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中国北方居住着蒙古族，而在东北则有女真族及其后裔满族。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1115～1234），辖区南移，扩及中原，由蒙古族建立的元（1280～1368）及满族建立的清（1644～1911），则统治整个中国。本书对宋辽金元及明清造纸与印刷技术前面已有所论述。本章则从民族学角度讨论女真族、蒙古族和满族这三个民族聚居区的造纸与印刷，着重叙述与民族文化有关的部分，例如以女真文、蒙古文和满文写作或翻译的作品的出版等。北方还有契丹族也有本民族文字契丹文，但因资料较少，而且第十章已对契丹族建立的辽（916～1125）的印刷作了介绍，本章不再重复。
  第一节 女真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一 女真族简史
  女真族或曰女直，是中国古老民族，居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早在战国已见于记载，称为肃慎。南北朝时属于勿吉七部的黑水部，唐代称黑水靺鞨。五代时始称女真，后隶于辽（916～1125），从事渔猎和农业，辽将其一部迁至今辽宁辽阳南，编入辽户籍中，称为熟女真，另一部仍在今黑龙江、吉林境内，称生女真。北宋时，生女真社会发展很快，有了冶铁和铁器生产，其中完颜部逐步强大。完颜部首领阿骨打（1068～1123）或完颜旻统一了女真各部，发动反抗辽统治的战争，于1115年称帝，建都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又称上京，建立金政权（1115～1234）。
  金太宗（1123～1135）完颜晟于1125年联宋灭辽后，再南下攻宋，1127年灭北宋。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在位时于1153年迁都于燕京（今北京），称为中都，金成为与南宋并立的北方政权。金为巩固其统治，将女真人迁入中原，又将汉人移入东北，但在这一过程中南迁的女真人却逐渐与汉族融合。蒙古崛起漠北后，南下的目标便是金，为避其锋芒，金于1214年再迁都于原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号曰南京，然1234年终为蒙古所灭，金王朝持续120年。元代时，东北的女真人多归辽阳等路管辖，逐渐汉化。其余部分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明代时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设辽东、奴儿干等指挥使司及卫、所管理。16～17世纪之交，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自称为汗，1616年建后金国，女真族各部便成为满族的主要部分。女真族对开发祖国东北疆土作出了特殊贡献。
  女真族初无文字，一度借用过契丹文。金太祖阿骨打建立金国后，迅即命其辅臣完颜希尹（1073？～1140）创制女真文字，以记录本民族语言，天禧三年（1119）颁行。这种文字以汉字楷书为基础，参照契丹字的创制方法，加减笔画而成，有时直接用契丹字，称为女真大字。像汉字一样，女真字也是从右向左、从上向下直书，大体可分为表义字、表音字、音义结合字三类，字的形体显然比西夏文更为简练。金熙宗（1135～1149）完颜亶（1119～
  1149）1138年又创女真小字加以颁行。1145年以后，两种字并行。金亡后，东北少数女真人仍沿用女真字，明中叶（15～16世纪）起渐废。
  金统治区包括原北宋腹地，境内有女真族、汉族、渤海族和契丹族等。海陵王迁都燕京后至金世宗（1161～1189）完颜雍（1123～1189）时期，因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较深，各种典章制度也参照汉制作了改革。世宗兴科举，发展学校，网罗各族人材，形成多民族统治中心，从而巩固金的统治。女真人向汉族学习汉文和农业、手工业技术，与各族发展并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早在金熙宗时，社会已向封建制过渡，至金章宗（1189～1208）完颜璟（1168～1208）在位时，加速了这一过程，经济和文化都获得很大发展。同时造纸与印刷正像陶瓷、火药及火器、纺织、造船等都达到较高水平，足可与南宋相比。
  二 女真族地区的造纸与印钞
  金章宗自幼习文，善作诗词，长于书法、绘画，写汉字瘦金书可与宋徽宗御笔乱真，也很讲求用纸，非良纸、佳墨不肯挥毫。《金史·百官志》列书画局，掌御用书画纸札，所造的纸都是高级书画用纸。金军攻克汴京后，将北宋内府所藏图书典籍、档案、国子监库存雕版印板、各种珍宝文物以及各有关行业能工巧匠、艺人和学者甚至僧众人等都运往北方，安置在燕京及附近地区，为其所用。这对改变金后方文化和生产的落后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境内造纸与印刷中心南重北轻的地理分布格局。
