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清代印刷是在明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印刷品仍可按传统方法分为官刊本、私人刻本及书坊刻本，但官刊本出版机构的体制与明及宋元大不相同。在中央一级机关中，国子监很少兼管刊书事宜，只是单纯的教育机构，并兼管书板的贮存，各部院衙门也较少出书。书籍出版统由康熙年成立的武英殿文书馆管理，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易名为武英殿修书处。此机构位于紫禁城东的西华门内，隶属于总管宫内事务的内务府，而内务府总管大臣通常由在藉的旗人担任。这就是说，清统治者使官刊本书的出版处于武英殿修书处的严格垄断之下，全国通用的书皆由此处供应。修书处设员审查、校订书籍，并有写书手、刻字工、印刷工、装订工及相应设备，其规模逐步扩大。所出版的书包括本朝典章法令、御纂及勅修或钦定的经史子集以及前代的书，称为武英殿本或殿版书（图11-2）。除出版大量雕版书外，还出版各种活字本，采用历史上一切印刷方法出书，是清代印刷的一大特点。
  在清代前半期几乎所有重要的书均出于武英殿修书处，再颁发到各地，允许翻版。在康熙、雍正及乾隆三朝共出版500余种书①，多为本朝书，典章法令方面有《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及工部则例、科场条例等；仪礼方面有《皇朝礼器图式》、《万寿圣典》；所出版的御制作品有《圣谕广训》、《御制诗文集》、《盛京赋》等，志乘方面有《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盛京通志》、《满洲源流考》、《八族满洲氏族通谱》、《河源纪略》、《日下旧闻考》等。康熙年间出版大量“钦定本”，如《数理精蕴》、《历象考成》、《星辰考原》、《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性理精义》、《朱子全书》、《耕织图》、《全唐诗》、《子史精华》、《佩文斋书画谱》等。高宗亦爱好诗文、书画，乾隆年武英殿刊本还有《石渠宝笈》、《西清古鉴》、《授时通考》、《医宗金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十三经》、《二十四史》、《南巡盛典》等书。
  清代武英殿殿版书的特点是刻印及用纸均称精良，又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据内府所藏古本秘籍加以校勘、整理，版式基本统一，分大字本及小字本，多为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印以白色的开化纸（皮纸）及浅黄色的连史纸（竹纸）。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这是国家颁布的规定木活字印刷统一技术标准的官方文书，也对雕版印刷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叶以后形成的标准印刷字体，即所谓宋体字，在清代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因为武英殿殿版书不论是雕版还是活字版，大部分书均印以宋体字。地方官刊本和私人坊刻本也是如此，后来演变成今天这样的统一的标准印刷字体，不管是用何种印刷方式，今天汉字印刷字体是从明清演变过来的。
  武英殿本在清代长期成为唯一的官刊本。清初时由于对出版控制较严，地方官刊本较少，只有满洲正白旗人、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曹寅（1658～1712）康熙时任巡视两淮盐政时，受武英殿修书处委托，按殿版体例出版一些书籍，后称扬州诗局本，仍属武英殿本系统，因皇帝允许动用国家盐务财金，印刷同样精美，所刊的书有《全唐诗》900卷、《渊鉴类函》450卷、《全唐诗录》100卷、《御定历代题画诗类》120卷、《佩文韵府》106卷等，版式也与殿版相同，而且也多以宋体字印刷。
  除清朝成书的书外，武英殿修书处还出版前代著作，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九家集注杜诗》、《论语集解义疏》等，《十三经》、《二十一史》也应包括在这里。
  武英殿还负责刊行佛教《大藏经》，俗称《清龙藏》，但经文校订由北京贤良寺僧人担任，自雍正十三年（1735）开工，至乾隆三年（1739）完工，共7168卷，用梨木板7.9万余块（双面刻字），乾隆四年（1740）敕印百部，经板今由北京图书馆保管。但印本仍为经折装，半页5行、行17字①。嘉庆（1796～1820）以后，殿版书虽仍继续刊行，但数量锐减。同治（1862～1874）年以后先后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山东、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河北、安徽等省设官书局，翻刻殿版书并出版其他书，总共有一千多种，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的书。地方官刊本由各省官书局出版，这是与以前朝代不同的。清代私人书坊虽遍布各地，但主要集中于南京、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地，广东、江西刻书也较盛，福建建阳印刷业开始衰落。坊刻本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数量也最大。清代所刊书中，地方志、丛书、家谱之类比前代数量都大。雕版印刷在这一时达到极高水平，但随即由盛而衰。道光（1821～1850）以后，近代机器印刷技术从西方传入，包括用机器铸造铅活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