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宋代形成的完备的印刷体系，对当时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及此后的明清印刷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已述及，宋代主要印刷出版中心有从北向南转移的格局，除了由于原材料、技术等原因外，还因为北方广大地区被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占据，不再是宋控制的地带。但这不等于说北方印刷业此时没有新的发展。与北宋同时，北方有辽（916～1125）、回鹘，而北宋末至南宋时在西北还有西夏（1038～1227）等，我们将在第十二至第十四章论少数民族地区印刷时讨论。与北宋并存的辽（916～1125）及与南宋并存的还有北方的金（1115～1234）和蒙古（1206～1279），蒙古后来在灭金与南宋之后建立了元朝（1280～1368）。由于辽、金和蒙元逐步南下进入中原，在印刷方面借用中原体制、技术和技术人材，因而辽、金、元印刷与两宋处于同一技术层次，为本节的讨论对象。
  一 辽代的印刷
  辽政权由契丹族所建立，历经唐末、五代及北宋，是持续达两个多世纪的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定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辖地东起日本海、黑龙江口，西至阿尔泰山，北抵克鲁伦河，南至今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而与北宋交界，1125年为金所灭。辽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很早就引入雕版印刷技术。920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以汉字为基础创制表意文字，用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称为契丹大字。926年，辽太祖弟耶律迭刺因受回鹘文启发，对契丹大字进行改革，又创契丹小字，除保留部分表意文字外，多为表音文字。但辽刻本除用契丹文外，很多书仍刻汉文，契丹文刻本多是译自汉文原著。
  辽统治者注重儒学、信仰佛教，他们修孔子庙，设国子监、国子学和诸府府学，讲授儒家经典，推行科举制度，又于各地建造宏伟的寺院、佛塔。辽虽与唐、五代及宋发生过战争，但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与中原地区的密切交流和人员往来一直持续不绝，并及时向境内输入大量刻本汉籍、佛经、佛像和有关印刷技术。《辽史》（1344）卷四《太宗纪四》载，辽太宗（902～947）时大同元年（947）正月灭后晋时，领兵进入其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薄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
  就是说，辽将后晋首都中一切有用的人和物都运回自己的大后方临潢府，其中包括各种写本及刻本图书、印板、印刷工人以及科学仪器、武器等等，连很难运输的石经也不放过。如第九章第四节所述，946年后晋国子监出版了《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是为刊刻儒家九经所颁布的印刷操作则例及标准印刷字体。契丹军队攻占开封后，当然也要将这些运走。因此可以料想，至迟在辽穆宗（951～969）、景宗（969～982）时期，辽国就已掌握了印刷技术并建立了印刷业。
  1974年在山西著名的辽代所建的应县木塔加固时，在塔的四层主佛像胸中发现一大批珍贵的辽代印刷品文物①②，共61件，其中年代最早的刻本《上生经疏科文》一卷的印刊时间为辽圣宗统和八年（990），正好在景宗死后八年。刻本上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之字样。燕京为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是辽代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显然也是个重要的印刷中心。燕京仰山寺前的杨家看来是个私人刻书商。《辽史》卷十五《圣宗纪》载，辽圣宗（971～1031）开泰元年八月丙申（1012年8月20日），辽属铁骊部（今黑龙江铁力一带）首领“沙那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记》各一部。”③圣宗卒，至道宗（1055～1101）耶律洪基（1032～1101）即位，遂即于清宁元年（1055）冬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④六年（1060）除上京外，又于中京大定府置国子监。十年（1064）“禁民私刊印文字”，可能是指儒家经典而言。以上所述儒家经典，都应是辽代的国子监官刻本。