  女真统治者要在各个方面都与南宋相抗衡，他们可能已达到此目的。金境内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铸造铜钱的同时，也像宋朝那样发行纸币。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在中都设交钞库发行交钞。大钞面值为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小钞面值为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及七百文。交钞与钱并行，初以七年为限，到期换领新钞。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更新令，交钞可无限期流通，这是纸币发行史中的划时代举措。《金史·食货志三》称：“交钞之制，外为栏作花纹，其上栏横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尝钱三百贯’。”①。交钞版面像宋交子一样规范，至今仍可见其形制②。
  金交钞一律以桑皮纸印刷，百姓交税亦以交钞支付。后钞法变动，改通铜钱，抽税时按原先交钞面值易以铜钱，名曰“桑皮故纸钱”，显然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政府发行纸币时，设印造钞引库、抄纸坊及交钞库物料场等机构。《金史·百官志》称，印造钞引库“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抄纸坊掌抄造纸张。而交钞库物料场掌征收并支给印交钞所用物料，设于各处交钞库及抄纸坊，以上机构皆隶属户部。这些机构设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北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益都府（今山东益都）、咸平府（今辽宁开原）、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河间府（今河北河间）、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③等。总共十四府、七州设有抄纸坊及交钞库，几乎遍及南北各路，相当现在的北京市、天津市及辽宁、黑龙江、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及甘肃等九个省市地区，还应包括后来的南京路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此地理分布大体上反映了金的造纸及印刷作坊的格局。在上述地区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楮皮纸，产量相当可观。金所辖地区原来早已产纸的地方，如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及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等地也应继续生产纸。河东南路绛州的稷山（今山西稷山）和南京路（今河南）的南部还生产竹纸。产量可能有限。
  三 女真族地区的雕版印刷
  女真统治者倡儒学，为适应境内汉人和通晓汉文的女真人学习及科举应试需要，官刻许多儒家经典及史学、诸子著作。《金史·选举志》写道，凡所用儒家各经典皆需以官刊本为准，“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这些监本的书板有的就可能用北宋国子监旧版重印，因而皆称善本。凡命题及应试皆以监本所载内容为准。金统治者再设京师女真国子学，各路设女真府学，也定期开科取士。《金史·选举志》载：“以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为此，将汉文经史子书再译成女真文出版，颁行于各地，“大定四年（1164）世宗命颁行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300户）选二人习之”。
  《金史》卷九十九《徒单镒传》也说，“大定四年诏以女真字译书籍。五年（1165）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1166）夏，进《史记》、《两汉书》，诏颁行之。..十五年（1175）诏译诸经。”①看来译书工作是在女真族大儒徒单镒（1144？～1214）主持的译经所进行的。《金史》卷八《世宗纪下》称，大定二十三年（1183）“使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及章宗即位，则诸经备矣。自然，所有这些译本都曾出版，因此女真族出现一些深通经义的饱学之士。
