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新疆在国内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汉晋、唐宋至元明清以来，历代统治者都特别注意加强中原地区与新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内地的各种产品如丝织品、铁器、陶瓷器、茶叶、漆器、金银铜器、药材、日用商品、纸张及科学文化典籍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疆，除在当地销售外，再贩运到西部各国，而新疆的珠玉、宝石、白叠（棉布）、马羊及毛织品等特产也随西方各国的货物流入内地。汉族地区工农业各种生产技术也在不同时期引进新疆，由于这里土地肥沃、矿产丰富，农田、水利、畜牧及各种手工业都达到当时相当高的水平，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有些地方已接近内地。
  沿丝绸之路的各主要城市如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西州（今吐鲁番）、于阗（今和田）、尼雅（今民丰）、鄯善（今若羌）及楼兰（罗布淖尔一带）故地，当年都相当繁荣，国内外商人往来如织。由此再东行，便至甘肃境内的沙州（今敦煌）、凉州（今武威），经天水很快就到长安。自20世纪初以来，新疆境内上述各地古墓葬及古代遗址中出土许多优美的丝织品，正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见证。
  有趣的是，凡有丝织物出土的地方，往往有古纸出土，说明纸也是从中国内地沿丝绸之路西传的，我们不妨将这条丝路称之为“纸之路”或PaperRoad。而且沿纸路出土的纸本文书及典籍写本，写有汉文、古回鹘文、汉文与回鹘文合写，还有西夏文、突厥文、古藏文、察合台文、蒙文、龟兹文、于阗文、焉耆文，甚至还有中亚、西亚流行的粟特文、吐火罗（Tokhara）文、叙利亚文以及印度的梵文和欧洲的希腊文。这也表明在新疆地区，中外很多民族都使用了纸，纸也像丝织品一样很早就成了中国的出口商品。新疆出土的纸除本色纸外，还有色纸及其他加工纸，还有纸本绘画、剪纸、纸牌、纸靴、纸帽、纸棺等多种用途的纸制品以及纸本印刷物，数量多、种类杂，而且许多都有年款，无年款者也可从伴出物定出年代，为我们对该区造纸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实物资料。
  像中原地区一样，新疆各族在没有纸之前以木简为书写工具，有纸之后也时而纸、简并用。例如在巴楚县脱库孜萨来古城早期寺庙遗址中，就出土不少古龟兹文木简①。然而在汉代发明纸后不久，纸便迅即传入新疆地区。1933年考古学家在罗布淖尔汉烽燧遗址掘出宣帝时（前73～前49）造的麻纸②，说明西汉时纸已传到新疆，供当地屯戍士兵使用。1901年斯坦因也在同一地点掘得二纸，均写有汉字，一为书信，另一为四字一韵的教子弟书，当为东汉之物③。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夫妻合葬墓内，还发现揉成团的纸，纸上有黛粉，可能供描眉之用④。继两汉之后，三国、晋、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历代所造之纸均可在新疆地区发现。
  例如瑞典人斯文赫定（AndersSvenHedin，1865～1952）1900年在罗布淖尔的古楼兰遗址发掘出3～4世纪的纪年纸本文书，其中包括晋代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和北朝永嘉四年（310）等文书，同时还发现晋泰始年（265～274）、咸熙年（266，268）的木⑤。可见在西晋时木牍在西北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但东晋以后便基本被纸所取代。
  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高昌遗址也出土许多早期纸本文物，其中较早的是西晋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写本，为日本人大谷光瑞（1876～1948）1909～1910年在鄯善所发现⑥。黄文弼（1893～1966）1928年在哈拉和卓发现的后秦白雀元年（384）衣物券，很值得研讨，因纸上的汉字是用蓝墨水写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⑦。1964—1965年新疆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重新发掘出一批早期的纸，如1964年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建兴年书信，纸上写有“王宗惶恐死罪”及“九月三日[王]宗[惶]恐死罪，……秋，……节转凉，奉承明府体万福”等字，写信人为前凉时的王宗。纸上年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但同墓则有“建兴三十六年九月己卯朔廿八日丙午高昌……”等字的绢制柩铭，据此可断定此信不迟于公元348年⑧。“转凉奉承”中的“凉”，指凉州（今甘肃武威）。张氏前凉（313～376）于327年在吐鲁番置高昌郡，且用晋建兴年号达49年之久，建兴三十六年合前凉张重华（346～353年在位）永乐三年。1965年阿斯塔那39号墓出土文书，纸上写有“升平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王念以兹驼卖与朱越”等字，是王念向朱越卖骆驼的契约，升平十一年（367）是东晋年号，相当前凉张天锡太清五年。
  新疆出土的文书中，有许多件具有重要文物和史料价值，如隋代薛道衡（540～609）《典言》残卷、唐代《西州营名籍》、《开元籍帐簿》以及白怀洛、张海隆、卜老师等人的借钱契等，都有史料价值。尤其1965年吐鲁番英沙古城东南佛塔出土的晋人抄写的陈寿（235～297）《三国志》（290）《魏书·臧洪传》及《吴书·孙权传》及1969年吐鲁番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注》，具有文献价值。此残卷直高27厘米，每纸横长43.5厘米，全长5.2米，麻纸。存《为政》后半及《八佾》、《里仁》、《公冶长》三整篇，卷尾题记为：“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卜天寿，年十二”等字①。上述晋写本《三国志》及唐写本《论语》残卷，是此二书迄今所存最早的写本。
  值得指出的是，新疆还出土了极为珍贵的早期纸本绘画，尽管不是出于名家之手，却说明当时的纸可作画。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所出十六国（290—420）时绘的地主生活图（长100.5厘米，宽47厘米），是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②。1969年吐鲁番一座唐墓内也出土一幅纸本设色花鸟画③。共三幅，每幅直高为20.1厘米，横长14.1厘米。所用麻纸呈白色，纸厚，可分层揭开，表面经砑光，部分表面似乎有一层白色矿物粉。从画风看，这画为民间艺术作品。
  在中国各省区中，新疆出土的纸制品种类最多，数量也大。除上述外，1959年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的对鹿团花、对猴团花及忍冬纹团花的民间剪纸，年代分别为公元541，551及567年。1973年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唐代纸棺，尤为独特。此外还可看到送葬用的纸钱、纸帽、纸鞋、纸腰带等。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墓葬可以说是埋藏各种古纸的地下博物馆。
  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大力支持，笔者自1970年起多次系统研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区出土的晋一十六国、北朝至隋唐，即3～9世纪的历代古纸④。这些古纸经检验后证明在原料选择和制造方法方面，与中原是一致的，大体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麻类，主要是大麻及苧麻纤维，此原料来自废旧的麻绳及破布，属于熟纤维，在各种纸中以麻纸为数最多。第二类是木本韧皮纤维，主要是楮皮、桑皮、瑞香皮纤维，属于生纤维，这类皮纸多出现于唐代及唐以后。如开元三年（715）写《西州营名籍》为楮皮纸。第三类是混合原料，主要是麻料与树皮料混合制浆，如阿斯塔那出土的唐麟德二年（665）写的卜老师借钱契，就是这类纸。第四类是已用过的纸，利用其没有字迹的背面重新书写或印刷，古时称为“反故”。例如唐开元四年（716）籍帐簿，正面写受永业田户主、家族、田产等，而卜天寿得此帐簿纸后，则在纸背写《论语郑注》。9世纪双面抄写的回鹘文佛经，又是一例。敦煌石室所出实物也有类似情况。如五代时用北朝写经纸背面印佛经。这些实例说明，古人对纸的利用是既珍惜又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