  辽代在刊刻佛教经典方面也不遗余力，自从北宋初在四川刊刻的《开宝大藏经》（983）卷子本传入辽之后，深受辽统治者及佛僧重视，因数量甚少，无法广为流传，乃有自行刊刻大藏经之举，以体现大辽与大宋一样对佛经刊刻事业的支持，此即所谓辽藏或契丹藏。当然，所据底本为北宋的《开宝藏》。辽代人志延（1050～1108）《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称：“印大藏经凡五百九十七帙”。597帙即597函，清水院为今北京大觉寺前身。据叶恭绰（1880～1968）的考证⑤，辽藏刊刻时间为兴宗（1031～1045）至道宗（1055～1064）之间。参考《开宝藏》的卷数，辽藏597函大约合六千至七千卷之多，需用70万块印板，刻印的地点在燕京。由于辽境内所产麻纸供应不足，还动用了高丽所造的皮纸。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佛塑像中发现的辽刻本中，有辽藏十二卷残卷，皆刻以楷体大字，作卷轴装，印以黄纸，每卷以千字文编号，卷首有时还雕印佛像，其中《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题有“时统和二十一年（1003）癸卯初岁季春月（三月）”之年款，千字文编号为女字第161号①。从这个年款来看，辽藏的刊刻起始时间比叶恭绰所说的还要早些，因为统和是兴宗在位以前圣宗（982～1031）所用的年号，可见辽藏至迟在圣宗时已处于刊刻阶段。辽在北宋《开宝藏》出版之后三十年左右便开始刊刻同样工程浩大的辽藏，足见其印刷业实力之雄厚。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始建于道宗清宁二年（1056），正是辽藏刊刻接近尾声之际。但塔内所出辽刻本，最晚的有天祚帝天庆年（1111～1121）所刊《菩萨戒坛所牒》，已至辽的末季。此时金已崛起，不断攻辽，而辽境内也有武装反辽势力，社会处于战乱，此时佛宫寺僧为保存佛经免于兵火，乃将其藏入木塔佛像之中。出土物显然是经过僧人长期使用过的，再匆匆藏于佛胸之内。幸有这批辽刻本再现于世，填补中国印刷史中一大空白。
  应县木塔内还发现一些单刻佛经，共47件，如《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及《成唯识论》等。其中《妙法莲华经》卷四有“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印造”之题记，但显然不是坊刻本，因为同卷还有“经板主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冯绍文，抽已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一部，印造流通..时太平五年岁次乙丑八月十五日乙丑记”之牌记，则刻印经的日期为1025年9月9日。
  太平五年为辽圣宗（982～1031）时的年号，这时还未开雕辽藏，故冯绍文乃出资仅刊一部《莲华经》。此经为卷轴装，后僧人为诵读方便改为经折装，但卷轴装的痕迹仍清晰可辨。而《大方广佛华严经》刊于道宗咸雍三年（1067），因为在这一年二月“颁行御制《华严经赞》”。八年（1072）秋七月丁末，“以御书（御制）《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②，显然道宗御制《华严经》赞颂连同经文本身同时出版。同年（1070）十二月道宗还破例地“赐高丽佛经一藏”③，则想必指此辽刊《华严经》而言。有的辽刻佛经因属残卷，署年款卷缺，但可从残卷题记中知道刊刻地点及刊刻者，如《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十题记为“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则此经为弘法寺奉旨校勘与刻印的寺院刻本。《新雕诸杂赞》标明刊印于燕京大悯忠寺，即今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可见辽代官刻本、坊刻本、私人刻本及寺院刻本应有尽有。
  从应县出土物中还可看到，当时除刊印数量巨大的佛经外，还刻印单张的佛像画，但幅面比五代时的刊本佛像更大、画面更为复杂。引人注意的是《炽盛光九曜图》，为整版雕刻，画面高120厘米、宽48厘米（3.6×1.4尺），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单张木刻版画。另一件题为《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描写药师佛向诸弟子说法的情景。此佛像画面高77厘米、宽36厘米，也是整版雕刻。这两幅大佛像皆印以麻纸，画面刻工精细，线条流畅，印成后再在画面添色，十分美丽可爱。
  辽代除刊刻佛经、儒家经典外，还刊刻史部及子部著作。《辽史》卷二十二《道宗纪》载，咸雍九年（1073）冬十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显然，这些史书是由国子监博士校勘过的官刻本，由朝廷颁行于各地学校当教本用。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工具书或教本，也是辽印刷业的热门出版物，如唐人李瀚的《蒙求》辽刻本（图10-10）1974年于山西应县木塔内被发现。此书共3卷，由四言韵语写成，内容为叙述历史人物言行故事，共2484字，历代被视为蒙学课本。现仅存7页，每页20行，行16字，印以白麻纸，蝴蝶装。辽代僧人行均（957～1017年在世）于圣宗统和十五年（997）所著的《龙龛手镜》四卷是历史上一部著名的汉文字典。行均俗姓于，字广济，燕京人，精文字之学，其《龙龛手镜》收26，430字，注释16.3万字，注反切，有简短释义。值得指出的是，还收入了流行燕京一带民间的俗字如歪（wai）、甭（béng）及孬（nao）等，至今还在北京话中使用。此书辽刻本曾传入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艺文》说“观其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元丰、元祐年间蒲宗孟得辽本后在杭州翻刻，南宋初再重刊。此书还传入朝鲜和日本，也被刊刻过。
