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及卷八十七《百官志》所载，元世祖为提高本民族文化素质并帮助汉人习蒙古文，于至元六年（1269）在各路设蒙古字学，即专学蒙文的学校，选诸路、府子弟受业，官给食宿。二年后（1271）再于大都设蒙古国子学，选蒙、汉官员子弟入学，蒙古人居半。这些学校以译成蒙文的《通鉴节要》等书为教材。1275年再设蒙古翰林院，掌译书、草诏等事务。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在蒙古族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对发展本族文化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吸取汉文化以发展本族文化，蒙古统治者下令将各种汉文典籍译成蒙古文，再由官方刻印机构出版后颁行。《元史·武宗本纪》载，武宗（1307～1311）大力发展儒学，即位当年（1307）八月，“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蒙古文）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元史·仁宗本纪》称，至大四年（1311）仁宗（1311～1320）刚即位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1252～1333）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
  《元史·仁宗纪》更载，皇庆元年（1312）“帝置《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蒙古语）刊行，传蒙古、色目人诵习之’。”延祐四年（1317），“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等译《大学衍义》以进，帝览之，谓群臣曰：‘《大学衍义》议论甚嘉’。其令翰林学士阿林铁木儿译以国语。”①及至延祐五年（1318），仁宗“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可见当时杭州有刻印蒙文书籍的官办机构。同一年，仁宗“以《资治通鑑》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1265～1321）择其切者，译写以进。”这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通鑑节要》，成为蒙古字学和蒙古国子学的教材之一。
  元代时蒙古族的文化积累，至明清时进一步结出硕果。明太祖时任翰林侍讲的蒙族语言学家火源洁（1342～1402在世）以汉字译蒙文，洪武十五年（1382）编成《洪武华夷译语》，北京图书馆藏洪武廿二年（1389）南京内府刊本。此书是研究蒙古语的重要工具书。蒙族史家罗布桑丹津（1686～1758在世）以蒙文写成的《蒙古黄金史》（《大黄金史》），以编年体叙述从古代直到明清之际的蒙族历史。此书参考《蒙古秘史》及无名氏的《蒙古黄金史纲》等书，补以新的史料，有清刻本。清雍正年间（1723～1735）丹赞达格巴据搠思吉斡节尔的《蒙文启蒙》编了同名的文法书，有各种版本，集早期蒙语语法研究之大成。嘉庆时蒙族举人景辉著《蒙古文字晰义》二卷，按满文十二字头编排，依汉译名物分晰辨似，以蒙文鉴注，是研究汉、蒙、满三种语文关系的参考书，有道光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米朱尔译《四部医典》清刻本，译自宇妥·云丹贡布的同名藏文原著，又有清刊本《秘方杂集》等医书。蒙文刊本数量相当多，但仍缺乏从印刷史角度作系统研究，写本及印刷用纸亦如此。蒙元时已用回鹘文、西夏文刊行过活字本，是否有蒙文活字本，有待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