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活字印刷也在明清处于集历史大成的发展阶段。以前历代所有的活字如泥活字、木活字和金属活字，这时都应有尽有，而且还新推出了比泥活更好的陶活字，除铜活字、锡活字外，清代还从西方引进了近代铅活字，在技术方面比前代多所创新。可以说在印刷领域内，明清是各种印刷方式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明代金属活字的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中国印刷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主要是由热衷此道的富裕的民间出版家推动起来的。至清代，由于得到统治者和官府的支持，出现了金属活字和木活字大规模印刷的高潮。尽管宋代已有木活字和金属活字，但木版印刷一直到明清仍占主流，而同时代的西方金属活字印刷已占支配地位，甚至朝鲜也如此。为什么木版印刷在中国有那么大的生命力，而未被活字印刷彻底取代呢？对这一特殊现象需要解释。
  一般说，活字排版比木版要快得多，因为活字是预制好的。活字版通常印几百份即拆版，再排另外的书，同一时间内用活字能印出比木版更多种类的书。木版通常印数达千万份，将印板存起来，过一段时间还可重印。如将活字板存起，过段时间再重印，就不合经济原则。如想尽快出种类较多的书，印数不大，又不考虑再版，则活字印刷合算。如想出印数较大的书，又考虑再版，则木版印刷合算。中国人口众多，对书的需要量比其他国家大，一部书出版后很快脱销，需要加印，出版者考虑到本国情况，宁要用木版印刷。另一方面，汉字是表意文字，常用字就有2～3万个，如以活字印书，则需活字10～20万个或更多个，是个巨大工程，反不如刻成木版方便。中国纸较薄，更适合木版印刷。由于这些情况，在发展活字印刷后，木版印刷仍居主流。直到用机械方法迅速制成大量金属活字后，这种情况才根本改观。
  一 明代的木活字
  首先谈明代木活字的发展情况。明代藏书家兼版本目录学家胡应麟（1551～1602）在《少室山房笔丛》卷百一十四《经籍会通》（1598）中说：“活板始宋毕昇，以药泥为之。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
  明代木活字本今仍传世，但在版本鉴定上较为困难，因为这类刊本很少注明活字用材，而泥活字、陶活字及铜活字本常常明确指出活字材料。同时有的木活字本如排版精细，不易与雕版区分。
  如果仔细审视已知的泥活字本和金属活字本，掌握其字体结构、排印情况及着墨特点后，再遇到与这些特点有所不同、但可断为活字本而未注明活字用材的刊本，一般说可定为木活字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四年（1586）所刊《唐诗类苑》百卷，是卓明卿（1552～1620在世）编的分类唐诗选（图11-9）。此书显然是木活字本，因版心下印“崧斋雕木”四字，则可断为木活字本。“崧斋”疑即卓明卿①，如果这样，此书当为其自编自刊。南京图书馆藏正德、嘉靖间（约1515～1530）刊宋人刘达可辑《璧水群英待问会元》90卷，是备宋太学生对策用的参考书，卷末尾印有下列四行题记：
  丽泽堂活板印行//姑苏胡昇缮写//章凤刻//赵昂印。
  此书亦为木活字本，从题记中还可知刻工为苏州人章凤，印工为赵昂，丽泽堂当为苏州的出版商家。
  万历年另一木活字本为浙江嘉定人徐兆稷刊行的其父徐学谟（1522～1593）著《世庙识余录》。此书详载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各种掌故，共26卷，刊印百部。书中印有下列题记：“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板印得百部，聊备家藏，不敢以行世也。活板亦颇费手，不可为继，观者谅之。徐兆稷白。”
  此处所说“仅假活板”，有人理解为徐兆稷借人家的活板印行其父著作，并说活字板可以自用，又可借人使用①。事实上这样的事不大可能发生。“假”字此处作“凭借”解，“仅假活板印得百部”指“仅以活板印得百部”。
  北京图书馆更藏明刊《蛟峰先生文集》四卷，作者为宋末人方逢辰（1221～1291）1250年状元，学者称蛟峰先生。此木活字本由其十一世孙方世德据嘉靖木刻本重编于万历年间，，刊于淳安。此外，还有益王朱翊鈏（？～1603）万历二年（1574）出版的元代无神论者谢应芳的《辨惑编》四卷及附录一卷，附录末页有“益藩活字印行”一行字②。从现传世的明代木活字本看来，多刊于万历年间（1573～1620），再早的有正德（1506～1521）、嘉靖刊本。