  据记载，辽代还于乾统年间（1101～1110）刊刻过晋代名医葛洪（281～341）的《肘后方》八卷，书中选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方、验方及灸法。据元代人苏天爵（1294～1352）《滋溪文稿·三史质疑》所载，耶律楚材（1190～1243）家藏有耶律俨（？～1113）《皇朝实录》和行均《龙龛手镜》的辽刻本。《皇朝实录》共20卷，由耶律俨与萧韩家奴（956～1026年在世）共同编成，叙述遥辇可汗至兴宗以来的事迹。此书后来也传到朝鲜和日本，并重印。山西应县木塔中还发现一些辽刻的卜筮之类著作。辽刻本像朱刻本一样也有避讳，从出土实物观之，似乎没有宋代那样严格。
  二 金的雕版印刷
  原隶属于辽的女真族各部，由完颜阿骨打统一后，1115年建金政权于东北，其后势力渐大，灭辽后又南下攻宋，1126年攻占北宋京城开封，将大量图书、书板及印刷工人掳至北方，迁都燕京（今北京），号中都，因之这里成了金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载，凡《易经》、《诗经》、《书经》、《仪礼》、《周礼》、《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家经典、十七史及《老子》、《荀子》等书，“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这是女真统治者为在其新统治区巩固政权而推行的发展汉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1130年在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建经籍所，出版官刻本，民间书坊也逐步发展，山西这一带成为金的印刷出版另一中心。
  有名的金代大藏经或《赵城藏》，即于1140～1178年间据北宋《开宝藏》而刊刻于山西，全书共7000卷作卷轴装，体现金代刻书技术的综合水平。1214年迁都于开封，号南京，又从中京运来大量图书及书板，开封成为金的第三个印刷中心。这些书板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金代除刊刻儒家经典、文史、宗教之类书之外，也像宋代那样刊印了不少科学技术和医学著作，如1164年刊《重校圣济总录》、1186年刊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刘完素《伤寒直格》、1214年平阳重刻《证类本草》等。河北境内宁晋的荆家书坊，可称之为“北方的余氏书坊”。金刻本由于模仿宋刻，在版面形制、字体等方面，都有宋版书的遗风（图10-11）。
  金刻本由于模仿宋刻或直接用宋板翻印，因而在版面形制、字体及刀法上与宋版书很相近，被版本学家所看重，流传至今的也仍可看到。由于宋、金南北相邻，南宋流行的著作很快为北方读者喜爱，并加以再版。金代版画艺术水平也较高，可与宋的同类作品相比。金统治者还于1154年首先在中都印发纸币，称为交钞，也同样模仿宋代，但以七年为期，到期以旧换新。
  女真族上层人物多通汉文，读汉籍，最初没有本民族文字，后来借用汉字及契丹字创制女真文字，名“大字”，于1119年颁行，1138年又造“小字”。女真字介于汉字及契丹字、西夏字之间。由于有了本民族文字，于是设女真国子学，让贵族子弟就学。1164年起有些汉籍如《史记》、《汉书》、《易》、《书》、《论语》、《孟子》、《孝经》、《春秋》、《老子》及《贞观政要》等还曾译成女真字，供士子学习。金代统治的一个多世纪内，在中国北方对发展和普及印刷技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各种原因，保留至今的金刻本，甚至比宋刻本还少。平阳出版的书，又称“平水版”，数量相当多，可称之为北方的建阳。北京图书馆藏有唐人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金人魏道明《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及《刘知远诸宫调》等。金代贞祐宝钞的铜板，近年于山西绛县发现①。
  三 元朝的雕版印刷
  继宋、金之后，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蒙古大汗尤其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懂得“在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的道理，乃从耶律楚材（1190～1243）、许衡（1209～1281）、吴澄（1249～1331）及姚枢（1201～1278）等人之议，发展儒学、不改汉制，兴学校行科举，让汉人与政，从而巩固了在中原的统治。灭金后，蒙古统治者将金南京开封所藏各种图书、书板及刻书工匠解送北方，早在太宗八年（1236）即从耶律楚材议，于燕京设编修所，于平阳设经籍所②，主持图书出版，使金代这两个印刷中心重现生机。灭南宋后，再将临安（今杭州）及附近地区图书、书板、学者与工匠转至北方的大都，因此元代雕版印刷是直接在宋、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宋代印刷之余续。
