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有证据显示，中原的活字术特别是木活字至迟在元代已传入新疆。法国人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千佛洞一个地窟内发现一桶回鹘文木活字，总数有960枚。卡特报道说：
  伯希和根据它们存放的地点和其他因素，断定此为1300年之物。总数有数百枚之多，大部分处于完好状态。此木活字由硬木制成，以锯锯成同一高度及宽度。与同时代的王桢所述的要求完全一致①。
  但王祯木活字与回鹘文木活字除语种不同外，还有两点明显差异。第一，王桢木活字每个活字块长宽高都是整齐划一的，因汉字为表意文字，一字一音，每个活字块只刻一个汉字；回鹘文木活字高（2.2厘米）、宽（1.3厘米）一律，但长度不等（1～2.6厘米）。回鹘文为拼音文字，每个字（词）由不同数目的字母拼成，每个活字块刻出一词，因而长短不一；第二，王桢木活字只一头刻字，另一头空着；回鹘文木活字块上下两端都刻字，可颠倒使用。这样虽然节省木料，但检字时必然较麻烦，检字工记不得另一头是什么字。
  回鹘文虽属拼音文字，但又与后来西方拼音文字的活字不同，后者每个字块只刻一个字母，由含不同字母的活字块拼成一字（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鹘文活字介于汉文活字与欧洲文活字之间，而更近于汉文活字，可以说是仿照汉文活字形式创制的。这种独特的活字系统是畏兀儿人结合本民族文字特点而作出的一项创造，它是将汉文活字转化为欧洲文活字的一个过渡形式。图12-9表示四个回鹘文木活字标本，经冯家昇辨认，从左到右分别为“事”（i〓）、“七”（yiti）“敬”及“信”四字②。伯希和将大量回鹘文木活字带回欧洲后，没有妥为保管，少数流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私人手中③，大多数现存巴黎基迈博物馆（MuséeGuimet）
  史料表明，元初王祯于1297～1298年制木活字，回鹘文木活字年代为1300年（如果伯希和的断代无误的话），二者时间差太短了，不能说畏兀儿木活字受王祯影响。是否可认为木活字是畏兀儿人独立研制的，现尚缺乏足够证据。问题在于，王祯是木活字技术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并不是发明者，在他以前宋代已有了木活字。中国境内自从1045年以来有了活字发明以后，用什么材料制活字是任何工匠和技术家都可以尝试的。有些文献上没留下姓名的汉族印刷工匠在宋代已用木活字印书，并且用这一技术帮助西夏的党项族印刷了西夏文佛经。1991年宁夏贺兰县的拜寺沟方塔废墟出土西夏文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经鉴定为木活字本，年代为西夏后期（1180～1226）①。正如回鹘文雕版佛经那样，西夏文活字本佛经印页也印有汉文页码，表明也是由汉族工匠参与刻印的。在西夏用木活字印刷之前，中原已早就用木活字印书，自属意料中事。而西夏木活字印书比王祯木活字及回鹘文木活字都早一百多年。回鹘与西夏相邻，又一度受其控制，回鹘文木活字受西夏影响的可能性是不应排除的。另一方面，蒙元时期汉族工匠直接参与刻印回鹘文木活字佛经的可能性也
  许更大。
  卡特就曾想到，由于发现蒙古时的回鹘文木活字，那么在李谷克于吐鲁番获得的回鹘文印刷物中是否有可能用木活字印成的②。李谷克和卡特未对这些印刷物用何种方法所印作过技术鉴定，遂笼统一律称为“雕版印刷品”，正如卡特本人所说，在雕版印刷物与活字印刷物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难以辨认的，更何况是用很少人能看懂的回鹘文印刷的。即令汉文印刷品，专家们在分辨雕版与活字版时，也非轻而易举的事。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回鹘文印刷品至今保存完好，只有经专门研究，才能解决其中是否有木活字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