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明代前半期官刊本和私刊本基本上沿袭元代以来形成的传统。版式方面大多采用宽栏黑口，即在版心中缝印一黑线，以便折叠成书页，印刷用字体则仿颜、欧、赵体的楷书风格，仍具有手书体的形态，装订多用包背装，明初甚至还用元代遗留下来的书板，加以修补后重印。因而在版本上很类似元版书，正如元初刊本类似宋版书那样。但从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以后，翻刻宋版书蔚然成风①，因而在版式、字体方面也模仿宋代刊本。而宋刊本版框多左右双边，白口，折叠印纸的中缝靠鱼尾来识别，因此从正德、嘉靖以后刊行的明版书中黑口渐少，而为白口所代替。同时在版心上加印刻工姓名、刊书者堂名等，也与宋刊本形式类似。
  元代流行的赵孟頫体字，在明中叶以后刊本中已经少见，宋代刻工习用的欧、颜体再次被采用。但明代刻工不是单纯照袭宋代印刷字体，而是为了下刀方便，对字体稍加变换，强调结体中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书写特点，加以有意识地规范，使字体方正，肥润、圆转的部分减少，逐步形成一种特殊的印刷专用字体。这种字体似颜似欧，又非颜非欧，明人称为宋体。显然，这种字体是明代工匠仿刻宋刊本字体时变异出来，称宋体字亦未尝不可，但张秀民认为严格说应改称为明体字②。习惯于阅读宋元古版书中手书体的读者，可能对这种新印刷字体感到呆板和机械，清代文人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约1822）《艺能十二》就批评说“有明中叶写书匠改为方笔，非颜非欧，已不成字”。然而这恰巧标志着雕版印刷技术史中的一个革命性进步。
  虽然我们在宋刊本中已能看到印刷字体的端仉，但仍未脱离手书体风韵，到明中叶之后，终于形成定型的标准印刷字体，差不多与欧洲形成标准的罗马印刷字体是同时进行的。因为谷腾堡时代欧洲印本也是用手书字体，16世纪以后罗马字体在欧洲更普遍地被采用③。当然，欧洲人用的是金属活字，但正如下一节所述，明代中国人铸金属活字时，也采用像雕版刊本那样的标准印刷字体。中国与欧洲在这方面走到一起来了。使用印刷字体有助于结束刊本无统一字体的纷乱局面，普通工匠即可书写字样，刻工按笔划横轻竖重原理易于下刀刻字，提高写刻工序的工效。明末天启元年（1621）刻茅元仪的《武备志》（图11-1），用的就是漂亮的印刷字体。
  明代刊本中还有的书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施加标点符号、批点符号，版框上还附加按语、批语，使人不但易于断句，还能掌握书中文句的紧要之处。这样作自然增加刻版的难度，反过来也说明雕版技术更加成熟。
  与印刷字体变革的同时，16世纪以后明版书多取线装形式，甚至一向用经折装的佛教藏经在万历年以后也一反长期传统而改为线装，即所谓方册。例如《嘉兴藏》或《径山藏》就采取这种装订形式。冯梦桢（1548～1605）万历十四年（1586）在《径山藏》的《刻藏缘起》中写道：“又念梵夹颇重，愿易为方册，可省简潢十之七，而印造装帙之费不过四十余金”。这是藏经刊刻史中的一个创举，这种方册藏经具有一般书籍的外观，颇便使用。明代制墨以徽州所产黄山松烟墨最为著名，其制法已于第八章第一节中提及，但印刷时很少用上等墨料，尤其私人坊本，只用烧烟棚中头一二节刮取的“烟子”研细作墨汁。除一般墨外，还制造出油墨。印刷用纸多用皮纸和竹纸，其名目繁多，皮纸坚白价贵，竹纸质次价廉。内府官刊本及各藩王府刊本，一般不计工本，因此刻印较精，纸墨皆佳，版面亦较大，体现出皇家印刷的气派，尤其明代前期这类刊本相当讲究，但私人刻本亦不乏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