  据明人李诩（1505～1593）《戒庵漫笔》（1596）卷八载，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字印其师薛应旂（1509～1569在世）的科举试卷。按薛氏嘉靖十四年（1534）举人，次年成进士，则钱梦玉刊试卷年代在嘉靖、正德年。其同乡钱璠（1500～1557在世）于嘉靖十六年（1537）编《续古文会编》，也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用广其传”，书的版心下有“东湖书院印行”六字，可见东湖书院刊印过一些木活字本。据顾炎武（1613～1682）《亭林文集》卷三《与公肃甥书》所述，“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8）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写本”。邸报是政府发行的报纸，以木活字排印时，能很快将消息传至各地。明代木活字本较多，但关于技术记载却很少，显然是继承宋元技术传统，因而与王桢《农书》中所载一致，详见前第十章第三节。
  二 明代的铜活字
  明代印刷中以金属活字特别是铜活字印书，使传统印刷技术进入高潮。毫无疑问，这是在宋元泥活字、木活字和金属活字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元早期锡活字是刺激明代金属活字发展的因素。金属活字除具有泥活字、木活字的技术优越性外，还因其坚固而不易变形，可反复使用，印刷大量书籍。唯一缺点是制造复杂、投资较多，但这个缺点已被其种种优点所抵消，从整体考虑还是金属活字代表印刷的方向。明代较早而成就较大的金属活字印刷集团为南直隶无锡（今江苏境内）华氏家族，而以华燧（1439～1513）的会通馆为代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介绍了华氏一家用铜活字印书情况后，其事迹引起学者注意。
  华燧的最早传记为其友人邵宝写的《会通华君传》。邵宝（1460～1527）与华燧同乡，1484年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左佥都御史，他写道：
  会通君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同异，辄为辨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质焉。或广坐通衢，高诵不辍。既而为铜版锡字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乃名其所为会通馆，人遂以会通称③。
  这是说华燧出身于读书世家，幼时涉猪猎经史，中年以后爱好校订诸书，予以辨证，勤于治学，遇到老学者则虚心请教，或坐在街上念书。后来便持续研究金属活字技术，能融会贯通，便以其堂所名为“会通馆”，开始刊印书籍，因而人们也称他为华会通。另一同时代人乔宇（1457～1524）亦有类似记载：“悉意编纂，于群书旨要必会而通之，人遂有会通子之称。
  复虑稿帙汗漫，乃范铜为板，镂锡为字，凡奇书艰得者皆翻印以行。所著《九经韵览》，包括经史殆尽①。”明清之际，华渚的《勾吴华氏本书》及其1905年存裕堂义庄木活字重刊本卷三十《会通公传》，取材于明人传记，内容大同小异，兹不赘述。
  华燧是一位学者兼印刷家，他所印的活字版书可考者达15种②之多，其中11种现有传本。较早的是《宋诸臣奏议》150卷，刊于弘治三年（1490），有大字本及小字本两种，半页9行，行17字，书名前有“会通馆印正”五字。其次是《锦繍万花谷》共160卷，版式同前，书口有“弘治岁在阏逢摄提格”及“会通馆活字铜板印”字样。阏摄即甲，摄提格为寅，则此书印于弘治甲寅七年（1494）。图11-10为华燧于1495年所刊铜活字本《窑斋随笔》的序。
  关于华燧的活字用何种金属材料，这里要加以讨论。人们据文献所述自行理解，而古人用语又不符技术术语规范，因而出现不同意见。《中国版刻图录》（1961）作者定为“铜活字印本”③，这是正确的判断。但有人却认为“锡活字本”，将“范铜板锡字”及“范铜为板、镂锡为字”理解为将锡活字植于铜制印版上④，恐未必如此。钱存训认为铜活字材料应是合金，而非纯铜，“想系铜锡或铜铅合金”⑤。我们支持钱存训的意见，华燧及其同时代人所铸的活字应当是铜合金材料，而不是纯铜，更不是纯锡，今在这里补充论证这一观点。
  从技术上分析，金属活字材料要求：（1）熔点较低，便于熔铸；（2）有足够硬度，不易变形；（3）生产成本较低。任何制活字的人都要考虑这三项要求，否则其活字便没有可用性。纯铜熔点较高（1083℃），可延可展，且价格昂贵，不切实用。锡的熔点虽低，也较便宜，但最大缺点是性软，易变形，不适于作活字。只有性能介于铜、锡之间又符合上述三项要求的材料才能作活字，这就是铜锡合金。如含铜70％、锡30％的镜铜（speculummetal），熔点低至755℃，硬度较高；铜锡对半的合金熔点为680℃，含铜60％、锡40％的合金熔点为725℃。就铜锡而言，含铜60～70％、锡30～40％的合金适于制活字。不论明代人用词如何，华燧的活字必须受这些硬性技术指标的制约，因之“范铜板锡字”应当理解为将铜锡合金铸成的活字植于铜制的印板之上，对“范铜为板、镂锡为字”亦应作如此理解，才能在技术上说得通。