  为适应汉人、女真人士子学习及科举应试需要，还要刊印各种语言文字学方面的通用工具书，如《说文解字》、《玉篇》、《尔雅》、音韵学著作和类书以及名家诗文集、应试策等，还有民间喜欢的文学作品。秘书监著作局掌修日历，还要以官版颁行历书于各路。除官刊本外，各种私人刊本尤其书坊刊本也为数不少。主要刻书地点为中都（今北京）、南京（今开封）、平阳府（山西临汾）、宁晋（今河北宁晋）等处，其中以平阳府为最大的印刷中心，平水版书籍以数量与质量观之，足可与南宋杭州版、福建建阳版相抗衡，传世者也较多，此处书铺坊林立，相互竞争。中都及南京是金统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和手工业中心，刻书事业自然相当兴盛，以官刊本尤其国子监刊本名著于世，书坊也很多，奈因兵火频仍，至今流传下来的很少。
  女真族像汉族、契丹族一样信奉佛教，各地寺院都藏有印本佛经，有的寺院亦筹资自行印经。最著名的是1148～1173年在河东南路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所刻印的金版《大藏经》，收佛典6900余卷，底本为北宋《开宝藏》（971），亦作卷轴装。1933年此金版藏经于山西赵城广胜寺被发现（图13-1），存4957卷，因保存条件不佳已残损。后入藏北京图书馆者有4541卷，已修复。因为是在赵城发现的，故俗称《赵城藏》。
  现流传下来的金刻本，多是平阳府坊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者有宋人曾巩著《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底本为北宋旧板，字画刻得刚劲，为平水本上乘。宋人吕惠卿《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刊于1172年，也是重翻北宋的版本，西夏黑水城出土的《庄子解》只是残本，此为全本。《刘知远诸宫调》（图13-2）为1908年科兹洛夫得自黑水城者，原书十二卷，存五卷42页。同时又出平阳姬氏刻四美人图、平阳徐氏刻关羽图像。《刘知远诸宫调》观纸墨刀法，知亦为金刻平水坊本，属于民间说唱文学，为传世诸官调中最早的脚本，今藏北京图书馆。金人邢准《新修累音引证群籍玉篇》（1188）三十卷，据《切韵》、《广韵》、《集韵》等书增补王太据《增广类玉篇海》而成，是当时最完备的分部字典。除以上平阳刻本外，北京图书馆尚有宁晋坊刻金人韩道昭《改并五音集韵》，1212年由荆祐刊刻，此书以《广韵》为蓝本，是大型音义双解字典。刻书人荆佑字伯祥，宁晋人。曾刻过《五经》行世，贞祐间（1213～1216）蒙古南下，将家刻《广韵》、《泰和律义篇》等书板埋于土中，乱后修补，此书书板似亦属于此列，存十二卷①。
  金代还刻印许多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如平阳所刻《黄帝内经素问》，存十三卷，为唐人王冰注、宋人林亿校本。平阳书轩陈氏1186年刻印宋人《铜人脏穴针炙图经》五卷②。解州人庞氏1204年刊《政类本草》，而嵩州夏氏1214年又刊过《经史证类大全本草》及《本草衍义》，皆据宋刊原本为底本。
  从现有资料看，金刊本多为白口，版面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每半叶行数及每行字数不等。所用的印刷用纸多为北方造白麻纸，如金版《大藏经》及《刘知远诸宫调》都是山西麻纸，但纸质精良，较薄，粗帘条纹（每纹粗2毫米），当不是用竹帘纸模抄造，而是用芨芨草和萱草（Hemerocalis fulva）茎杆编制的草帘纸模抄造。平阳出版的书，看来多用这种纸。考虑到以大量桑皮纸印交钞，金刊本书亦还有印以皮纸的，因河北、胶东皮纸北宋时已出名。金刻本从传世实物来看，多为雕版印刷，活字本有待发现。
  第二节 蒙古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一 蒙古族简史
  蒙古族有古老历史，现分布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东北三省及甘肃、青海、宁夏、河北、河南、云南和北京等广大地区。其直系祖先是与鲜卑、契丹同属一个语族的室韦部落，室韦之名始见于《魏书》（554）7世纪时其一支蒙兀室韦居住在望建河（今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一带，9世纪后西移，游牧于，克鲁伦河及鄂嫩河附近的漠北草原，后受辽的统治。11世纪时结成以塔塔儿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因此辽、金时又称鞑靼。蒙古是本民族自称，12世纪初各部从事畜牧业、金属冶炼、毛织等手工业，漠南已有了农业生产。1125年金代辽统治蒙古草原，此时蒙古族中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铁木真（1162～1227）。1206年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称为成吉思汗，并建立蒙古汗国，制定政治、军事和法律等制度，设立统治机构。
