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明代官府、王府的印刷
  明清时期的雕版印刷品从刊印者分类仍可分为官刊本、私刊本和坊刻本。明初首都定于南京达五十四年（1368～1421）之久，这里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出版中心。官刊本又可分为中央官刊本和地方政府官刊本。中央一级的印书机构有国子监、政府各部院。南京国子监像前代一样，不只是全国最大的学府所在，也是个大的出版机构，主要为各级学校提供标准教本和政府批准出版的其他重要著作，读者对象是在校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准备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就业和待业的读书人，因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于北京，又在北京置国子监，南京的仍然保留，故称南北二监。与此同时，原在南京设立的中央各部院也未撤销，北京又另设部院，只是北部院拥有更大实权，发号施令仍来自北京。
  明代有两京、两监和南北部院，这是与其他朝代不同的奇特现象。南京国子监（南监）在明太祖在位时（1368～1398）接受了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原南宋国子监及元大都奎章阁、崇文院旧藏宋元藏书及书板，洪武二年（1369）就出版了《四书》、《五经》、《资治通览纲目》及
  诸子书，颁发各府州县学校，供作教本。据明代御史周弘祖（1535～1595在世）《古今书刻》上卷所载，南监刊书有271种之多，除儒家著作、经史文学著作外，还有《农桑撮要》、《河防通议》、《营造法式》、《算法》、《大观本草》、《寿亲养老新书》等科学技术著作，这是与明初统治者鼓励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政策分不开的。北京国子监（北监）出版85种书，包括万历年刊士人必读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书。
  明代从成祖以后重用宦官，他们不再只管宫内侍服，常参与朝政，明中叶以后宦官权柄越来越大，因而司礼监也成为兼管出版的机构，也与其他朝代不同。由宦官把持的司礼监下设经厂，主持皇帝向各地颁发的佛藏、道藏的出版，以及其他书如《皇明祖训》、《御制文集》、《孝顺故事》等，据天启时太监刘若愚（1584～1640？）《酌中志》（约1631）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载，经厂出书172种。其中大型著作当属《大藏经》。明太祖出身佛僧，即帝位后于洪武五年（1372）勅命刊刻藏经，至永乐元年（1403）刻成，此《洪武大藏经》6331卷，用5.7万余块雕版印成，半页6行、行17字，作经折装。这是明初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印刷活动。书板藏于南京大报恩寺，称为“南藏”。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经厂又开始刻佛藏，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刊成，共6361卷，万历年又增刻410卷，共6771卷，是为“北藏”。今两藏都有传本，在规模上超过宋《开宝藏》（5000余卷）。
  明代皇帝还有信道教的，因此《道藏》也由经厂刊刻，正统九年（1444）在刊完佛藏四年后便始刻《道藏》，至正统十二年（1447）刊毕，共5350卷，是为《正统道藏》，半页5行、行17字，亦作经折装，今存北京图书馆①。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刻《续道藏》180卷。明永乐初还刊刻藏文《大藏经》，详见本书第十四章。至此，宋元以来逐渐稀少的藏经又有了新的版本，而司礼监经厂从事大规模印刷后，也拥有足够刻字、刷印工匠及设备，便转用于出版其他书了。
  明中央各部院也因自身业务需要拥有印刷所，出版有关著作。如礼部出版过《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均刊于1415年）、《大明集礼》、《为政要录》等，每届科举考试后还要出版《登科录》、《会试录》之类的及第人名录。兵部印过《大阅录》、《九边图说》（1538）、《武经七书》等及历科《武举录》。户部则刊行过《醒贪录》、《教民榜文》、《御制大诰》等。钦天监主要印发皇帝颁布的历法，不准私人印刷。太医院1443年刊印《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等。
  除中央机构官刊本外，各地方政府机构如各省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等及各府、州、县也时而出版书籍，首先是当地的地方志，有时也翻刻中央颁发的刊本。如浙江布政司出版过《浙江通志》，翻刻过《皇明诏令》、《大明律》、《广舆图》、《证类本草》等，而杭州府则刊刻《杭州府志》、《西湖游览志》、《武林旧事》等，其他各省、府地方政府机构也出版了各自的地方志及其他书，数量总合相当可观，不必详细列举。各地书院由地方政府管理，也出版许多书，包括课本。
