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自治区，其土地面积比欧洲英、法、德、意、比利时、瑞士及荷兰七国面积的总和还要大。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维吾尔族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3，此外还有汉、哈萨克、蒙、回、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等民族，他们很早以来就共同劳动，辛勤开发了祖国的大西北边疆。自从西汉张骞（约前173～前114）奉汉武帝命出使西域、从而开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后，汉政府在这里设西域都护府，大批汉人随军从内地来此定居，从事农商。
  汉人和塔里木河流域的楼兰、于阗、大宛、疏勒、龟兹（今库车）、焉耆、姑师等地的民族一道，共同发展新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塔里木河流域的各民族与后来从贝加尔湖以南色楞格河流域迁来的回鹘等民族融合，形成今新疆境内的维吾尔等民族。维族先民可追溯到战国末（公元前3世纪）的丁零和南北朝（4～5世纪）时铁勒或高车的袁纥部，主要在蒙古高原游牧。袁纥隋朝称韦纥，唐代称回纥、回鹘，而元、明时称畏兀儿，这都是Uyghur的不同译音，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有“团结”、“联合”之义①。唐代时，回纥部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建回纥汗国（647～846），沿用唐代官制，与唐保持密切关系，从游牧过渡到半定居。唐先后以三位公主嫁与回纥汗为妻，进一步带去中原文化。《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称，元和四年（809）回纥可汗遣使来朝，请改称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公元750～830年间是回鹘最盛时期，经济、文化获得很大发展。
  唐开成五年（840），回为黠戛斯（Xiájiásī）所破，回鹘人向西迁移，一支迁往河西走廊，牙帐设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称河西回鹘或甘州回鹘，10世纪后进入封建社会。当时河西地区由归唐的汉人张义潮（799～872）统领，因此甘州回鹘依附于唐归义军节度使。1030年西夏占据河西后，又依附西夏，1227年由蒙古统治。另一支回鹘人西迁到西州，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都城于和州即吐鲁番东的哈喇和卓，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应当指出，在回鹘人来高昌之前，北魏和平元年（460）漠北的游牧民族柔然攻入这里，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建立高昌王国，此后由张孟明、马继儒及麴嘉统治，麴氏高昌（499～640）是年代最长的最后一个王朝，贞观十四年（640）为唐所灭，于其地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
  高昌国虽地处西埵，但与内地联系密切，官制、政令及文化与内地一致，境内多汉人，少数为柔然人、高车人、突厥人及匈奴人。因此840年来高昌的回鹘人再次与汉文化传统相遇。高昌回鹘10世纪末又向西发展至龟兹（Jiüzi）即今新疆库车。西迁后的回鹘，信仰佛教，使用回鹘文（古维吾尔文）。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古回鹘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借用中亚粟特文（Sogdian）字母创制而成，8～15世纪通行字母18—23个，书写时从右向左横书，后改直书左行①。13世纪时蒙古人用回鹘文字母缀写蒙古语，因而古回鹘文很像蒙文，可见回鹘文化对中国其他民族创制文字也有不少影响。
  一 新疆地区古纸的发现
