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不但以造纸技术见长，还以印刷技术而闻名中外。高昌回鹘于1209年归服于蒙古，称为畏兀儿。据文献记载及地下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至迟在畏兀儿受蒙元统治期间（1209～1324）这里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便双管齐下地发展起来。18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于1758年在巴黎发表了《匈奴、突厥、蒙古及西突厥自公元前及公元后直至当代之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des Turcs，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avant et depuis J.C.jusgu'à présent）一书，简称《匈奴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援引各种中西史料，在西方很有影响。我们在该书第一章第七节中读到论蒙古大帝国时，发现有下列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今将其法文原文翻译如下：“古代蒙古高原民族中，有畏兀儿族在蒙古帝国一时颇负盛名，他们奖励科学和技术，……而他们的书写方式也像汉字那样自上而下，他们率先利用雕版作印刷之用”②。
  按回鹘族祖先早期确曾在蒙古高原游牧，由于畏兀儿主动依附于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政权，他们受到蒙古大汗器重和信用，常委以要职，而蒙古文最初也参照回鹘文所草创，他们作为色目人在蒙元时期地位仅居于蒙古人之下，因此颇负盛名。而回鹘文字也的确像汉字那样由上而下书写，不同于中亚及西亚其他民族的文字，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当德经指出畏兀儿人掌握雕版印刷技术之时（1758），远在新疆地区出土印刷品实物之前，不管他是否有何依据，反正他的这一记载在一百多年后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1902～1907年由李谷克（AlbertvonLeCoq，1860～1930）和格林维德尔（Albert Grünwedel）率领的普鲁士考察队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报告见李谷克执笔的《新疆探宝记》（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estan，Berlin，1926），此书由布拉维尔（A.Brawell）从德文译成英文，题为《新疆的地下宝藏；德国第二次及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活动及探险报告》（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ventures of the
  2nd and 3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London，1928）。报告指出，他们在吐鲁番地区古遗址中发现大量雕版印刷品残片，大部分是佛经和佛像版画，使用的文字有回鹘文、汉文、梵文、西夏文、蒙文和藏文等六种文字。这些文物后收入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引起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
  但吐鲁番出土的这批印刷品因为是残片，没有保留下有年款的部分，经研究后发现，其中蒙文及梵文印刷品文字中出现成吉思汗的名字，再没有发现更晚年代的迹象，所以李谷克将这批文物断为蒙元初期（13世纪）产物①，是比较稳妥的。美国印刷技术史家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8～1925）博士在20年代亲赴柏林研究了出土物，并同李谷克作了交谈。卡特后来描述说：“在吐鲁番地区发掘的每一地点，几乎都有版画和雕版印刷品。”发现印刷品的最西地点是吐鲁番盆地西的托克逊（Toqsun）县。这些印刷品以及大量写本残卷没有受到妥善保管，几百年间任其自然摧残。“在有些寺院里，地上全是散乱的纸片，全都践踏过，或用手撕成碎片。例如在亦都护的寺院内，满地都是‘废纸’，高可及膝。……我在柏林曾经检视一箱这种积藏物……在皱乱和撕碎的回鹘文、粟特文、汉文和梵文写本中，包括简陋的雕版佛像画十二张；回鹘文印刷物两张、几块描有佛像的丝织品和一段印花丝织品②”。