  明太祖为巩固统治，分封诸皇子驻守各省重要城池为藩王，有些藩王有丰富藏书，同时也刊版大量图书。据张秀民统计，明代43个王府刻书达500种，称藩府本。王府集资刊书是明代一种特殊的现象。嘉靖、万历年以后藩府刻书较为盛行，涉及各种内容，多根据藩王的兴趣所在。在藩王中也不乏杰出的学者，如周王朱橚（1362～1425）为太祖皇五子，好学，善词赋，从事医学与植物学研究，著《救荒本草》，刊于永乐四年（1406）。同年又刊行其主编的《普济方》168卷。这两部书有重大学术价值。宁王朱权（1378～1448）为太祖第十七子，封地在南昌，究心戏曲，尤精文史，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1402刊）、《文谱》、《诗谱》、《神奇秘谱》（琴谱，1425）、《太和正音谱》（1398刊），他又是医学家，著《活人心法》等。郑恭王之王子朱载堉（1536～1610）专心研究天文、算学、音律，著《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嘉量算经》等，父故不袭王位，以著述终身，因而，在明代王子出身的贵族中，还有热衷学术研究和出版事业的学者和科学家、出版家群体。他们出版的书在刻版、印刷和纸张上都较为考究，朱橚、朱载靖等出版的书在国内外还产生良好影响。
  明代除通行铜钱和白银硬币外，还像宋元那样通行纸币，称为“大明通行宝钞”。太祖洪武七年（1374）置宝钞提举司，次年发行。钞币以特制桑皮纸印制，高1尺、宽6寸（31.1×18.7厘米），钞面印有“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制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尝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年月日”等字，并钤“宝钞提举司印”两个方形篆文朱印。钞面最上方横栏印”大明通行宝钞”六字，其下左右侧印篆文“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两排字，四周有龙形花边（图6-1）。钞面面值有一贯（准铜钱千文、银一两）、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及一百文六种①。这是明初继《大藏经》之后，在南京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印刷活动。成祖迁都于北京后，又在北京宝钞局继续印发宝钞，此后钞币时断时续。大明宝钞特意使之呈灰色，以防伪制，但民间仍有冒杀头之险伪制者。遗憾的是钞面面积较大，不便携带。洪武宝钞作为现存最早的纸币，受到各国文物学家的珍视。
  二 明代的私人印刷
  明代坊刻本和私人刻本也较盛行，主要集中于南京、北京、杭州、苏州、常州、扬州、建宁、漳州、抚州、南昌、徽州等地，但其他城市也都有刻本。福建建宁自宋元以来就是印刷中心，明以后前朝许多店铺仍然存在，而且又有新的书坊出现，所刻的书在早期仍有元版书的风格，书坊有80多家。南京因是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印刷业特别兴盛，书坊有90多家，在全国首屈一指，而且在南京附近的苏州、常州也有几十家书坊。北京书坊虽不及南京多，但比元代有所增加。江西在明代是人文荟粹之处，考中进士和做官的较多，造纸业又发达，因而私人刻书的也很多。与此类似的南直隶徽州也成为新兴的印刷中心，如下所述，徽州刻工的版画技术在全国独领风骚。
  各地刻书商专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多刊刻在社会上畅销的书，包括：（1）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的参考书，类似现在的升学指南，已及第的举人、进士的作文、八股制义范本及类似书；
  （2）广大市民的消遣和通俗读物，尤其是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和话本。如罗贯中（约1330～1400）的《三国志演义》、《平妖传》、施耐庵（1295～1369在世）的《忠义水浒传》、瞿佑（1341～1427）的《剪灯新话》、吴承恩（约1500～约1582）的《西游记》以及明道士陆长庚的《封神演义》等，这些小说各书坊争相出版，有的书竟有二十多种版本，销路经久不衰。戏曲方面除出版元人王实甫（1270～1330在世）的《西厢记》、纪君祥（1225～1294在世）的《赵氏孤儿》等外，还出版明人高祥（1320～1388在世）的《琵琶记》、汤显祖（1550～1617）的《牡丹亭》、《临川四梦》等。最受欢迎的话本是所谓“三言二拍”，即冯梦龙（1574～1646）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蒙初（1508～1644）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还有关于宋代清官包拯（999～1062）故事的一些作品。坊刻本还包括广大群众居家日用品的读物和工农业生产用的参考书、尺牍等，如各种医药书、治病良方、《鲁班经》、《便民图纂》及日用小百科全书等。注释经史的各种书、文人诗集、文集等也是书商的出版对象。