  元代官刻图书机构在中央有国子监、秘书监（1273年立）、兴文署（1290年立）及太医院、司天台等，地方有各路、府、州及郡县的儒学、书院或其他机构。民间刊印书者多为各地的书铺及少数私人家塾。由于元代时间较短，总的说还比不上宋代刻书之盛，但仍出版大量图书，而且在印刷及装订技术上有新的发展。元代出版印刷法令规定，各地出书先向所在路（省）肃政廉访使司等地方政府部门提出申请，有时呈至中央的礼部、集贤院等，有时呈中书省或其地方派出机构看过，才能出版。
  明人陆容《菽园杂记》（1475）卷十云：“今（明代）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出版。此法可救今日之弊”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节更据传世元刊本有关牌记，列举不少实例说明有关刻书的申请程序。“有径由各省守镇分司呈请本道肃政廉访使行文本路总管府下儒学者。有由中书省所属呈请奉准施行，展转经翰林国史院、礼部详议，照准行文各路者，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②。在执行过程中后来有所松弛，事实上也不可能想像元代出版那么多书都由中书省及其地方派出机构逐一审看。
  元代中央机构中国子监、兴文署及秘书监所出版的书，传世或著录的不多，看来没有宋代之盛，但考虑到至元十年（1273）时只秘书监就集中1062名刻书工匠，其所出版的书亦当不在少数③，只能说因战乱而没有流传下来。以兴文署为例，至元二十七年（1290）曾出版《资治通鉴》等书，现已不得见原本。另一方面各地方机构，首先是各路儒学及书院出版书的积极性很高，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大德年间（1305～1306）出版的九路本十七史。此即江东建康八路一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八路及铅山州）之儒学及官署联合集资出版者④，这些地方分布于今安徽及江西一带，也是盛产纸、墨之地。
  各路儒学及书院还出版过一些大部头类书，如抚州路所刊唐人杜佑《通典》200卷、1324年杭州西湖书院刊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348卷、庆元路刊王应麟（1273～1296）《玉海》200卷、1320年圆沙书院刊章如愚（1170～1230在世）《山堂考索》212卷及庐陵武溪书院刊祝穆（1197～1264在世）《事文类聚》237卷等⑤。各地方官刻书除史籍外还有儒家经典、子部书及小学书等，如1299年江西铅山广信书院刊宋词人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图10-12）1321年再刊元人王恽《秋涧先生文集》（100卷）等。婺州路儒学1337年刊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集庆路儒学1333年刊元人王构《修词鉴衡》等。同时还出版一些科学著作，如茶陵东山书院1305年刊《梦溪笔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1229年刊《大德重校圣济总录》200卷，江西官医提举司1345年刊元人危亦林（1277～1347）《世医得效方》，湖广官医提举司1306年刊《风科集验名方》等。像宋代一样，元代各私人经营的书坊是又一支刻书的生力军，著名的书林仍集中于原有地区。建宁路的建安、建阳（今福建）是宋代出版中心之一，元代仍如此。建安著名书坊有余志安（1300～1345在世）的勤有堂，刻书最多，包括1304年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311年刊《李太白诗》，1312年刊《杜工部诗》，1332年刊《唐律疏义》，1335年刊元人苏天爵著《国朝名臣事略》、1349年刊《前后汉书考证》及科举应试文集（1341年刊）等。建安虞平斋的务本堂于1327年刊元人肖镒《四书待问》、1335年刊赵孟頫《赵子昂诗》及1346年刊《周易程朱传义音训》等。建安刘锦文的日新堂1335年刊宋人陈彭年（961～1017）《广韵》、1352年刊元人刘瑾《诗集传通释》等。建安叶日增的广勤堂1330年刊宋人林亿校的《王氏脉经》、宋人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及宋人徐居仁编《千家注杜工部诗》等。建阳刘君佐（1284～1344年在世）的翠岩精舍1314年刊《周易传义》、1327年刊《诗集传》、1329年刊《新编古赋解题》等。这都是些有代表性的建本刻书书坊，其刊本不少仍流传至今。
  浙江虽为南宋最大的印刷中心，但现传世元代坊刻本中浙本反而较少，所见有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刻《波罗蜜经》及杭州睦亲坊沈八郎刻印的《莲华经》等。在北方，山西平阳仍是几可与福建建阳相比的书坊集中地，如平水许宅1306年刊《证类本草》、平水曹氏进德堂1299年刊《尔雅注》、平阳张存惠堂的晦明轩1249年刊《证类本草》、1253年刊《音注精义资治通鉴》120卷等，其见于著录或藏书目之中。其他地方的书坊也出版不少同类书籍。