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宋刊本的特点
  唐、五代时的印刷品现在所能看到的为数甚少，但宋元之后传世及出土的印刷品数目相当多，对宋元版书的研究资料已有足够积累，可以了解有关这一时期印刷品的某些特点和版刻用纸。这一节也可看作是对第八章第一节论印刷生产中的原材料部分的续论和补充。在这里结合对实物标本的检验结果专门谈谈版刻用纸。
  首先，我们叙述一下宋版书的某些一般特点。由于不可能将宋版书一览无遗，此处只能谈局部观，供读者参考。明清作者对宋版书特点虽多所论述，可能也是局部观。如明人谢肇淛（1567～1647年在世）《五杂俎》（1616）说：“书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又说：“凡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颜真卿），瘦者学欧（欧阳询）。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高濂（1553～1613年在世）《遵生八笺》（1591）亦称：“宋元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况多奇书。..故宋刻为善。”张应文（1536～1601年在世）《清秘藏》（约1570）说：“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柳宗元）笔法。”这些议论都相当精彩，且符合实际。
  宋刻本，特别是官刻本、书院刻本及某些私人刻本在很多场合下确是书写字体优美，肥瘦有则，带有唐代书法家颜真卿（708～785）、欧阳询（557～641）及柳公权（778～865）的笔法特色。瘦体学欧、柳，肥体学颜，都由书写高手写样。他们以此为业，在学唐人书法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风格，即所谓宋体字。元代以后虽仍可见刊本中有唐人书法遗迹，但去原味已越来越远了，逐渐演变成带有古人笔意的印刷字体。宋本对文字校订严格，刻工精细，字字不苟，为后世树立了表率。宋本还有很多罕见的古书或保留很多失传古书的内容，学术价值较高。由于宋刻本有这些特色，向来被藏书家及鉴赏家列为善本、珍本。但应当指出，有些坊刻本为图谋私利尽速售出，在字体、校订及刻工方面有时不尽人意。书作为商品，任何情况下都有好有次，不能一概而论。
  宋刻本另一特点是避讳字多，宋代统治者赵氏不但本人名字避讳，甚至与此发音相同的字或个别皇族成员也跟着如此。史学家都认为宋讳甚严、讳字甚多，尤其官府刻本不许犯讳。如匡→炅（jiòng，音窘），恒→桢，或用原字而缺末笔。甚至为此擅改古人名字，如五代时的张匡邺被改为张邺，将“匡”字删去。人们有时根据刻本中讳字避到哪代皇帝为止，来判断其刊刻年代，也不失为一个方法，但仍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
  在板框方面，宋刻本版心多白口，板框左右双边，上下单边。亦有少数刻本版心为细黑口、四周双边的。坊刻本、私人刻本在书内印有牌记，列出刻书时间、刻书者堂号及姓名等。官刻本卷尾还刻出校订人姓名及官衔等。有些书在版心处还以小字列出刻工姓名，表示对所刻部分负责，类似今天的岗位责任制。有趣的是，一些宋刻本将书名及篇名都放在同一行内，篇名在上、书名在下，类似后来的西方著作。但另有的本子书名、篇名各居一行，而书名在第一行、篇名在第二行①。
  在装订方面，宋刻本卷轴装极少，蝶装者多，佛经多作梵夹装。各地刻书者无其数，不可能将所有书只以某个或某几个模式出现，因当时未颁布国家及部院统一标准，书籍形式自然百花齐放，但约定俗成，尚可找出某些共同点。研究宋版书特点，主要为版本鉴定提供依据。现在版本学内容比以前拓宽了，涉及范围更广，传统作法需要充实以新的内容，特别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版本作检测研究，应当提到日程上来。
  二 元刊本的特点