  还有些学者兼藏书家和出版家也刻了许多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常熟（今江苏境内）人毛晋（1599～1659），毛晋原名毛凤苞，字子晋，号潜在，本是当地大地主，但好学，将田产卖光，用于购求善本书籍，建汲古阁，藏书8万余册，家中设立刻书间，延请名士校勘。四十年间出版600种书，积书板10万，其中包括《十三经》、《十七史》和他编辑的《六十种曲》120卷、大型丛书《津逮秘书》751卷。毛氏所刊书书口皆印“汲古阁”字样，以江西及福建竹纸印之。他刻印的书流行各地，作出了很大贡献。与毛晋类似的人还有杭州人胡文焕（1561～1630在世），字德甫，号全庵、抱琴居士，其文会堂亦有丰富藏书，著《胡氏诗识》、《文会堂琴谱》、《皇固要览》及杂剧《桂花凤》、传奇《奇货记》等，同时刻书达450种，包括所自编的《格致丛书》、《百家名书》等大型书。
  明代出版的科学技术方面的书，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除各级官府积极支持外，几乎所有书坊都自行或由作者出资代行出版科技著作，包括前朝代和本朝代作品，如《本草纲目》（1596）、《武备志》（1621）（图11-1）、《农政全书》（1639）、《天工开
  物》等，甚至还有西洋书。
  三 明代刊本的特点
  明代前半期官刊本和私刊本基本上沿袭元代以来形成的传统。版式方面大多采用宽栏黑口，即在版心中缝印一黑线，以便折叠成书页，印刷用字体则仿颜、欧、赵体的楷书风格，仍具有手书体的形态，装订多用包背装，明初甚至还用元代遗留下来的书板，加以修补后重印。因而在版本上很类似元版书，正如元初刊本类似宋版书那样。但从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以后，翻刻宋版书蔚然成风①，因而在版式、字体方面也模仿宋代刊本。而宋刊本版框多左右双边，白口，折叠印纸的中缝靠鱼尾来识别，因此从正德、嘉靖以后刊行的明版书中黑口渐少，而为白口所代替。同时在版心上加印刻工姓名、刊书者堂名等，也与宋刊本形式类似。
  元代流行的赵孟頫体字，在明中叶以后刊本中已经少见，宋代刻工习用的欧、颜体再次被采用。但明代刻工不是单纯照袭宋代印刷字体，而是为了下刀方便，对字体稍加变换，强调结体中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书写特点，加以有意识地规范，使字体方正，肥润、圆转的部分减少，逐步形成一种特殊的印刷专用字体。这种字体似颜似欧，又非颜非欧，明人称为宋体。显然，这种字体是明代工匠仿刻宋刊本字体时变异出来，称宋体字亦未尝不可，但张秀民认为严格说应改称为明体字②。习惯于阅读宋元古版书中手书体的读者，可能对这种新印刷字体感到呆板和机械，清代文人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约1822）《艺能十二》就批评说“有明中叶写书匠改为方笔，非颜非欧，已不成字”。然而这恰巧标志着雕版印刷技术史中的一个革命性进步。
  虽然我们在宋刊本中已能看到印刷字体的端仉，但仍未脱离手书体风韵，到明中叶之后，终于形成定型的标准印刷字体，差不多与欧洲形成标准的罗马印刷字体是同时进行的。因为谷腾堡时代欧洲印本也是用手书字体，16世纪以后罗马字体在欧洲更普遍地被采用③。当然，欧洲人用的是金属活字，但正如下一节所述，明代中国人铸金属活字时，也采用像雕版刊本那样的标准印刷字体。中国与欧洲在这方面走到一起来了。使用印刷字体有助于结束刊本无统一字体的纷乱局面，普通工匠即可书写字样，刻工按笔划横轻竖重原理易于下刀刻字，提高写刻工序的工效。明末天启元年（1621）刻茅元仪的《武备志》（图11-1），用的就是漂亮的印刷字体。
  明代刊本中还有的书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施加标点符号、批点符号，版框上还附加按语、批语，使人不但易于断句，还能掌握书中文句的紧要之处。这样作自然增加刻版的难度，反过来也说明雕版技术更加成熟。
  与印刷字体变革的同时，16世纪以后明版书多取线装形式，甚至一向用经折装的佛教藏经在万历年以后也一反长期传统而改为线装，即所谓方册。例如《嘉兴藏》或《径山藏》就采取这种装订形式。冯梦桢（1548～1605）万历十四年（1586）在《径山藏》的《刻藏缘起》中写道：“又念梵夹颇重，愿易为方册，可省简潢十之七，而印造装帙之费不过四十余金”。这是藏经刊刻史中的一个创举，这种方册藏经具有一般书籍的外观，颇便使用。明代制墨以徽州所产黄山松烟墨最为著名，其制法已于第八章第一节中提及，但印刷时很少用上等墨料，尤其私人坊本，只用烧烟棚中头一二节刮取的“烟子”研细作墨汁。除一般墨外，还制造出油墨。印刷用纸多用皮纸和竹纸，其名目繁多，皮纸坚白价贵，竹纸质次价廉。内府官刊本及各藩王府刊本，一般不计工本，因此刻印较精，纸墨皆佳，版面亦较大，体现出皇家印刷的气派，尤其明代前期这类刊本相当讲究，但私人刻本亦不乏精品。
  四 清代的印刷