  新疆在国内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汉晋、唐宋至元明清以来，历代统治者都特别注意加强中原地区与新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内地的各种产品如丝织品、铁器、陶瓷器、茶叶、漆器、金银铜器、药材、日用商品、纸张及科学文化典籍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疆，除在当地销售外，再贩运到西部各国，而新疆的珠玉、宝石、白叠（棉布）、马羊及毛织品等特产也随西方各国的货物流入内地。汉族地区工农业各种生产技术也在不同时期引进新疆，由于这里土地肥沃、矿产丰富，农田、水利、畜牧及各种手工业都达到当时相当高的水平，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有些地方已接近内地。
  沿丝绸之路的各主要城市如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西州（今吐鲁番）、于阗（今和田）、尼雅（今民丰）、鄯善（今若羌）及楼兰（罗布淖尔一带）故地，当年都相当繁荣，国内外商人往来如织。由此再东行，便至甘肃境内的沙州（今敦煌）、凉州（今武威），经天水很快就到长安。自20世纪初以来，新疆境内上述各地古墓葬及古代遗址中出土许多优美的丝织品，正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见证。
  有趣的是，凡有丝织物出土的地方，往往有古纸出土，说明纸也是从中国内地沿丝绸之路西传的，我们不妨将这条丝路称之为“纸之路”或PaperRoad。而且沿纸路出土的纸本文书及典籍写本，写有汉文、古回鹘文、汉文与回鹘文合写，还有西夏文、突厥文、古藏文、察合台文、蒙文、龟兹文、于阗文、焉耆文，甚至还有中亚、西亚流行的粟特文、吐火罗（Tokhara）文、叙利亚文以及印度的梵文和欧洲的希腊文。这也表明在新疆地区，中外很多民族都使用了纸，纸也像丝织品一样很早就成了中国的出口商品。新疆出土的纸除本色纸外，还有色纸及其他加工纸，还有纸本绘画、剪纸、纸牌、纸靴、纸帽、纸棺等多种用途的纸制品以及纸本印刷物，数量多、种类杂，而且许多都有年款，无年款者也可从伴出物定出年代，为我们对该区造纸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实物资料。
  像中原地区一样，新疆各族在没有纸之前以木简为书写工具，有纸之后也时而纸、简并用。例如在巴楚县脱库孜萨来古城早期寺庙遗址中，就出土不少古龟兹文木简①。然而在汉代发明纸后不久，纸便迅即传入新疆地区。1933年考古学家在罗布淖尔汉烽燧遗址掘出宣帝时（前73～前49）造的麻纸②，说明西汉时纸已传到新疆，供当地屯戍士兵使用。1901年斯坦因也在同一地点掘得二纸，均写有汉字，一为书信，另一为四字一韵的教子弟书，当为东汉之物③。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夫妻合葬墓内，还发现揉成团的纸，纸上有黛粉，可能供描眉之用④。继两汉之后，三国、晋、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历代所造之纸均可在新疆地区发现。
  例如瑞典人斯文赫定（AndersSvenHedin，1865～1952）1900年在罗布淖尔的古楼兰遗址发掘出3～4世纪的纪年纸本文书，其中包括晋代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和北朝永嘉四年（310）等文书，同时还发现晋泰始年（265～274）、咸熙年（266，268）的木⑤。可见在西晋时木牍在西北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但东晋以后便基本被纸所取代。
  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高昌遗址也出土许多早期纸本文物，其中较早的是西晋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写本，为日本人大谷光瑞（1876～1948）1909～1910年在鄯善所发现⑥。黄文弼（1893～1966）1928年在哈拉和卓发现的后秦白雀元年（384）衣物券，很值得研讨，因纸上的汉字是用蓝墨水写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⑦。1964—1965年新疆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重新发掘出一批早期的纸，如1964年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建兴年书信，纸上写有“王宗惶恐死罪”及“九月三日[王]宗[惶]恐死罪，……秋，……节转凉，奉承明府体万福”等字，写信人为前凉时的王宗。