  事实上，进士出身的南兵部尚书乔宇在这里用错了词，再依此判断活字材料，只能一错再错。金属活字必须铸造，岂能逐个镂刻？铜制印板由煅焊而成，岂能“范铜为板”？从此又联想到明以前的锡活字，也应原则上由锡合金铸成。中国自古即有铸钱、铸镜和铸印的传统，为铸活字提供了借鉴。所谓“铜钱”，并非以纯铜铸成，而是用铜合金，铜活字同样如此。所以将明代金属活字泛称为铜活字亦无不可，只是要记住除铜外还含其他金属，但将铜活字说成是锡活字则不可也。同理，朝鲜铜活字亦应含有铜以外的其他成分。如果在铜锡中混入少量铅，亦无不可。华燧本人所说的“活字铜板”实即铜活字版，确切说是铜合金活字版。
  关于铜活字铸造及排版、刷印技术，均未留下记载，但这些技术不难查出。现在分析起来，总应先作出木活字字模，置入泥砂中作成铸范，再将熔化的铜合金浇注于范内。毁范取出活字，加以修整。其次根据设计的版面大小，作出有边沿的铜盘，放上薄条作为行格，将活字植于行格中，加上夹条、空字等填空材材，即制成印版。刷印方法与雕版相同，但不宜用一般墨汁，要用含胶较多并加入其他药的特制墨才能印出字迹。从1490年所刊《宋诸臣奏议》观之，有些字迹不清，但后来印的书情况好转，说明已改善了着墨问题。
  华燧于弘治三年（1490）刊《宋诸臣奏议序》中说：“始燧之于是板也，以私便手录之烦，今以公行天下”，又说“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①。可见他铸铜活字当始于成化（1465～1487）末年，至弘治初已经印书，这次印了50部。除他之集》等书。华燧堂侄华坚兰雪堂用铜活字印书5种，其中正德十年（1515）刊《元氏长庆集》60卷，半页8行，行16字，书口有“兰雪堂”三字，各卷卷尾印“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11字。他们出书均较华燧晚，显然是根据会通馆的技术刊印的。
  无锡除华氏家族外，安国（1481～1534）一家是另一活字印刷集团。据无锡《胶山安黄氏宗谱》（1922年木活字本）所述，安氏先祖本黄姓，洪武中（1368～1398）有苏州人黄茂入赘安明善家，改安姓，定居于无锡胶山，四传至安国，家渐殷富。安国字民泰，生于成化十七年（1481），善营商，又好藏书及旅行，著《四游记》、《游吟稿》。他先后出版十多种铜活字本书。其中较早的有《东光县志》6卷，载《胶山安黄氏宗谱》卷十四，无传本，刊于正德十六年（1521）。其次是《吴中水利通志》（图11-11）17卷，半页8行，行16字，书中有“锡山安国活字铜板印行”10字，刊于嘉靖三年（1524）。安国卒后，其第三子安如石也印过书。
  除无锡华、安二家铜活字印本之外，其他地方，如苏州、南京、常州和福建建阳等地在弘治、嘉靖和万历年（1503～1574）也出版一些铜治字本，其中著名的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所刊《墨子》（图11-12）15卷，文字印以蓝墨，卷八尾印“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铜板活字”一行字。印书人为姚奎，芝城或为福建之地名。以上明版多藏于北京图书馆等处。明代用铜活字印过《百川学海》、《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大部头著作，充分发挥活字的优越性，也为清代用活字印巨幅著作提供基础。
  三 清代的陶活字
  清代活字种类繁多，首先出现了陶活字。乾隆时久居山东的浙江人金埴（1730～1795）在《巾厢记》（约1760）中说：“康熙五十六、七年间（1718～1719），泰安州有士人忘其姓名，能锻泥成字为活字板。”文内“锻”应作“煅”，即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印书，这是毕昇用过的方法。但金埴忘记作活字者的姓名。北京图书馆藏《周易说略》版框上有“泰山磁版”四字，并钤“泰山真合斋藏书印”朱印，半页9行，行20字，无行格，跋文写道：
  戊戍（1718）冬，偶创磁刊，坚致胜木，因亟为次第校正。逾己亥（1719）春，而《易》先成，既喜其书之不终于藏而人与俱传，且并乐此刻之堪以历远久也。遂为一言以识之。
  康熙己亥四月，泰山后学徐志定书于七十二峰之真合斋。
  己亥为康熙五十八年（1719），从跋文中还得知泥字于五十七年（1718）冬制成，与金埴所记时间、地点相合，则可知他忘其姓名者必是徐志定。民国《泰山县志》（1929）卷七《人物志》载，徐志定（1690～1753在世）泰安人，雍正元年（1723）举人，任过知县。他研制活字成功后，次年四月用以刊《周易说略》（图11-13），雍正八年（1730）再刊《蒿庵闲话》。此二书作者为张尔岐（1612～1678），山东济阳人，明末诸生，入清不仕。康熙时参与编纂《山东通志》（1678），治经学，著《周易说略》（1667）、《中庸记》、《蒿庵闲话》等，为时所称。
