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至于宋元版刻用纸，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早在二十多年前已多次对实物标本作了一些检验，现将结果发表于此。宋元时薄而柔韧的皮纸已居主导地位，唐、五代时盛行的麻纸此时顿减，很多书印以楮皮纸、桑皮纸，洁白光滑，质量上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竹纸是宋元迅速突起的另一纸种，以竹纸印书成本最低，很多面向大众的读物以竹纸印刷，这是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宋元之所以是印刷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原因之一是这时造纸进入新的大发展阶段，制墨技术也同样如此，前已述及。南方产竹地区因盛产竹纸，故廉价的竹纸印本得以向全国各地倾销，特别是福建刊刻的建本。大凡造纸地区附近，必有印刷业集中地。而一般说刻工精美、校订细密、装订考究的善本书籍，其用纸、用墨亦必佳。这个规律与宋以前写本用纸是一致的。只有内府刻本、官刻本或印数有限的私人纪念本肯用好纸。总的说，宋元版刻用纸不及书画用纸。
  要从经济方面考察宋元版刻用纸，不是造不出好纸，而是舍不得用好纸印书。不能因有的刊本用纸相对说欠佳，就贬低这个时代发达的造纸技术。根据笔者对宋元版刻用纸的检验，从原料方面来看，已达到各种原料纸应有尽有地用于印刷业中，纸在品种上大大超过前代。即令宋元时较次的印刷纸，技术指标也已达到印刷上的需要，下面将结合实例来谈宋元印刷用纸。
  可判断使用楮皮纸印刷的读物，我们所见有南宋吉州文人周必大罢相告老还乡时于1201～1204年在吉州刻的千卷《文苑英华》。纸较薄，纤维匀细，交织情况良好，纸帘编织纹间距3厘米（相当二指宽），帘条纹较细，是上等楮皮纸。纸虽白，但间有黄色“寿斑”。此书为蝴蝶装，后入藏宋内府，故每册封面副叶左下方有“景定元年（1260）十月（或十一月）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木记一行。南宋咸淳《临安志》（1268）杭州原刻本所用楮皮纸，呈肤色，纤维束较多，表面不甚平，不及上述吉州刻《文苑英华》用纸，但这两地纸帘纹中编织纹间距几乎都近于3厘米。南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也是楮纸，白色，表面涩，透眼多，纤维交结不匀。但嘉定元年（1208）江西刻本《春秋繁露》用白色楮纸，纸质较好。大德九年（1305）元代茶陵东山书院刊《梦溪笔谈》（1086）所用楮纸，帘纹中编织纹间距有大、有小，并不规则，而且纸上有白米汁浸的石灰。这种印刷纸有些独特。宋大观二年（1108）用开宝六年（973）所雕开宝藏经版印行的《佛说阿惟越致遮经》，是成都刊印的，所用桑皮纸经染成黄色，双面加蜡，纸较厚，表面平滑，纤维交织匀，未打散的纤维束少见，是高级桑皮纸，与唐代写本佛经所用的硬黄纸是一致的。此经呈卷子装，也具有唐代遗风。
  南宋末咸淳年（1265～1274）杭州廖莹中（约1200～1275）世采堂所刻唐人韩愈（768～824）《昌黎先生集》，亦以白色桑皮纸，纤维匀细，纸较薄，帘纹中编织纹间距均为3厘米，帘条纹较细。宋代人周密（1232～1298）《志雅堂杂抄》（约1270）说廖氏刊书用抚州萆钞清江纸，即指此处所说的纸。还有些刻本用纸虽不能具体指出所用原料，但可肯定判断为皮纸者，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的《文选五臣注》，此书于建炎初年（1127～1128）刻于杭州，纸较薄。比此纸更好的是四川眉山书隐斋于庆元三年（1197）刻印的《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所用白皮纸较薄，细帘条纹，编织纹间距3.1厘米，作蝴蝶装。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刘攽所著《汉官仪》，亦用白皮纸，但略呈米黄色，纸质一般。
  除皮纸外，宋元刻本更多地印以竹纸。如绍兴十八年（1148）福州开元寺刊毗庐大藏中《开元释教录略出》，即印浅黄色竹纸，梵夹装。该寺重和元年（1118）所印《法苑珠林》用黄色竹纸，已蛀，纤维束较多、厚，帘纹中编织纹间距2.3厘米。与毗庐大藏用纸类似的还有福州东禅寺刻印的鼓山大藏，如绍圣三年（1096）四月刊印的《中阿含经》，也作梵夹装。南宋建本《大易粹言》为舒州公使库刻于淳熙三年（1176），竹纸呈肤色，细帘纹，但表面不甚平滑，纤维束多。与此纸相近的有南宋建阳刻本《经史证类大全本草》，浅黄色竹纸，纸上有竹筋头，表面不平滑。帘纹内编织纹间距为1.0厘米、1.3厘米及1.5厘米不等，但帘条纹较细，每根直径约1毫米，纸较薄。
