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西夏造纸和印刷业的发达，有赖其所在的地区过去就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五代时沙州就是西北的一个印刷中心，如第九章所述，这一带在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约905～980）主持下，由刻工雷延美等人刊行过大量佛像、佛经。当党项人来到敦煌一带时，曹元忠的势力仍在，而且继续与北宋保持联系。因此党项族首领们对印刷技术并不陌生，他们早就接触过雕版印刷品，而且境内的印刷工仍有人在。前述天盛年（1149～1169）成书的《天盛律令》中，列举西夏官府作坊时谈到的刻字司，便是与刊印西夏文著作有关的机构。但不能认为西夏印刷是从此时才开始的，因为在第三代统治者夏惠宗（1068～1086）时刊印的佛经已从地下出土，因而有理由相信，西夏建国初期即景宗李元昊在位时（1032～1048）就已有了雕版印刷。
  关于西夏文著述及其出版情况，历史记载不够详细，幸而有大量地下出土实物可以补充史载之不足。首先应指出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ПeтpКyзъмичКoзлoB1863～1935）率领的蒙古-四川考察队在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探险，他们在额济纳河岸边发现西，夏黑水城古城遗址。黑水城在蒙古语中称为哈拉浩特（Kharahoto），为西夏黑山威福军司驻扎地区，在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内。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内发掘出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2000多种西夏文、汉文、藏文文书、写本和印刷品，尤其西夏文文献具有重大史料及学术价值，也为研究印刷史提供实物资料。
  科兹洛夫的发掘报告1909年发表于《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会报》卷44～45中，后又以《蒙古、阿木多及黑水城遗址》为题于1923年出版单行本②。这批西夏文物初藏于圣彼得堡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后移藏于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经伯希和③、伊凤阁（Aлeкceй ИBaнoBичИBaHoB1878～1953？）①和中国学者②的介绍，引起普遍注意。孟列夫（Л.H.MeншикoB）③、戈尔巴切娃，（3.ИГepбaчeвa）及科恰诺夫（E.И.КoчeнoB）④作了编目，而孟列夫的书目于1994年译成汉文。.从以上书目中可大致看出西夏著述及出版概况。这些出土文献可分为佛教典籍、儒家和道家著作、语文字典、类书、史书、兵书、政治法律、文学作品，天文历法、医药等，有汉文原著及西夏文译本，也有党项人自己写作的，既有写本，又有印本。其中佛经占80％，除汉文本外，西夏文本多译自汉、藏文及梵文原典。西夏的印本佛经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等不同装订方式，而经折装占多数，刊印地点多集中于首府兴庆的一些寺院或官府机构。最初由民间刻印并布施佛经，不久统治者便将印刷纳入官方体制，印刷得到皇室鼓励。较早的刊本是1073年陆文政施印的《夹颂心经》，共一卷，因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每句经文后标以“颂曰”，再以八句诗对该句解释，故名《夹颂心经》。此经作经折装，印以麻纸，尾题“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八月壬申朔，陆文政施”⑤。此年号为夏惠宗（1068～1086）年号，据干支为1073年9月5日。
  除上述外，年代较早的西夏刻本佛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作卷轴装，为夏惠宗时所印，卷尾题记为“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散施此经功德。大安十年（1085）八月日流通”，印以宋体字，这是大延寿寺僧人守琼于1085年为向教徒散发而刻印的。此寺可能在兴庆府，刻印地点当在寺内。黑水城出土印本以夏仁宗（1140～1193）时刻印的数量最多，如《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及《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都是木刻本，作蝴蝶装，白口，左右双栏，版框9×15.5厘米，纸色白而略带浅黄，经首有三幅版画，尾题“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沙门鲜卑/宝源奉敕译”。第二个印本有夏仁宗写的发愿文，内称他令刻此经西夏文及汉文版本一万五十卷，布施全国，使去世三周年的父亲崇宗安息。因此刊印时间为1141年。