  蒙族早期信萨满教，后大都改信喇嘛教格鲁派（黄教）。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以前蒙古族没有本民族文字。1240年成吉思汗战胜文化较高的乃蛮部时，俘虏其掌印官塔塔统阿（1169～1234在世）。此人通突厥文、回鹘文等多种语文，成吉思汗命他创制蒙古文字。他便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创制19个字母，初步可记录蒙古语，从此蒙族有了自己的文字。蒙文在字形上很像回鹘文，且二者都是拼音文字。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史》是一部最早用蒙文写成的历史和文学巨著。此后，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尔（1255～1331在世）的《蒙文启蒙》，是用蒙文写成的早期语法著作。蒙文的制订对推行政令和发展蒙古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成吉思汗建立汗国后，凭借其强大军事力量开始南下与西征，统一中国北方，并在中国西部至中亚、东欧大片土地上封建钦察、察合台、窝阔台和伊利四个汗国。忽必烈（1215～1294）即汗位时，又建立元朝（1271～1368）并成为统一中国的皇帝，即元世祖（1260～1294）。他是蒙古史中又一杰出人物，用汉制建行省制度，制订官制、法律，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又迁都于燕京（今北京），改称大都，举农桑，兴学校，行科举，发展佛教。元代的大一统在中国史中有深远意义，从此结束了唐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1269年元世祖又命统领全国佛教事务的藏族人八思巴（1235～1280）创蒙古新字，1270年颁行，称八思巴文。八思巴文（图13-3）以藏文字为基础，有41个字母，每词以音节为单位分写，直书右行，是以方块字形缀写的拼音文字。一度作为“国书”书写官方文件或译汉、藏等文典籍，与回鹘体老蒙文并行。元亡后，八思巴文废、被老蒙文取代。元朝统治时间较短，1368年被明推翻，明将蒙族聚居区分为漠南（鞑靼）及漠北（瓦刺）两部，而清则建盟旗制度辖理蒙古各部。
  二 蒙古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蒙古族人已分散于全国各地，而元代中原地区的造纸、印刷，我们已在第五及第十两章予以叙述，此处不赘。此处重点讨论蒙古族最集中聚居地区内的造纸与印刷，在非聚居地区则着重叙述与蒙古族文化有关的部分。
  讨论蒙古族地区的造纸、印刷，自然应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显然要比北方其他民族地区的造纸、印刷晚了很多。蒙古汗国最初建都于哈喇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境内），后经多次营建，已成蒙古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然也是最早的造纸、印刷中心。城内有各族商人聚居的回回区和汉族工匠集中的汉人区。根据蒙古传统，他们的军队每攻占一重要城池，总要将当地有技能的工匠和专业人材带到自己的后方，安置他们为其所用。1209年蒙古首先使回鹘臣服，1214年攻克金中都燕京，1227年灭西夏，1250年吐蕃归附，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蒙军将畏兀尔儿人、汉人和藏人中的工匠、学者、高僧安置在和林一带，其中包括造纸与印刷工人、火药和火器制造者，因而蒙古汗国所用的纸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当地纸坊所生产的麻纸。这里还有冶铁、兵器、陶器等手工业作坊。上都是忽必烈新建的另一座大城市，位于今内蒙正蓝旗（敦达浩特）境内。1260年他于此即大汗位，这时该城的规模已超过和林。城内设各种官署、商肆和手工业作坊。上都作为忽必烈汗的根据地和战略后方，百工齐备，包括造纸和印刷作坊。
  金中都燕京自1215年起一直归蒙古所有，成吉思汗进城后访辽旧族，得耶律楚材（1190～1244），置之左右备顾问。太宗二年（1230）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八年（1236）从楚材议，于燕京设编修所，主持图书出版事宜①1279年灭南宋时，又将临安（今杭州）内府图书、国子监库存书板及造纸、刻书工匠等移至大都，这里又成了蒙古的后方。经多年经营，元大都又成了北方一个重要的造纸、印刷中心。蒙、汉文本各种政令、法典、文书、书籍以及宝钞，皆于大都刻印，再颁行各路。
  元亡后，很多蒙古人从华北等地退居于大漠南北，明隆庆六年（1572）至万历三年（1575）俺答汗（1507～1582）控制蒙古地区后兴建新城，名为呼和浩特。俺答汗及其妻三娘子（1550～1612）将喇嘛教格鲁派索南嘉措自青海请来传教，自此黄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他们又招揽汉、藏工匠，发展建筑、工艺、医药、历法等，有的汉人便在这里经营造纸、织染、陶瓷等生产。1983及1984年在内蒙额济纳旗元亦集乃路故城发掘280个房址，从中发现有元至北元（1368～1402）时的文物，包括诰身、公文、帐册、诉状、契约、书信、票引、药方及护封等纸本文物，还有中统宝钞、至元宝钞等②。这些纸本文书上的文字有八思巴文体蒙文、回鹘文体蒙文、汉文、藏文、西夏文、甚至还有波斯文。