纸上年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但同墓则有“建兴三十六年九月己卯朔廿八日丙午高昌……”等字的绢制柩铭，据此可断定此信不迟于公元348年⑧。“转凉奉承”中的“凉”，指凉州（今甘肃武威）。张氏前凉（313～376）于327年在吐鲁番置高昌郡，且用晋建兴年号达49年之久，建兴三十六年合前凉张重华（346～353年在位）永乐三年。1965年阿斯塔那39号墓出土文书，纸上写有“升平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王念以兹驼卖与朱越”等字，是王念向朱越卖骆驼的契约，升平十一年（367）是东晋年号，相当前凉张天锡太清五年。
  新疆出土的文书中，有许多件具有重要文物和史料价值，如隋代薛道衡（540～609）《典言》残卷、唐代《西州营名籍》、《开元籍帐簿》以及白怀洛、张海隆、卜老师等人的借钱契等，都有史料价值。尤其1965年吐鲁番英沙古城东南佛塔出土的晋人抄写的陈寿（235～297）《三国志》（290）《魏书·臧洪传》及《吴书·孙权传》及1969年吐鲁番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注》，具有文献价值。此残卷直高27厘米，每纸横长43.5厘米，全长5.2米，麻纸。存《为政》后半及《八佾》、《里仁》、《公冶长》三整篇，卷尾题记为：“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卜天寿，年十二”等字①。上述晋写本《三国志》及唐写本《论语》残卷，是此二书迄今所存最早的写本。
  值得指出的是，新疆还出土了极为珍贵的早期纸本绘画，尽管不是出于名家之手，却说明当时的纸可作画。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所出十六国（290—420）时绘的地主生活图（长100.5厘米，宽47厘米），是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②。1969年吐鲁番一座唐墓内也出土一幅纸本设色花鸟画③。共三幅，每幅直高为20.1厘米，横长14.1厘米。所用麻纸呈白色，纸厚，可分层揭开，表面经砑光，部分表面似乎有一层白色矿物粉。从画风看，这画为民间艺术作品。
  在中国各省区中，新疆出土的纸制品种类最多，数量也大。除上述外，1959年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的对鹿团花、对猴团花及忍冬纹团花的民间剪纸，年代分别为公元541，551及567年。1973年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唐代纸棺，尤为独特。此外还可看到送葬用的纸钱、纸帽、纸鞋、纸腰带等。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墓葬可以说是埋藏各种古纸的地下博物馆。
  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大力支持，笔者自1970年起多次系统研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区出土的晋一十六国、北朝至隋唐，即3～9世纪的历代古纸④。这些古纸经检验后证明在原料选择和制造方法方面，与中原是一致的，大体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麻类，主要是大麻及苧麻纤维，此原料来自废旧的麻绳及破布，属于熟纤维，在各种纸中以麻纸为数最多。第二类是木本韧皮纤维，主要是楮皮、桑皮、瑞香皮纤维，属于生纤维，这类皮纸多出现于唐代及唐以后。如开元三年（715）写《西州营名籍》为楮皮纸。第三类是混合原料，主要是麻料与树皮料混合制浆，如阿斯塔那出土的唐麟德二年（665）写的卜老师借钱契，就是这类纸。第四类是已用过的纸，利用其没有字迹的背面重新书写或印刷，古时称为“反故”。例如唐开元四年（716）籍帐簿，正面写受永业田户主、家族、田产等，而卜天寿得此帐簿纸后，则在纸背写《论语郑注》。9世纪双面抄写的回鹘文佛经，又是一例。敦煌石室所出实物也有类似情况。如五代时用北朝写经纸背面印佛经。这些实例说明，古人对纸的利用是既珍惜又充分的。
  二 新疆造纸的起始时间
