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新疆出土的纸经研究证明，多数来自内地，也有的是当地抄造。新疆究竟是从何时开始造纸呢？20世纪70年代初，笔者系统检验出土纸样时，发现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51号墓出的文书（原编号72TAM151∶52）中，写有“纸师隗显奴”、“碑堂赵师得”、“鹿门赵善喜”、“兵人宋保”等字样。纸直高29.6厘米，横长残，为白色皮纸（图12-1）。该文书年代为高昌王麴文泰的重光元年（620），文书中的“碑堂”、“鹿门”、“兵人”和“纸师”等，当是麴氏高昌专门政职务，纸师隗显奴是专门掌管造纸的匠师。同墓出的另一纪年文书，是高昌王麴口在位的义和二年（615）由传令官吴善喜下达的命令（原编号72TAM151∶15）。命令要求“弓师侯尾相、侯元相二人，符到作具，粮食自随。期此月九日来诣府，不得违失”。意思是说，王府令弓师侯氏二兄弟立即自带工具及口粮，在义和二年十月九日（615年11月5日）来府受命，不得违失。这里所说的弓师，是掌管弓箭制造的匠师，与前述纸师一样，都服务于官府。此文书纸高26厘米，横长残缺，白色麻纸，粗帘条纹，不及重光元年文书纸精良，很可能是当地所造①。出土的文书表明，至迟在7世纪初（620）高昌已有造纸作坊，距今一千二百多年，这是迄今所见有关新疆造纸的最早文字记载。
  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67号墓更出土另一件纸本文书（原编号72TAM167∶3），高21.7厘米，长8.5厘米（横长残缺），肤色麻纸，粗帘条纹，每条帘纹粗0.2厘米或2毫米，帘纹呈弯曲状。从技术上判断不是用中原地区常用的竹帘抄造，因为用竹帘抄造的纸，其帘纹应是笔直的，而不应是弯曲的。纸上留有如下文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图12-2），意思是，拟将监狱中一些犯人送往纸坊造纸。这是新疆出土文书中有关当地设纸坊的明确记载。可惜，这件珍贵的文书只有残片，可辨者仅这九个字，也无纪年。但出土此文书纸的第167号墓位于高昌时期的墓群中，附近各墓出土物多为8世纪的文物，从纸上墨迹书法风格观之，此文书年代不会晚于中唐（8世纪），有可能更早些，但也不会早于6世纪。这张纸为当地所造无疑，可以此作为判断新疆造古纸之标本。
  据研究，新疆地区早期抄造的纸具有下列技术特征：（1）纸的原料多为破布类麻纤维；（2）纸的帘条纹宽度为0.2厘米左右，有时帘条纹并非笔直，而略带弯曲，呈波浪纹状；（3）纸一般较为厚重，薄纸极少见。迎光看，纸浆分布不甚均匀。纸的以上特征是由新疆地区的资源和技术经济条件造成的。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造纸技术和纸的形制的演变不但有时代性，而且有地域性。纸所具有的这两性正是我们从技术上鉴定其年代及产地的科学依据，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当我们探讨新疆各地的出土古纸时，曾注意到：（1）从技术条件及历史背景观之，新疆地区从4世纪就已具备了造纸的技术条件，而当地对纸的需要也越来越大；（2）新疆地区盛产麻类，麻纺早已自给，有了充足的造纸原料来源，而造麻纸比造皮纸更为简便易行；（3）新疆地区不产竹，缺乏用细竹条编制抄纸帘的原材料，于是因地制宜地用当地产的莎草科芨芨草（Achnatherumsplendens）（图12-3）草杆编成纸帘，以代替竹帘。此草为多年生草本，高0.5～2.5米，茎径2～3毫米，粗壮而坚硬。新疆造的纸帘条纹粗2毫米，正是芨芨草杆之直径；（4）用芨芨草杆编纸帘，须用整根草茎，而不是像竹条编帘那样由短竹条接拼成帘，因而纸帘抄用一段时间后，草杆变形呈弯曲状，使纸的帘条纹也呈弯曲；（5）芨芨草杆较粗，粗帘抄纸时滤水较快，使帘面浆液分布不匀，影响纸的质量。为使其浓度增加，通常抄出厚重的纸。这些条件构成了新疆当地造的纸的形态特征。
  由于解决了新疆产纸的形态特征，再依此对比出土的纪年文书纸，就会发现，早在十六国（304～436）时期新疆就已能自行造纸，因为这时期的纪年文书纸都具有这些特征。前面谈到的615年文书纸中“纸师”之职，不过是表明新疆造纸的时代下限。将新疆所造纸的形态特征与敦煌石窟写经纸作技术对比，也一举解决了某些敦煌石室写经纸的产地问题。二者在形态上颇为类似，因为芨芨草野生于新疆、甘肃、青海等西北及华北等地。敦煌石室写经纸有些为敦煌、武威、张掖一带的河西四郡所造，至迟在晋代已有了纸坊，比新疆造纸还早，新疆造纸技术可能是直接从甘肃引进的。因为自敦煌出玉门关西行，很快就进入新疆境内。新疆出土早期文书纸经化验后，发现也有用皮料抄造的，但文字内容表明此皮纸为内地其他地方所造，而运入新疆的。新疆当地造皮纸应晚于麻纸。内地所造的麻纸与新疆造麻纸不同之处，首先是内地纸帘条纹较细而笔直，当用竹帘抄成，一般比较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