  如第一节所述，1902～1907年李谷克领导的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发掘蒙文佛经刻本残页四张，作线装，刻以八思巴文，年代为13世纪后期。今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大寺院等地都藏有不同时期的蒙文写本和刊本。从所接触到的部分写本和刊本看，用纸多为麻纸，当由蒙古族地区抄造，纸较厚，厚度为0.15～0.2毫米，表面较涩。早期蒙文写本用纸常在表面涂布一层淀粉浆，再予砑光，可双面书写。我们所见的多写以回鹘文体蒙文，有的还有汉文、蒙文对照本。内地刊印的蒙文书籍多印以皮纸和竹纸。蒙古族地区所造的麻纸颜色较白，打浆度较高，与西夏麻纸是不同的。还有一种重抄纸很厚，类似纸板，可作书籍的封面。
  三 蒙古文著作的出版和蒙古族文化的发展
  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及卷八十七《百官志》所载，元世祖为提高本民族文化素质并帮助汉人习蒙古文，于至元六年（1269）在各路设蒙古字学，即专学蒙文的学校，选诸路、府子弟受业，官给食宿。二年后（1271）再于大都设蒙古国子学，选蒙、汉官员子弟入学，蒙古人居半。这些学校以译成蒙文的《通鉴节要》等书为教材。1275年再设蒙古翰林院，掌译书、草诏等事务。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在蒙古族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对发展本族文化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吸取汉文化以发展本族文化，蒙古统治者下令将各种汉文典籍译成蒙古文，再由官方刻印机构出版后颁行。《元史·武宗本纪》载，武宗（1307～1311）大力发展儒学，即位当年（1307）八月，“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蒙古文）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元史·仁宗本纪》称，至大四年（1311）仁宗（1311～1320）刚即位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1252～1333）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
  《元史·仁宗纪》更载，皇庆元年（1312）“帝置《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蒙古语）刊行，传蒙古、色目人诵习之’。”延祐四年（1317），“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等译《大学衍义》以进，帝览之，谓群臣曰：‘《大学衍义》议论甚嘉’。其令翰林学士阿林铁木儿译以国语。”①及至延祐五年（1318），仁宗“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可见当时杭州有刻印蒙文书籍的官办机构。同一年，仁宗“以《资治通鑑》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1265～1321）择其切者，译写以进。”这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通鑑节要》，成为蒙古字学和蒙古国子学的教材之一。
  元代时蒙古族的文化积累，至明清时进一步结出硕果。明太祖时任翰林侍讲的蒙族语言学家火源洁（1342～1402在世）以汉字译蒙文，洪武十五年（1382）编成《洪武华夷译语》，北京图书馆藏洪武廿二年（1389）南京内府刊本。此书是研究蒙古语的重要工具书。蒙族史家罗布桑丹津（1686～1758在世）以蒙文写成的《蒙古黄金史》（《大黄金史》），以编年体叙述从古代直到明清之际的蒙族历史。此书参考《蒙古秘史》及无名氏的《蒙古黄金史纲》等书，补以新的史料，有清刻本。清雍正年间（1723～1735）丹赞达格巴据搠思吉斡节尔的《蒙文启蒙》编了同名的文法书，有各种版本，集早期蒙语语法研究之大成。嘉庆时蒙族举人景辉著《蒙古文字晰义》二卷，按满文十二字头编排，依汉译名物分晰辨似，以蒙文鉴注，是研究汉、蒙、满三种语文关系的参考书，有道光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米朱尔译《四部医典》清刻本，译自宇妥·云丹贡布的同名藏文原著，又有清刊本《秘方杂集》等医书。蒙文刊本数量相当多，但仍缺乏从印刷史角度作系统研究，写本及印刷用纸亦如此。蒙元时已用回鹘文、西夏文刊行过活字本，是否有蒙文活字本，有待深入探讨。
  第三节 满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一 满族简史