  新疆出土的纸经研究证明，多数来自内地，也有的是当地抄造。新疆究竟是从何时开始造纸呢？20世纪70年代初，笔者系统检验出土纸样时，发现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51号墓出的文书（原编号72TAM151∶52）中，写有“纸师隗显奴”、“碑堂赵师得”、“鹿门赵善喜”、“兵人宋保”等字样。纸直高29.6厘米，横长残，为白色皮纸（图12-1）。该文书年代为高昌王麴文泰的重光元年（620），文书中的“碑堂”、“鹿门”、“兵人”和“纸师”等，当是麴氏高昌专门政职务，纸师隗显奴是专门掌管造纸的匠师。同墓出的另一纪年文书，是高昌王麴口在位的义和二年（615）由传令官吴善喜下达的命令（原编号72TAM151∶15）。命令要求“弓师侯尾相、侯元相二人，符到作具，粮食自随。期此月九日来诣府，不得违失”。意思是说，王府令弓师侯氏二兄弟立即自带工具及口粮，在义和二年十月九日（615年11月5日）来府受命，不得违失。这里所说的弓师，是掌管弓箭制造的匠师，与前述纸师一样，都服务于官府。此文书纸高26厘米，横长残缺，白色麻纸，粗帘条纹，不及重光元年文书纸精良，很可能是当地所造①。出土的文书表明，至迟在7世纪初（620）高昌已有造纸作坊，距今一千二百多年，这是迄今所见有关新疆造纸的最早文字记载。
  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67号墓更出土另一件纸本文书（原编号72TAM167∶3），高21.7厘米，长8.5厘米（横长残缺），肤色麻纸，粗帘条纹，每条帘纹粗0.2厘米或2毫米，帘纹呈弯曲状。从技术上判断不是用中原地区常用的竹帘抄造，因为用竹帘抄造的纸，其帘纹应是笔直的，而不应是弯曲的。纸上留有如下文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图12-2），意思是，拟将监狱中一些犯人送往纸坊造纸。这是新疆出土文书中有关当地设纸坊的明确记载。可惜，这件珍贵的文书只有残片，可辨者仅这九个字，也无纪年。但出土此文书纸的第167号墓位于高昌时期的墓群中，附近各墓出土物多为8世纪的文物，从纸上墨迹书法风格观之，此文书年代不会晚于中唐（8世纪），有可能更早些，但也不会早于6世纪。这张纸为当地所造无疑，可以此作为判断新疆造古纸之标本。
  据研究，新疆地区早期抄造的纸具有下列技术特征：（1）纸的原料多为破布类麻纤维；（2）纸的帘条纹宽度为0.2厘米左右，有时帘条纹并非笔直，而略带弯曲，呈波浪纹状；（3）纸一般较为厚重，薄纸极少见。迎光看，纸浆分布不甚均匀。纸的以上特征是由新疆地区的资源和技术经济条件造成的。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造纸技术和纸的形制的演变不但有时代性，而且有地域性。纸所具有的这两性正是我们从技术上鉴定其年代及产地的科学依据，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当我们探讨新疆各地的出土古纸时，曾注意到：（1）从技术条件及历史背景观之，新疆地区从4世纪就已具备了造纸的技术条件，而当地对纸的需要也越来越大；（2）新疆地区盛产麻类，麻纺早已自给，有了充足的造纸原料来源，而造麻纸比造皮纸更为简便易行；（3）新疆地区不产竹，缺乏用细竹条编制抄纸帘的原材料，于是因地制宜地用当地产的莎草科芨芨草（Achnatherumsplendens）（图12-3）草杆编成纸帘，以代替竹帘。此草为多年生草本，高0.5～2.5米，茎径2～3毫米，粗壮而坚硬。新疆造的纸帘条纹粗2毫米，正是芨芨草杆之直径；（4）用芨芨草杆编纸帘，须用整根草茎，而不是像竹条编帘那样由短竹条接拼成帘，因而纸帘抄用一段时间后，草杆变形呈弯曲状，使纸的帘条纹也呈弯曲；（5）芨芨草杆较粗，粗帘抄纸时滤水较快，使帘面浆液分布不匀，影响纸的质量。为使其浓度增加，通常抄出厚重的纸。这些条件构成了新疆当地造的纸的形态特征。
  由于解决了新疆产纸的形态特征，再依此对比出土的纪年文书纸，就会发现，早在十六国（304～436）时期新疆就已能自行造纸，因为这时期的纪年文书纸都具有这些特征。前面谈到的615年文书纸中“纸师”之职，不过是表明新疆造纸的时代下限。将新疆所造纸的形态特征与敦煌石窟写经纸作技术对比，也一举解决了某些敦煌石室写经纸的产地问题。二者在形态上颇为类似，因为芨芨草野生于新疆、甘肃、青海等西北及华北等地。敦煌石室写经纸有些为敦煌、武威、张掖一带的河西四郡所造，至迟在晋代已有了纸坊，比新疆造纸还早，新疆造纸技术可能是直接从甘肃引进的。因为自敦煌出玉门关西行，很快就进入新疆境内。新疆出土早期文书纸经化验后，发现也有用皮料抄造的，但文字内容表明此皮纸为内地其他地方所造，而运入新疆的。新疆当地造皮纸应晚于麻纸。内地所造的麻纸与新疆造麻纸不同之处，首先是内地纸帘条纹较细而笔直，当用竹帘抄成，一般比较薄。
  三 新疆造纸业的发展