  元刊本显然直接继承宋、金刊本的传统，因而具有宋刊本的遗风是自然的。但在字体方面，元初书画大师赵孟頫（1254～1322）的书法风格对印刷界有极大影响。元刻本多流行用赵体字刻之。当然，元刊本除流行赵体字外，还仍有刻本继续用唐代欧体字，但与标准唐代笔法相比已越来越走形了。元代统治者为蒙古族人，他们多不通汉文、汉语，因此元代蒙古统治者不讲求避讳，所以元刊本没有讳字是与宋刊本不同的。更多的读物还常使用简化汉字，如“无”、“气”、“礼”、“马”、“厅”等字，几乎与现在所用的简化汉字一模一样。这样，因笔划减少，更便于刻字工操作，这些简化字已流行于民间。
  元刊本的版心多黑口或细黑口，较少宋本那样的白口，板框多左右双边及四周双边②。
  装订方式多取包背装，蝶装少见，卷轴装更少，然而佛经仍多用梵夹装或经折装。元刊本用纸情况几乎与宋代一样。像宋本一样，元代坊刻本、私人刻本也多印有牌记，内容不变。至于有的元刊本用宋版重印或修补后重印，则从版面上看无异于宋版，纸、墨也不应有多大不同。这类版本是最难与宋本区别的。还有些元刊本依宋本重新刻印，也属于这种情况。
  但元代也出现了版本制造中的新事物，如在每本书前加上扉页或书名页。北京图书馆藏福建建阳刘君佐（1284～1344年在世）翠岩精舍于至正十六年（1356）所刊宋人陈彭年（961？～1017）《广韵》（1011）一书，书首即有扉页。该页上方通栏为“翠岩精舍”四字，是刘君佐的堂名。下面有中栏（双行）及左右边栏，中栏上方有“校正无误”，再下为“新刊足注//明本广韵”，左边栏为“至正丙申仲夏，绣梓印行”，右边栏为“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③。在此扉页中包括书名、刻书者铺号名及刊刻时间，还有些介绍本书内容的广告式说明，所缺的只是该书作者名。
  在这以前，建安虞氏于至治年（1321～1323）刊《三国志平话》，也有扉页，最上栏横幅有“建安虞氏新刊”字样（图10-17），下面为刘备三顾茅庐图，再下双边栏有“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八字，中栏为“至治新刊”四字。这是带图的扉页或书名页。这种形式的扉页甚至还可追溯到元初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建安书堂李氏所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①。扉页的引入使书籍形式更加完备，从这以后一直为各国所效法。在西方，这种扉页英文称titlepage，法文为pagedegarde，德文称Titelblatt。德国科隆城的赫尔南（ArnoldTherHoernen）于1470年已在所印书中加了扉页②，虽在西方是最早的，但比中国已晚了几乎两个世纪。
  三 宋元版刻用纸
  至于宋元版刻用纸，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早在二十多年前已多次对实物标本作了一些检验，现将结果发表于此。宋元时薄而柔韧的皮纸已居主导地位，唐、五代时盛行的麻纸此时顿减，很多书印以楮皮纸、桑皮纸，洁白光滑，质量上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竹纸是宋元迅速突起的另一纸种，以竹纸印书成本最低，很多面向大众的读物以竹纸印刷，这是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宋元之所以是印刷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原因之一是这时造纸进入新的大发展阶段，制墨技术也同样如此，前已述及。南方产竹地区因盛产竹纸，故廉价的竹纸印本得以向全国各地倾销，特别是福建刊刻的建本。大凡造纸地区附近，必有印刷业集中地。而一般说刻工精美、校订细密、装订考究的善本书籍，其用纸、用墨亦必佳。这个规律与宋以前写本用纸是一致的。只有内府刻本、官刻本或印数有限的私人纪念本肯用好纸。总的说，宋元版刻用纸不及书画用纸。