  满族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东北辽宁、吉林及黑龙江三省，而以辽宁为最多。其余散居于北京、河北、新疆、甘肃及宁夏等地。如前第一节所述，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1234年蒙古灭金后，元统治者将东北南部女真部划归辽阳等路，其余部分聚居于黑龙江及松花江流域。明代（1368～1644）又将女真地区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各由一些部族组成。明政府于整个地区置奴儿干都司，下设诸卫、所，任命各部首领治理。建州女真在南，经济、文化发展较快。满族就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16世纪时，建州女真出现一位杰出人物努尔哈赤（1589～1626），姓爱新觉罗，通汉、蒙语，博见多闻，又深通韬略。他在部族人拥戴下，先后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1616年，努尔哈赤自称为汗，建立后金政权，定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摆脱了与明的隶属关系。接着加强境内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并掠明辽东，扩大势力。满语与蒙语同属阿尔泰语系，但满族没有自己的文字，1599年努尔哈赤命部属额尔德尼（1555～1623）创制本族文字，于是他以回鹘文体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拼音文字类型的满文，后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通行三十余年。故宫博物院藏《满文老档》一部分（图13-5）就是用满文写的。
  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于沈阳，经略蒙古地区并对明用兵。皇太极（1592～1643）嗣位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其父创下的基业。1632年他命本族文人达海（1594～1632）对老满文进行改革，在部分字母旁加圈点符号，改变某些字母形体，增设拼写汉语借用词的字母，创十二字头，统一音节形式，使满文更加完善，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即通常所说的满文。满文又称清文，直书左行，分篆体、花体。1634年皇太极将沈阳改名盛京，称赫图阿拉为兴京，在盛京大兴土木，营建规模巨大的宫殿和城池。1636年他改国号为清，自称皇帝，又将女真族名易为满洲族。且仿汉制设六部，由皇帝一人专权。他在巩固整个东北地区统治后，便计划问鼎中原。福临（1638～1661）即位当年（1644），便实现这一计划，取明而代之，在北京建立统治全国的清王朝。从此大批满族人入关，形成满、汉杂居于关内各地的局面。19世纪中叶以后，除黑龙江省少数地方外，满族人均已通用汉语文。
  二 满族地区的造纸
  如前所述，明代时辽东是汉族与女真族杂居的地区，后金自明夺取辽沈之后，有大批女真人从各处迁来这里。皇太极建立清政权后，这一带便成为满族聚居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辽东是古老的产纸区，至迟在魏晋时已产麻纸，而且是中国造纸术传到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地。半岛三国时代也以制造麻纸为主，后受隋唐影响，皮纸兴起，至李朝前期（14～15世纪）半岛主要产楮皮纸，很少见到麻纸，要从辽东进口，不久又重新从辽东引进麻纸技术。据李朝学者李圭景（1788～1862？）报道，李朝成宗六年（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朝鲜使团带纸匠朴化曾来中国学习造纸法。在去北京的路上看到辽东沈阳东门外太子河边有造纸厂生产麻纸和桑皮纸，朴化曾遂将此技术带回本国推广①。这件事发生在努尔哈赤出生前一百多年。而满族所在地区造纸的起始年代应追溯到距今一千多年前。
  《清史稿》卷二《太宗纪》载，天聪三年（1629）八月，太宗谕曰：“自古及今，文武并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敌，今欲振兴文教。”为此他设史馆，命巴克什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巴克什”为满语译音，意即学士。主持史馆的学士达海，即前述满文的创制者，满洲正蓝旗人，九岁即通汉文及老满文。努尔哈赤时，召值同文馆，凡对明、蒙古及朝鲜文书，皆出其手。所译汉籍有《大明会典》、《隶书》、《三略》等。
  1632年又译《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等，未及完成便猝然去世。谥文成。清嘉庆时礼亲王昭梿（1776～1829）《啸亭续录》（约1825）卷一称：“崇德四年（1639），文庙（太宗）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翻译国语（满文）《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可见1639年他还以满文译出《四书》，而所译《三国志》实为《三国志演义》。这是满族军事将领用兵的主要谋略书，也是一般人喜爱的读物。