  清代印刷是在明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印刷品仍可按传统方法分为官刊本、私人刻本及书坊刻本，但官刊本出版机构的体制与明及宋元大不相同。在中央一级机关中，国子监很少兼管刊书事宜，只是单纯的教育机构，并兼管书板的贮存，各部院衙门也较少出书。书籍出版统由康熙年成立的武英殿文书馆管理，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易名为武英殿修书处。此机构位于紫禁城东的西华门内，隶属于总管宫内事务的内务府，而内务府总管大臣通常由在藉的旗人担任。这就是说，清统治者使官刊本书的出版处于武英殿修书处的严格垄断之下，全国通用的书皆由此处供应。修书处设员审查、校订书籍，并有写书手、刻字工、印刷工、装订工及相应设备，其规模逐步扩大。所出版的书包括本朝典章法令、御纂及勅修或钦定的经史子集以及前代的书，称为武英殿本或殿版书（图11-2）。除出版大量雕版书外，还出版各种活字本，采用历史上一切印刷方法出书，是清代印刷的一大特点。
  在清代前半期几乎所有重要的书均出于武英殿修书处，再颁发到各地，允许翻版。在康熙、雍正及乾隆三朝共出版500余种书①，多为本朝书，典章法令方面有《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及工部则例、科场条例等；仪礼方面有《皇朝礼器图式》、《万寿圣典》；所出版的御制作品有《圣谕广训》、《御制诗文集》、《盛京赋》等，志乘方面有《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盛京通志》、《满洲源流考》、《八族满洲氏族通谱》、《河源纪略》、《日下旧闻考》等。康熙年间出版大量“钦定本”，如《数理精蕴》、《历象考成》、《星辰考原》、《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性理精义》、《朱子全书》、《耕织图》、《全唐诗》、《子史精华》、《佩文斋书画谱》等。高宗亦爱好诗文、书画，乾隆年武英殿刊本还有《石渠宝笈》、《西清古鉴》、《授时通考》、《医宗金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十三经》、《二十四史》、《南巡盛典》等书。
  清代武英殿殿版书的特点是刻印及用纸均称精良，又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据内府所藏古本秘籍加以校勘、整理，版式基本统一，分大字本及小字本，多为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印以白色的开化纸（皮纸）及浅黄色的连史纸（竹纸）。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这是国家颁布的规定木活字印刷统一技术标准的官方文书，也对雕版印刷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叶以后形成的标准印刷字体，即所谓宋体字，在清代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因为武英殿殿版书不论是雕版还是活字版，大部分书均印以宋体字。地方官刊本和私人坊刻本也是如此，后来演变成今天这样的统一的标准印刷字体，不管是用何种印刷方式，今天汉字印刷字体是从明清演变过来的。
  武英殿本在清代长期成为唯一的官刊本。清初时由于对出版控制较严，地方官刊本较少，只有满洲正白旗人、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曹寅（1658～1712）康熙时任巡视两淮盐政时，受武英殿修书处委托，按殿版体例出版一些书籍，后称扬州诗局本，仍属武英殿本系统，因皇帝允许动用国家盐务财金，印刷同样精美，所刊的书有《全唐诗》900卷、《渊鉴类函》450卷、《全唐诗录》100卷、《御定历代题画诗类》120卷、《佩文韵府》106卷等，版式也与殿版相同，而且也多以宋体字印刷。
  除清朝成书的书外，武英殿修书处还出版前代著作，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九家集注杜诗》、《论语集解义疏》等，《十三经》、《二十一史》也应包括在这里。
  武英殿还负责刊行佛教《大藏经》，俗称《清龙藏》，但经文校订由北京贤良寺僧人担任，自雍正十三年（1735）开工，至乾隆三年（1739）完工，共7168卷，用梨木板7.9万余块（双面刻字），乾隆四年（1740）敕印百部，经板今由北京图书馆保管。但印本仍为经折装，半页5行、行17字①。嘉庆（1796～1820）以后，殿版书虽仍继续刊行，但数量锐减。同治（1862～1874）年以后先后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山东、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河北、安徽等省设官书局，翻刻殿版书并出版其他书，总共有一千多种，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的书。地方官刊本由各省官书局出版，这是与以前朝代不同的。清代私人书坊虽遍布各地，但主要集中于南京、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地，广东、江西刻书也较盛，福建建阳印刷业开始衰落。坊刻本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数量也最大。清代所刊书中，地方志、丛书、家谱之类比前代数量都大。雕版印刷在这一时达到极高水平，但随即由盛而衰。道光（1821～1850）以后，近代机器印刷技术从西方传入，包括用机器铸造铅活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