  要从经济方面考察宋元版刻用纸，不是造不出好纸，而是舍不得用好纸印书。不能因有的刊本用纸相对说欠佳，就贬低这个时代发达的造纸技术。根据笔者对宋元版刻用纸的检验，从原料方面来看，已达到各种原料纸应有尽有地用于印刷业中，纸在品种上大大超过前代。即令宋元时较次的印刷纸，技术指标也已达到印刷上的需要，下面将结合实例来谈宋元印刷用纸。
  可判断使用楮皮纸印刷的读物，我们所见有南宋吉州文人周必大罢相告老还乡时于1201～1204年在吉州刻的千卷《文苑英华》。纸较薄，纤维匀细，交织情况良好，纸帘编织纹间距3厘米（相当二指宽），帘条纹较细，是上等楮皮纸。纸虽白，但间有黄色“寿斑”。此书为蝴蝶装，后入藏宋内府，故每册封面副叶左下方有“景定元年（1260）十月（或十一月）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木记一行。南宋咸淳《临安志》（1268）杭州原刻本所用楮皮纸，呈肤色，纤维束较多，表面不甚平，不及上述吉州刻《文苑英华》用纸，但这两地纸帘纹中编织纹间距几乎都近于3厘米。南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也是楮纸，白色，表面涩，透眼多，纤维交结不匀。但嘉定元年（1208）江西刻本《春秋繁露》用白色楮纸，纸质较好。大德九年（1305）元代茶陵东山书院刊《梦溪笔谈》（1086）所用楮纸，帘纹中编织纹间距有大、有小，并不规则，而且纸上有白米汁浸的石灰。这种印刷纸有些独特。宋大观二年（1108）用开宝六年（973）所雕开宝藏经版印行的《佛说阿惟越致遮经》，是成都刊印的，所用桑皮纸经染成黄色，双面加蜡，纸较厚，表面平滑，纤维交织匀，未打散的纤维束少见，是高级桑皮纸，与唐代写本佛经所用的硬黄纸是一致的。此经呈卷子装，也具有唐代遗风。
  南宋末咸淳年（1265～1274）杭州廖莹中（约1200～1275）世采堂所刻唐人韩愈（768～824）《昌黎先生集》，亦以白色桑皮纸，纤维匀细，纸较薄，帘纹中编织纹间距均为3厘米，帘条纹较细。宋代人周密（1232～1298）《志雅堂杂抄》（约1270）说廖氏刊书用抚州萆钞清江纸，即指此处所说的纸。还有些刻本用纸虽不能具体指出所用原料，但可肯定判断为皮纸者，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的《文选五臣注》，此书于建炎初年（1127～1128）刻于杭州，纸较薄。比此纸更好的是四川眉山书隐斋于庆元三年（1197）刻印的《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所用白皮纸较薄，细帘条纹，编织纹间距3.1厘米，作蝴蝶装。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刘攽所著《汉官仪》，亦用白皮纸，但略呈米黄色，纸质一般。
  除皮纸外，宋元刻本更多地印以竹纸。如绍兴十八年（1148）福州开元寺刊毗庐大藏中《开元释教录略出》，即印浅黄色竹纸，梵夹装。该寺重和元年（1118）所印《法苑珠林》用黄色竹纸，已蛀，纤维束较多、厚，帘纹中编织纹间距2.3厘米。与毗庐大藏用纸类似的还有福州东禅寺刻印的鼓山大藏，如绍圣三年（1096）四月刊印的《中阿含经》，也作梵夹装。南宋建本《大易粹言》为舒州公使库刻于淳熙三年（1176），竹纸呈肤色，细帘纹，但表面不甚平滑，纤维束多。与此纸相近的有南宋建阳刻本《经史证类大全本草》，浅黄色竹纸，纸上有竹筋头，表面不平滑。帘纹内编织纹间距为1.0厘米、1.3厘米及1.5厘米不等，但帘条纹较细，每根直径约1毫米，纸较薄。
  大体说来，宋代刻本用竹纸正如书画用竹纸一样，因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纸质不够精良，较为粗放，技术上没有解决好使茎杆纤维彻底分散的问题，因此一般说纸表多呈现色深的未打散的竹筋，纸的颜色也较深。但宋代印本竹纸也时有佳纸，如乾道七年（1173）建阳蔡梦弼校刻的《史记集解索隐》，用浅黄色竹纸，较薄，纤维匀细，表面较平滑，帘纹内编织纹间距3.2～3.3厘米（二指阔）。福州东禅寺藏经中，元祐五年（1090）刻的《菩萨璎珞经》，用纸虽然也是黄色竹纸，但纤维束较少，编织纹间距二指宽。
