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辽政权由契丹族所建立，历经唐末、五代及北宋，是持续达两个多世纪的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定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辖地东起日本海、黑龙江口，西至阿尔泰山，北抵克鲁伦河，南至今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而与北宋交界，1125年为金所灭。辽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很早就引入雕版印刷技术。920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以汉字为基础创制表意文字，用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称为契丹大字。926年，辽太祖弟耶律迭刺因受回鹘文启发，对契丹大字进行改革，又创契丹小字，除保留部分表意文字外，多为表音文字。但辽刻本除用契丹文外，很多书仍刻汉文，契丹文刻本多是译自汉文原著。
  辽统治者注重儒学、信仰佛教，他们修孔子庙，设国子监、国子学和诸府府学，讲授儒家经典，推行科举制度，又于各地建造宏伟的寺院、佛塔。辽虽与唐、五代及宋发生过战争，但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与中原地区的密切交流和人员往来一直持续不绝，并及时向境内输入大量刻本汉籍、佛经、佛像和有关印刷技术。《辽史》（1344）卷四《太宗纪四》载，辽太宗（902～947）时大同元年（947）正月灭后晋时，领兵进入其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薄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
  就是说，辽将后晋首都中一切有用的人和物都运回自己的大后方临潢府，其中包括各种写本及刻本图书、印板、印刷工人以及科学仪器、武器等等，连很难运输的石经也不放过。如第九章第四节所述，946年后晋国子监出版了《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是为刊刻儒家九经所颁布的印刷操作则例及标准印刷字体。契丹军队攻占开封后，当然也要将这些运走。因此可以料想，至迟在辽穆宗（951～969）、景宗（969～982）时期，辽国就已掌握了印刷技术并建立了印刷业。
  1974年在山西著名的辽代所建的应县木塔加固时，在塔的四层主佛像胸中发现一大批珍贵的辽代印刷品文物①②，共61件，其中年代最早的刻本《上生经疏科文》一卷的印刊时间为辽圣宗统和八年（990），正好在景宗死后八年。刻本上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之字样。燕京为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是辽代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显然也是个重要的印刷中心。燕京仰山寺前的杨家看来是个私人刻书商。《辽史》卷十五《圣宗纪》载，辽圣宗（971～1031）开泰元年八月丙申（1012年8月20日），辽属铁骊部（今黑龙江铁力一带）首领“沙那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记》各一部。”③圣宗卒，至道宗（1055～1101）耶律洪基（1032～1101）即位，遂即于清宁元年（1055）冬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④六年（1060）除上京外，又于中京大定府置国子监。十年（1064）“禁民私刊印文字”，可能是指儒家经典而言。以上所述儒家经典，都应是辽代的国子监官刻本。
  辽代在刊刻佛教经典方面也不遗余力，自从北宋初在四川刊刻的《开宝大藏经》（983）卷子本传入辽之后，深受辽统治者及佛僧重视，因数量甚少，无法广为流传，乃有自行刊刻大藏经之举，以体现大辽与大宋一样对佛经刊刻事业的支持，此即所谓辽藏或契丹藏。当然，所据底本为北宋的《开宝藏》。辽代人志延（1050～1108）《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称：“印大藏经凡五百九十七帙”。597帙即597函，清水院为今北京大觉寺前身。据叶恭绰（1880～1968）的考证⑤，辽藏刊刻时间为兴宗（1031～1045）至道宗（1055～1064）之间。参考《开宝藏》的卷数，辽藏597函大约合六千至七千卷之多，需用70万块印板，刻印的地点在燕京。由于辽境内所产麻纸供应不足，还动用了高丽所造的皮纸。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佛塑像中发现的辽刻本中，有辽藏十二卷残卷，皆刻以楷体大字，作卷轴装，印以黄纸，每卷以千字文编号，卷首有时还雕印佛像，其中《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题有“时统和二十一年（1003）癸卯初岁季春月（三月）”之年款，千字文编号为女字第161号①。从这个年款来看，辽藏的刊刻起始时间比叶恭绰所说的还要早些，因为统和是兴宗在位以前圣宗（982～1031）所用的年号，可见辽藏至迟在圣宗时已处于刊刻阶段。辽在北宋《开宝藏》出版之后三十年左右便开始刊刻同样工程浩大的辽藏，足见其印刷业实力之雄厚。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始建于道宗清宁二年（1056），正是辽藏刊刻接近尾声之际。但塔内所出辽刻本，最晚的有天祚帝天庆年（1111～1121）所刊《菩萨戒坛所牒》，已至辽的末季。此时金已崛起，不断攻辽，而辽境内也有武装反辽势力，社会处于战乱，此时佛宫寺僧为保存佛经免于兵火，乃将其藏入木塔佛像之中。出土物显然是经过僧人长期使用过的，再匆匆藏于佛胸之内。幸有这批辽刻本再现于世，填补中国印刷史中一大空白。