  大体说来，宋代刻本用竹纸正如书画用竹纸一样，因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纸质不够精良，较为粗放，技术上没有解决好使茎杆纤维彻底分散的问题，因此一般说纸表多呈现色深的未打散的竹筋，纸的颜色也较深。但宋代印本竹纸也时有佳纸，如乾道七年（1173）建阳蔡梦弼校刻的《史记集解索隐》，用浅黄色竹纸，较薄，纤维匀细，表面较平滑，帘纹内编织纹间距3.2～3.3厘米（二指阔）。福州东禅寺藏经中，元祐五年（1090）刻的《菩萨璎珞经》，用纸虽然也是黄色竹纸，但纤维束较少，编织纹间距二指宽。
  元刊本用竹纸者，所见有天历三年庚午（1328）福建刻本《新刊王氏脉经》，浅黄色，纤维束多，表面不平滑，但纸薄，帘条纹细，编织纹间距1.5至2厘米不等。至顺三年壬申（1332）建阳崇化坊的余志安勤有堂刊刻的《唐律疏议》，用纸呈肤色，细帘条纹，编帘纹间距1.2厘米，表面可见未打散的竹筋。与此纸类似的有大德八年（1304）在广州刊刻的大德《南海志》，纸呈浅米色，较厚，表面不平滑，纤维束多，有透眼，帘条纹直径1毫米，编织纹间距1.5至2厘米不等。以上三种纸均属于同一类型。大德三年（1299）江西铅山广信书院刊刻的《稼轩长短句》所用竹纸呈米黄色，纤维较细，纤维束少，细帘条纹，编织纹间距2.5厘米，在当时可谓是上好竹纸。宋末元初（1231～1322）平江府（今苏州）碛沙延圣院所募刻的佛经全藏通称碛沙藏，大部分刊本出现于嘉熙（1237～1240）、淳祐（1241～1252）时期，亦皆取梵夹装，今所见《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用竹纸印行，呈肤色，细帘条纹，编织纹间距0.8至2.5厘米不等，其质地介于建本与赣本竹纸之间。
  宋以前写本及印本书广泛使用的麻纸，从宋代起产量急剧下降，在北方刻本中仍见有用麻纸者，南方则少见。山西临汾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于1907年在西夏所属黑水城出土，此本印以麻纸，帘条纹粗2毫米。宋元刻本中还有以混合原料纸刷印者，如江西赣州王涔的章贡斋于嘉定六年（1213）所出版的朱熹《楚辞集注》，用纸呈浅黄色，纸原料中以竹为主，但混以皮料及少量麻料。绍兴二十三年（1153）刊《古今绝句》，用混有竹料的皮纸刷印，纸呈白色，间灰色。又元代杭州由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官刻《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刊行于大德三至四年（1299～1300），纸呈白色，间灰色及米黄色，较薄，纸浆内含皮料及麻料，宋元时还时而以带有文字的旧公文纸背面来印书。《书林清话》卷六云：“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篇》一部40卷，皆元符二年（1099）及崇宁五年（1106）公私文牒，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与正面）光泽如一，故可两（面）用，若今之纸不能也”。我们也见过宋代用旧公文纸印书的实例，公文纸多是写本，且多为皮纸。宋代还用椒液处理的防蛀纸印书，如第五章所述。
  宋元刊本保留下来的多属特藏珍本，我们不可能更多地触及，因之难以就印刷用纸作出较普遍的观察结论。总的印象是所见江西刻本用纸较好，福建刻本数量较大，多用廉价竹纸，浙江刻本介于以上二者之间，蜀本亦肯用好纸，而北方平阳时而仍以麻纸印刷。多数宋元刻本用本色未加工纸刷墨，自属意料中事，因为作为商品流通的刻本书，用加工纸大量印刷，是无谓的浪费。皮纸印的书总的说质地高于竹纸本，价格也高些，寿命更长些，很少被蛀；而竹纸易蛀，且多呈浅黄色。
  前人对宋刊本用纸发过许多议论，今天结合实物来看，这些议论多为作者的局部观，不能作为规律看待。如谢肇淛《五杂俎》（1616）说宋本“笺古色而极薄，不蛀”，其实宋刊本中仍有厚重的纸和被蛀之纸。陈继儒《太平清话》说“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纹”，显然是不对的，因我们此处已对若干印刷纸帘纹给出定量数据。高濂《遵生八笺》（1591）认为“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恐并不尽是如此。还有人说宋竹纸帘纹多二指宽，明代竹纸帘纹一指宽①。其所谓“帘纹”，应指帘纹中编织纹间距，经实测后发现一些宋代印刷纸帘纹中编织纹间距规则出现，为3厘米左右，确是二指宽，这可作为一个特征看待。但亦应指出，有些纸并不如此。明代纸甚至现代手工纸，也有二指宽者。为有助于版本年代鉴定，系统考察宋元版刻用纸，是有待开展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