  关于《周易说略》及《蒿庵闲话》以何种印刷方式出版、如何理解刊者徐志定所说“磁版”，现有不同意见。张秀民①、朱家濂②等认为是磁活字版，因发现书中栏线几成弧形，字体大小不一，排列歪斜，但相同字大小吻合，同页内墨色浓淡不匀，这都是活字版特点。他们还提出，其所以称“磁版”，因活字烧造时上了釉。但陶宝庆认为是烧造的整块磁版，因发现个别处文字断裂或版面断裂，一般认为是整版雕印本特征③。然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认定为整版印刷，因为当版面受到强力撞击，会将某处活字击裂，刷墨时纸移动错位，亦会造成活字字迹断裂或重叠印出。现国内外大多数专家都认定是活字版，我们亦持此看法。还是徐志定同时代人金埴所说“煅泥成字为活字板”，最符合实际情况。
  至于用什么原料的泥，至今无人议及。我们认为是瓷土或高岭土（kaolin），化学成分为水合硅酸铝（H2Al2Si2O8·H2O）。这种粘土是烧造瓷器的原料，因含铁2％以下，故呈白色，于900℃左右烧成白色硬陶，称为白陶。徐志定依毕昇法烧造泥活字时，偶然用了泰安附近所产瓷土为原料，结果烧造成白色、坚硬的陶活字，用这种活字排版，称为“泰山磁版”。我们认为对“磁版”技术含义似应如此理解。必须对瓷与陶作出严格区分，从现代科学角度观之，“磁版”所用的活字不是瓷活字，而是白陶活字，《周易说略》严格说应称为陶活字本。
  而宋元时泥活字用含铁量高的普通粘土烧造，故呈黑灰色，改以瓷土为原料烧造的活字呈白色，硬度更大，因而是在泥活字取材方面的一个改进。这种白陶活字吸水率可达10％，因而可以刷墨。但以粘土为原料的活字从技术上分析，决不可以上釉，因为烧成活字后要经过修整，才能排版，而上釉后便不能修整。活字上釉后容易滑动，摩擦性差，植字时操作不便；同时釉层厚薄不易控制，难以保证形体、尺寸均一。用高岭土烧成整块印版，用来印书，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不但费时费料，且坯件烧制后极易变形，也无法修整。很难保证版面平整划一，废品率将相当高，作整块雕版的适当板材除木料外，只有金属板可用，但金属板昂贵，印大部头书主要还是用木雕版，用粘土作雕版是不适用的。
  除徐志定以陶活字印书外，清初王士祯（1634～1711）《池北偶谈》（1691）卷二十三更载：“益都翟进士某，为饶州府推官，甚暴横，一日集窑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经”，式凡数易然后成”④。这是说，山东益都人翟某为进士出身，曾任江西饶州府推官，一度集窑户印造“青磁《易经》一部，书的字体如西安石刻“十三经”那样的楷书，经过几次试验才成功。“翟进士某”是何许人也，王世祯没有说明。查同治《饶州府志》（1872）卷十二《职官志》云：“翟世琪字湛持，山东益州人，顺治己亥（1659）进士，康熙六年（1667）由庶常改饶州司李。儒雅慈祥，士民爱戴。以裁缺去，任陕西韩城令，有惠政”⑤
  王世祯所说的那个人，肯定是翟世琪（1625～1670在世）。他于顺治十六年（1659）中二甲第十五名进士⑥后，留京任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六年（1667）出任饶州府推官，集中窑户印造“瓷易经”当始于此时。但江西方志说他儒雅慈祥，受士民爱戴，看来并不“暴横”。
  至于对所谓“瓷易经”应作何理解，此处亦有讨论之必要。青瓷指在瓷土坯体上加青釉（以铁为着色剂的绿釉）在还原焰内烧成的瓷器，生产成本较高。前已指出，以瓷土为坯体刻制活字在烧造前不宜上釉。这与瓷印章不同，盖印一次只用一枚印章，周边上釉不影响使用。印刷用的活字数以万计，要求其形态及尺寸整齐划一，断不可以上釉。上釉烧制后总会有变形或凹凸不齐者，又无法修整，势必作废，在工艺和经济上都不适宜。因而“青瓷《易经》”不是挂青釉的瓷雕版或瓷活字印本，而仍然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素烧成的陶活字排版印成。换言之，在徐志定以前半个世纪，在江西已有翟世琪以瓷土烧活字了。值得注意的是，此人也是山东人，而且用活字印刷的书也是《周易》。这就揭示了清代新兴的陶活字技术的来龙去脉，而陶活字是中国活字中的一朵新花，翟世琪和徐志定是印刷园地中有创新精神的园丁。
  四 清代的泥活字
  当康熙、乾隆年间发展陶活字后，道光时，古老的泥活字技术又在不同地方兴起。1980年，湖南省图书馆清查馆藏古籍时，发现苏州人李瑶（1790～1855在世）道光十年（1830）在杭州出版的泥活字本《南疆绎史勘本》①。这是清初人温睿临（1460～1705在世）编写的一部南明史，由李瑶校订、补充并刊行，他也是学者兼出版家。书的扉页背后印有“七宝转轮藏定本//仿宋胶泥板印法”的篆文二行。“七宝转轮”是佛教术语，指拥有七件宝物、手持转轮宣说佛法的人。此处可能指李瑶自己拥有一些秘籍抄本，经他整理后公之于世。《凡例》中还有“是书从毕昇活字例，排板造成”之语。
  1979年，湖南邵阳市第二中学图书馆又发现《校补金石例四种》，道光十二年（1832）刊行。此书包括元人潘昂霄的《金石例》及明清人对该书的补充，亦由李瑶校订、出版。他在《自序》中说：“即以自制胶泥板，统作平字捭（摆）之”。由于出版者的上述明确自述，这两部书自然应视为泥活字本。前一部书过去曾在北京通学斋书店出售过，孙殿起（1894～1958）《贩书偶记》（1936）著录说：“《南疆绎史勘本》五十八卷，乌程温睿临原本、吴郡李瑶勘定。道光十年（1830）七宝转轮藏本、仿宋胶泥版印活字本。首二卷，《纪略》六卷，《列传》二十四卷，《卹谥考》八卷，《摭遗》十八卷”②。这部书是迄今流传下来的较早的清代泥活字本。