  应县木塔内还发现一些单刻佛经，共47件，如《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及《成唯识论》等。其中《妙法莲华经》卷四有“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印造”之题记，但显然不是坊刻本，因为同卷还有“经板主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冯绍文，抽已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一部，印造流通..时太平五年岁次乙丑八月十五日乙丑记”之牌记，则刻印经的日期为1025年9月9日。
  太平五年为辽圣宗（982～1031）时的年号，这时还未开雕辽藏，故冯绍文乃出资仅刊一部《莲华经》。此经为卷轴装，后僧人为诵读方便改为经折装，但卷轴装的痕迹仍清晰可辨。而《大方广佛华严经》刊于道宗咸雍三年（1067），因为在这一年二月“颁行御制《华严经赞》”。八年（1072）秋七月丁末，“以御书（御制）《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②，显然道宗御制《华严经》赞颂连同经文本身同时出版。同年（1070）十二月道宗还破例地“赐高丽佛经一藏”③，则想必指此辽刊《华严经》而言。有的辽刻佛经因属残卷，署年款卷缺，但可从残卷题记中知道刊刻地点及刊刻者，如《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十题记为“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则此经为弘法寺奉旨校勘与刻印的寺院刻本。《新雕诸杂赞》标明刊印于燕京大悯忠寺，即今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可见辽代官刻本、坊刻本、私人刻本及寺院刻本应有尽有。
  从应县出土物中还可看到，当时除刊印数量巨大的佛经外，还刻印单张的佛像画，但幅面比五代时的刊本佛像更大、画面更为复杂。引人注意的是《炽盛光九曜图》，为整版雕刻，画面高120厘米、宽48厘米（3.6×1.4尺），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单张木刻版画。另一件题为《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描写药师佛向诸弟子说法的情景。此佛像画面高77厘米、宽36厘米，也是整版雕刻。这两幅大佛像皆印以麻纸，画面刻工精细，线条流畅，印成后再在画面添色，十分美丽可爱。
  辽代除刊刻佛经、儒家经典外，还刊刻史部及子部著作。《辽史》卷二十二《道宗纪》载，咸雍九年（1073）冬十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显然，这些史书是由国子监博士校勘过的官刻本，由朝廷颁行于各地学校当教本用。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工具书或教本，也是辽印刷业的热门出版物，如唐人李瀚的《蒙求》辽刻本（图10-10）1974年于山西应县木塔内被发现。此书共3卷，由四言韵语写成，内容为叙述历史人物言行故事，共2484字，历代被视为蒙学课本。现仅存7页，每页20行，行16字，印以白麻纸，蝴蝶装。辽代僧人行均（957～1017年在世）于圣宗统和十五年（997）所著的《龙龛手镜》四卷是历史上一部著名的汉文字典。行均俗姓于，字广济，燕京人，精文字之学，其《龙龛手镜》收26，430字，注释16.3万字，注反切，有简短释义。值得指出的是，还收入了流行燕京一带民间的俗字如歪（wai）、甭（béng）及孬（nao）等，至今还在北京话中使用。此书辽刻本曾传入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艺文》说“观其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元丰、元祐年间蒲宗孟得辽本后在杭州翻刻，南宋初再重刊。此书还传入朝鲜和日本，也被刊刻过。
  据记载，辽代还于乾统年间（1101～1110）刊刻过晋代名医葛洪（281～341）的《肘后方》八卷，书中选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方、验方及灸法。据元代人苏天爵（1294～1352）《滋溪文稿·三史质疑》所载，耶律楚材（1190～1243）家藏有耶律俨（？～1113）《皇朝实录》和行均《龙龛手镜》的辽刻本。《皇朝实录》共20卷，由耶律俨与萧韩家奴（956～1026年在世）共同编成，叙述遥辇可汗至兴宗以来的事迹。此书后来也传到朝鲜和日本，并重印。山西应县木塔中还发现一些辽刻的卜筮之类著作。辽刻本像朱刻本一样也有避讳，从出土实物观之，似乎没有宋代那样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