  夏仁宗发愿所刻《妙法莲华经》共七卷，经折装，各卷有封皮，以西夏文和汉文写本糊成硬纸板，皮上标明作品名称。每卷第一纸均印以佛像和表现作品题材的版画，卷一版画中佛前蹲着一群弟子，其中可能有夏仁宗的形象，版画上印有仁宗称号。卷七题记中载有“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同为法友，特蔼微诚，以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为结缘之首。命工镂板，其日费饮食之类，皆宗室给之。……大夏国人庆三年岁丙寅（1146）五月……”。从此经中不但可知雕印时间、地点，还可知道一些雕工的姓名。夏仁宗的汉人妻子罗氏也刊刻过一些佛经，如1189年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大夏乾佑二十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1189年4月2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此本作经折装，卷首有版画，卷尾还黑色印，楷书印文为“温家寺/道院记”。
  黑水城出土的非宗教作品中，以骨勒茂材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图12-12）最为重要。此书刊于1190年，是一部西夏文与汉文音义对照的双解词典，共125面，正文以天地人三部分类，每词并列4行，中间两行是西夏字与汉字译义，外面两行为西夏字与汉字译音、汉译字的西夏文注音，是研究西夏语文的重要资料。切韵博士令〓义长等人编的《音同》或《韵统》，是按声母分类编排的西夏文字典，声母分类共九品，每品将同音字集为一组，各组用小圆点相隔，刊于1132年。此书按《广韵》排列，收西夏文大字6133个。刊于夏崇宗时（1124～1132）的《文海》，是仿汉籍《说文解字》和《广韵》体例所编的西夏文详解字典，每字有反切标音、字体结构分析和释义。另有《杂字》是西夏文分类词典，按天地人分为三门，出版于献宗乾定年（1223～1225）。这些语文字典都是供习字、写诗用的大众化工具书，流通很广。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类书有《圣言义海》，雕印于1183年。这是一种格言式词语详注词典，共5册，仿汉文类书体例，按内容分类编排。词头印以单行大字，释文为双行小字，内容广泛，解释详细，由刻印司出版。文学著作有《十二国》刊本，已残损，讲述春秋十二国历史，鲁、齐在第一册，晋、魏等在第三册，可能译自宋人《十二国史略》（三卷）。西夏文《类林》也可列为史书，此为印本，刊于1182～1183年，共十册，今存第三至第十册。此书译自汉籍中历代人物传记，加以分类，共50章。由于西夏统治者经常用兵，因此很多汉文兵书被译成西夏文出版。如《孙子兵法三家注》刊本，由三国时曹操、唐人李筌及杜牧三家作注。另有一写本也是《孙子兵法》，末尾有孙子传。《六韬》是兵家谋略之书，也有译本出版，但无注。《黄石公三略》译本有注，曾经刊印。政法方面的作品有《贞观要文》刊本，译自唐人吴竞的《贞观政要》。党项人自己写的书《贞观玉镜统》也曾出版，这是有关军事法典的书，成于夏崇宗贞观年（1101～1114）。夏仁宗时编定的法律文献《天盛年改新定律令》也曾出版，此书20卷，汇集了西夏政治制度及法令。
  文学著作有西夏诗集刊本残本，无书名，年代为1185～1186年，刻印司出版。由梁德养编的《新集锦合辞》也曾出版，集西夏诗体格言及谚语于一书。沙门宝源的《贤智集》是一劝世从善的诗文集，有插图，此西夏文集子刊于1188～1189年。类似性质的书有沙门慧明和道惠编的《三世属明言集文》，以西夏文写成，由杨金刊印。天文历算方面的写本和刻本有历书多种，皆为残页。上述西夏刊本在刻印技术上已达到宋刻本水平，只是用纸欠佳。
  继科兹洛夫之后，斯坦因1914年也在黑水城掠去大量西夏文献，今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五十年代以来，西夏文物又时而出土。如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队在宕泉河东岸元代喇嘛庙内发现三部西夏文《观音经》木刻本，作梵夹装，有插图，麻纸印刷，纸色灰白①。1972年甘肃武威一个山洞中发现一批西夏文书，其中有西夏文刊本《四言杂字》两页、夏仁宗人庆二年（1145）刻汉文日历残页、蝴蝶装西夏文刊本佛经、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等②。1989年，宁夏贺兰县西夏宏佛塔出土一批被火烧过的西夏文佛经雕板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