  继此之后，翟金生（1775～1860？）也开始制泥活字并以此印书。翟金生字西园，号文虎，安徽泾县水东村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身为秀才，从事教育工作。泾县是著名的宣纸产地，翟金生爱好赋诗、作画，中年以后热衷于活字技术的研究。50年代，北京图书馆发现翟氏所刊泥活字本《泥版试印初编》（图11-14）③后，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此书出版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半页8行，行18字，有行线，共123页，分上下册装订。书中有“泾上翟金生西园氏著，并自造泥字”字样，说明他以自造活字印自著的书，真可谓人生一大快事。当时泾县籍著名学者包世臣（1775～1855）为此书写序，序中说：“吾乡翟西园先生，好古士也。以三十年心力造泥字活版，数成十万，试印其生平所著各体诗文及联语为两册。..先生读沈氏《笔谈》，见泥字活版之法而好之，因搏土造锻”①。可见翟金生也因读沈括《梦溪笔谈》所述毕昇泥活字技术，而重复实践，用粘土烧造十万个泥活字试印其所著作品。
  翟金生在泥活字试制成功后，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出版其友黄爵滋（1793～1853）的诗集《仙屏书屋初集》，此书亦藏北京图书馆。封面印有“泾翟西园//泥字排印”双行小字②。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试印续编》二册，半页9行，行21字，这说明其字体较小，刊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实际上这是四年前出版的《泥版试印初编》的修订本③。卷首有翟金生题记云：
  道光甲辰岁（1844）泥字摆成，试印拙著质正名流。乙已（1845）之冬，黄树斋先生过泾游桃花潭，因请斧削，承示卷内尚有应校字画并有误检之字，手为诂出，须改之字究属无多，速改之以成此册。今排印《仙屏书屋诗集》既毕，练熟生巧，续检排印是书。则翟金生的《试印续编》是他在排印黄爵滋的《仙屏书屋诗集》后不久，于同一年出版
  的。这一年还有翟金生族弟翟廷珍刊行其所著《修业堂集》，此书分初集及二集，共20卷④。初集中《肆雅诗抄》收有翟廷珍歌颂其兄翟金生的诗：毕昇活版创自宋，《梦溪笔谈》著妙用。
  钩心斗角纵横排，巧制天衣密无缝。
  从来法力须通神，往制虽在无传人。
  西园有技进乎道，精心结撰真殊伦。
  著作等身欲付梓，谁与雕锓印万纸。
  筹思活字甚便捷，造成庶可任驱使。
  奋志独力承其肩，神明矩矱超前贤。
  搏泥炼煅复雕琢，精金美玉相钩连①。
  1960年在泾县还发现翟金生于咸丰七年（1857）八十三岁高龄时，命其孙翟家祥用家藏泥活字出版《泾川水东翟氏宗谱》②。北京图书馆亦有藏本，扉页中栏为篆文《水东翟氏宗谱》书名，左栏印“大清咸丰七年仲冬月泥聚珍板重印”，右栏有“前明嘉靖中先驾部震川公修辑”字样，版框上横排“泾川桃花潭”五字。按翟金生八世祖翟台（1530～1589在世）字恩平，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任南京兵部驾部司主事，故称“驾部”。翟金生研究成功泥活字后将技术传授给子孙、本族人及外姓弟子，因而泾县水东村桃花潭翟氏作坊成了泥活字技术的一个中心。他们印的书除上述五种外，应当还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是，60至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当年翟氏所制泥活字数千枚（图11-15），分别藏于中国
  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馆及泾县文化馆内③。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既有供印书的阳文反体字块，也有供作模用的阴文正体活字，还有填空活字块。对研究其工艺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关于制造工艺，可参见第八章第三节。翟金生对复兴北宋毕昇泥活字技术作出很大贡献。他以实践证实了毕昇的发明，并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五 清代木活字大发展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获得空前的大发展，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很多地方都有官刊本、坊刊本和私人刊本。