸制造精细，颜色洁白，表面经加工处理（如粉纸），而且常用桑皮纸。一般文化用纸、包装纸则多为麻纸。造皮纸时在纸浆中配入抄纸水或纸药，多用猕猴桃（杨桃藤）枝、榆皮和黄蜀葵根的水浸液。除本色纸外，还有加工纸。
  三 满族地区的印刷
  努尔哈赤早已懂得用印刷为政治服务，即汗位后于1618年誓师告天，兴兵反明，同时刻印《檄明万历皇帝文》，这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清初印本①。皇太极嗣位后，清初政府所颁历书也以刻本形式出现，因而盛京不但是满族地区最早的造纸中心，也是最早的印刷中心。现所见《满文老档》数量虽多，因属机要文书，皆秘藏于盛京内府，没有刊刻过。前述于关内译成满文的著作还未及刊行，清统治者便将注意集中于夺取全国政权，而将出版事业放在胜利之后发展。
  1644年清世祖入关后，仿明制在北京建立比过去更加完善的统治机构，由满、汉官员执掌行政。《清史稿》卷四——五《世祖纪》载，置京师国子监、八旗官学及各省、府儒学，招满族子弟入学，习满、汉文及儒家经典，再开科取士，分乡试、会试及殿试三级考试，满、蒙人为一榜，汉人为一榜。同时将盛京内三院移至北京，各学士继续从事先前的工作，包括翻译汉籍的工作。各学校入读的旗员需要有标准的满文教本，各种汉籍的满文译本有待刊行，还有各种政令要以满汉文颁行各地，所有这一切都促进满文印刷更大规模的发展。清内府及各部院在北京设有较大的官办印刷场，满、汉、蒙等各族印刷工集中于此，都是经挑选的良工。由于北京是满族的新的聚居地区，自然也是满文著作最大的印刷中心。但北京不是产纸的集中地，所用的印刷纸最初来自华北今河北、山西等省，后来用南方皮纸，尤其是安徽泾县的宣纸。清代满文及满汉合璧刊本不但用纸考究，而且刻工精良。特别是内府刻本，满文刻得十分精美，字画清楚，校对严谨。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时起任弘文院学士的希福（1588～1652），在盛京已摘译《辽史》、《金史》及《元史》为满文，迁至北京后于顺治元年（1644）进呈三史译稿，遂于北京刊行。顺治七年（1650）再刊行达海在盛京译出的《三国志》，题为《满汉合壁三国志演义》（图13-6）。在原满文译本中再配以汉文原文，是为便满汉人互相学习两种语文。此书今存北京图书馆。关于清初汉籍翻译及译本出版情况，昭梿《啸亭续录》卷一称：“定鼎（1644）后，设翻刻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揀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看来这个位于大内的清初设立的“翻刻房”，是兼管翻译和刊刻书籍的机构，前述辽金元三史及《三国志演义》就可能是由这里主持刊刻的。但须指出，《性理精义》（1715）是李光地，（1642～1718）奉康熙帝命删节明人胡广（1370～1418）《性理大全》（1415）而成，《古文渊鉴》是徐乾学（1631～1694）奉勅编纂的，因此，《性理精义》、《古文渊鉴》和宋人的《通鉴纲目》（1189）三书的满文译本均在康熙年（1662～1722）完成并出版的，而不是在顺治年。顺治三年（1646）译出的《洪武宝训》曾出版，并颁行各地。
  康熙、雍正及乾隆三朝是清代经济文化兴旺时期，史称之为“盛世”，也是满文著作及译作出版的高峰期。康熙二十二年（1683）沈启亮所著《大清全书》，是中国第一部满汉对照的大型词典。共十四卷，收词1.2万余，以十二字头排列，部分词有例句，保存着早期满语吸收汉语的借助词和少量满文古字和释义，为后世编撰同类著作奠定基础。康熙三十年（1691），宋人大型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满文本译毕，由清圣祖御制序，内府刊行。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满族学者马齐（1652～1739）等人奉勅主编的《清文鉴》成书，由圣祖亲自审订。这是清代官修的大型满文分类词典。全书共26册，收词1.2万余。在此基础上，根据《满蒙文鉴》、《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1792）等书编成《五体清文鉴》，乾隆六十年（1795）成书。用满、汉、蒙、藏、维吾尔五种民族语文写成。有满文与维文、蒙文、藏文对音直注，分35部、292类，共1.8万条。原书36册，2563页，写本以宣纸书写，边框朱红色。这些词书具有多方面学术价值。这一时期从汉文译成满文的书也较多，如元杂剧《西厢记》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出版，题为《附图满汉西厢记》，为满汉文对照本。
  为适应满蒙生员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需要，《四书》、《五经》满文译本早有官刻本出版，同时还有各种坊刻本。例如乾隆三年（1738）北京鸿远堂出版插本《新刻满汉书经图说》，也是两种文字对照本。为使满文字形体多样化和艺术化，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敕命大学士傅恒（1720～1769）仿汉文篆字形体设制满文篆字，作为刻印玺、官章之用，有三十二种体，包括龙爪篆、柳叶篆、悬针篆、垂露篆、乌迹篆、垂云篆等。同年（1748），清高宗弘历（1711～1799）御制《盛京赋》，武英殿殿版刊行。此书有满文单行本、满汉合刻本及满文三十二体篆字本三种版本。此篆字本正是在傅恒设制满文篆字的同一年出版的，可谓最早的满文篆字刻本，极其罕见，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刊本（图13-7）。这种文字在刻版方面难度很大。
  在中国印刷史中，清代以前的刻本多是汉、蒙、藏、西夏、回鹘、契丹和女真等不同民族的单一种文字，偶而有两种文字合刻在一起的，清代则出版不少满、汉文合刻的大型著作，写本有时出现五种民族文字对照的著作。这就开创了新的记录。满汉合璧本要求两种文字各个字要位置对应，刻过一行文字后，接下再刻另一种文字，经常变换语种，因而增加刻版的难度。如果由同一刻工操作，他必须兼通满汉文，如满、汉工匠合作，则配合必须默契。当初创制满文时取直书形式，也为满汉文合刻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