  库尔缠（1573～1633）为满洲镶红旗人，精通汉文，随太祖左右，作为清初史馆学士，主要掌修实录，与达海齐名。《满文老档》很多内容皆出其手。该书是清入关前用满文写的唯一官撰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清太祖、太宗时期（1607～1636）的史实，共180册。原本为老满文写本，崇德年（1636～1643）写本改书以新满文，现存重抄本。这部书是研究清初满族社会、经济、文化、语文的重要原始文献。现存单行本《满洲实录》八卷，成于天总九年（1635），记述太祖时史实，有插图，以满、汉、蒙三种文字写成。1607年以后内容，依《满文老档》删节而成。
  崇德四年（1636）清太宗将史馆扩建为内弘文院、秘书院及国史院，设大学士供职其间，合称内三院，皆置于盛京内府。太宗皇太极为图霸业，极力吸收汉文化，以求提高满族文化素质，发展本民族文化。他于境内兴办学校，又令礼部开科取士，规定满族八旗子弟八岁至十五岁者，皆需读书，礼部对满、汉、蒙生员考试，及第者授以功名，免除工役。一时文教大兴，湧现出大批满族知识分子。从以上所述，可见社会上的耗纸量必然与日俱增，而这就促进了造纸的进一步发展。据初步统计，用满文书写的文书档案有150万件，图书资料达千种以上，其中包括大量汉籍的满文译本，构成满族文化的精神财富，也是研究造纸、印刷的实物资料。
  1644年以前的满族地区文书档案、图书用纸和书写用纸，来源有三：一是来自明政府控制区的各种纸；二是由朝鲜供应的楮皮纸；三是本地区自行制造的纸。因而用纸是五花八门的。据《清史稿·朝鲜传》其中朝鲜纸分大纸及小纸两种，主要是在1636年太宗出兵攻朝鲜之后，作为“贡物”提供的。年供应量为2500张，供官方使用，《满文老档》重抄本有些用这类纸。满族地区早期用纸仍主要是明纸和本区自行制造的纸。既然盛京自古产纸，为保证纸的稳定供应，清政府自会将境内的汉族造纸工匠征召到官营的大纸场内。因而盛京（今辽宁沈阳）自然是满族地区最早和最大的造纸中心。清帝入关后，盛京作为留都，地位与北京并列，城区的建设和繁荣受清历代统治者关注，继续起着满族大后方最大造纸基地的作用。吉林府（今吉林省吉林）是满族地区另一政治、经济中心，由中央任命的满族将军在这里统辖吉林和黑龙江大片地区，因而吉林是满族地区另一造纸中心。
  盛京产麻纸、桑皮纸、楮皮纸和混合原料纸，其中以麻纸产量为第一。我们接触过的满族地区的满文、满汉文写本《诗经》、《三国演义》及一些满文文书，多写以当地造的白麻纸。这种纸较厚些，机械强度大，但表面有些涩，不够光滑，故又称毛头纸，用时需砑光，一般纸的尺幅较小。满族地区的蒙文写本用纸，也是这类纸，像是同一地方所造。纸因用途不同有精粗之分，奏本纸、御用纸、官府公文纸制造精细，颜色洁白，表面经加工处理（如粉纸），而且常用桑皮纸。一般文化用纸、包装纸则多为麻纸。造皮纸时在纸浆中配入抄纸水或纸药，多用猕猴桃（杨桃藤）枝、榆皮和黄蜀葵根的水浸液。除本色纸外，还有加工纸。
  三 满族地区的印刷
  努尔哈赤早已懂得用印刷为政治服务，即汗位后于1618年誓师告天，兴兵反明，同时刻印《檄明万历皇帝文》，这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清初印本①。皇太极嗣位后，清初政府所颁历书也以刻本形式出现，因而盛京不但是满族地区最早的造纸中心，也是最早的印刷中心。现所见《满文老档》数量虽多，因属机要文书，皆秘藏于盛京内府，没有刊刻过。前述于关内译成满文的著作还未及刊行，清统治者便将注意集中于夺取全国政权，而将出版事业放在胜利之后发展。
  1644年清世祖入关后，仿明制在北京建立比过去更加完善的统治机构，由满、汉官员执掌行政。《清史稿》卷四——五《世祖纪》载，置京师国子监、八旗官学及各省、府儒学，招满族子弟入学，习满、汉文及儒家经典，再开科取士，分乡试、会试及殿试三级考试，满、蒙人为一榜，汉人为一榜。同时将盛京内三院移至北京，各学士继续从事先前的工作，包括翻译汉籍的工作。各学校入读的旗员需要有标准的满文教本，各种汉籍的满文译本有待刊行，还有各种政令要以满汉文颁行各地，所有这一切都促进满文印刷更大规模的发展。清内府及各部院在北京设有较大的官办印刷场，满、汉、蒙等各族印刷工集中于此，都是经挑选的良工。由于北京是满族的新的聚居地区，自然也是满文著作最大的印刷中心。但北京不是产纸的集中地，所用的印刷纸最初来自华北今河北、山西等省，后来用南方皮纸，尤其是安徽泾县的宣纸。清代满文及满汉合璧刊本不但用纸考究，而且刻工精良。特别是内府刻本，满文刻得十分精美，字画清楚，校对严谨。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时起任弘文院学士的希福（1588～1652），在盛京已摘译《辽史》、《金史》及《元史》为满文，迁至北京后于顺治元年（1644）进呈三史译稿，遂于北京刊行。顺治七年（1650）再刊行达海在盛京译出的《三国志》，题为《满汉合壁三国志演义》（图13-6）。在原满文译本中再配以汉文原文，是为便满汉人互相学习两种语文。此书今存北京图书馆。关于清初汉籍翻译及译本出版情况，昭梿《啸亭续录》卷一称：“定鼎（1644）后，设翻刻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揀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看来这个位于大内的清初设立的“翻刻房”，是兼管翻译和刊刻书籍的机构，前述辽金元三史及《三国志演义》就可能是由这里主持刊刻的。但须指出，《性理精义》（1715）是李光地，（1642～1718）奉康熙帝命删节明人胡广（1370～1418）《性理大全》（1415）而成，《古文渊鉴》是徐乾学（1631～1694）奉勅编纂的，因此，《性理精义》、《古文渊鉴》和宋人的《通鉴纲目》（1189）三书的满文译本均在康熙年（1662～1722）完成并出版的，而不是在顺治年。顺治三年（1646）译出的《洪武宝训》曾出版，并颁行各地。