王士祯（1634～1711）《居易录》卷三十四写道：“庆历中有布衣毕昇为活字，用胶泥烧成。今用木刻字，铜板合之。”这段话意思是，清代按毕昇活字技术原理以木代替粘土制木活字，再将其植入铜版框内印刷，可见康熙年木活字本已盛行，但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始于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板丛书》发行之际。这套丛书由掌管内府刊书（“殿板”）的武英殿修书处出版，隶属于总管皇室事务的内务府。康熙二十九年（1690）将内务府文书馆改为武英殿修书处①，为该机构成立之伊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高宗弘历（1711～1799）诏开四库全书馆，命儒臣校辑明《永乐大典》（1408）内散佚书、访求天下流散的书、汇集当代出版的书，编成大型丛书《四库全书》（1781）3.6万余册，缮写成帙，因卷秩浩瀚而未能刊行。《四库全书》编辑之初，高宗又下令从中选出一批佚书先行出版。
  负责出版任务的是武英殿修书处，管理该处事务兼四库全书馆副总裁金简（1724？～1794）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十一日上奏，请用木活字版排印这批书籍。他鉴于雍正年刊《古今图书集成》（1726）等书所用铜活字已于乾隆时改铸铜钱，而以木雕版印书不但费时，而且耗资亦巨，认为以木活字印书不但省时省费用，而且印毕还可反复使用，同时以木雕版及木活字印同一部书所需成本核算对比数字阐明其主张。高宗准奏，但以“活字板”之名不雅，特赐名为“聚珍板”。
  金简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在不到一年时间便制出大小枣木活字25.3万余，连同其他工具、材料，总共只耗银2339两②。用这批活字印成的《武英殿聚珍板丛书》有134种、2389卷，具体书名详见陶湘的书目③。每种书均统一版式，半页9行，行21字。每种之首有高宗《题武英殿聚珍板十韵》，每首页首行下有“武英殿聚珍板”六字。全套书以连史纸（高级竹纸）印5～20部供内府用，另用普通竹纸印300部定价发行，今所见多为浅黄色普通竹纸本。这套丛书收入宋以来逐渐散佚的文史、科技著作，具有学术价值。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木活字殿版丛书颁发至江、浙、闽、赣、粤五省，准其翻版复印。除丛书外，武英殿修书处还用木活字出版过其他单行本著作，如乾隆《八旬万寿盛典》、《千叟宴诗》、《西巡盛典》等，但版面不同。
  武英殿聚珍版印刷所开工二年后，已积累足够技术经验。这项印刷史中巨大工程的总指挥金简，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行《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图11-16）一书，对木活字技术作了系统总结和规范。金简的这部书有19节，包括造木子（造木字块）、刻字、字柜、槽版（植字盘）、夹条、顶木（填空材料）、中心木（填空版心中缝）、类盘（检字用托盘）、套格（预先套印版面行格的印版）、摆书（植字）、垫板（整理版面）、校对、刷印、归类（及时拆版并将活字入柜）及逐日轮转（交叉排字）等项，涉及制活字、排版及刷印等全套工序的操作方法及规程（图11-17），且以插图16幅描述各个工序。
  金简作活字的方法是，将枣木锯成适当厚度的板，竖截成长方木条，阴干后刨平，再横截成木子（活字块）。将数十个木子放在硬木制排槽（刨槽）内，以活闩挤紧，刨到与槽口相齐为止，使木子长宽高尺寸统一。要求大字木块皆厚0.28寸（0.9厘米）、宽0.4寸（1.28厘米）、长0.7寸（2.24厘米）；小字厚0.2寸
  （0.64厘米），长宽与大字同。刨完后，再将木子逐个用标准大小的铜制方漏子（方筒）检验，看尺寸是否符合规定。下一步是将字写在薄纸上，翻过来贴在木子上，形成反体字迹，再将一些木子紧放在刻字床上刻字，就像刻图章那样。刻好的字按《康熙字典》（1716）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部，分别排列在十二个木字柜内，每柜有200个抽屉，每抽屉有大小八格，每格贮大小活字各四，标明某部某字及画数于各屉之面。取字时按部首知在何部何柜，查画数知在何屉，熟练后可很容易检出某字。检字时，先编成字单，按字号从柜中取字，放在类盘中。摆书人将字植于木制槽版中，配加夹条、顶木等填空材料排成印版。大字每日可排二版，小字一版。遇某字使用重复较多，字数不够时，则以按日轮转之法，先排其他书，待木字归类入柜后，继续排原版，如此交叉流水作业，字闲人不闲。在金简以前，元代科学家王祯在《农书》（1313）内的《造活字印书法》中也叙述了木活字技术的整个工艺过程，金简在继承了元明两代技术的基础上又作出新的改进。