  元刊本用竹纸者，所见有天历三年庚午（1328）福建刻本《新刊王氏脉经》，浅黄色，纤维束多，表面不平滑，但纸薄，帘条纹细，编织纹间距1.5至2厘米不等。至顺三年壬申（1332）建阳崇化坊的余志安勤有堂刊刻的《唐律疏议》，用纸呈肤色，细帘条纹，编帘纹间距1.2厘米，表面可见未打散的竹筋。与此纸类似的有大德八年（1304）在广州刊刻的大德《南海志》，纸呈浅米色，较厚，表面不平滑，纤维束多，有透眼，帘条纹直径1毫米，编织纹间距1.5至2厘米不等。以上三种纸均属于同一类型。大德三年（1299）江西铅山广信书院刊刻的《稼轩长短句》所用竹纸呈米黄色，纤维较细，纤维束少，细帘条纹，编织纹间距2.5厘米，在当时可谓是上好竹纸。宋末元初（1231～1322）平江府（今苏州）碛沙延圣院所募刻的佛经全藏通称碛沙藏，大部分刊本出现于嘉熙（1237～1240）、淳祐（1241～1252）时期，亦皆取梵夹装，今所见《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用竹纸印行，呈肤色，细帘条纹，编织纹间距0.8至2.5厘米不等，其质地介于建本与赣本竹纸之间。
  宋以前写本及印本书广泛使用的麻纸，从宋代起产量急剧下降，在北方刻本中仍见有用麻纸者，南方则少见。山西临汾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于1907年在西夏所属黑水城出土，此本印以麻纸，帘条纹粗2毫米。宋元刻本中还有以混合原料纸刷印者，如江西赣州王涔的章贡斋于嘉定六年（1213）所出版的朱熹《楚辞集注》，用纸呈浅黄色，纸原料中以竹为主，但混以皮料及少量麻料。绍兴二十三年（1153）刊《古今绝句》，用混有竹料的皮纸刷印，纸呈白色，间灰色。又元代杭州由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官刻《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刊行于大德三至四年（1299～1300），纸呈白色，间灰色及米黄色，较薄，纸浆内含皮料及麻料，宋元时还时而以带有文字的旧公文纸背面来印书。《书林清话》卷六云：“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篇》一部40卷，皆元符二年（1099）及崇宁五年（1106）公私文牒，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与正面）光泽如一，故可两（面）用，若今之纸不能也”。我们也见过宋代用旧公文纸印书的实例，公文纸多是写本，且多为皮纸。宋代还用椒液处理的防蛀纸印书，如第五章所述。
  宋元刊本保留下来的多属特藏珍本，我们不可能更多地触及，因之难以就印刷用纸作出较普遍的观察结论。总的印象是所见江西刻本用纸较好，福建刻本数量较大，多用廉价竹纸，浙江刻本介于以上二者之间，蜀本亦肯用好纸，而北方平阳时而仍以麻纸印刷。多数宋元刻本用本色未加工纸刷墨，自属意料中事，因为作为商品流通的刻本书，用加工纸大量印刷，是无谓的浪费。皮纸印的书总的说质地高于竹纸本，价格也高些，寿命更长些，很少被蛀；而竹纸易蛀，且多呈浅黄色。
  前人对宋刊本用纸发过许多议论，今天结合实物来看，这些议论多为作者的局部观，不能作为规律看待。如谢肇淛《五杂俎》（1616）说宋本“笺古色而极薄，不蛀”，其实宋刊本中仍有厚重的纸和被蛀之纸。陈继儒《太平清话》说“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纹”，显然是不对的，因我们此处已对若干印刷纸帘纹给出定量数据。高濂《遵生八笺》（1591）认为“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恐并不尽是如此。还有人说宋竹纸帘纹多二指宽，明代竹纸帘纹一指宽①。其所谓“帘纹”，应指帘纹中编织纹间距，经实测后发现一些宋代印刷纸帘纹中编织纹间距规则出现，为3厘米左右，确是二指宽，这可作为一个特征看待。但亦应指出，有些纸并不如此。明代纸甚至现代手工纸，也有二指宽者。为有助于版本年代鉴定，系统考察宋元版刻用纸，是有待开展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