  自从新疆有了纸坊之后，所造的纸已足供各族人民之需，因而出土物中尚有很多其他民族文字的纸本文书，自20世纪初至现在不时出土。例如在哈密天山以北，一次就发现回鹘文写本佛经六百多页①。吐鲁番胜金口的佛寺遗址也有回鹘文、婆罗密文、梵文和汉文写的佛经②。除佛经外，还在高昌故城发现元代回鹘文契约，有的契约用汉文及回鹘文合写。纸的普及使用为新疆各族带来方便，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新疆所造的纸，还向中亚、西亚出口。该地区早已从中原引入植桑养蚕技术，因而造桑皮纸也应具有技术条件。1975年，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内出土的延昌廿二年（582）文书纸（编号75TAM99∶9），经化验为桑皮纸，由芨芨草杆编的纸帘抄造。
  这张纸的出土，说明新疆造皮纸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但皮纸产量显然不及麻纸大。南北朝以后，这里的皮纸逐渐增多。清乾隆年间两位官员苏尔德与福森布合著的《回疆志》（刊于1772年）谈到新疆纸时写道：“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布絮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写字”。20世纪初，斯坦因在和田也看到当地维族人仍用桑皮造纸③。70年代初，笔者检验过清代（18世纪）维族人用的阿拉伯文写本《古兰经》用纸，原料为桑皮，纸质厚重，帘纹粗而呈弯曲，表面施一层淀粉浆，且以细石磨光。与《回疆志》所载尽同，新疆桑皮纸确有精、粗两种。精者色洁白，粗者表面有黑褐色桑皮外壳而未能剔除者。《回疆志》所谓“黑、白二种”当指此而言。“黑纸”确切地说应当是灰纸，并非真黑色，这类纸用于包装，不适于书写或印刷。新疆所造麻纸多为本色纸，不作任何技术加工而直接用于书写或印刷，但加工纸也不时出土。
  除前述黄纸、蓝纸等染色纸外，还有高级的冷金纸。明人高濂（1533～1613在世）《遵生八笺》（1591）云：“高昌国金花笺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图者”，这使人想起唐明皇令大诗人李白（701～762）题牡丹诗时用的金花笺。有趣的是，这种纸在新疆也如法制造。1973年阿斯塔那墓群中汜法济夫妻合葬墓（第214号墓）就出土这类实物，墓主汜法济墓志纪年为高昌国重光元年（620），其妻所戴纸冠冠圈上粘贴有一段冷金纸，纸料为桑皮纸，薄而细，纸上有大约5毫米见方的金片，至今仍闪闪发光④。此冷金纸呈粗帘纹，疑为当地所造，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冷金笺实物标本。从工艺上看，高昌造纸及加工技术已与中原不相上下，其金银加工纸为中原文人高濂所称道，盖非偶然。另种加工纸经化验后，发现纸表涂一层淀粉汁，再予砑光，使纸更平滑、受墨。1963年阿斯塔那出土西凉建初十一年（415）文书（原编号63TAM1∶14）用纸，经鉴定为新疆当地造麻纸，纸表即有一层淀粉糊，而9世纪的回鹘文写经纸也属于这类纸①。
  新疆地区各族人造纸既是就近从甘肃引入技术，而甘肃造纸技术从长安一带传入，则新疆造纸技术过程与中原一致，自属当然，我们已在前各章提及，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造纸主要设备抄纸器在新疆仍保有汉族地区早年所用的形制。从出土汉纸帘纹分析，早期纸有帘条纹及织纹两种帘纹，分别用不同抄纸器抄出。织纹帘可能是最早的形态，以编织帘固定在框架上，常用编织帘为罗面。抄纸时将打好的纸浆浇注在抄纸器上，或将纸模插入纸浆内，经滤水后放在日光下自然干燥，因而纸上印有布纹或罗纹、织纹。这种方法一模一次只能抄一张纸，晒干后揭下才能抄另一张纸，效率较低，所需纸模较多。汉族地区早期造纸多用此法，后来在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尼泊尔、印度等国也用此法，直到近代。
  新疆出土古纸中，建兴三十六年（348）、建初十四年（418）纸及唐末回鹘文写经用纸，都是用织纹纸模抄造的，其中以建初十四年文书纸最为典型（图3-17），我们甚至还可选取适当部位计算出所用纸模网目为110孔/平方厘米。建兴、建初年纸提供了有年代可查的早期布纹纸实物标本。至于帘条纹纸，也相当古老，新疆出土物中有晋、十六国时期（3～5世纪）之标本。帘纹纸是用活动的帘床抄造的，因此纸上呈现帘条纹及编织纹，而不是布纹。汉族地区在汉代即用此纸模，晋以后更为普遍，很少再用织纹纸模。在第三章已详加介绍，这里不再重述。从新疆的情况来看，从十六国以来直到近代，两种纸模及抄纸方法并行不悖。维族用织纹纸模抄造出薄而坚韧的桑皮纸，尺幅相当大，足见其造纸技术之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