金简的方法与王祯的相比有下列不同点：第一，王祯制木活字时是，将刻有字的整块木雕版锯成单个活字块，而金简则先制成活字块，再放在字床上逐个刻字。由于金简填加了控制字块统一尺寸的措施，使每个字块匀一，刻字时又像刻雕版那样容易。第二，王祯以旋转字盘贮字与捡字，一人同时照管两个大字盘，劳动强度较大，捡字较慢，而且字依音韵排列，要求有一定文化的人操作。金简以木柜中的抽屉贮字，字的排列按字典部首、偏旁及笔划顺序，粗通文义之人即可操作。同时有专门捡字工先将所要的字捡在托盘上。排版时由另人按书稿唱字，捡字人将字交植字工排版。用人虽多，但各有分工、各专其职，整个工作效率反而提高。第三，王祯用一次排版法，将整个版面上的边框、行格及字都放在印版上，一次印刷而成。金简先以雕版刻出版框、版心、行格，再刷印于纸上。而印版上只有文字，将印有边栏、行格的纸放在上墨的印版上刷印，因而是两次套印法。虽多了一道工序，但版面边栏接连处不再出现活字本的缺口，行格更加清晰，犹如雕版。第四，木活几次使用后变形，出现高低不平，因而需要垫板，王祯用竹片，而金简用叠纸垫板，小有不同。金简排字时同时排不同的书，迅速拆版还字，其常用字数没有王祯的多，但用逐日轮换的交叉作业法解决了字数不够的问题。
  近三十年来，人们对金简的工作已有所触及，但有人却认为他是“朝鲜籍”①人，则是错误的。金简为汉军正黄族人②，约生于雍正二年（1724），祖籍盛京（今沈阳），其父金三保任内务府武备院卿。金简幼随父从军，初隶内务府汉军，乾隆中授笔帖式，掌满汉文奏章、文书对译。累迁内务府奉宸院卿（正三品），掌苑囿事务，乾隆三十七年（1772）授总管内务府大臣（正二品）兼武英殿修书处事务，从此与印刷工作有了因缘，已如上述。乾隆十九年（1774）金简为户部侍郎兼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成为万名汉人皇家御林军副帅，集文武二职于一身。四十三年（1781）命总理工部，五年后（1783）擢工部尚书（从一品）兼镶黄旗汉军都统，奏请疏濬芦沟桥中泓五孔水道。五十七年（1792）调任吏部尚书，五十九年（1794）卒，勤恪。其妹为高宗贵妃，嘉庆初（1796）命其族改入满洲籍，赐姓缊布。《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一《金简传》载其就工部尚书及入满籍年份或有出入，查十五《高宗纪》，乾隆五十六年（1791）以金简及彭元瑞（1731～1803）为满汉工部尚书，次年（1792）调金简、刘墉（1720～1805）为满汉吏部尚书③，说明乾隆末年已命金简一族汉人改入满洲籍，赐姓金佳氏。《高宗纪》所述更准确些。
  王祯和金简都是继毕昇之后对活字印刷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但金简技术生涯最为顺畅。毕昇、王桢皆以个人身份用自己财力从事技术活动，而金简以政府阁臣身份动用国家资财作活字研究，得到皇帝大力支持，他的书以殿版形式出版，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这部书对木活字技术作了系统总结和技术规范，对印刷经营管理也作出规定，是世界印刷史一部重要著作。金简任职时的科学业绩很像同时代的法国印刷界领导人迪多（Fran■ois-AmbroiseDidot，1730～1804）和马赛尔（Jean-JosephMarcel，1770～1854）那样。他们都是皇家印刷厂厂长，对活字技术都有所改进。但金简比历史上所有印刷家都幸运，且才华出众，他既是学者、技术家，又是万军统帅和当朝一品的内阁大臣。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告成，他作为副总裁出席了御赐宴。五十年（1785），又被邀赴乾清宫参加千叟宴，大概他就在此前后改入满洲旗籍。
  在金简的书发表后，各地官府、坊家、私人纷纷按其所载技术出版活字本，印的书相当多，尤其民间自刊的家谱常用木活字排印，以至出现一批专业的流动印刷人，带着伙计、工具和活字至城乡寻找印家谱的客户。当金简的技术在外地开花结果后，武英殿修书处的聚珍局却没能保持原有的势头，在金简逝世后，大批活字积压于库中，遂为人盗卖。至光绪初年（1875）张之洞（1837～1909）官翰林院时，拟集资奏请印刷，因贮存活字的武英殿旁空屋为实录馆供事人员所踞，冬天便将这些木活字用以围炉取暖，遂止④。这批精美殿版活字残遭劫难，然其在印刷史中的意义不可泯灭。1954年，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东方语文教授鲁道夫（RichardCasperRudolph）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译成英文⑤，使其为西方读者所知晓。1996年韩国清州大学校朴忠烈博士又将此书译成朝鲜文，发表于《古印刷文化》第3辑。
  六 清代的大规模铜活字印刷