  康熙、雍正及乾隆三朝是清代经济文化兴旺时期，史称之为“盛世”，也是满文著作及译作出版的高峰期。康熙二十二年（1683）沈启亮所著《大清全书》，是中国第一部满汉对照的大型词典。共十四卷，收词1.2万余，以十二字头排列，部分词有例句，保存着早期满语吸收汉语的借助词和少量满文古字和释义，为后世编撰同类著作奠定基础。康熙三十年（1691），宋人大型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满文本译毕，由清圣祖御制序，内府刊行。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满族学者马齐（1652～1739）等人奉勅主编的《清文鉴》成书，由圣祖亲自审订。这是清代官修的大型满文分类词典。全书共26册，收词1.2万余。在此基础上，根据《满蒙文鉴》、《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1792）等书编成《五体清文鉴》，乾隆六十年（1795）成书。用满、汉、蒙、藏、维吾尔五种民族语文写成。有满文与维文、蒙文、藏文对音直注，分35部、292类，共1.8万条。原书36册，2563页，写本以宣纸书写，边框朱红色。这些词书具有多方面学术价值。这一时期从汉文译成满文的书也较多，如元杂剧《西厢记》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出版，题为《附图满汉西厢记》，为满汉文对照本。
  为适应满蒙生员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需要，《四书》、《五经》满文译本早有官刻本出版，同时还有各种坊刻本。例如乾隆三年（1738）北京鸿远堂出版插本《新刻满汉书经图说》，也是两种文字对照本。为使满文字形体多样化和艺术化，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敕命大学士傅恒（1720～1769）仿汉文篆字形体设制满文篆字，作为刻印玺、官章之用，有三十二种体，包括龙爪篆、柳叶篆、悬针篆、垂露篆、乌迹篆、垂云篆等。同年（1748），清高宗弘历（1711～1799）御制《盛京赋》，武英殿殿版刊行。此书有满文单行本、满汉合刻本及满文三十二体篆字本三种版本。此篆字本正是在傅恒设制满文篆字的同一年出版的，可谓最早的满文篆字刻本，极其罕见，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刊本（图13-7）。这种文字在刻版方面难度很大。
  在中国印刷史中，清代以前的刻本多是汉、蒙、藏、西夏、回鹘、契丹和女真等不同民族的单一种文字，偶而有两种文字合刻在一起的，清代则出版不少满、汉文合刻的大型著作，写本有时出现五种民族文字对照的著作。这就开创了新的记录。满汉合璧本要求两种文字各个字要位置对应，刻过一行文字后，接下再刻另一种文字，经常变换语种，因而增加刻版的难度。如果由同一刻工操作，他必须兼通满汉文，如满、汉工匠合作，则配合必须默契。当初创制满文时取直书形式，也为满汉文合刻创造了条件。

①《金史》卷四十八，《食货志三·钱币》，廿五史本第九册第114～116页。 ②张国维，金代贞祐宝券铜钞版，文物，1986，10期第94～96页。 ③《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二》，廿五史本第九册，第134页。 ①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第48～50页（文物出版社，1961）。 ②叶德辉，《书林清话》（1920）卷四，第89～9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①《元史》卷二，《太宗纪》，廿五史本第九册，第11页。 ②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1987，7期。 ①《元史》卷二十六，《仁宗纪三》，廿五史本第九册，第77～78页。 ①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约1857）卷十九，纸品辨证说，上册，第564页（汉城：明文堂影印本，1982）。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545页（上海，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