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黑水城出土的大批西夏刊本，过去都笼统地定为雕版印刷品，随着西夏刊本的新发现和专家的仔细研究，发现还有活字本。清末至民国年间，宁夏境内发现刊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不少残卷，流散于内地甚至海外。此印本佛经作梵夹装，仁和邵氏得其中卷一至卷十全帙，由罗福苌将卷一起首三页译成汉文④，其兄罗福成于译文后注明说：“右刊本每半页6行，行17字，为河西《大藏经》雕于大德年中。自第一卷至第十卷完全无缺，现藏仁和邵氏。节录其首页原文与释典读之如左。附活字印本一页。”“附活字印本一页”，指罗福成手摹卷一西夏文18行，并非原刊本照片。
  王国维跋元刊西夏文《华严经》时，注意到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苏州）碛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天本论》卷三末尾载大德十年（1306）的《管主八愿文》，文内称：
  钦覩圣旨，于江南浙江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三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1302）完备。管主八钦此圣缘，造三十余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⑤
  这表明在西夏亡于蒙古后，元初统治者仍准于杭州继续印造活字本佛经，发西夏地区各寺院供奉。1302年主持印《华严经》等经的管主八，为藏语“经学大师”（Bhah-hgyur-pa）之音译，而非人名。此人通汉、蒙、藏及西夏文，所刊佛经多据藏文版佛经，惟《华严经》肯定以汉文本为底本。至1930年代，北京图书馆又陆续购求《华严经》等夏文刊本佛经一百余册，但很少对印刷方式作过鉴定。
  1970年代初，宁夏博物馆征集到两包经折装夏文刊本佛经，经王静如鉴定，认为是译自汉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刊本⑥。第一包为卷二十六及57残页，每半页6行，行17字，第二包为卷七十六全文。从字体看，并非出一名刻工之手，经纸背面透墨深浅不一，尤其常用字如“佛”、“一切”等近百余字经纸背面多不透墨，且字体、行、格排列歪邪，间多漏字、衍字，这都是活字本常见现象，而不应出现于雕版中。经北京图书馆版本学家细加审订，定为元刊。王静如因而认为这批《华严经》为元刊本活字本。他将卷五十七三行西夏文题款译成汉文后，发现印有下夏仁宗李仁孝（1124～1193）的尊号，则元刊夏文活字本底本可能是夏仁宗时的校订本。
  王静如又将流失到海外的夏文版《华严经》卷五末尾所附夏文《发愿文》译成汉文：“一院发愿，使雕碎字，管印造事者都啰慧性。并共同发愿，此一切随喜者，皆当共同成佛道。”
  此处还提到具体掌管印造《华严经》的官员是西夏人都啰慧性。而“使雕碎字”中的“碎字”可解作“活字”，因为制木活字时，要将在雕板上刻出的字用小细锯踞下，使整版破碎，造成一个个活字块。除此，不能有别的解释。
  将流散到海外的刊本《华严经》卷五、王静如研究过的卷二十六、五十七、七十六，罗福苌与王国维研究的卷一至卷十以及北京图书馆现藏的卷四十八加以通盘比较，就可看出它们都应是木活字本，而且来自宁夏某寺院的同一部刊本的不同卷。仁和邵氏原藏十卷中，卷六至卷十后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购入，该所更藏有卷三十六，此六卷被定为元刊本①，1958年小川環樹更定为木活字本②。此活字本印页上不时出现汉字，说明它是在汉人与党项人合作下刊印的。经检验其印刷用纸后，证明不是西夏所产，而是江南皮纸，纸白精细，可断定确是1302年在杭州大万寿寺刻印的（图12-13）。至于同时同地刻印的西夏文《梁皇宝忏》，我们认为是雕版，而非活字版，由杭州刻工俞声刻字。
  1991年宁夏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刊本为经折装（图12-14），经牛达生研究确定此佛经为木活字本③。他指出，该刊本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版心左右行线长短不一；文字有大小，大字20毫米见方，小字6～7毫米见方，笔画粗细不一，墨色浓淡不匀。个别字倒置，版心行线漏排，书名简称用字混乱，时有误排。页码用字错排、漏排多。尤其是残存有作界行的竹片的印迹。这些现象多见于活字本，最后一项即竹片印迹说明是木活字本。据此，该刊本将是现存最早木活字印刷品。笔者1994年3月检验了其印刷用纸，发现是当地造的较精细的麻纸，白色，纤维分散度较大，厚度为0.1毫米左右。西夏后期木活字本的出现，也说明元初刊行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经是有历史根源的。
  西夏后期木活字本、元代夏文木活字本和回鹘文木活字的出现以及元初王祯对木活字的研究都说明，在中国各族在长期偏重以雕版印书之后，都想改变一下制版方式，而宋代又有了活字技术，为这种改变打下技术基础。我们可将汉文、西夏文和回鹘文的木活字作一比较。汉文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木活字是一字一印；回鹘文是拼音文字，每字（词）由若干字母拼成，木活字以单词为一单位，每个活字块长度不一；西夏语虽属拼音语文类型，但西夏文则属表意文字类型。
  还应指出，西夏文泥活字印本近年也有发现。1989年5月，甘肃武威出土西夏文印本《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irti-nirdesa-sūtra）残卷，共54页，每页7行，行17字，直高28公分，作经折装，横宽12公分。经研究为13世纪西夏时期出版的泥活字本①。1993年，专家发现1907年科兹洛夫于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同名佛经也是西夏泥活字本②。这说明西夏不但从中原引进雕版印刷技术，还引进木活字、泥活字印刷技术③。西夏文活字介于汉文及回鹘文活字之间，是从汉文活字过渡到回鹘文活字的中间形态，而且可能对回鹘木活字产生影响。而回鹘文活字又是从汉文、夏文活字过渡到西方印欧语系罗曼语族诸文字活字的中间形态。从这一分析中，可看到汉文→西夏文→回鹘文→拉丁文活字之间一脉相承的传递关系与谱系，也表明了中国活字技术从中原经今宁夏、新疆传到西方的地理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