  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康熙年间，进士陈梦雷（1651～1741）在皇三子、诚亲王胤祉（1677～1732）支持下，积累五年努力编出大型类书，名《古今图书汇编》，康熙四十五年（1706）书成。后进呈帝览，赐名为《古今图书集成》①。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胤祯（1723～1735）命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1669～1732）对原稿校勘重编，雍正四年（1726）完成，六年（1728）由武英殿修书处以内府铜活字出版66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图11-18）万余卷，1.6亿字，5020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比著名的第十一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篇幅还要多四倍有余。这部类书对研究中国传统科学和文化具有很大的价值。用金属活字出版这样一部巨著，也是印刷史中空前的壮举。该书半页9行，行20字，由大小两种活字印成，大字约1厘米见方，小字0.5平方厘米，字体为宋体。
  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Julien）认为印这部书需铜活字25万个②，这是考虑到乾隆时金简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用25.3万个木活字而估计的，但这套丛书不足2400卷，而《古今图书集成》达万卷，因此实际所需铜活字至少要100～200万个。铜活字用何种方法制成，存在两种说法。一些人认为是铸成，如吴长元（1743～1800在世）《宸垣识略》（1788）云：“武英殿活字板向系铜铸，为印《[古今]图书集成》而设”。
  但张秀民引清高宗《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1776）中所说“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之语，认为铜活字是逐个刻出的③。在这以前，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Giles，1875～1958）对铜字字体研究后，也得出同样结论④，理由是发现同页内同一字结体上有变异，如是同一字模铸出，不应出现这种现象。当代一些作者⑤同意这种看法。遗憾的是铜活字未流传下来，无法从实物研究作出确切结论。
  我们认为排印《古今图书集成》的武英殿修书处所用的铜活字是铸造的，理由很明显。清初铜活字制造技术直接继承于明代的已有技术，而明代铜活字一律皆铸造而成，没有手刻的。在中国传统工艺中只有木活字是逐个手刻的，因木质材料易于下刀。将上百万个铜活字块逐个以手刻出，既难操作，又费时间及成本，从实际运作角度观之，是行不通的。在拥有铸铜钱悠久历史的国家里，不用同样方法铸铜活字，而采取逐个雕刻的笨拙方法，是难以想象的。
  至于铜活字结体上的变异，也不足以说明是逐个手刻的。前引张秀民文内指出，陈梦雷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诚亲王府时，曾借内府铜活字印其《松鹤山房诗集》九卷，字体与《古今图书集成》用字不同，说明武英殿铜活字不止一副。还要考虑到，印1.6亿字的巨著所用相同的字出现频率有时能达千万次，不可能皆用同一字模铸出。在手工生产阶段，不应指望几次铸出的同一字结体都完全相同。朝鲜铜活字皆由铸造而成，但同一书同样的字结体、笔画也不一致，可见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①。拉丁文字母结体简单，没有汉字那样复杂，可是如果仔细审视西方早期活字印本，也会在同一页内发现同一字母结体上的变异。
  很可惜，武英殿修书处所铸铜活字在印完《古今图书集成》后，便放在铜字库内，没有再印其他书，后逐步被盗。乾隆九年（1744）又将剩余活字、铜盘改铸铜钱。但铜活字技术却在其他地方流传，继续用以印书。例如满洲正黄旗人武隆阿（1765？～1831）嘉庆十一年（1806）任台湾总兵官时，曾仿制武英殿铜活字出版《圣谕广训注》。
  桐城籍进士姚莹（1785～1853）道光十年（1830）任台湾道时，见过武隆阿的铜活字，他致友人信中说：“此间有武军家亦铸聚珍铜板，字亦宋体，而每板只八行，不惬鄙意。又有闽人林某作聚珍木板，每板十行，十一字，皆可，较善于武刻”②。可见19世纪前半期，武英殿修书处所用铜活字及木活字技术都引入台湾，而铜活字也是铸成的。清泉州人龚显曾《亦园脞牍》卷一称：“康熙中，武英殿活字板范铜为之”。但他又说“台湾镇武隆阿刻有铜活字，尝见其《圣谕广训注》印本，字画精致”③。他认为武英殿铜活字铸成，是正确的；但说武隆阿的活字为刻成，属用词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