  比较完好的雕版印刷品是在木头沟（Murtuk）一所寺院里发现的，其年代似乎比多数寺院晚，但大部分是印刷精良的。在谈到这批印刷品年代时，卡特转述说，较早的印刷品难以断代，只有较晚的纸片可以断代，在晚期遗物中有四张蒙文印刷残片和一本美丽的大字兰察体（Lantsa script）梵文印经以及一张有成吉思汗名字的纸片。以上这些印件不会早于13世纪初年，……也不能距13世纪末太远。”但回鹘文印刷品可列入较早年代（图12-6），木头沟寺院中的精美印刷品属于13世纪末期。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蒙古时代初期（1210～1240），吐鲁番地区已经有了非常发达和分布广泛的印刷工业，而且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吐鲁番雕版印刷品中印有回鹘文、汉文、梵文、西夏文、藏文和蒙文六种文字，前三种文字的印刷物数量最多③”。回鹘文印刷品全是佛经，文内有梵文夹注，对名字和词给出原文，就像我们今天将英文译成汉文时，在汉文后标出名词的英文原文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张印页左边印出汉文页码。据认为兰察体梵文印本佛经，是为新疆维吾尔族或藏族僧人使用而印，他们多通晓梵文（图12-7）。
  梵文印刷物字体有两种，数量较多的是古梵文，少数印本用13世纪时通用的兰察体（Lantsa）梵文，这可能是佛教徒习惯使用的一种变体梵文，在字形上略有改变。梵文印本中最精美的是兰察体《金刚经》，每页直高15.5厘米，长64厘米，宽边。每隔一页用梵文和汉文交替印出卷名及页码。如图12-7所示，汉文标题为“十万颂般若第十三上”、“卅”。“万”字就用现在的简体，“卅”为第30页。从梵文字体来判断，可以大致判定为13世纪的产物。蒙文印刷品共四张，内容都是佛经，所用文字为蒙古国师八思巴（1235～1280）于至元六年（1266）奉敕创制而于次年颁行的蒙古新字（八思巴蒙文），此字参照藏文形制制成，未用蒙古早期参照回鹘文而创制的旧字。这决定蒙文印件年代为13世纪后期。蒙文也像回鹘文及汉文那样行文由上而下阅读，但每个印张的版式与中原汉文雕版印刷物更近，书口有鱼尾，每张两页，中间书口下印有汉文页码。吐鲁番发现的这批印刷物中还有汉文佛经残页，字体颇像宋版书那样丰润，印刷精美。
  这批以不同文字印成的印刷物有三种装订形式，一是卷轴装，如汉文佛经印本，表明这种书籍形式属于早期产物；二是经折装或梵夹装，如汉文佛经及回鹘文佛经；三是贝叶装或册叶装，如兰察体梵文佛经，仿效古代印度佛经形式，但印度贝叶经在每页中间穿孔合订，而这种纸本印刷页虽不用印度方式装订，却仍在每页中间印出穿孔，以保持原有形制。上述八思巴蒙文佛经印本，从每页版框形式观之，似为线装形式。可以说，中原地区主要雕版印本书装订形式，都可在吐鲁番文物中发现。
  德国考察队不但在吐鲁番发现雕版佛经、佛画，还发现两张纸牌（图12-8），当然也是印刷品，其中一张，牌面直高9.5厘米、横长3.5厘米，中间印有一人物，边栏上、下各印有“管换”及“贺造”字样。纸牌由几层纸粘贴成厚纸，但其年代无法断定，可能是14世纪左右①。在吐鲁番发现的纸牌应当是驻札在畏兀儿的蒙古军队及随行人员所用，维族也很快学会。从纸牌上所印汉字形体看，不像是中原地区汉人工匠所刻，其中“换”字误刻为“〓”，各字结体及运笔似乎是出于少数民族之手，因而疑为畏兀儿当地所刻印，因汉字不像由毛笔所写，而像用硬笔书后刻之。
  继德国考察队之后，1930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黄文弼、袁复礼（1893～1987）二先生在吐鲁番采购得回鹘文雕版印刷品三件，其中包括经折装佛经，高24.5厘米、宽20.3厘米，共二片，都是朱色版画像；还有高24.5厘米、宽53.5厘米的佛经，左首印有佛像，共五片，有的在中缝处印有汉文页码“十”字。朱刻像与墨印像旁刻有汉文“陈宁刊”三字②。经冯家昇（1904～1970）博士辨认，这五片为《佛说八阳神咒经》，版刻佛像为《如来说教图》③。《佛说八阳神咒经》曾收入1231～1322年间编修的《佛典碛沙藏》中，有的经也印有“陈宁刊”字样，则这几页回鹘文刊本佛经也是13世纪之产物。还有四片，高29厘米、宽54厘米，有梵文夹注，不知是何经。另一回鹘文佛经刊本残页，亦印出汉文页码“十”字。从这批回鹘文刻本中可以看到，不但用墨印，而且还有朱印，甚至朱墨套印。
  显而易见，吐鲁番遗址中发现的各种民族文字的雕版印刷品是在汉族工匠与畏兀儿人、党项人、蒙古人及藏人合作下刻印而成。有的印刷物上刻有汉族工匠的名字，便是证明。蒙元时期统治者很重视畏兀儿地区，为满足各族对宗教经典的需要，除颁发内地刊印的佛经外，也在组织当地刻印佛经。根据当时的惯例，蒙元朝廷有时委任经学大师主持刻印佛经，将一些民族的经师、书写手、校经手派往内地，配合汉族刻工刻版并印刷，再将佛经运回民族地区，或将内地刻出的雕版带来当地刷印。前述回鹘文印本《八阳神咒经》及《如来说教图》署“陈宁刊”者，刻工精湛，刀法圆熟，可能就在内地由著名工匠陈宁刻版。我们也不否定畏兀儿工匠有能力刻版，前述纸牌可能即是少数民族工匠仿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