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中国版画有悠久历史，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相始终，早期版画多出现在宗教印刷品中。宋元以后，插图本著作扩及到各种非宗教著作中，版画在艺术性和技术上超过唐代。而明清时版画获得进一步发展，插图本著作成为这一时期印本书中的主流。推动版画发展的社会因素是明代适应广大读者需要的戏曲、小说和其他大众通俗读物的盛行。尤其在明中叶以后，同一部作品在各地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刻书商为打开销路，极力在书中增加插图，提高其趣味性、艺术性，因而展开了商业上的竞争。版画大战的结果，几乎使每一部戏曲、小说等作品都配上不同的插图来说明故事情节，有时插图多至几十幅，甚至上百幅。
  版画形式与前代相比，不但数量增多、艺术性提高，而且变化多端、题材广泛。除过去已有的上图下文式的小幅版画外，还出现大幅版画，插图占一整块印版，或占整版之半，另半页为文字，插图内容与文字叙述紧密配合。有时插图逐幅相连，形成连环画，图中空白处题诗或加少许文字说明。明末更出现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画册。除中国画之外，还有西洋画，这是前代版画中少见的。除戏曲、小说和宗教作品有插图外，儒家经典、史地和科学技术作品还出现大量专业插图。
  纵观明代印本，可以说是个百花齐放的版画世界。由于多色套印技术的发展，更使版画达到绚丽多彩的境界。
  版画是艺术和技术高度结合的产物，它本身就是技术密集性的艺术品，要求画、刻、印三者有机地配合。明代版画技艺之所以是高水准的，因为除专业画家外，还涌现出一大批一流的刻工和印工队伍，艺术家和工匠的结合是明代版画的一大特点。这与同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的作法颇相闇合，因而这种版画具有永久性的艺术和技术魅力，直到今天仍为中外人士所赞赏。无疑各种插图本著作在明代成为畅销读物，是不难想象到的。
  明代版画技术中心多集中于南京、北京、苏州、杭州、建阳、湖州、徽州、吴兴等地。现存较早的明刊插图本戏曲作品，是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金台（北京）岳家刊刻的《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书末有“弘治戊午季冬金台岳家重刊印行”之印牌，又有“正阳门东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岳家[行]移诸书书坊便是”之木印一行。此书黑口，上图下文，共150幅插图表示各种情节，故称“全相”本。牌记还称：“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之]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命锓梓刊印，便于四方观云”①。
  插图中人物雕刻手法及版式说明，明初版画仍未脱离元代版画的风格，人物和服饰皆以粗线条表现。原书现藏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1958年北京荣宝斋刊《中国版画选》据此本摹刻时重加润绘，反不如当时《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真实。正德六年（1511），福建建阳杨氏清江书堂所刊《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与上述北京刊本《西厢记》一样，也是黑口本，上图下文，插图中人物用粗线条表现，仍是元代遗留的技法。
  绘刻人物形象贵在传神，用工笔白描手法最能体现这一要求，亦即用细线条来表现人物，能刻划出面部及服饰的细微之处。宋元雕版佛经插图已能作到这一点，因插图数量极其有限。如果在同一书内刻多幅插图都用工笔白描，显然在技术上有困难，因为刻细线条时容易断线。因而元代及明代前期插图本读物多用粗线条，人物虽亦能显得姿态生动，毕竟不够细腻流畅。随着时代的推进，读者的欣赏水平也越来越高，刻书商也极力要推出精美的插图本读物。经过明代前期各地刻工的技术实践和经验积累，至嘉靖（1522～1566）以后已研制出一套适于刻工笔白描的刀具（图11-3）和雕刻方法，印墨技巧上也有改进，在一部书内同时刻多幅工笔白描插图已不成问题，因而万历年（1573～1619）这类书便大量面世。南直隶徽州府（今安徽歙县及休宁）的黄、汪、刘氏三家刻工在这方面一直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其中黄氏家族在一个世纪左右形成专业版画雕刻集团，于全国独领风骚，他们分布于徽州、南京、杭州、苏州、北京等地，几乎垄断了绝大多数的重要版画作品的制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